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以描述南印度班加洛（Bangalore）市區高爾夫球場上的頓悟經驗，來展開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他的球友指著「遠方兩棟閃亮的玻璃和鋼構建築，就在第一座果嶺後面」，建議他瞄準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或微軟（Microsoft）。在他抵達第十八座果嶺後（在前面九座果嶺曾遇見惠普〔Hewlett Packard〕和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佛里曼打電話給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他說，自由市場全球化和快速技術變革，造就了這樣的世界：

幾乎所有事物都數位化、虛擬化與自動化了。對那些能吸收新技術工具的國家、公司及個人而言，生產力的提升將很驚人。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比起世界史的任何時刻，有更多人將能取用這些工具......。我認為，這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將證明具有極高的程度差異，以致這種差異最後將被視同種類上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引介世界已經從圓形變成扁平的想法。你所到的每一處，階層體制都遭逢來自底層的挑戰，或是自行轉變，從由上而下的結構變成較為水平的合作式結構......。此後，越來越多經濟體〔將〕是由人民的利益、需求和願望由下而上來治理，而非秉持狹隘統治集團的利益由上而下來治理。

佛里曼在不同國家旅行，與執行長、科技怪傑和權威人士會面，他發現他們在每個地方都將自己納入全球網絡、積極培育新技術的部署、創造前所未聞的效率，賺進大把鈔票更是不言可喻。他描述空前的技術和組織變革，尤其在資訊科技（IT）部門（在某個地方，他甚至樂於認罪，接受技術決定論的指責，但誤將這種理論歸諸馬克思，大量引述《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在這背後，有著重大的宏觀經濟改革。最初由「像中國、俄羅斯、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這些國家的少數領袖」率先實施（往往仰賴威權國家權力來達成目標），一個接著一個國家被推到「更偏向出口導向的自由市場策略—奠基於國營公司私有化、金融市場解除管制、幣值調整、外國直接投資、縮減補助金、降低保護主義關稅壁壘，以及引進更彈性的勞動法律」。他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面臨「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更開放而競爭的市場，是扶持國家擺脫貧困的唯一可持續載具，因為市場是使新觀念、技術及最佳作法輕易地流入你的國家，以及令私人企業、甚至政府具有競爭誘因和彈性來採納新觀念，將它們轉化為工作和產品的唯一保證」。不過，一個國家要成功，還要有其他兩項必要條件。首先，國家必須刺激創新，並建構有利於創業精神，以及個人承擔與負責的管制環境。建立這種良好商業環境，正是經濟成功的神奇配方的由上而下部分。其次，同時也必須有由下而上、基層文化理解方面的轉變。一國人民必須內化「勤奮工作、節儉、誠實、耐性與堅韌的價值」，並且「對改變、新科技和女性平權保持開放」。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和他們定居的國家，要在當今競爭環境中獲得成功，每個人都得擁抱當代資產階級美德及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和康德的寰宇主義一樣，為了符合進入普世（此例為新自由主義）權利和福祉體制的資格，我們在每個地方都必須變成一個模樣。

佛里曼的著作，是針對近來極為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一幅出色但言過其實的諷刺畫。這本書顯然抹除了地理學與人類學差異，雖然偶爾這些差異看似確實造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礙。私有財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普遍體系，一起構成了享有特權（若非唯一）的制度框架，令自主與自由的普世美德得以實現。這就是據稱的「不容辯駁事實」，依佛里曼之見，我們期盼的美好未來都得寄託於此。布希總統（不在佛里曼偏愛的政治家之列）提出了類似論點：壓迫、怨恨與貧窮，將處處遭遇「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反擊，因為這些已證實了「它們抬升整個社會以擺脫貧窮的能力」。

這類理論存在已久，但1947年，以馮．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其他幾位為首的一群卓越人士，組成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時，才顯露了這類理論獨樹一格的當代特色。他們宣稱個人權利，包括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在各處都因為「蒙受專斷權力擴張」，以及「越來越少人信奉私有財產和競爭市場」而「逐漸削弱」，加以「缺乏跟這些制度相關的分散權力及創制，就難以想像一種能有效保障自由的社會」。因此，挾著壟斷性暴力的國家，其角色在於創造和支持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實作，並促進貨幣健全和良好商業環境。不過，國家不應該做得更多，因為根據該理論，國家不可能擁有足夠資訊來預測市場信號（價格），而且因為有權有勢的利益團體（如惡名昭彰的「K街」說客〔K Street lobbyists〕，目前腐化了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將無可避免為了己利而使國家干預遭受扭曲，產生偏見。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在培植私有財產的迷思，視之為自主和自由的擔保人上，格外殷勤。他們將鑲嵌在（當時的嚴肅學者，如葛洛休斯〔Hugo Grotius〕和亞當斯密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的那種）道德責任的社會系統裡的18世紀私有財產美德觀點，轉變為一種絕對物神崇拜（fetish），將財產視為不受約束且排他性的個人權利，即隨個人高興來處置他擁有的東西。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對私有財產權行使的任何限制，都被解釋成違憲的「徵收」形式。在佛里曼讚賞的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絕妙創新著作」中，闡明了這種物神信念。5德索托通常被描述為來自秘魯的本土「第三世界理論家」，但事實上，他在日內瓦長大並接受教育，而且早期曾獲右翼北美新自由主義智庫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Atla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資助。靠著基金會的資金與建議，德索托在秘魯利馬（Lima）成立他的自由與民主研究院（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旋即成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主導傳聲筒之一。柴契爾、傅利曼和一大群其他新自由主義傑出人士，認可他是本土思想家，他出版的書成了國際暢銷書，在發展理論（包括世界銀行的理論）上極具影響力。

德索托認為，全球南方的貧窮是自找的，而不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或資本主義造成的：主要的發展障礙是資產的擁有（尤其是土地和房屋）欠缺明確的權利。所有權會向信貸市場敞開大門，並將非正式經濟裡的人整合進入全球市場，從而終結貧窮。德索托想法的落實，剛開始是在他的指導下，但後來由秘魯政府接手，隨後由世界銀行接管，並未替在秘魯獲得所有權的120萬人產出預期結果。一個實質效果似乎是大人工作時間更長，他們的小孩工作時間減少。這一點備受世界銀行和主流報刊，以及佛里曼稱讚為正面結果。不過，誠如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的說明，這個結果比較可能是反映了資料蒐集方式，而非人們的日常生活；我還要補充一點，即使這項結果屬實，但認為這有利於工作時間更長的人，而非裨益於他們為其工作的人，這種想法一點根據也沒有。

無論如何，認定作為普世價值的個人化私有財產，為經濟發展和減緩貧窮的必要條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英國位居起點，主導了逾一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世界，同時，皇家、教會、牛津與劍橋學院，以及少數貴族家庭，掌控了約三分之二的土地。實際上，將財產權授予貧困人口，會使得他們蒙受市場剝削。在埃及，將過去所謂的「非正式經濟」再概念化為私有財產導向的「微型企業」經濟（遵循德索托推薦的路線），並納入「微型貸款」的信貸架構，結果誠如艾利埃恰（J. Elyachar）的報導，一點也稱不上仁慈。它試圖將市場評價和規訓強加於傳統工作坊文化，並以相當高的報酬率從該文化萃取出價值。新自由主義者盛讚這類計畫，但真實的結果如艾利埃恰所述，卻是創造了一個「奪取的市場」（market of dispossession）。隨著小額信貸越來越受吹捧為全球貧窮的解答，現在這種作法在全世界日漸壯大。起初是一種非商業方案，向大量赤貧民眾（尤其女性）提供極少量資本，現在商業金融機構吹噓小額信貸計畫是將大量人民納入市場規訓裝置，同時抽取高額報酬率（某些案例高達20%）的辦法。將慈善小額信貸轉變為具商業可行性的微型金融系統，有其重大意義。這是嘗試實施佛里曼所主張的，對創造新自由主義之平坦世界至關重要的文化變革（一種自我規訓裝置）。現在，這已折射到慈善實踐裡。葛洛斯（David Gross）指出，一群（以華爾街風格培養出來的）新興慈善家如今相信，「要有效對抗貧窮端賴創辦低薪工廠，並建立索取許多美國人視為高利貸之利率的貸款機構。」

認為窮人越是蒙受市場規訓——以及，附帶地遭受富人剝削——就越能獲益，這種驚人觀點一點也不稀奇。稍早於1970年代中期，透納（John Turner）受無政府主義者啟發的著名倡議，於全世界棚戶區與貧民窟裡興建自助式住宅（self-help housing），麥可納馬拉（McNamara）的世界銀行則欣然地予以利用，當成減輕貧窮和低度發展痛苦的關鍵。眾人預想這能導向一種適用於所有人的民粹主義資本主義，從而消除貧窮。這個方案沒能實現目標（雖然有些中間人變富裕了），貧窮更甚以往，一如最近有關我們「貧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狀態的報導裡，令人難堪的記錄。我們應該要記得，葛洛休斯和亞當斯密很久以前的堅決主張，即唯有調節社會互動的「道德情感」達到必要的品質，私有財產權的安排才有機會運作。因創辦非商業性小額信貸方案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尤納斯（Yunus），納入了這種道德元素，但如今無數以商業為基礎的微型貸款方案，卻沒這麼做。

新自由主義者沒去想像強行實施私有財產權，以及基於各種地理、生態及人類學情境來貨幣化市場機構的後果，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驚人的自負之一。例如2003年，美國要求佔領下的伊拉克，實施全體國有資產和企業的私有化、外國公司得以握有伊拉克公司的完整所有權、開放伊拉克銀行接受外國控制、外國直接投資伊拉克或將利潤匯回本國零障礙，以及消除幾乎所有貿易壁壘。企圖在伊拉克實施這種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毫不考慮該國的複雜社會結構與歷史，導致伊拉克政治經濟的災難性崩潰。然而，偏袒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轉向，自1970年代以降，在雷根主政的美國及柴契爾主政的英國發動市場改革的大張旗鼓引領下，已在全世界蓄勢待發。從1945年至1970年代中期止，主導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發展型、干預主義的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一點一滴地沿著傾向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改革。在某些例子（如1973年政變後的智利）裡，則是以激烈方式展開變革。在其他案例中，新自由主義改革則是被迫作為嚴重財務危機之部分解決方案而實施。例如，許多先前成功的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歷經1997-98年災難性的債務危機，被迫進入局部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其他地方改革的推動，則是結合了外部壓力（通常是由美國財政部來指揮協調，通過它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來運作）和內部動力（地方菁英試圖從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獲得政治經濟利益）。

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詳細分析，新自由主義據稱是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解藥而崛起的過程。雖然原則上，新自由主義化許諾一個免於過度國家干預的自由世界，但實際上，國家卻積極介入塑造良好商業環境（往往是補助資本，卻抑制勞工的願望）、在金融機構遭受威脅時出手相救，以及通過公私合夥（和其他治理結構）或選舉過程的合法腐敗（於是有那些華盛頓的說客），將企業整合進入政府。新自由主義化也許諾了快速經濟成長和世界市場擴張，而其回報將有益於全體。實際發生的卻全然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新自由主義未能刺激全球性的成長。但它確實要求不斷抨擊各種社會團結形式，因為它們不見容於奠基在個人責任與個人進取上的系統。我們也見到國家大幅度地撤離了社會供應。減少貿易壁壘和開放全球市場，有助於經濟活動區位的快速移轉，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去工業化的巨浪，以及勞工階級社區、甚至整個城市區域裡的社會斷裂。「境外轉包」（offshoring）成了眾所皆知的用語。雖然與日俱增的貿易賺得了收益，但這些收益在地理和社會上分配不均。比如說，金融資本的勢力大幅提升，而組織化勞工的力量則大幅削弱，因為國家紛紛相繼針對勞動市場實施更高的彈性，有時候舉措十分激烈。此外，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倡議者，在教育界（大學，以及富裕捐助者和企業於1970年代期間成立的許多智庫）、媒體、企業董事會與金融機構、重要政府機構（財政部、中央銀行），以及那些管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中，佔據了極具影響力的位置。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在作為普遍性論述模式，以及全球公共政策基礎方面，都取得了霸權。它逐漸界定了許多人藉以詮釋、棲居及理解這個世界的常識之道。我們現在全成了新自由主義者，還往往無所覺察。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以描述南印度班加洛（Bangalore）市區高爾夫球場上的頓悟經驗，來展開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他的球友指著「遠方兩棟閃亮的玻璃和鋼構建築，就在第一座果嶺後面」，建議他瞄準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或微軟（Microsoft）。在他抵達第十八座果嶺後（在前面九座果嶺曾遇見惠普〔Hewlett Packard〕和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佛里曼打電話給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他說，自由市場全球化和快速技術變革，造就了這樣的世界：

幾...

導讀

吳泉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隨著資本的擁有者與金融市場不斷擴大範圍與影響力，它們追求更高獲利的目的會變得愈來愈純淨——純淨到遠離社會關懷，並且與實際商業活動的需要分離。

——格雷德（William Greider）



2006年初，一位大學同班同學、目前在華爾街工作的老友，趁著回台探親空檔登門小聚。酒酣耳熱之際，他忽然從背包裡掏出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金融狂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送給我當作過年的小禮物。兩人當年都是機械系科班出身，只是我想不開轉向社會學，而他則在赴美取得機械碩士後，改行讀企管，至華爾街高就。

老友將這本薄薄的、百來頁的英文小書推到我面前時，還面露狐疑問道：「同學，你知道這位老兄？」我會心一笑，故意反嗆：「華爾街的資本家怎麼也在念左派的書！」老友不但不以為意，反而正襟危坐給我上了一課：「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左派、不左派。我們在華爾街討生活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市場的大起大落。任何可以幫助我們解讀這些市場起落的書，就是好書！」短短數語，如雷灌頂，歷經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至今仍舊縈繞心頭。

友人過完年離台，沒想到幾個月後，高伯瑞，這位可能是20世紀美國經濟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竟以97歲的高齡過世。撇開華爾街的生存智慧不談，這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卻也給這本經典小書中文版的問世，添增一點歷史機緣與台灣味。

將高伯瑞這位哈佛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凱因斯學派的大將說成「左派」，當然是揶揄的趣味。傳頌此一幽默最著名的來源，正是前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據說，布里茲涅夫在高伯瑞到蘇聯訪問時，刻意虧他：「聽說閣下在貴國被視為一個左派。我邀請你來蘇聯訪問，可以讓你品嚐一下作為一個反動派的滋味！」

這位加拿大出身，擔任過羅斯福、杜魯門、甘迺迪三位總統重要顧問，一生出版超過30本書籍，發表無數弘論的自由派巨擘，並不在意象牙塔的框架或政治標籤。1972年榮任美國經濟學會（AEA）理事長，登上經濟學界的頂峰，高伯瑞卻是以厭惡經濟計量、膾炙人口的暢銷著作而享譽國際。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偏離經濟的現實：真實的經濟活動不能化約為數學的律則，而是鑲嵌在政治、文化與制度的脈絡中。對高伯瑞而言，經濟學家的使命在於對權力與真實議題保持高度警覺，扮演異議的角色，從制度面籌措對策，矯正人世間的不公不義。

當然，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在敵對陣營的眼中，高伯瑞的著作常被貶抑為「次等經濟學」（low economics）。所幸，隨著全球化的衝擊，經濟發展與金融狂飆對於環境與弱勢族群所帶來的威脅與浩劫，歷歷在目。作為一生關懷經濟不平等、力倡政府應積極介入經濟生活的公共知識分子，高伯瑞結合歷史視野、經濟學智慧與社會批判的角色模範，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吸引更多新一代的經濟學家群起效尤。近年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與克魯曼（Paul Krugman）所引發的洛陽紙貴現象，頗有高伯瑞當年引領時代風騷的遺風。有趣的是，克魯曼早年曾毫不留情地貶抑高伯瑞的著作，但在親身經歷小布希政府的濫權及其經濟後果後，也反過來重新評價這位前輩學者的知識良心與慧見。

台灣的讀者，對於高伯瑞的作品當然不陌生。早期幾本重要的暢銷名著，包括《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等書，已有中文譯本問世。此次由群學出版的《金融狂熱簡史》，則是一般讀者較不熟悉的金融史作品。

讀過本書英文版的人大概都會同意，如果你只有空閱讀一本金融災難或金融投機史的書，這本小書應該是最佳的選擇。在短短百頁左右的篇幅裡，高伯瑞簡單俐落地回顧三百多年來重大的金融投機事件，從荷蘭的鬱金香熱、法國的駱約翰（John Law）和皇家銀行大騙局、英國的南海泡沫、1920年代的大崩盤，到1987年華爾街的股災，剖析每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尤其是背後共通的社會心理機制。讀者在翻閱事件章節，心領神會高伯瑞一貫的警世雋語和人文幽默之餘，將會發現本書簡明的敘述背後，其實蘊含了幾個面向的歷史分析和智慧。

首先，是驅動每一次金融狂熱背後的大眾心理。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一些聰明矯捷的金融「創新」，營造不斷獲利的假象，在「龐氏騙局」（Ponzi scheme）的蠱惑下，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這些金融狂熱所產生的投資利益，強化了投機客的自信，持續陷入沾沾自喜的愚蠢行為：「當人們最開心的時候，就是最容易受騙上當的時刻！」不僅如此，高伯瑞更精彩地剖析，既得投資利益如何詆毀、污衊那些對金融投機行為提出質疑或異議的聲音，宛如種族獵殺的行徑。

高伯瑞除了解析這種周而復始、造成一次又一次金融災難背後愚昧的心理機制外，更不斷提醒，人類對於金融歷史的失憶及其悲劇性的後果。正是這種歷史的健忘，導致大約每隔二、三十年，市場中的行動者總是在類似的情境下，一再地犯下相同的錯誤。高伯瑞特別指摘，那些大型金融機構的領導人，總是不斷創造不實的光環，誇大金融的榮景及其背後的奇才睿智，掩蓋市場的脆弱與不為人知的勾當。

本書另一個重點，在於對所謂「金融創新」的剖析和批判。高伯瑞指出，許多華而不實、肇事惹禍的「創新」，本質上其實都是「槓桿操作」（leverage）的變形。從南海泡沫到垃圾債券、從駱約翰的騙局到今天的次級房貸，槓桿操作都是一個有利可圖、誘人的行業，只要沒有人出來攪局的話。一旦投資者要求贖回這些金融工具所承諾的報酬，市場隨即失序，爆發不可收拾的恐慌與殘局。人類金融歷史的悲劇就在於，各個恐慌之間的間隔，正好是人們徹底遺忘歷史所需的時間。

《金融狂熱簡史》雖然只是一本瞭解金融發展史的小書，對於有心深入瞭解金融危機的讀者，卻是一本絕佳的入門讀物。金融太重要了，尤其在經歷二次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我們更加需要更多這種深入淺出、直搗問題本質的好書。不幸的是，金融最大的殺傷力，也在於其晦澀難解、令人生畏的專業術語和技術細節。高伯瑞20年前這本深刻的歷史小品，再度提醒讀者，我們可以擺脫艱澀的技術細節，充分瞭解國際金融體系或金融市場的運作，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奪回對於金融歷史的詮釋權。

沒錯，詮釋權非常重要。哈佛大學傑出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說過一段名言，「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金融史似乎也總是由債權人書寫。每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債務人就被拿出來承受譴責。」當金融體系的運作已經影響到你我的日常生活、甚至企業與家庭的生死之際，金融問題的診斷與對策，絕對不能只交給王作榮先生所嘲諷的「鸚鵡經濟學家」，他們永遠都是「市場，市場，市場！」從凱因斯到美國當代最具批判力的經濟新聞記者格雷德（William Greider），都不斷地警示我們，金融發展，這個驅動全球化最重要的力量，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金融，太重要了！

筆者長年在大學開授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史的課程，一直苦尋具有開闊視野與深邃批判力的適當教材，尤其是可以幫助學生解讀周遭金融事務前因後果的好書。許雅淑和李宗義兩位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班的研究生，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願意擔綱翻譯高伯瑞這本經典小書，令人敬佩。這份熱情和勇氣，若能進一步帶動國內對於深刻金融史著作的譯作風氣，也算是學術界與社會大眾的福氣。

導讀

吳泉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隨著資本的擁有者與金融市場不斷擴大範圍與影響力，它們追求更高獲利的目的會變得愈來愈純淨——純淨到遠離社會關懷，並且與實際商業活動的需要分離。

——格雷德（William Greider）



2006年初，一位大學同班同學、目前在華爾街工作的老友，趁著回台探親空檔登門小聚。酒酣耳熱之際，他忽然從背包裡掏出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金融狂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送給我當作過年的小禮物。兩人當年都是機械系科班出身，只是我想不開轉向社會...

推薦序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約翰．藍儂唱道"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麥可．傑克遜唱道"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歷史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唱著「千古江山如詩如畫，

還我一個太平天下」

《共產黨宣言》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湯瑪士．佛里曼在印度班加洛市的高爾夫球場，打電話給他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



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持續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進行他獨特而深刻的解殖計畫，在這本火花四射般地動員了高度人文社會知識碰撞、極具思想啟發性與時代意義的鉅著中，他的手術刀，切入一個更核心、更根本的底蘊：自由寰宇主義的普世價值論——一套內育於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康德的寰宇主義、盧梭的意志理性論、洛克的私有財產及權利的法律政治學組裝。哈維詰問，當國際霸權經常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修辭，來正當化各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破壞行徑時，我們如何應對「普遍權利」與各種替代性的普世化計畫？除了自由寰宇主義的版本外，其他寰宇主義之希望空間的開拓又如何可能呢？

伴隨著對全球化的反思，寰宇主義（cosmopolitanism）——一如周禮中的世界大同這般淵遠流長的社會思想——的各種倡議與政治社會實踐，在國際上引發了強烈的迴響與論辯，這個複雜議題的復甦，我認為對台灣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哈維這部堪稱博大精深的作品，來得正是時候，無疑是對當代寰宇主義最佳的知識基礎。



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里曼的書名《世界是平的》，新自由主義一向擅於動員啟蒙神話，打造著烏托邦的平坦世界，哈維直接面對其背後的自由寰宇主義基礎，進行刨根式地深刻解構。他引用了後殖民與後結構主義元素加以批判，但未滑入若干「後學」的懷疑主義陷阱，他更認真地與多位看似同道、實則有別的重要批判思想家，如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貝克（Ulrich Beck）、黑爾德（David Held）、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傅柯（Michel Focault）等人，系統地展開真刀真槍的交鋒，理論對話堪稱經典，令人大呼過癮。哈維最後透過根基同樣深厚的歷史地理唯物論，堅持「從支持或反對啟蒙的知識勒索中解放出來」，批判地重構了社會—生態、時間—空間以及地方領域的辯證理論，並據之鋪陳他「地理理性的謀略」，以為重建真正自由的、解放的寰宇主義社會制度鋪路。

這是一部我相當激賞的作品，喜歡文學的哈維，他充滿地理學想像的文字，除了社會科學的精準嚴謹外，總是帶著一股藝術氣質。打開這本書，彷彿就展開了一段奧德賽史詩般的時空征程，在寰宇世界的崎嶇地表上，匍匐前進，之後你又不自主地會想爬回到自身所處的情境性（situatedness），這進出之間，不管多麼嚴苛，靈感、領悟與力量不斷湧現。

舉幾個跟台灣切身相關的情境，比如說跨界流動中公民權與國境的爭議，我們要如何面對移民與移工？是以康德式良善的臨時「款待權」原則？只有那些「表現成熟」的人，才會被國家賦予永久的居留權？國族主義本身，可說就是一種版本的寰宇主義，如康德的「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建議，唯一行得通的寰宇政府形式，是以獨立的國族國家組成的邦聯為基礎。這或許是個好主意，或許是爛主意，不過哈維至少同意康德的一個基本前提，任何寰宇主義的普世性計畫，不管是基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宗教、環境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需要作為界定「可能性條件」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基礎，而不只是神學、宇宙論這種純粹形而上的思辨或觀念論。哈維獨到之處，在於剖析這個寰宇主義構想背後，康德自認為具有「科學基礎」、實則大有問題的人類學與地理學觀念——國族國家是以共同血統為基礎的市民社會，至於那些「不合格公民」乃至於「麻煩元素」，主權國家總是有權將之摒除在公民權利之外。

國族主義與寰宇主義大有相互滲透的可能，然而國族國家的僵固與連貫性也不斷遭受挑戰。以「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寰宇主義框架，作為處理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與法律問題的各種倡議，正不斷將知性、秩序和課責，建構到諸如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這類具體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場域。又如我們念茲在茲的「聯合國」——某種形式的寰宇政府，十餘年來高調提倡企業社會責任（CSR）與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視其為調控資本主義的全球治理，被跨國企業菁英奉為圭臬——是另一個標榜普世價值的寰宇主義版本。在聯合國人權公約與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下，「國際勞動標準」（global labor standard）被視為普世的人權價值，一系列用來衡量勞動標準被遵循與否的企業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指標，及其監督、稽核的操作執行，被系統性建立（如工時、童工、環境安全、性別歧視等），弔詭的是，核心的勞動標準「勞動三權」（勞工團結權、集體協商權、罷工權），在這樣的市場化體系中，只是幾百項量化指標之一，因而富士康的勞動條件改善率，被蘋果委託的「公平勞動協會」（FLA）評定為達到99%。

像CSR這種全球治理的寰宇主義版本，其背後的普遍權利觀點，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私有產權的權利論述，這是合宜的權利觀點？哈維不留情面地批判了貝克的寰宇人權以及黑爾德的寰宇民主體制，認為它們過於貼近新自由主義而令人不安，對洛克式資產階級民主不抱希望，哈維在書中轉而尋求另類的出路——將社會運動的多樣思想與實踐，納入普遍權利的求索。例如楊恩（Iris Marion Young）對照著她所謂的普遍壓迫的五種面貌，來定義普遍權利，這五種面貌包括：勞動剝削；因身分認同而遭到邊緣化；缺乏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生活的資源；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內在於家庭和社會的暴力。很明顯地，經由各種集體行動與社會團結，來解除這些壓迫的權利，已超出新自由主義組裝的規範，然而這些才是合乎正義的普遍權利。

普遍權利主張湧現的另一個脈絡，是面對資本主義的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ession），各地人民所採取的社會自體防禦（social self-protection）。哈維細細解讀，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對於勞動剩餘價值的主要剝削方式，當代的奪取式積累，是零散而分殊的過程——山也BOT、海也BOT、這片要徵收、那區要都更，還有各式各樣的民營化、自由化、私有化、血汗勞動、關廠外移、環境剝削、原住民文化危機、生態破壞、金融泡沫等等；為了抵抗這一切壓迫的地理具體性和特殊性，社運團體與NGO運用了人權、尊嚴、生態權與環境權等普遍權利修辭，以作為統一的對抗政治基礎。例如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台灣的司法改革中，被導入並策略性地運用，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障，被引為土地正義運動之法律正當性來源。然而面對寰宇主義的缺陷，當然有理由質疑普遍權利的拜物教傾向，以及其背後混沌不清的人類學、地理學與生態學知識假設；像是「我是人，我反核」這句口號，在社會運動與知識圈內，就曾引發不小的爭論，這種曖昧的類存在（species being），是什麼樣的人呢？本真人？自然人？無差別的人？然而哈維提醒著我們，必須十分警覺於新自由主義化與普遍性、倫理原則及人權等訴求之間，所塑造出來的關鍵連結，如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配，需要實施某一套普遍權利，那麼對這套支配系統的抵抗，也需要爭取不同的權利鬥爭與社會團結，建構另一套普遍權利概念，並務實地將其原則納入法律。

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地理學者，他對當代各種擁保地方原真性（authenticity）——環繞著海德格的現象學哲學，要求「地方充盈」（placefulness）必須優先於自由寰宇主義的「平坦地球」，訴諸於「在地性」（localness）作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逃逸路線，如數家珍；然而對於像艾斯科巴過於浪漫化的地方主義取向，哈維也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他選擇了一條不容易但在我看來頗為實在的路徑，關懷著如何將「戰鬥性地方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辯證而有機地連結上「全球團結胸懷」（global ambition），開創「地理理性的謀略」，而避免流入內閉保守的地方法西斯排外主義。

我想，哈維是認真地看待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他來說，這絕非神話，於是，他接過並轉化了寰宇主義者努斯鮑姆的問題意識：需要怎樣的人類學與地理學知識，作為進步性寰宇主義之可能性情境？ 對於人文地理學有興趣的讀者，會驚艷於，哈維以獨到的歷史地理唯物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環節方法」，批判地重構環境、時空性、地方/區域等概念，開展精采的新寰宇主義解放地理，為真實世界的空間實踐鋪路。如同他一貫主張的實踐主義地理學方法，他在文末所表達的對於當紅左翼理論家如哈洛威（John Holloway）、巴迪烏（Alain Badiou）、紀傑克（Slavoj Zizek）等人的不滿意，即在於他們的貧弱地理向度關懷，忽略了空間做為關鍵字的重要性，以至於限制了政治實踐的理論動能。

我必須承認自己是個哈維粉絲，我個人跟哈維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除了一般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跟他在印度孟買開會，並於會後到農村去做關於徵地抗爭的田野訪查；另一次是他來台灣訪問，去參訪抗爭中的樂生療養院，我們曾以研討會論文的形式，就樂生保留運動的國際串聯（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NGO、跨國法律訴訟等等）如何與社區組織及運動論述結合的經驗，跟哈維交流。他的論述極富創造力，犀利而務實，政治關懷與敏銳度，始終如一。多年來我受哈維思想的啟迪，高度推崇他的成就，也為他平易近人的人格特質所吸引，他的著作始終是我愛用的教材，在王志弘等人以及群學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哈維近來的著作，得以透過靠譜且閱讀性極高的中文版本，持續與台灣讀者見面。個人除了高度推薦這部作品之外，也深切期待哈維其他作品的出版，共饗讀者。

推薦序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約翰．藍儂唱道"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麥可．傑克遜唱道"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歷史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唱著「千古江山如詩如畫，

還我一個太平天下」

《共產黨宣言》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湯瑪士．佛里曼在印度班加洛市的高爾夫球場，打電話給他老婆說，「...

推薦序
序
前言

第一篇 普世價值
1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2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3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4 新寰宇人
5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第二篇 地理知識
6 地理理性
7 時空與世界
8 地方、區域、領域
9 環境的性質

結語 地理理論與地理理性的謀略
註釋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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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篇 普世價值
1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2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3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4 新寰宇人
5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第二篇 地理知識
6 地理理性
7 時空與世界
8 地方、區域、領域
9 環境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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