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呂紹理
《博覽會的政治學》這本書，是我在撰寫《展示臺灣》時深受啟發的作品。本書不但提供了我觀察日本博覽會歷史的基本線索，更引領我注意博覽會與消費社會、大眾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受益受惠於這本書甚多，是以蘇碩斌教授將此書譯成中文初稿時，我非常興奮，也很榮幸在此向讀者們鄭重推薦。
本書作者吉見俊哉是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教授，為日本著名的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學者，他的另一本《媒介文化論》也已由群學出版，臺灣的讀者也許對他並不陌生。早在1992年吉見教授即出版了《博覽會政治學》一書。這本書裡所提到的博覽會，對長久以來具有豐富籌展各種規模不等博覽會的日本而言，不是什麼新鮮事，例如，1970年即有戰後第一次，也是日本史上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於大阪舉行，或如1985年的筑波博覽會。除了一般經驗所及的博覽會，學界探究此種展示活動的作品也不絕如縷。例如早在1930年代，即有永山定富寫過有關博覽會的書，或如1970年山本光雄也出版了有關如何籌備萬國博覽會的專書。這兩本書大體上屬實務操作之大成。1981年，也就是本書日文原版出版的前九年，日本另一位著名的歷史學者吉田光邦在日本文部省科研經費贊助下，推動了為期三年有關萬國博覽會的研究，以較學術的眼光探討博覽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美學等層面，並且陸續在1985-1986年間，出版了該計畫的初步研究成果，包括《圖說萬國博覽會史》和《萬國博覽會研究》（兩書皆為京都思文閣出版）等專書和論文集。
然而，儘管日本實務界及學者探討博覽會者不在少數，卻少有人能像本書作者吉見俊哉教授，透過傅柯式的「凝視」（gaze，或者本書所用的□□□□），開展出異於往昔日本學者的角度，從一個嶄新的視野，不但回顧過往百餘年的世界博覽會，還將眼光投射到更為深遠的歷史框架：五百年來「發現」思維與視線所引動的「奇觀」視野，以及由此衍生出無數的各種政治、社會乃至經濟文化體制上的巨烈變動。他指出了博覽會和帝國建構、消費社會、大眾文化之間具有極為緊密的關係。循著這個視線，吉見教授邀請讀者理解日本在過往歷史中所創造的各種博覽展示活動，必須放到此一發現視野及其所捲入的種種權力運作脈絡下來考量，如同他在〈後記〉中所言，他想要藉著如鏡中夢幻般的博覽會諸相，「在日常世界結構空間層次上，去揭露貫穿所謂『現代』的一種力量」。
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吉見教授固然希望透過博覽會試圖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不過這本書中仍有許多饒富興味的歷史場景重建與追索，使讀者不僅能具有理論意涵的透視，也能穿梭於時光隧道，一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博覽會場景，增加讀者的臨場感；更能使吾人理解戰前的日本，如何在亦步亦趨學習歐美萬國博覽會的過程中，投射出其渴望成為帝國的心願、醉心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夢想、追求奇觀現代都市生活空間與生活方式的歷史。這樣的視野及反省值得任何一位觀眾在觀看21世紀各種博覽展示活動時仔細思考。所以，當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開幕時，讀者們可以帶著這本書進入會場，透過吉見教授所提供的視野，仔細玩味在上海的這場博覽會。
譯者序
臺灣譯者說明
蘇碩斌
近現代譯名的琢磨
一本譯著，串連著兩個語言的思想世界。而這本跨越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的《博覽會的政治學——□□□□□近代》，其譯著串連的卻不僅是兩個世界。日本與臺灣同樣受到歐美的思想哺育，也共同交錯著東亞的歷史命運，因此，將這本穿梭在歐美與東方、理論與歷史的學術著作譯為另一種語言，實則擠壓了深層的思想板塊，也攪動了多重的學科疆界。
換個方式來談。翻譯日文之愉悅，是很多概念有漢字表述，輕易可用為中文；然而，翻譯日文之苦惱，也在於這些漢字表述的概念，脈絡看似相同卻不然，以致譯名的選用極度為難。原書副標題的「近代」，就是典型的苦惱譯名。
「近代」的譯名如何苦惱？臺灣社會學有極重的歐美傳統，專注於觀察「現代」的社會型態，鮮少使用「近代」之名。社會學者認識的「現代」，就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轉引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之言：「有一條明確而可見的線，將歐洲的現代（modern age）與以前的時代區分開來。」紀登斯強調，「現代」的標記，就是18世紀末西歐的「兩個大革命」，亦即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
兩個大革命，就一直是社會學的思考起點。資本主義、國民國家、有機聯帶、科層體制，這些馬克思、涂爾幹、韋伯以及之後社會學者思考的主題，都是在斷裂後的「現代」才開展的社會型態；即使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啟蒙時期或文藝復興。
然而，社會學熟習的這條歐美社會學的「現代」之線，若拿到漢字國度的其他學科來對話，卻有著難以溝通的曲折。
以日文的用語定義來看。根據辭書《□□苑》的解釋，「現代」是指日本史的太平洋戰爭敗戰後的時代；而「近代」則指日本史的明治維新之後、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時代。
亦即，日本史認知的近現代，雖是西方啟蒙現代性的產物，但卻因應歷史過渡的時間差而切割為「近代」及「現代」兩個階段。而臺灣史的近現代，或許由於研究對象的歷史過程與日本密切連結，因此斷代認知也近似日本史，亦即以殖民時期為近代，而以戰後時期為現代。
然而中國史對近現代的認知，就複雜更多。1910年代日本就有中國史學家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大膽指出宋代因貴族制度崩壞造成官吏任用體系出現、庶民地位流動、大眾文化成形，致使中國歷史終結「中世」（medieval）而進入「近世」（modern），並以宋元為近世前期，明清為近世後期。這種說法經其弟子宮崎市定的接續補充，使唐宋變革參照到「世界史」層次，將中國宋代、西歐文藝復興列為「近世」，將日本明治維新、英國工業革命稱為「最近世」。這個「近世」亦即後來習稱的「近代」、最近世即為「現代」。
畢竟中國並未出現18世紀末西歐兩個大革命那樣明確的鉅變，因此中國史的斷代爭論一直不斷。戰後兩岸史學家編纂的中國近現代史，與內藤湖南推遠中國近代到西方之前的脈絡已大不相同，因而也切割出各種「近代」，例如以明末耶穌會教士來華或清代鴉片戰爭為上限；以五四運動的1911年、或二戰勝利、或中共建立政權為下限。但不論「近代」的端點為何，中日學界論辯不休而懸稱的「內藤假說」，確實為中國史的史實研究留下深刻的史觀刀痕。簡單幾個表述斷代的漢字，勢必牽扯背後的史觀，對應歐美字彙，問題恐怕更加混淆。因此，既有將近代及現代對應為modern及contemporary的用法，亦有仿照德文Neuzeit的概念，將近代及現代對應為early modern及modern，也有如社會學慣以premodern和modern來描述兩個時代的斷裂。
這些跨學科、跨國別的複雜脈絡，使本書日文原著的關鍵字「近代」在翻譯為中文時，充滿了漢字對應的苦惱。作者吉見俊哉使用的「近代」二字，當然不可能是臺灣學界普同理解的「近代」。譯者衡諸原著文脈，決定將原著「近代」一詞，還原為社會學傳統的modern來理解，因而多數「近代」在本譯著中譯為「現代」，只有文意明確指涉日本史者，保留譯名為「近代」。另外，原著的重要概念「見世物」是日本庶民的一個歷史現象，但作者在本書中將這個現象提升為解釋大眾意識的理論概念，因此即使本詞彙是華文及臺灣社會所不熟悉，但在譯書仍保留原詞。這些考慮特別在此說明，至盼讀者諒解與指教。
編輯體例安排
日本學界在文化史、思想史的論述或譯著，都擁有令人羨慕的質量基礎，日本對人事物的譯名也高度統一，所以本書的日文原著提及的歷史事件、人物、地點、建築，都只以片假名拼音，絕大多數未附西文原文。日本譯讀外文資料的豐厚背景，當然是臺灣遠遠不及。如何讓臺灣讀者像日本讀者一樣，得以親近作者提供的歷史事件、專有名詞、參考書目、思想背景，理應是譯介者不能旁貨之責。為此，臺灣譯本對部分原文提供「譯注」及專有名詞還原西文的作法，期使讀者既可取道日本，又能接軌西方。本書的體例安排說明如下：
(1)日文專有名詞：原著出現的日本人名或專有名詞，若漢字為本地可理解者，譯者均依習用名詞直譯，不再加註日文，必要時增加譯者注釋；原文若為特殊外來語，則加註兩種語言以利讀者理解。例如：日本主義（□□□□□□�〔Japanism或Japonism〕）。
(2)西文專有名詞：原著以片假名表示的西方專有名詞或特定概念，已由譯者還原為西文（英文或其他歐文）附加於譯名之後，並以英語世界流通的用法為主，不再列註日文譯音。例如：水晶宮（Crystal Palace）、傅柯（Michel Foucault）、奇觀（spectacle）等。
(3)隨頁譯注：原著提及但未加詳述的西方人物、事件，以及日本讀者熟悉而不須解釋的人物、事件，本書均增加譯註說明（標示為、□□），以期本地讀者更易進入作者的思考脈絡。譯者注釋內容根據工具書（如《大英百科全書》及《□□苑》等）酌予改寫，不再逐條詳列出處。
(4)原注及參考書目：原著的注釋原列為書末，譯著移至各章末。參考書目則遵照原書安排列於書末，但改依本地學界習慣，日文書目依筆劃總數順序排列、西文書目依英文字母音序排列。
(5)索引：原著並無任何索引，本書索引為譯者為方便讀者查詢另編，所列頁數均為臺灣譯版頁數。
譯著分工及謝詞
本書由四名譯者協力完成。其中，序章、第一章、第二章初稿由蘇碩斌譯出，第三章初稿由陳韻如譯出，第四章、第五章初稿由李衣雲譯出，第六章、終章初稿由林文凱譯出。全書的內文校閱、文句潤飾、譯者注釋、索引製作由蘇碩斌執行。
本書的四名譯者，都活在臺灣愈益嚴苛的學術環境中，也深知翻譯作品沒有學術積點的無奈，合力翻譯無非是希望減低無奈的痛楚。在這種壓力下，翻譯時程十分緊迫，如果本書譯著的品質尚稱良好，要感謝很多人的幫助。助理郭豐碩先生全程細心校稿，馮忠恬小姐協助製作索引，以及吳滄瑜老師對明治時期幾段艱澀日文的指導。
作為研究都市、文化的社會學者，吉見教授總是走在前方，啟迪諸多的學術想像。這本《博覽會的政治學——□□□□□近代》，多年前帶動了我們幾名譯者對視覺文化與社會機制的研究興趣，也一直期許中文譯版的出現。這個念頭擱置多年，直至去年與吉見教授茶敘時，群學劉總編輯鼓勵安排，我們幾名譯者決定擠出教學研究的餘力，分別立基在社會理論、近代史、美術史的研究範圍合力譯出，希望讀者也能同我們一樣，領略到跨越學科分際、開拓既有視野的輕快感受。
作者序
致臺灣版讀者
吉見俊哉
拙著《博覽會的政治學》經由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四位教授的努力在臺灣出版，我由衷感到光榮。1992年本書在「中公新書」書系出版，有幸獲得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美術史等領域內關心博覽會、博物館、展示歷史的諸多研究者和學子閱讀。先前在2003年已有韓國版譯本刊行，現在再有臺灣版譯本問世，使本書能夠呈現給更多亞洲的讀者，令我十分欣喜。
大約二十年前本書甫出版時，日本已經走過1980年代末期，雖然泡沫經濟已走到尾聲，卻難以預料長久之後會是如何嚴竣的未來。場景回到本書初面世的1992年，三年前有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一年前蘇聯垮臺，時代由「冷戰」旋即轉變為「後冷戰」，日本社會將被迫轉向何方，仍無從展望。因此，日本在隔年1993年出現非自民黨執政的細川政權，很快就短命終結，之後政治與經濟的混沌迷亂不僅一直持續，而且愈加深刻。
談些與博覽會有關的事，那一年剛好也是西班牙塞維亞（Serville）舉辦萬國博覽會。本書終章提過，我認為以「紀念新大陸發現五百年」為名而開辦的塞維亞萬博，應該是「博覽會時代」終了的象徵。之後漢諾瓦萬國博覽會的大筆赤字、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混亂一場，其實都是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博覽會時代」終了，就是「發現的時代」終了，帝國主義的視線擴張到整個地球，將世界編入符號秩序中加以排列，歷經數個世紀後也已終了。現代一直不斷在終了——我們對現代的信心逐漸在動搖，卻渾然不知再來的歷史要如何展開。
從那時算起，二十年很快就過去了。其間日本經歷過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真理教事件；經濟陷入長長的停滯、政治走進重重的亂局；新自由主義被貫徹實行、社會安定性基礎被連根拔起，這是日本前進的方向。社會的變化也波及到人們的意識，2005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三十五年後舉辦的「再一次的日本萬國博覽會」，不再可能像那樣成為代表經濟成長期的國家大事了。
日本在此二十年間，正是領受「崩壞」與「停滯」反覆發生的「失落時代」。但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從1990年代以後的二十年間非但未曾「停滯」，反而是在「躍進」。整個1980年代，韓國與臺灣有民主運動在普及，各國也都能看到經濟在發展，首爾並在1988年舉辦奧運會。1990年代後半，變化的中心逐漸移向中國，在東亞的整體秩序裡，中國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反觀日本，在20世紀前半是東亞帝國並將周邊國家殖民化，20世紀後半是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到了21世紀，日本已不再扮演如20世紀的特別角色。
今年，2010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已四十載，上海就要舉辦中國首次的萬國博覽會了。上海萬博與兩年前的北京奧運是成雙出現的事件，這種組合很像四十幾年前的東京奧運和大阪萬博，也很像二十幾年前的首爾奧運和大田萬博。合稱東北亞三國的日本、韓國、中國，恰好以間隔二十年的速度相繼利用「奧運」和「萬博」作為經濟成長的象徵。這些組合的比較研究，期望今後也能由相關的年輕研究者以更好的方法進行。如果參考日本的過程，大阪萬博經歷四十年歲月方成為「過去」，那麼真正的歷史研究工作也才正要開始。
本書原是我某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主要探討19世紀末日本國家的事件演出與民眾意識自發動員的關係。在1980年代後期，我關注的議題除了本書處理的內國博覽會，還包括中小學的運動會、明治天皇的地方巡行、近代的伊勢參拜（團體旅行）等等，亦即現代國家將國民當作一般大眾而組織起來的各種儀禮性活動。我試著藉由這些活動解明，常民的日常意識及身體感覺，與國家的身體戰略其實有所關聯。
這種關注延續自我的處女作《都市的□□□□□□□□——東京．盛□場的社會史》（弘文堂 1987，文庫版 河出文庫 2008），書中處理了都市鬧區集結人群的意識與資本和國家的空間戰略之關係。這是我在1980年代後半的嘗試，以過去都市空間為基礎，討論集體儀式與現代權力之間的動能，並放到國民國家或帝國之類的更大脈絡來思考。
經過這樣的思考作業，繼之浮現出來的主題，就是博覽會與殖民主義的緊密關係。適巧1980年代後半，海外也出現許多以殖民主義意識形態來探討19世紀末萬國博覽會的重要著作。由於這些研究行動的先行，本書的思考因而聚焦於更為早期的問題，亦即在現代日本的博覽會中，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如何再現的問題。這種觀點在本書出版後的1990年代後半開始急速暈染開來，而今博覽會與帝國主義的各種討論，已有諸多優秀的研究者在各個領域從事精緻的分析。
本書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博覽會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本書雖以博覽會這種具體的群集空間為焦點，但更在思考博覽會與國民國家、帝國主義及消費社會之間的關係。現代都市出現過的無數視覺消費空間—例如百貨公司、主題樂園、博物館、廣告，其原型就是博覽會。由這個觀點出發，本書分析了歐美的商業主義如何滲透到博覽會，以及日本的百貨公司和報社何以要主辦博覽會。從今天看來，這種觀點可說是一種「殖民地性的現代」，是涉及摩登女郎、消費文化、殖民主義、商業主義等各種主題的研究。
這二十年來，伴隨社會的鉅變，學術界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對我本身而言，1990年代下半之後的最大變化，是與許許多多亞洲各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廣大交流，以及自己執教大學裡學生國籍的多樣化。本書寫作時是以概念上的殖民主義作為問題的切入點，我則尚未與亞洲各國友人共享相同的問題意識或共同進行研究。然而今天，我自己的疑問已深切與亞洲、太平洋、美國、歐洲的友人所共享。當然，在研究日本的脈絡時，我也不再認為只以日本當作唯一的核心對象就足夠，也不再視之為不證自明的前提。
在這種全新的跨國性知識文脈下，本書或許還能因開啟一些新的批判性洞察視野而有所貢獻吧！就如前述，日本、韓國、中國等，有可能針對歌頌經濟成長而舉辦的國家慶典進行比較研究。果若如此，本書的觀點或許多少有所用處。對殖民時期曾在臺灣、朝鮮半島、滿洲舉辦博覽會的相關研究，也可能是本書研究的延長線。
我也期待本書的讀者，不要只將目光直接對準博覽會的研究。除了博覽會，博物館、美術館、百貨公司、電影院、劇場、書店、圖書館等各種現代的（=modern）空間，都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大量出現在東京、大阪，也出現在首爾、臺北、上海、香港等亞洲都市。這些空間也可能以稍稍縮小的規模，出現在同時代的地方性都市，甚至以移動的形式出現在農村的學校、寺廟及神社。若以此來思考現代性空間，最重要的關注點，應該就是群聚的人們與空間所交織的視線集體組織化的歷史。在博覽會；在博物館和美術館；在電影院、百貨公司、圖書館，走過「現代」的人們體驗了什麼樣的視線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又如何被新的社會集體性所組織起來？這些問題，實已超越了美術史、電影史、文學史、建築史等既存學科領域的界限。就我本身的立場，我認為新的文化史就是最廣義的媒介理論或文化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當然這種說法也可以有不同見解。
然而，我仍想對那些不同見解提出我的期待，希望本書讀者參考本書的提示，不要完全只使用自己在「美術史」、「日本史」、「建築史」、「電影史」、「媒介史」等學科框架內熟習的知識，而要試著跨越框架並試著培養打破框架的攻擊意志。
對人們的經驗進行重新整編的，不只是博覽會、美術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作為現代視線的空間；大學與各種學術性知識的機制（包括這本翻譯書本身），也都是作為現代視線場域的一部分而被組織起來。歷史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文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現代性的學術體系，不會永遠維持不變的內容，傅柯（Michel Foucault）早已經清楚指出這點，它們是透過現代媒介與論述秩序的組織過程而產生。
是以《博覽會的政治學》的「政治學」，就不是造成政治影響力那種意義下的政治學，也不完全是操弄博覽會那種微觀政治學意義的政治學。當然，後面這種微觀政治學的觀點是貫穿本書最重要的部分，甚者，能夠記述微觀政治學的論述場域，亦即各種學科領域的結構，也都與博覽會一樣是種現代視線的秩序。探討博覽會，也就是在探討你我身邊的許多事物，例如身處的大學、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地點，以及作為教師、學生、讀者、觀眾、消費者等身分。這並不是要否定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的意義，而是要先打造一個「去領域」的基地 ，以將知識結構由內部顛覆、相對化乃至提出全新的認識觀。
今日，網際網路與各式各樣的數位媒介，對於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乃至書店與百貨公司等現代性的空間秩序，莫不帶來劇烈的變化。所有現代視線的空間，在這個巨大的數位衝擊下幾乎也都腳步踉蹌。在21世紀初，我們不只生活在冷戰變成後冷戰的全球板塊移動（Global Shift）中，我們也體驗到現代性視線空間變成後現代資訊空間的數位板塊移動（Digital Shift）。這麼看來，博覽會這樣的現代性空間，難道只能是歷史性分析的對象嗎？本書由初版刊行至今已經歷二十年，現在的我對本書提出的問題，一方面因身處中國崛起的東亞歷史中，另一方面則因身處面對新式數位衝擊的現代性空間全體變化中，確實感到有重提新架構的必要。
如果前述的問題意識，能因這次臺灣版的刊行而獲得更多共同思考東亞現代性的讀者之助，實為個人之所幸也。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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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