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
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

觸及靈魂革命的真相

　　毛澤東發動「文革」做最後一搏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有人以「全面內戰，打倒一切」來形容「文革」，這是從現象方面的觀察。就實質而言，我認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講得很清楚：

　　黨和毛主席教導我們，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武裝起來，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　　改造主觀世界，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學者（術）權威」卻硬要把我們拉到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泥坑中裡去，挖我們的社會主義牆腳。大敵當前，我們必須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堅決向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展開堅決的毫不留情的鬥爭。

　　所謂「無產階級世界觀」，及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或唯物史觀，也就是社論引毛主席說：「我們承認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毛澤東自從搞「三面紅旗」運動徹底失敗之後，它完全沒想到要趕上英美的工業化，不是用「土法煉鋼」，用「大躍進」的方式可以達成，更沒有想到共產主義社會僅是一種幻想。當「改造客觀世界」的願望受挫，他把責任歸咎於「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因此轉而「改造主觀世界」，所以社論說：「我們要抓意識形態，抓上層建築」，理論根據是毛對正統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修正：「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指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依社論所說，包括「在文化戰線上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舞臺，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傳，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所謂「搞帝王將相」，原是毛罵文化部的話，這裡可能是指在北京是彭真的庇蔭下，鄧拓發展的《燕山夜話》，鄧拓、吳晗、廖沫沙合寫的《三家村札記》。在毛看來，這些文章都是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而姚文元批評吳晗《海瑞罷官》歷史劇的文字，最初在北京卻發表不出來。

　　「才子佳人」是指非意識形態、非政治掛帥的文藝作品；「洋人」是指那些搞西洋學問的人；「死人」是指那些搞傳統學問的人。「學術權威」乃諷刺語，指以上這些人物，自以為是權威，實際上是在「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這篇社論真正要向社會大眾宣示的，就是最後那兩句話：「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篇社論發表時，毛澤東為鼓勵「文革」的第一把火已經放出。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走廊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然向劉少奇宣戰，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命運，蓋已註定。因此「文革」的重頭戲碼，反而是落在人數眾多的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身上。一般人民較容易馴服，反右運動之後，被毛澤東視為心腹大患的，仍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在知識界、學術界有名望的人，「文革」時〈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主要的對象就是這些人，下面舉一些實例，看看他們如何對這些人展開「毫不留情的鬥爭」：

（一） 血的洗禮

　　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一九三四年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後，赴德國留學一九四一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六年回國任北大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直到一九八三年退休（「文革」期間除外）。這樣的經歷，不可避免地會成為鬥爭「學術權威」的對象，下面敘述的，是季氏自述「又經過一場血的洗禮」的一個場景。

　　這一天，在鬥爭大會場的主席臺上擺著三件東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裝著燒焦的舊信件的竹籃子；一是畫了紅ｘ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擺這些東西的目的，是為了激起現場群眾的仇恨情緒。

　　一陣「打倒、打倒」的口號之後，主席恭讀《毛語錄》。此時被鬥的主角正做著噴氣式（兩手向後，上身前彎），聆聽著一位校內同事，對他誣衊、捏造、羅織的種種罪狀。於是有人圍上來，對他拳打腳踢，打到不支倒地後，再從地上拖起來，又是一頓更激烈的拳打腳踢，圍攻的人中，有季氏系裡的學生。一直到這群施暴者打疲了、打累了，玩夠了，才打被鬥者逐出場外，可是其他情緒亢奮的群眾，仍餘怒未息，又追上來拳腳相加的毒打。

（二） 工人整知識分子

　　「文革」時叫得最響亮的口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誰是無產階級？依毛澤東的解釋，應該是指中下農和工人，但在毛當權的年代裡，除了少數樣板人物，這些所謂無產階級，同樣是受害者。「文革」運動中，工人大翻身，以北京大學一些老教授的遭遇為例，在工人監督下，每天早晨八點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十二點回家，下午兩點再去，六時回家。勞動的地方很多，工作的性質很雜，無論多髒多累的工作，只要工人一聲令下，就必須去幹。此時教授們成為可任人驅使的牛馬，工人卻像押解犯人的牢頭禁子。開鬥爭大會時，工人是主宰者，只要他們高興，可隨時賞給老教授們耳光。

（三） 任人踐踏侮辱

　　反右運動時，知識分子人人自危。領導幹部有整人的特權，可任意把屬下劃成右派。一旦被打成右派，就可能被軟禁失去自由，或被下放去勞動，成為社會的賤民，但被任意毒打的情況則甚少見。到「文革」時，知識分子遭任意毒打，甚至被打死，已很普遍，這不但不犯法，且被視為「革命行動」，而受到尊敬。

　　以北京大學「學術權威」的遭遇為例，他們除隨時可能被揪去批鬥，每天要準時勞動，此時他們被視為「黑幫分子」，滿臉晦氣，目光呆滯，身上鶉衣百結，滿是塵土。南宋遺民鄭所南對元代的社會有「九儒、十丐」之說，「文革」時的「學者權威」，同叫化子已差不多了。

　　「學術權威」每天勞動完畢回家時，連大路也不敢走，因怕碰上滿街遊走的紅衛兵（當時已「停課鬧革命」）。不要說是紅衛兵，對「黑幫分子」，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一拳或一個耳光，都是「革命」義憤的表現。小孩子會對他們丟石頭、吐口水，甚至拿石灰向眼睛撒。在這種情況下，被罵不敢還口，被打不敢還手，只有像喪家犬夾著尾巴逃跑。

（四） 牛棚生活

　　我到現在都無法確切了解，為何「文革」時把知識分子稱為「牛鬼蛇神」（語出《紅樓夢》），但可以意會到，那是把知識分子身上，任何一點可珍貴的東西，全盤剝落，打入到佛教所迷信的十八層地獄那種「非人」的境遇。「文革」時鼓勵「橫掃牛鬼蛇神」，已不像延安整風時，毛澤東所標榜的「治病救人」，它希望把那些「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全部毀掉，它不用蘇聯那種極端的方式，乾脆把你送上刑場或瘋人院，它發明一種新的方式，讓你住進「牛棚」，使你長期受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在北京大學的「牛棚」，是外文樓和民主樓後面久已荒廢充滿濕氣霉味的三排平房，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晚上睡在鋪上席子的濕磚地上，白天蒼蠅成群，夜裡蚊子成堆。每間屋子牆上都貼著〈勞改罪犯守則〉。

　　根據守則，清晨六點起床，然後被罰繞著院子跑步。接著到食堂買窩頭和鹹菜充作早飯，「勞改罪犯」每月生活費十六元五角，中午和晚飯的菜色只有鹽水拌黃瓜、清水煮青菜，因勞動量大，經常在飢餓之中。「罪犯」們不許在食堂內坐著吃飯，只能在樹底下、臺階上蹲著進食。任何時刻走在路上，在監改人員監視下，是不許抬頭走路的。

　　早飯後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勞動任務。此時校內所有工人都不再幹活，所有的工作都由「勞改罪犯」們分擔，工人變成監工和牢頭禁子。每天出發勞動之前，必須抄錄背誦一段往往相當長的「最高指示」，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可能要你背誦，倘若背錯一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勞改罪犯」被叫到辦公室，須先喊一聲「報告」！然後垂手肅立。監改人員提一句《毛語錄》，你必須接下去把整段背完，背錯一字，要怎樣懲罰，就隨他的高興。有些高齡老教授，常因此被打得鼻青臉腫。監改人員對「勞改罪犯」講話，一開口就是「國罵」──「文革」時最流行的詞彙──除了說「媽的」之外，還有「你這混蛋」、「你這王八蛋」等等。

　　勞動了一天，晚飯後仍不能休息，還有一天當中最重要的節目上演，這節目叫做「晚間訓話」。全體「罪犯」在兩排「牛棚」間的小院子裡集合，每天由不同的像是上面派來的監改人員訓話。所謂「訓話」主要是抓小辮子：一是從每天勞動中挑毛病；一是由「罪犯」們每天的書面思想彙報中找「問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每晚總是有人被選中，當被點到名字，即刻就有兩位年輕力壯的監改人員，走上前去，用批鬥會上常用的方式，倒剪雙臂，拳頭按在脖子上，押出隊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腳踢。

　　歡樂的場面，人人喜歡，受苦和慘劇的畫面，對人也很有吸引力，「牛棚」裡的「晚間訓話」，總有知識分子受苦挨整的場面，所以就成為吸引大量觀眾，很有看頭的場景。在「勞改罪犯」中，還有重病在身，行將就木，連吃飯都起不來的老教授，仍堅持要他躺在床上「改造」！「晚間訓話」的戲演完，如監改人員認為你有問題或他看不順眼的，還要在屋外樹下，以類似「噴氣式」的姿勢罰站。

（五） 忘掉自己的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是中國儒、釋、道三大傳統共同術語，原來的意思是在修養的過程中，必須恢復或回歸生命的本質，剝落掉在成長歷程中不合理想的習染成分。「文革」時要求忘掉自己的本來面目，與精神修養無關，而是要你知道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論你過去曾是學術權威或百戰英雄，除非你能認同無產階級的價值，你將一無價值可言，因此你必須接受「改造」。

在改造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天天要寫交代，交代自己和祖宗八代的罪行。
假如有人在舊社會吃公家飯的，那一定是國民黨的特務；如果家中蓋過新房子的，那一定是貪污來的；如果有家人親戚在香港、在海外，那一定是資本主義；所有的大帽子，都要你自己為他們戴上。

家世的材料「挖」光了，就由知識分子的思想、作品上去「挖」。思想和作品，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資產階級文化」，建國後新的東西又可被打成「修正主義文化」，所以要挑你的毛病，要數你的罪狀，你絕對無法逃出被羅織的文網。造成的後果，大家只念一本書：《毛澤東選集》，別的書都是反動。

　　以上的描述，大抵可以了解「文革」時所謂「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部分真相。三零年代就投身革命的作家韋君怡說得好：「這是一個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啊！」不要到「文革」，所有知識分子從反右運動開始，就在這個磨子縫裡討生活。

　　季羨林這位百劫餘生的老學者，對他的「牛棚」生活反思的結論是：
　　　　
　　我覺得，「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終所搞的一切活動，不管他們表面上怎樣表白，忠於什麼什麼人呀，維護什麼什麼路線呀，這些都是鬼話。要提綱挈領的話，綱只有一條，那就是：折磨人。這一條綱貫徹始終，無所不在，左右一切。

「折磨人」在心理學稱為「虐待症」，佛洛姆對虐待症本質有如下的說明：

　　我認為，一切虐待症的共同核心是絕對的、無限制的控制另一個生命的一種激情，被控制的是一隻動物也好，一個兒童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逼迫一個人忍受痛苦或屈辱，而沒有力量保衛他自己，這是絕對控制的一種表現，但不是唯一的。絕對控制另一個生命，等於是把這個生命變造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財產，而自己則變成了這個物品的神……對另一個人行完全控制，是使他變成殘廢，窒息他，阻礙他的生長。

　　這段話有助於使我們了解，在「文革」時所謂「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落實在知識分子身上，實際的效果是什麼，以及帶給知識分子人格上和精神上的傷害有多大、多深！

創造性的毀滅──文革浩劫的直接因素

　　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起因，我的看法，應該有三個層次：第一是文革的根源──探討文革思想的源頭，這方面到目前為止，學界還很少涉及（中國大陸的環境也不允許這方面的深挖）。第二是文革的起因，從反右、大躍進、彭德懷事件等，都已有不少研究。第三，就是即將探討的「直接因素」，直接因素與「文革的起因」攸關，之所以加以區分，是因為沒有臨爆點上的催化劑，「文革」未必就會爆發。

臨爆點的因素其一：江青的角色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玉石俱焚的毀滅性遊戲，那麼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就是毛處心積慮製造出來，極具爆破力的那條引爆線。毛要把文革的局面搞得天下大亂，假如沒有江青這號人物，還真的未必能如願。

　　江青並非簡單人物，更非一般人心目中的「女流之輩」，在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她應該是「新女性」的一種典型，年紀輕輕在上海灘雖非一流明星，但在感情生活上卻鬧得滿城風雨，且演出坐牢、自殺的戲碼。當上海的環境無法生存，她竟選擇了延安，並勾搭上毛澤東，當時正值抗日運動高潮，成千上萬男女知識青年，因國民政府抗日政策不明確，紛紛奔赴延安，江青能夠獨獲青睞，證明江青確有一定的魅力。江青與毛的婚姻，當內老同志很少贊同的，因毛的堅持而有三十年不干政之約，這些老同志到文革時一一遭到報復。以毛澤東那樣的性格，做他的妻子，談何容易？江青隱忍了三十年，當毛要發動文革時，黨、團的力量都無法運用，只好把江青推上歷史舞臺，讓她闖一下：成功，當然是我毛澤東，失敗，你江青自己負責。

　　江青當然是有野心的，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當毛一心要發動文革，江青就成為他打前鋒的角色。毛交給江青第一件重要任務，就是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原來海瑞曾是毛讚揚的一為清官，吳晗為了響應號召，才寫出《海瑞罷官》這一齣歷史劇，當此劇產生廣大迴響，毛開始懷疑其別有用心，認定是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冤屈的彭德懷鳴不平。

　　一九六零年春，黨內對立的氣氛已很緊張，無論是黨中央或北京市，都已被毛視為「獨立王國」，要由北京發起批《海瑞罷官》根本不可能，於是江青以「地下欽差」的身分到上海，找毛的寵臣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長柯慶施，在柯所組織的包括張春橋、姚文元的寫作班子討論後，最後由姚文元寫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最先由上海《文匯報》發表，北京輿論界不予理會。自從毛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搞得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劉、鄧等放出的信息是：你老毛把國家搞成這樣，以後最好少管。一生從不服輸的毛澤東，如何能忍下如此屈辱，遂以上海為基地開始「北伐」。上海本是江青的發跡地，她真有本事使上海成為「天下大亂」的亂源，北京的中央高層和北京市當局，大概都沒有料到毛已決心要玩一場「與汝偕亡」的遊戲。由批判《海瑞罷官》到批判《三家村札記》、到整北京市委，終於成為「文革」的引爆點。

　　江青如果不是毛的妻子，政治上大概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實質上是毀滅文化的所謂「文革」，是以「江青京劇革命」所啟動的，最早遭殃的就是這一行。嗣後，她的魔掌伸到哪裡，哪裡就會人仰馬翻。「她立意就是要把天底下礙眼和不順眼的，一榻括子置於死地。甚至為了日後取得第一把交椅，她一舉殺盡知情者，從而又強姦歷史，為自己塗脂抹粉。然而歷史並不那麼馴順，於是就不惜一切地搜尋消滅自己在三零年代遺下的醜惡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