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叢書出版總序
台灣「外省人」之多重側寫
你以為懂，其實也不一定懂很多的「外省人」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晚近台灣所充斥有關多元文化、族群國族主義的論述中，「外省人」三個字（有時有、有時沒有加括弧），經常以一種不確定或有疑問的類屬方式出現。我們應該如何適當地理解「外省人」？過去，我們會追問他們究竟是不是一個族群？如果不是，那他們有沒有類似族群的集體意識出現？該被稱為異地新生的「新住民」，組成台灣人的「四大族群」之一？或者，該被稱為是無法忘懷大陸的流亡（在台）的中國人？通過世代差異與通婚等這些人口結構上的因素，又產生了什麼問題？就階層來說，「外省人」是統治階級？他們自認為「高級」嗎？是否有很多被遺忘，屬於底層階級的「外省人」？甚至，我們也可追問：「外省人」為何要自稱為「外省人」？難道是自外於台灣？他們是不是「愛台灣」？「真的愛台灣」嗎？
對於上面這類可能針鋒相對的問題，何謂「外省人」、「外省人心態」、「外省人意識」等，不論是提問的人，或者回答的人，大概都自認為懂得這個問題，能給予明確的答覆，或者有一套自成的歷史觀、價值觀與邏輯，並呈現出壁壘分明之姿。但果真如此？我們真的熟諳所謂「外省人」的相關問題？
這套叢書，源起「台灣『外省人』相關學術論文改寫出版計畫」，由「外省台灣人協會」主辦，「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贊助，「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協力出版；共動員了四十幾位作者、六位主編及三位編輯，協力完成的一套叢書五本。在編纂這套叢書時，編輯委員們拒絕「統一並解決『外省人』問題」的基本立場。我們不想安下定論，因為「外省人」，或者任何與族群想像有關的其他人群團體—不管是黑人、白人、阿拉伯人、中國人、台灣人、上海人、印度人，我們一旦試圖做出族群或者民族的定論，便可能立刻面臨各種反證挑戰，成為被「解構」的對象。但若我們全無任何「外省人」的想像，又如何能進行這樣的集體書寫計畫呢？
為解決此問題，透過翻閱眾多的碩博士論文，我們發現在過去二十年間，有多達百篇以上嚴謹的博碩士論文以及廣義上的「外省人」研究。而這些研究，倒不一定都是所謂族群研究、認同研究，其中有可能是人物、歷史事件、居住空間、文學等等不一而足。
這裡因此產生一個矛盾。一方面，有針對性的、普遍性的族群想像問題，往往立場分明，訓話與反訓話不斷；另一方面，卻又有許多相關的學術研究知識，似乎和前面這些政治話語不盡相關。這似乎反映出我們面臨的時代特色：政治正確與敏感性，限制了我們對議題的多元想像。如何拉近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如何讓台灣社會，甚至華人社會，能有多角度、更多面向觀看當代所謂「外省人」問題？
基於這兩種不同的考慮，我們預期這五本書的總效應，或者編輯者的共同動機：一方是「建構」的，透過不同主題意識，不同文本策略（以及文體），「建構」出有關外省人的多重側影；但同時又是「解構」的，因我們一進入種種可用來建構外省人的代表案例時，發現原來他們也能如此鮮活，他們不一定是典型，也不一定能組成一個完整又有邏輯的族群圖像，反而讓人更難以定位那個括弧中的「外省人」；本叢書所呈現的「外省人」圖像，以及呈現的方式，就像「沙拉盤」，而不是可以拼湊成完整一片的「七巧板」。
文章經過編輯會議選定之後，為適合社會大眾閱讀，又要保持學術研究的審慎基礎，我們邀請原作者根據自己的論文研究，進行改寫、或重寫，希望讓更多的人，不管自認為是或不是「外省人」；自認為了解或不了解「外省人」的讀者，都有機會和我們一起行動：這是建構與解構，認識、再認識又重新認識的閱讀過程。
我們通過不同「主題」面向切入這個看似熟悉的議題。初始在提供有關外省人的想像，最終則避免建立一個完整「外省人的大敘事」的刻板印象。五本書也可各自獨立，依目前排定的出版順序，要旨大約為：一是以「外省人」的「國」為題（張茂桂主編）—「國」，狹義來說是國家認同的問題，這是容易讓人激動的現實政治問題；「國家」既是種象徵，也是種制度實體。但廣義來說，我們不是在呈現國家認同，而是在呈現個人與集體（碰巧可用「國家」這個概念範疇表達）的情感、道德情操、倖存與策略的交織共構。
主題二是談早年來台，第一代「外省人」在台灣的流亡。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段生命經歷，特別以「離」與「苦」為題（李廣鈞主編）。「離」是流亡開始的剎那，時間並不是發生在一九四九年大遷徙，可能要更早；關鍵時間應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之間，自此，「離」成為自覺的「不能逆轉」，成為「永無返回」的人生處境。而鄉愁成為一種心境上持續的牽絆，以及無法忘懷的情感課題。「離」是第一代外省人、跨階級的普遍經歷；而「苦」，雖然也可能是因「離」而起的難言之痛，但也有更多社會學所說的「物質匱乏」與底層階級的生存困境問題。同樣的流亡經驗與鄉愁，在不同階級卻有完全不同的體驗與生存策略。
主題三是談家園的建立與想像，特別是和「眷村」（但不限於眷村）有關的書寫（張翰璧主編）。「眷村」有多種意義與形象，因為觀察者的立場角度而有不同。其中一個少見的角度是，通常被認定為外省人聚落（但事實並非如此）的「眷村」，其實是在現今有效率的「組合屋」出現前，國家依賴國內、外援助物資，安置第一代外省人（為主）的「半永久性的集合住宅」。這個臨時性的集合住宅，多半納入了國家的管理，逐漸發展出軍公教福利制度的保障，也逐漸發展成有特色的「社區」，也是往後在這裡出生與成長的第二代、甚或第三代，真實的「家園」，以及日後懷舊的對象、堪可歸屬的「故鄉」。
主題四是國家制度/權力對於軍人（來台外省男性）「成家」的限制，或者說，是國家對生育、繁殖欲望、文化與情感的控制。另外，戰爭與流亡對年長外省男性在台灣婚姻「市場」上的競爭也相對不利，成為婚配上的限制（范雲、沈秀華主編）。在這兩種限制下而引發的各種有關性別、親密關係的配對，或者和「通婚」有關的社會現象，以及相關問題。我們社會對於上一代的跨省籍、跨族群的「通婚」，有時稱頌，有時歧視，視通婚者的階級地位而決定。時至一九八○年後，當時因開放大陸探親觀光，老兵再婚、再娶大陸籍配偶成為可能，一種新的「通婚」形式與兩岸家庭的現象，再度挑戰「普遍公民權」、「國家安全」、父權社會、多元文化與平等．．．．．．等價值規範。
主題五是有關外省人的職業分布、資源與階層流動，涉及關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楊聰榮主編）。一般社會學或族群研究者，很自然地將「外省人」當成一個集體類屬，用以和其他群體區別，例如與台灣（本省）籍對應比較。而在相關研究中，往往因外省人教育程度較高，在台灣主要中產階級職業（通稱的「公教階級」）當中，外省人比例也因此偏高，成為一種相對的「優勢族群」；不但在早期的世代有此情形，且相關優勢也可移轉到下一代。本書探究「真的是這樣嗎」，能有什麼解釋呢？除了體制的「偏袒」，所造成的集體差別待遇問題之外，本書同時也探究不同的外省人次團體，例如客家外省人、老榮民等的情形與處境。
最後，要感謝所有的贊助者、作者、編者、原作者，還有論文內容裡所有涉及的相關人士。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能幫助這個社會自我了解，並持續自我改造。
序：「我們的國家」與我
張茂桂
這裡蒐集了九篇文章，作者從各自的角度出發，處理台灣一個敏感且不易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和「國家」有關的外省人認同、情感價值、策略行動的問題。作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立場進行撰寫，而文中的敘述方式，時而客觀超然，時而感同身受。
選入這九篇文章時，原來並沒有一本書的完整「章節結構」設想。而身為主編，需要思考到如何將它們組合起來，或者彰顯出一套書的隱形結構。在思考過程中有很多選擇的可能，到了最後，我挑選了下面三個主題作為本書之引言：
中華民國認同與「外省人」
在此主題下的四篇文章，採取了討論國家認同相關問題的常見模式，儘管研究方法可能不一。所謂常見模式，亦即對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內涵、意義、如何形成與變動等，進行直接的回答。例如，尚道明的〈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可為相關討論的一個起點。本文根據人類學的村落調查方式進行研究時，台灣正處於族群政治覺醒期。國民黨在李登輝領導下，除了與民進黨有所衝突，「主流派」（李登輝）與「非主流」（李煥、郝柏村）也正發生「本土VS外來」的鬥爭；而新成立的「新黨」也在眷村二代中獲得廣泛支持，異軍突起，構成了對於眷村傳統（老一輩）國民黨（與幹部）的質疑，甚至與之爭奪領導權。國民黨的內部衝突，激盪出眷村居民老少世代所持的「國家認同」；一種堅定的、甚至反共的「中華民國認同」、曾發生的大歷史與戰爭過程，以及個人生命史，終至日常生活的黨國制度安排等，如何交織交互作用，形成綿密的「國家」與「我」之間一種難以撼動的垂直關係與認同。
道明的文章偏重於第一代眷村長輩，他們幾乎都是在大陸從軍的職業軍人退伍，是抗日民族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倖存者。眷村第一代在時代動盪，國家存亡與軍人匹夫的身家，不論是物質安全、家族生育與繁衍，抑或是意識與價值，都面臨著「非團結不可、非愛國反共不可」的結構壓力與選擇。他們即使不認同領袖的一些作為，但仍同意其領導國家的方向，這樣「不得不如此」、「非如此」不能倖存的「制約力」；或者，若非「制約力」，則也接近於久而久之成為「自然而然、不如此將如何」的一種日常行事慣性所共同維護的道德秩序。
在面對國家與政治意識的論述中，眾人雖小有歧異，但以國民黨為各種生活中的策略媒介，在國家與個人的垂直關係上，形成一種富有凝聚力的共同體現象，則有相當一致性。然而，如果用眷村的第一代來代表所有外省人，這恐怕又不正確。就像我們經常把眷村想像成純屬外省人的聚落，從而忽略了眷村的母親這一方的族裔省籍背景，這同樣不正確。此外，又有很多非軍警或者低階自謀生活的退伍軍人，而不住眷村者，他們的處境以及認同，又有不同的認同與策略的發展可能。
例如孫鴻業的文章〈「外省人」第二代的國家認同〉則以一九九○年中後期，通過了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年輕一輩外省人為主。受訪者當時大多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經常被稱為所謂「第二代」，也有「第三代」。他們並不分享前輩們的戰火倖存經驗，卻在政治社會化、成年的自我形成過程中，經歷了一九九六年激烈的總統大選以及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時空環境。對很多外省人來說，因為「一中、一台」、「台灣人投給台灣人」、「『中國豬』疑慮」的激烈選戰拉扯下，構成了被捲入政爭、國族對抗的「被汙名化」時代。
孫鴻業研究這些年輕人的認同成長經驗，他強調：「自我與外在環境，自我與大歷史的辯證與互動」，進而討論內在認同的感受與變化；例如，年輕一代自我的調適與認同的策略，像是「沉默」、「順從台灣意識」、「自我防衛」，或者建構出「雙重認同」等多面貌。讀者可以通過本文發現並感受到：年輕一代在面對政治變局中，一種新的、有關自身、他者、時代意義、家族、是非曲直、從政治中被邊緣化的過程，都因感受到自己和「國」的垂直關係如何被「不自然」的疏離，進而策略地選邊調整，以及，因此而發生的種種內在的不悅、無奈與緊張。
鄭凱中〈蚊子的悲哀︰一個另類「外省」二代的心路歷程〉，和前兩篇的書寫方式很不一樣；他也認為，建立「普遍」外省人認同圖像的企圖，是不可能的。他試圖處理的是：那些政治認同上被認為是「變節」（所謂「叛徒」）的少數外省第二代，而觸發他研究與田野的媒介，是他在東吳大學的政治啟蒙老師—傅正 1。凱中的碩士論文原來是寫一些外省年輕人參與「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2 的國家認同轉變，例如謝志偉、鍾佳濱等。但在這篇文章中，他以一個「內疚」的中國人特例—林尤超—作為這個敘事的主角。
「外獨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日後其公開的正式任務在於提倡建立「四大族群」（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與新住民（即外省人））以及推動族群的和解，來完成台灣建國的任務。而這個和解必須要通過認同台灣獨立運動與民主價值立場來進行，所以，對絕大多數外省人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少數團體，而其成立的主要「潛功能」之一，則是撫慰過去受「外省人」統治而受創的台灣人；當然，它同時也成為一些外省年輕人參與政黨政治如民進黨、台聯的媒介。日後他們在政治上各有浮沉，有些成為新貴，有些失意，或也有人出現「再度倒戈」的情形。
至於林尤超，在文章的大多數描述裡，都接近於自認是「丟臉的中國人」的一分子，他過去或曾迷惑於「反攻大陸」神話，或認為自己父親在二二八時可能欺負過台灣人或占了便宜，或也懷疑父母親、或曾享有「軍統」特務的餘蔭。解嚴後林尤超對「黨國」感到進一步厭惡與幻滅，心中對台灣的那種強烈內疚，使他反對「新黨」的自負，但也沒加入「外獨會」，反而建構了自己特別的世界觀，接近於自諷、嘲弄為「身為蚊子」的身分，這個比喻源於外省人過去曾叮咬台灣人，故那些被咬過的人，如今看到蚊子就要拍掌打死它。
林尤超的自我同外在時代變遷的對話結果，透過省思、時而自我否定、時而自圓其說，最後選擇使用「中國人」身分來表明支持台獨以獲得「救贖」的策略，在同世代人中並不是多數；而與鴻業前文訪談的「外表沉默、內在焦慮」的二代反應相較，則讓我們更看見政治轉化、國族認同衝突中，一些外省人背負所謂「原罪」的壓力，與不同的應對策略。
同一主題的另一篇是沈筱綺的〈故土與家園〉，她以主流學術界經常使用的客觀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法，分析（或說「建構」）外省人國家認同近年來的流變趨勢。這篇文章有較大的企圖心與普遍意義，要駁斥學術界流行的「二元」對立（中國VS台灣）的政治學分析模式，並反駁有關外省人都是「中國人認同」、「中國人認同」便等於「反台灣認同」的刻板論述與印象。
該文的做法是分析一九九○年到二○○五年這十五年間的資料，以經驗資料來破除迷思。筱綺告訴讀者：(1)很多外省人的「中國人認同」，和「台灣人認同」可以並行，呈現一種雙重認同的情形，這是隨著民主化歷程而增進的；筱綺推論說：一個外省人實存的、以台灣為家的，並且是有實質政治圈意義的台灣認同意識正在形成；(2)這種雙重認同現象，也不等於支持「統一」立場，因為資料顯示，外省人支持「統一」的情形有逐步降低的趨勢；但外省人仍有難以認同台灣民族主義與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障礙」。在解釋上，筱綺將之歸因於外省人長期捍衛中華民國，與對其個人生命意義與尊嚴的維持。該文強調，即使外省人接受台灣獨立作為一種可能選項的比例正在上升，但核心問題是︰一些台灣獨立論述，仍有排斥外省人的「二元」對立問題，這才是真正構成所謂「台獨障礙」的主因。
「國破山河，恨別驚心」—倖存之後
其次，本書蒐集了兩篇關於兩個不同「外省」群體的文章︰一個是一九四九年抵達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另一個是一九六一年第二批撤抵台灣的滇緬孤軍與其眷屬。這兩篇文章為何在此出現？有何特別意義？為何是「國破山河、恨別驚心」？過往有關所謂「四大族群」的歷史論述，一提到外省人，如果是同情友善的立場，經常會提到一九四九年的民族大遷徙、悲泣的史歌或追隨政府的愛國者與移民。如果是比較不同情或批判的說法，則會說是外來政權統治者，外來遷占者，或譏諷為：一無所有、近乎掠奪式的「難民」。
但通過晚近一些不同背景長輩的口述回憶，出現了不同的「流亡者」視角。所謂「流亡者」視角，也就是有關戰後「創傷」（trauma）的視角，強調「劫後餘生」者的社會與心理效應。這是從國族、族群的大歷史退位，轉而訴求個體獨特的流亡經驗，讓情感與不歸屬感浮現，呼應學術界「後殖民」看法，展露自上述「族群集體論述」中追求解放、顛覆的意願。
同時，不只是視角的問題，我們看見另一些不但屬於個人，同時也是一小群人、一個有相同背景的流亡團體，在那個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國族大敘事下，所展露的特殊群體故事。陳芸娟〈澎湖槍響︰山東學生流亡之路〉，記錄其父親一代，作為山東知識青年，輾轉流亡，從北而南，在亂世中抵達澎湖，所走過的一波波瀕臨死亡的試煉，發人省思。
3距今約十年前，我訪問剛從國防部長一職退下不久的孫震校長（也是「山東流亡學生」背景），人方才在大樓冷氣間坐定，孫校長對我的第一句喟嘆，至今言猶在耳：「張教授，我告訴你，中國人的命不值錢」事後我反思良久不得其解，這樣一位國民黨高官，外省菁英，做過校長、內閣高官，可說是「統治集團」的成員，到底想要告訴我什麼呢？
讀者如果和我有一樣疑問，那麼答案或可在陳芸娟文章中揭曉：「流亡者（學生）的命，真的很不值」。山東流亡學生從少小離鄉那一刻起，經歷過飢餓與病痛，面對馬公被抓兵的衝突，即所謂「七一三」事件—一個「白色恐怖」案件中名為「澎湖冤獄」的事件。因為羅織的匪諜罪名，槍斃七人，因為叛亂罪而判刑近百人，學生則集體被「投海」（所謂「拋錨」）的恫嚇所脅迫。4 之後，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四月二十五日，部分煙台聯中學生又再度於台中火車站附近聚集，請求退役並復學，事後憲兵逮捕三十八名學生，亦有學生為此蒙受冤獄。這些事件的背後起因都是「國難」，都是「家仇」，其巨大壓力則背負在一群離鄉背井、舉目無親、可說「毫無謀生能力」的十來歲中學生肩頭上。而造成冤獄最直接的緣由，卻是戰亂時兵源不足、「抓兵」而引起的軍民衝突，但其後案情則從官官相護，到羅織罪名加害不服從者，不幸接踵加諸在這群離鄉背井、空乏其身的青年人身上。
陳芸娟繼而描述事件劫後悻存者的一部分苦難（因為並未包括因本案下獄的實際受難者），他們如何從山東南下、經澎湖來台灣（員林實驗中學），以及他們所展現的流亡與勵志的特殊經驗。當年赤手空拳來台的男性流亡者，或在軍中或在學校裡，如何在政府提供一些克難「補助」下，激勵出奮發向上的苦幹實勁來。
山東流亡學生」的經歷，和其他軍公教、上海商人的來台路徑與經歷都很不一樣。因為甫抵達台澎的數年間，等待他們的是另外一場未能預卜的劫難。他們的過往經歷，經常因為「官官相護、政治不正確」而遭消音，對很多受難者來說，命不值錢、倖存者還被壓抑，而故事不被「承認」更是一件讓人難以接受的傷痛。但事實上，他們的白色冤屈與日後的奮發，不論悲苦與向上，都與黨、國的策略緊密結合。他們原本是愛國、反共，本無反黨、反國的問題，案發後，雖然反對「黨與國」中那些曾經加害他們、冤屈他們與製造苦難的「（壞）分子」，但並不因此自動促使他們成為「政治異議者」。
另外一篇文章是孟智慧的〈「擺夷風情」與尋常百姓的身分換變〉。智慧的田野地與材料，選自如今被認為是台灣「小瑞士」的清靜農場「孤軍」5 後裔，也是今日觀光宣傳中的「擺夷風情」。但讀者若期望看見「孤軍」那種歷史悲情、堅定愛國與犧牲的大歷史認同，則可能要失望了。智慧要呈現的，反而是一種難以歸類、難以定義、依情境「換變」，一種「行事優先」的身分認同。所謂行事優先，就是依情境需要、依制度要求，為生存的便利與必要而進行的「策略性」認同。他們和其他常見的外省人國家認同的最大不同，就是從來都缺乏機會進入「國家與軍隊」的緊密核心—那種有如道明前文所述「生命共同體」的關係。他們在滇緬邊境的生存戰一度不被國民黨政府承認，大多數時候也以獨力游擊戰維生，那種在邊境叢林的處境，不知誰是友、誰是敵，又被「國家」所拋棄的感覺，原來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經驗。即使國民黨政府日後受到國際壓力，承認孤軍存在並接運來台，但叫他們「榮民」也不對，而是以「義民」的名號，安排在這個「國、黨、軍」「生命共同體」的偏遠一角。來台的部分軍職人員雖可恢復軍職，但終其身難再被信賴；游擊隊與一般民眾則缺乏軍眷福利體系的安排，只好生活在國境邊緣—南投的中橫山區；他們因其特殊的少數文化與經濟不利位置，始終被遺忘，直到國境內的「異域觀光」，提供了一個社會觀看他們的新角度。
智慧的文章要說：叫他們是「外省人」，承擔國族政治的壓力，實在太沉重。但要叫他們什麼呢？智慧用自己的主觀經驗輔佐，認為不管用什麼類屬來稱謂他們，可能都不能完整說出他們的複雜自我意識，一定要勉強歸類，必然不妥。「我們的」民主國
本書下一個主題，是從一些得以打破成見的外省人政治活動歷程中，看見所謂「另類的認同」。本書將兩篇相關選文定位為「我們的民主國」。這兩篇文章涉及較早一些外省人對台灣民主化的參與、歷程與心境，其中包括雷震、傅正、費希平等「黨外運動」的啟蒙者與推手，以及黨外運動時一些外省背景的知識分子。
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發刊於一九四九年，而觸怒當局遭到鎮壓是一九六○年七月。這篇文章〈雷震：民主的雷聲、自由的鬥士〉由台灣近代史與文學家向陽來寫，再恰當不過。向陽讓讀者看見雷震的幾個特別重要之處—(1)信念與實踐的結合：一個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者，曾居國民黨要職，為蔣介石身邊的紅人，如何在黨國體制下扮演「顛覆者」，在台灣散播並推動「自由民主」思想；(2)雷震的人格典範：一個人在面對權勢誘惑與壓迫，即使被打入黑牢成為「叛亂犯」，其所做的「無悔」抉擇；(3)一個外省籍的政治人物組織反對黨的提議與行動，如何間接誘發或鼓舞下一世代的台灣民主運動浪潮。6
向陽認為，雷震入獄前籌組反對黨，以胡適屬意的「中國民主黨」為名，出獄後思想則更進一步變化，倡議以台灣為「現實」的領土管轄範圍，以當時一千四百萬人民為公民主體，建立一個以「公民」而非省籍∕族群為思考的新國家，卻又不完全切斷中華文化傳承，名為：「中華台灣民主國」。7
雷震在一九七○年獲釋，而在「中（台）美斷交」那年（一九七九）過逝。他的主張，在那個時代是離經叛道的、是「叛亂」的。而他在獄中完成的四百萬字回憶錄竟消失無蹤，疑被特務所銷毀，世人終不得見。過去「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口述了眾多獄中酷刑，疲勞審判、毆打、拔指甲、蹲水牢、坐老虎凳、凌遲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就是雷震的特殊遭遇：坐牢時你可以刻骨銘心的書寫，泣血累積思想結晶，誤認將來可以公諸於世，出獄時卻遭沒收而不知所終。如果比較身體的酷刑，與這種剝奪人的心與口的酷刑，其戕害又以何者為甚？
民主人士第一次組織反對黨，雖然參與者眾，其中包括了本省籍士紳聞人吳三連、李萬居、高玉樹等在內，但最終特務只抓了兩個人，且都是外省人，一位是領導的雷震，一位是全力協助的傅正。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在違抗戒嚴令與「叛亂罪」的威脅下，危危顫顫地宣告成立，這是第二次組黨；這一次組黨的成功，固然是時代改變、新世代興起，但也繼承了第一次組黨失敗的教訓，而一些特別背景的外省菁英，並未在這次缺席，反而是重要推手，這是陳信傑〈遙遠、崇高而又艱苦的追求︰外省菁英在民進黨創黨中的貢獻〉所要介紹的。
陳信傑認為他的老師，也是雷震在《自由中國》時代的祕書傅正，當時因對組黨的「堅持」，促成了台灣民主的實質轉變。傅正這個人，當時義無反顧，同意擔任當時「組黨祕密十人小組」召集人，承擔最大風險，配合老立委費希平的斡旋，扮演重要的串聯整合力量。此時，另外兩位外省背景的黨外—鄭南榕與林正杰，則在街頭鼓舞群眾的熱情（「街頭狂飆」時期），尤其間接協助黨外運動克服被捕坐牢的恐懼；而陶百川、胡佛與楊國樞，則甘冒保守派圍剿壓力，適時扮演溝通的橋樑，避免雙方誤判，進而得以維護民主的緩進而非倒退。信傑的評論指出，這些堅持民主改革理念的外省菁英分子，確實在民進黨的創黨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篇文章所述的「民主政治追求者」，像費希平、傅正、林正杰、鄭南榕、胡佛、楊國樞等，極可能因現在藍綠對立，受族群偏見制約，成為很多人甚或完全不知、或不想記憶、或不想面對的一群。如果從一些藍營的支持者看來，他們或認為民進黨大多是「真台獨、假民主」；而經歷陳水扁執政的貪腐風波，民進黨被譏為已喪失創黨時期的道德光環。是以，這些曾為組黨、解嚴，推動自由民主制度而奮鬥過的外省人，時至今日，可能只是一些判斷錯誤而值得同情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而已，他們的行誼與事跡，恐怕也遠不如曾為權貴的郝柏村、宋楚瑜，或曾為新黨明星的趙少康等，來得有影響力或受到尊敬？
而如果從現在部分的綠營支持者來看，這些外省菁英大多連台語也不會說，其中除了自焚的鄭南榕，似乎不容易讓大眾產生認同或敬意。例如，傅正曾於一九八九年代表民進黨在台北縣選立委，結果慘敗，而其他組黨前輩，則在一九九四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立場生變，甚至思考是否轉向到「統派」陣營。
代結論
「中國，我來了」：新移民的雙重困境
本書並無真正的結論，僅選擇以林平所書寫的「『返鄉』的外省台灣人」為暫時句點。本篇題為〈家鄉中的異客︰新移民的雙重困境〉，處理外省人在中國大陸的內在不安與認同之維谷。過去我們談外省人的國家認同，經常無法處理因種種理由前往或回到中國的一些外省台灣人的觀點。這對國家認同研究來說，構成一個重要的實驗對照組：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及上升的新中國國際力量、市場的相對吸引力、職場的相對落差、兩岸人民交流的種種制度規範、島內台灣獨立對外省人的潛在排斥作用、親密關係的作用、親情心理基模的作用......等，對於不同世代的「外省台灣人」國家認同，有何影響呢？
林平將兩岸間的人民流動，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跨國人口（移民）流動的比較觀點下進行，進而借用「歸鄉移民」的特殊處境：一種同時向兩邊社會發生疏離，甚至邊緣化的「雙重困境」。這雙重困境之一，對於本文所關照的一些外省背景人士來說，他們返鄉除了各種現實因素的考慮，還有相對其他台籍商人少見的「被迫從核心退居邊緣」、「被迫接受新價值」的潛在不滿，也就是不能接受台灣政治本土化與道德規訓趨勢的自覺。困境之二，在「回歸」大陸之後，發現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對老一代來說，有思鄉親情與現實的落差，對年輕一代來說，有價值觀念與溝通感覺的無力與無奈。
但是這樣的研究並不容易，一方面「移出」（前往中國、從「短居」到「定居」，或者遊走兩岸之間）是一個漸進而且流動的過程，有各種不同的適應策略，故而在短時間內，如果發生認同的隨機流動與情境變化，這是常態而非特例，因此對於認同的「結晶」定型，無法事先得知。另一方面，兩岸的交流方式，受制於兩岸內政、移民制度與國際政治的變動，亦充滿變數，影響了有關認同形成的策略與情境。本文最大的貢獻，除點出「雙重困境」，亦指出了多種認同世界的想像與不同的發生途徑。
綜觀本書九篇文章，雖都與國家認同主題有關，但所呈現的卻是複雜的認同形成、變幻，以及當下的行事策略。當文集定稿後，我預期這樣的多重觀點，是「建構」與「解構」同時進行的工作。九篇文章皆有「其來有自」的看法，彼此不統一，挑戰有關「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典型化評論，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得以宣告代表「外省人」，訴說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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