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十九世紀晚期大史學家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除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之外,還有一句名言:「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這裡所說的「壞人」,遠遠超出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意義,他具有使千萬家庭破碎,社會秩序瓦解,甚至使國族消亡的力量。
「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在人類近代史上,是一位世界級的革命巨人,要深入了解他一生的功過得失,由性格的角度切入,特別是精神分析方面,雖不是唯一有效的,但本書充分證明,這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韋政通教授早年受佛洛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一書啟發,並由於近十年來兩岸交流,而對毛澤東所締造的中國,有機會做一番研究與觀察。作者認為只有深入瞭解人性的罪惡,才能真正覺悟到防止橫暴權力的機制的建立,對我們是多麼迫切、重要。
作者借用人格心理學對人格特質的分類法,對毛澤東及其複雜的性格各層面,做了相當的描述和分析。內容涵括其成長與學習過程中的性格塑造、環境時勢下性格與權力爭奪的動態歷程,以及烏托邦理想與革命熱情如何的萌發至炙烈,並點出如此性格之下精神狀態所造成的歷史空前的種種災難等等,看半世紀以來,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如何牽連交織著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與世界歷史的變化。
作者簡介:
韋政通
江蘇鎮江人,早年因勞思光先生啟蒙,立志向學,並受牟宗三先生影響,走上學術思想道路,扮演著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一九五八年由徐復觀先生大力相助,以著作檢定獲教師資格。曾任中國文化學院等校副教授、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科主講中國哲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指導,《中國論壇》半月刊編委會召集人,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顧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編委等。
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大學時,應聘為北京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一九八四年起與傅偉勳教授合作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著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等三十一種,詳見本書附錄。
章節試閱
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
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
毛澤東的性格與權力──無限風光在延安
這裡所說的「無限風光」,是指毛澤東權力的上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曾是千萬青年憧憬的「革命聖地」。
認為延安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這一點是很有見地的。首先,假如經過萬分艱苦的長征,最後落腳的根據地是一繁華的都市,這群生還者極可能迅速腐化、精神渙散。貧脊的環境反而能激發他們奮鬥的意志,孤陋寡聞反而更能堅定他們革命的信念。其次,由於延安是個相當封閉的地方,發生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已使它成為一相對安全的地方。具備這些內外的條件,才使毛澤東有機會徹底整頓他的黨和他的軍隊,並展開範圍廣大、內容複雜、曠日廢時的整風運動。
所謂「延安精神」,當然不可能單指那種苦幹實幹、堅忍不拔的表現,它與整風運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沒有整風運動,也就不可能有所謂延安的精神。評價整風運動,是一個複雜而又困難的問題,在思想層次上,如認為革命是不當的,那麼對整風運動的所作所為,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否定的態度。在歷史層次上,像中共官方所說,毛澤東領導的整風運動,代表光榮的勝利,如跳出官方的觀點,就不必然會有相同的結論。雖然評價問題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很不幸地,一碰到權力問題,不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專制、獨裁、民主、極權,都難免會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世間的黑暗和人性的墮落。從這個角度來看整風運動或延安精神,不僅覆蓋著一層陰影,且瀰漫著恐怖的氣氛。
整風運動-毛澤東權力的巔峰
(一) 解決王明的挑戰
在國內能與毛澤東爭奪權位的,是張國熹、博古、洛甫、周恩來,長征以後,這四位雖談不上臣服於毛,但已不足以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共產黨之誕生,是胎育於俄十月革命,這種「血緣式」的關係,使中共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是以共產國際為後台老闆的國際派當權,且不說陳獨秀的過渡期,從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如此。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不斷受其壓抑。長征後,正當毛的權力上升之際,國際派的最後一張王牌王明從蘇聯回來了。
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偕同陳雲、康生乘坐蘇聯的飛機抵達延安,因同年八月,中蘇兩國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已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王明就是從莫斯科經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來到延安。他已去國六年,一直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等職務,所以有人說他是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延安的。
所謂共產國際,是在蘇聯控制之下的,這次交付給王明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強化國共之間的統一戰線,全力支持國民政府抗日戰爭。「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以抗日宣傳,使國民黨在輿論上屈居下風。長征結束,為求自保,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會決定採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次年十二月一日,當國民政府以兩百六十個團的兵力向陜北進逼時,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共十九人,具名致函蔣介石,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藉〈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時,頗能引起與會者的共鳴,使持不同想法的毛澤東,一時陷入孤掌難鳴的困境。
毛的想法,聯蔣抗日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希望爭取使共產黨壯大的時機,將來能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性的政權。這個想法在當時不能明言。在公開場合,毛不能不支持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政策,僅能就於統一戰線的原則下,中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問題與王明周旋。依照共產國際「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指示,必要時是可以放棄獨立自主的。共產國際的指示,不是為中國謀,而是為了蘇聯本身利益的考慮。一九三零年代初期,在德國、義大利、日本向外擴張的形勢下,對蘇聯顯然不利,蘇聯當局希望有一天面臨納粹德國侵犯時,中國戰場有力量阻止日軍可能的夾攻。就中共歷史的演變而言,當然要佩服毛澤東當時的深謀遠慮,如照王明的國際路線幹下去,中共可能消失在國共的統一戰線之中。不過在十二月的會議上,王明是佔上了風,對毛澤東則是一次挫折。
十二月會議後,毛仍主管軍事,張聞天仍負責黨務,主管統一戰線的王明與博古、周恩來駐武漢,這期間王明常與毛唱反調,且向莫斯科告洋狀。對立的情勢,到一九三八年九至十一月召開的六中全會開始逆轉。
王明在黨內得意,主要的靠山是莫斯科,毛要解決王明的問題,必須採釜底抽薪之策。毛推派親信任弼時(
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毛澤東的性格與權力──無限風光在延安 這裡所說的「無限風光」,是指毛澤東權力的上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曾是千萬青年憧憬的「革命聖地」。 認為延安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這一點是很有見地的。首先,假如經過萬分艱苦的長征,最後落腳的根據地是一繁華的都市,這群生還者極可能迅速腐化、精神渙散。貧脊的環境反而能激發他們奮鬥的意志,孤陋寡聞反而更能堅定他們革命的信念。其次,由於延安是個相當封閉的地方,發生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