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情緒書寫與書寫情緒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露思．貝哈（Ruth Behar）是位脆弱易感、同時亦勇氣十足面對苦痛回憶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她拒絕遺忘，尤其拒絕遺忘苦痛的情緒，以及透過民族誌學者的心眼所感受到的人世憂傷。因為拒絕遺忘，她在跨越人世間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界域時，便顯得異常脆弱，極易受傷。這些界域，包括古巴與美國的冷戰（她童年時從古巴移民到美國）、美國與墨西哥的分界、猶太家庭中低落的女性地位與美國女性主義學者的女權意識、民族誌田野中見證的傳統與現代的消長、生與死、童年與成年、有色人種與白種人、移民勞動階級與學術中產階級等。人類學對於界域、跨界、與介於其中（liminality）的敏感熟悉，甚至可說已臻至學科慣性。加上露思從童年時期起就養成對於自身所處位置的敏感與不滿，讓她不斷穿梭其間。儘管依舊焦慮不安，無法固定於邊界的任何一方，但她依舊堅持介於其中，不斷回首觀望。她以聖經中的鹽柱為引喻，回頭望鄉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如此，人類學，或似露思之類的人類學者極易受傷。
本書的原書名是《易受傷的觀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傷心人類學」是最後一章的篇名。譯者將兩個名字放在一起成為譯本書名是頗有創意的連結。在本書中，受傷似乎已是學科宿命。但受傷的目的不是為了心傷，而是為了超越，超越那些若不受傷即無緣跨越的限制。露思不斷讓自己置於易受傷的情境。她面對苦痛，深入揮之不去的記憶與觀察，正視它、分析它、理解它、原諒它，以達成自我化解乃至心境平和。這過程看來似有精神分析之意味，露思也不否認。但她更以人類學者跨文化、跨時空（傳統與現代、本地與他處）的思考脈絡來進行這項精神治療。她最大的療癒利器就是書寫，書寫情緒，以書寫為情緒翻案，因而成就了一本兼具私密性與公共性議題的情緒書寫。
1956年在古巴哈瓦納出生的露思，在密西根大學執教多年，在美國的學術界與藝文界都享有名聲，但也因為她的書寫風格而有些爭議。她的幾本著作都很有名，例如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a Spanish Village : Santa Maria del Monte (1986)、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ranza's Story (1993)、An Island Called Home : Returning to Jewish Cuba (2007)。她也嘗試以不同於書寫的紀錄片方式來觀看家的意義。而她最受爭議的作品便是這本《傷心人類學》，褒貶兩極。主因是她在實驗一種書寫型態，將個人納入其中，聚焦於觀察者的「見證」（witness）意義。
本書由六篇文章組成，第一章〈易受傷的觀察者〉，對於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特質討論最為深入。露思真地做到了人類學的精髓：藉由認識她自己來認識他人，並藉由認識他人來認識她自己。只是，她認識的方式是很感緒與直觀的，而不是條理分明的敘述路徑。一如她的隱喻，她不是一個會讀地圖的人，她邀請不介意不帶地圖就願意旅行的讀者，和她一起走，繼續閱讀本書。也因此，這章對於非人類學背景的讀者而言，可能稍嫌困難。不過，由於露思在本章中對人類學的反省與她對於在研究中自我揭露這過程有高度連結，因此，即使沒有人類學背景，只要對於觀察者自身的角色與情感有興趣的讀者，也可能引起共鳴。簡單說，抱持情感進行研究與將情感變成研究的重點時，也就是露思易於受傷的揭幕時刻。
第二章〈死亡與記憶：從聖瑪麗山城到邁阿密海灘〉，在這一章中，露思透過剖析自己對摯愛的外公即將撒手人寰的恐懼，轉移到一個西班牙山城的受訪者身上，成為當地死亡行為的觀察者。透過這種令她自己也困惑不安的異位（displacement），她去面對死亡這件事。直到外公過世後，她才奔返回家面對哀傷。這種透過處理他人的苦痛來面對自己的痛苦，其實是常見的現象。面對自己總是最困難的，從他人回到自己的這段旅程就是一場自我療癒的理解之旅。
第三章〈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是篇短文。露思從自己的生活中敏感地觀察性別、階級、族群、家務勞動不平等等面向所帶來的痛苦。這些在他人身上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痛苦，如此與觀察者自身貼近，因而她說：「有時，人類學離家太近了。」到了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人類學已經完全貼近露思，進入了她童年的恐怖記憶。九歲時，一場車禍讓露思全身裹著石膏躺了一年，那一年當中她的身心所受的創傷，才在這篇文章中透過她的情緒書寫翻案，歸於平靜。
第五章〈前進古巴：離散、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露思又以一種跳躍錯置但吸引人的方式，把她的古巴鄉愁與她的人類學生涯聯繫起來。她又回頭看了。她總是學不會回首的代價，因而一再陷入她的美國生活與古巴鄉愁的糾葛裡。最後一章她總結了「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她總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為邊界女性的特性：介於各個地方之間、介於各種身分之間、介於各個語言之間、介於各種文化之間、介於渴望與幻想之間、一隻腳在學院內，另一隻腳則在學院外。界域與跨界讓她「欠了智性上的債」，所以她總是得面對焦慮。文中，她也表示，連人類學者的身分與認同也處於危機：「人類學已經失去對文化概念的獨占權，而那曾是它與生俱來的權利。文化概念現在不只在跨學科使用，在一個漸增的全球社會裡更是跨出了學院。甚至連人類學的次要文類——民族誌——也成了各種學者、作家、藝術者、舞者、導演、脫口秀主持人的新歡。......人類學系過去一向扮演的角色是，在其他人不願去的非主流之地從事研究的流浪者的熔爐，但這角色近來逐漸被國際機構與區域研究計畫所佔據。......還有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的嗎？」（頁208-209）她要為這易受傷的人類學辯護。
透過對雷納托．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的名作〈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的辯護，露思為她心目中的人類學定位。羅薩爾多是個著名的人類學家，當他在菲律賓做田野時，他同為人類學者的妻子不幸過世，他才開始完全了解悲傷中的憤怒的意義，而那正是他所研究的菲律賓伊朗革族（Ilongot）獵首的特性。藉由從悲傷中勇敢地書寫，羅薩爾多「在似乎不可能重返之際，回到了人類學」。他從後見之明中，憑藉記憶與伊朗革族一同哀傷。羅薩爾多並非最早從事情緒（憤怒）研究的人類學者，但他的研究對於露思在此的意義，最重要的是羅薩爾多的「易受傷」。他書寫自己的喪妻之慟雖然標誌了他在菲律賓研究的結束，卻也是他返家重新開展生活的開始。這似乎呼應著露思一再試圖對焦的主題，即人類學一直都不安穩地站在人文與科學的邊界上，人類學的研究與書寫是一個旅程，也許痛苦，但終點是值得期待的。
整體而言，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不同經驗與心性傾向的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閱讀與感受。大致上，這是一本特別適合對於陰暗、晦澀、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別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對於身心異常健康、鎮日陽光燦爛的人，可能會覺得露思是個沒事找事的病態女性主義者，外加行事奇特的人類學者。對於介於兩極之間的大部分人，這本看似容易實則思考密度很高的書，哪天突發奇想欲與自己獨處並進行內在對話時，便值得拿起來閱讀。即使跳躍式地翻看也無所謂，看到哪裡進入哪裡。這是這種混雜、跳躍式文體的特點。
女性主義者書寫的文本常見將內在的苦痛及巨細靡遺的想法公諸於世。許多以科學或客觀為要旨的學術書寫者可能難以接受這樣的文類風格。本書出版於1996年，是自傳、散文、與學術分析的混合體。這不令人意外。1990年代，當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文本與再現的論戰炙熱地挑戰先前既有的工整、結構、客觀的書寫時，這種跳躍式、個人式、有時甚至天外飛來一筆聰慧之語的標語式句首或句尾，在某些學術社群中頗為流行。即便今日，在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圈子裡，仍繼續流行這樣的書寫風格。有人曾開玩笑地說，看得懂這樣書寫的意義，表示你很聰明。反之，就無須贅言了。不過，本書的結尾書寫卻令我有點訝異。在不斷暴露自己的內在掙扎後，露思可能愈來愈激昂，竟有如美國電影常見的結尾手法，以一場振奮人心或戲劇性的演說結束，最後再拋下非常露思似的豪語，「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
露思的結尾語，對於熟悉人類學背景的讀者而言，是個可以理解的未竟之語。但對其他讀者而言，可能過於隱晦。這未竟之語，是她對1990年代人類學面臨的困境之回應。但讀者也可以不管人類學的危機，而將之當成露思個人的心性傾向與身為女性位置所產生的想法。
露思的敏感與反省似乎點出另一個問題：不同的性別（男與女）對於苦痛的觀察或感受是否有差異？我想到已逝的美國文壇才女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談到女性主義先驅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lfe）那本「勇敢卻不太受歡迎」的《三畿尼》（Three Guineas），吳爾芙以為兩性之間累世的不同思感行事，讓她在與男性律師辯論戰爭造成的傷害時，拒絕把男性律師口中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桑塔格以此為鑑， 也認為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 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同樣地，露思也有這樣的隱含之意。這三名女性主義者都不是女權至上的基本教義派，她們都具有絕頂聰慧的思考論辯能力，同時也具有敏感細膩的感受與同理能力。這些可貴的特質讓她們在觀察女性的生命與普遍世道時，能夠結合個人的經驗與女性主義者的反思，不斷挑戰、跨越、觀看、與見證。堅持走這條路需要異常的勇氣與能耐。人類學的訓練則協助露思昇華她在研究歷程中迎面而來的苦痛。如她所言：「人類學正是關於從事這種穿越隧道的旅行。......如果你夠幸運， 在航行的終點，你會瞥見燈塔而滿心感謝。畢竟，人生是豐富的。」（頁4）
我也想說， 如果你願意耐心讀完此書，偶而通過隱喻與隱晦，最終，你也會感動的。
中文版序
情感政治：奠基於自我反身性的激進社會實踐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書的寫作旨趣融合了反身人類學（reflexive anthropology）、女性主義自傳性書寫、和多元文化與離散論述。對上世紀文化人類學的發展較為陌生的讀者，可能較難理解何以這三種論述的結合，對作者而言至為必要，在此先做個簡單的介紹。
1967年馬凌諾斯基的田野日記（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在他死後出版，引起軒然大波，文化人類學界開始嚴肅思考研究倫理、研究方法和人類學知識生產之間的互相建構關係，並開啟反身人類學的濫觴。橫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科分界，文化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門最關鍵的差異，在於它仍堅持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田野調查傳統，換句話說，田野工作者的主觀意識和個人既有的知識與社會文化背景必然會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她 / 他和報導人交流的方式，並進而影響二者如何共同建構一份可趨近客觀的異文化民族誌分析。反身人類學強調的，即是田野工作者應積極主動地時時反思上述的知識建構過程，並藉由民族誌的寫作方式，適當地讓讀者理解並評量該研究的貢獻和限制。必須強調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創立的田野調查研究方法沿襲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和權力關係，故而早期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往往是不到百人的部落，其社會形貌、文化疆界與親屬關係相對同質穩定，研究者在部落裡的社會位階也多等同於殖民官僚；這些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也彷彿合理化了田野方法的正當性與研究者的知識權威。然而，二戰後解殖運動興起，諸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所謂的部落日趨快速地現代化和都市化，「土著人類學者」（native anthropologists）的出現挑戰了研究關係裡我者 / 他者的二元界分； 以上即是馬凌諾斯基的日記，之所以不能不引發人類學反身性思考的全球社會和政治脈絡。而以上的學科反思和研究者尋求自我認同的歷程，也具體地展現在本書中。
在另一方面，歷經1960年代末席捲各國的反戰和反文化霸權運動，自1970年代起，不少新興的社會議題日益受到社運界與學術界的重視，這些議題多奠基於對社會差異性的重視，種族、族群、性別、性取向、階級、年齡、地域等等過去僅被社會科學界視為「分析變項」，不僅成為動員人群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基礎，並促使人文與社會科學界更加動態性地理解社會能動性和社會關係的意義， 特別在作者所處的美國，也形成了該社會多元文化運動及論述的基本批判視野。本書的自傳性書寫形式，因次也沿襲了1970年代以降美國第二波婦運倡導的「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知名概念；不僅如此，在書中，作者多所反思父權和異性戀霸權（ 幾乎縱貫全書）、年齡和代間差異（ 尤其可見第二章〈死亡與記憶〉和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種族 / 族群與階級互構的關係（特別是第三章〈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和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跨國地域性政治如何影響既存社會中的種族和階級關係（ 尤其可見第五章〈前進古巴〉），而這些議題和章節的安排，也回應了前述的多元文化觀。而作者之所以在結論第六章〈讓你傷心的人類學〉中，反覆引述墨裔人類學家Renato Rosaldo震驚學界且日後成為經典的論文〈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不僅在於重申情感性的「主觀」感知經驗可建構更趨近「客觀」文化理解的必要性，也在呼應1990年代初Rosaldo致力倡導的多元文化社會分析。
有關作者如何藉由全書各章節的鋪陳，以逐步闡釋情感（尤其是「傷心」）的激發、自我反身性的體會、以及人類學創構性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本書的導論作者中研院研究員劉紹華已做了非常精闢且深入的說明和分析，在此，我只希望試圖指出此種寫作文類可能蘊含的積極社會能動性。過去某些文化人類學者仍然懷疑自傳性兼反思性的民族誌書寫型態，會否過度偏離該學科以了解整體文化模式的原初命題，或甚且過度專注於田野調查者本人的自我分析，故而陷入「研究者自我中心主義」的陷阱，而這也是本書作者在美國學界常遭爭議的主要原因。我必須強調的是，本書對於情感和自我反身性的理解效力，絕非僅限於人類學該學科的知識生產面向上，也不應被侷限性地理解為書寫者的自我認同藍圖。至少就本書的貢獻而論，晚近十餘年來，已有不少人文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指出，情感政治是當代民主社會的運作關鍵之一；更重要的是，吾人不應只將情感視為政客和政黨政治操弄選票的手段，而應視其為多元民主、對於社群生活的想像藍圖、和新興社會運動策略的能動性基礎。就此而言，非常值得引述的，是台灣人類學界或許更熟悉的美國批判人類學者George E. Marcus在The Sentimental Citizen (2002: 148) 一書的結論：
民主政治不能僅僅是一個冷靜審議的空間。它同時必須是一個感覺的地方， 一個能夠吸引並且使觀眾投入的地方。只有如此，它才能為新的可能性創造出先決條件。......只有同時處於情感的和理性的境況下，民主政治裡的公民才能處在最佳狀態，也才能是最優秀的。他們能有這樣的成果，因為他們能感覺也能思考。
Marcus所使用的「sentimental」一詞，在相當程度上與本書的關鍵詞「vulnerable」相仿，即同時擁有「重感情的」、「感情用事的」、「多愁善感的」等意涵。換句話說，Marcus意指積極參與民主政治體制的公民擁有藉由感情激發以理知和實作政治行動的能力，而且情感的驅動原因及其產生的效應不僅多元、而且可以具有提昇全體既存民主社群成員福祉的創構性效應。我認為這個有關情感政治的概念，相當有助我們延伸性地理解本書的積極社會意義。在近結尾處，作者在美國民族學會年會演講時以以下說明作結：
我認為繼佛洛依德主義、結構主義及後結構主義之後，在當前文化人類學及女性主義書寫中，出現與情感接合的努力並非偶然。我想我們所看見的是，標示我們還無法定義之中介空間的努力，那空間是介乎熱情與理智之間、分析與主觀之間、民族誌與自傳之間、藝術與生命之間的邊緣地帶。......但真實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其他嚴厲而非冷漠的批評形式；不對淨化（catharsis）免疫的批評形式；以我們必須開始試著想像的方式而能易感地回應的批評形式。（中譯本頁223-224）
緊接這個學術場域的發言記述，作者卻連結至數月後搭乘飛機時與鄰座乘客的一段對話：當她得知鄰座的母親遭到兇殺，不免立即以「同感受傷」（vulnerable）的主體位置，來詢問對方會否憤怒、母親喪生後怎樣自處、如何接受兇手尚未被判死刑的事實等等問題；對方則表示正因為母親受害，她方可深刻理解人際暴力（包括謀殺）的消泯，絕非透過社會體制化複製該暴力模式（意即司法體制的死刑暴力）的途徑。因此，這位因母難而傷心不已的女兒，已加入某受害者家屬尋求和解的民間組織，並積極與其他受害者和相關立法和教育人士溝通，以倡導廢除死刑；而這也就是作者為何會與她巧遇，因為當時她正搭乘這班飛機往赴加州沿海下一個「溝通地點」（中譯本頁224-225）。換句話說，對這位女兒來說， 母難引發的情感並非侷限在「以頭報頭」或「殺人償命」的應報觀感知活動中，而是如何激進性地杜絕集體和個人暴力的社會介入行動；而也正因為參與了這個（不具物質性報償的）社會活動，她也展開了本文之前試圖闡述的多元置換性（displacement）的異位行動。
以因如此，作者把這位偶遇的坐機同伴稱作「我旅途中的另一個天使」。對照作者於全書中致力分析的自身猶太教家庭背景，「天使」一詞顯然具有行動上、自我認同上、以及智識啟迪上的多重「救贖」含意。我認為這個理解也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此刻彷彿深陷於「應報觀」的台灣社會：對於各種暴力受害者的同感深受，若僅集體性地展現為具有表面上應對關係的報復行動（意即「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應報邏輯），那麼不過將私人關係中的反 / 暴力邏輯建置於正統社會機制之中，故而不僅複製了吾人唾棄的暴力關係，也無助於激進社會正義的實踐。也就是說，傷心人類學的要旨，應在建立更全面的全體社會自我反身性的社會運動實作模式；藉此，具有社會差異性的情感表達及想像形式可更被社會個體所理解與尊重，如此才是消泯個人與集體暴力的激進實踐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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