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廣開言路傾聽不同人的聲音
一個主管,如果執於偏狹,就容易讓小人見縫插針,就容易偏聽偏信,作出錯誤的決策。大凡部屬提建議、意見,只要是論及公事而非個人私情,無論對錯,主管都應側耳傾聽,並從中捕捉到預示重大變化的蛛絲馬跡。否則就會因偏聽偏信造成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主管千萬別拿自己當聖人,事實上聖人也會犯錯誤。「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說的就是要集中群眾的智慧,博採眾長,為我所用。
1聽其言也要觀其行
中國有句成語叫「口蜜腹劍」,比喻口頭說好聽話,像蜜一樣甜。肚子裏卻藏著陰謀,完全是一種狡詐之術。在現實生活中,甜言蜜語中包藏蛇蠍之心者大有人在;而只聽甜言蜜語不辨真假大受其害者也比比皆是。
古人說得好,好阿諛奉承的人不能不防。今天能對人極盡能事地吹捧,明天也能對他人如此這般地炮製一番。這種人只是圖一己之私利,沒有什麼道德、氣節可言。但現實之中卻是這種人吃得開,他們隨波逐流,善於逢迎拍馬,沒有多少真本事。對於這樣的人和事,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顧的。
楚莊王「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典故,說的就是楚莊王以退為進、以靜制動,表面上荒淫廢弛,實際上在觀察大臣的忠奸,最後終於知曉臣僚的真實,親君子遠小人,一舉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例子。
據史書記載,西元前六一四年,楚穆公去世,他的兒子侶繼承王位,史稱楚莊王。看到楚國新王初立,晉國便想利用這個機會恢復已經失去了的霸業,並開始四處活動,利用自己尚未完全失去的影響,把幾個早就依附於楚國的小諸侯國都拉到自己的麾下,建立了以晉國為首的聯盟。楚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勢力範圍眼看就有化為烏有的可能。楚國上下一片恐慌,紛紛要求楚莊王採取措施,與晉國一決雌雄。
可是,楚莊王繼位後卻似乎一點也不關心國家大事,自繼位以來,整天就知道尋歡作樂,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竟然沒有發一道有關國家大事的命令,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群臣們紛紛上諫大王要節制淫樂,應該以國事為重。楚莊王對這些上諫都是不屑一顧,甚至對繼續上諫的大臣下了一道命令:「今後如果再有人敢議論國君是非得失者,格殺勿論!」
命令下達後,果然上諫的人沒有了,楚莊王繼續全心全意地尋歡作樂。然而,畢竟還有不怕死的忠臣。一天,大夫伍舉要求見國王,說有要事稟告。這時的楚莊王正忙於和寵姬們作樂,哪裡有半點心思聽什麼要事。但是自己畢竟是一國之王啊,不見大臣又不行,只好下令帶伍舉上來。
伍舉走進大殿,只見楚莊王左手摟著一位從鄭國來的美女,右手把著一位從越國來的美女,正坐在一大片樂器中間,盡情地歡笑。看見伍舉走了進來,楚莊王才收住了笑,滿臉不高興地對伍舉說道:「你有什麼要緊的事趕快說,沒看見我在這兒忙著嗎?」
伍舉知道現在發火只會把事情搞壞,而且還可能真的把自己的性命賠進去,便強忍住憤怒,笑著對楚莊王說道:「事兒倒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臣下聽說大王特別喜歡猜謎語,臣下這裡有一謎語,許多人都猜不出來,所以今天特地來獻給大王,看大王是否能猜出來。」
楚莊王就喜歡猜謎語,特別是一聽說別人都猜不出來,興趣馬上來了,連忙對伍舉說:「快講給我聽。」
伍舉看到楚莊王已經進了自己的圈套,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沒有什麼危險了,便一字一頓地慢慢說道:「山上有大鳥,三年不飛翔,三年不鳴叫。請問大王這是隻什麼鳥?」
楚莊王明白,這是在說自己呢。可是是自己同意他說的,又不好問罪,便只好故意作出一副失望的神情說道:「我還以為是什麼妙謎呢,原來就是這麼一個呀,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嘛。伍大人可以回去了,我明白你是什麼意思。」
伍舉滿以為楚莊王既然明白了自己的意圖,肯定會有所收斂的。沒料到,此後的幾個月,楚莊王不僅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所作所為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夫蘇從實在看不下去了,再也不管什麼禁令,趁上朝的機會,大殿之上慷慨陳詞,希望楚莊王能夠以國事為重,遠離身邊那些只知逢迎拍馬的人們,徹底治理國家,使楚國能夠稱霸中原。
楚莊王似乎十分地疑惑不解,兩眼直盯著蘇從,任憑他往下說。等蘇從把話說完了,楚莊王才慢悠悠地說出一句任何人聽了都會感到心有餘悸的話:「難道你沒有聽到我的命令嗎?」
蘇從鎮靜地回答說:「臣下是大王的臣下,對大王的命令豈能不知!」
楚莊王又問:「既然你知道不准上諫的命令,卻還在上諫。難道你不怕死嗎?」
蘇從回答道:「如果我的死能夠使大王成為賢明之王的話,臣心甘情願地去死!」
眾大臣看到蘇從竟敢和國王辯理,都以為這個蘇從肯定被殺無疑了。大家不由地都捏了一把汗,只等著楚莊王說出那句話了。
實際上,所有大臣沒有一個瞭解,楚莊王表面上尋歡作樂,卻是無時無刻不在尋找忠臣、良臣和智臣。因而,楚莊王不僅一點火沒發,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大臣們都被搞糊塗了,只聽著楚莊王一個人笑,誰也不敢說一句話。
楚莊王盡情地笑夠了,才滿面春風地對蘇從說:「我整整等了三年,終於盼到了像你這樣的忠臣。你們是楚國振興的真正希望之所在!」隨後,楚莊王下令,殺掉了三年來圍在自己身邊的那些只知拍馬奉承的官員,並下令整頓治安,殺掉了數百名為非作歹的慣犯,提拔了數百名在這期間敢於上諫、治國有方的官員。並任用伍舉和蘇從全面負責國家政務,全力發展生產,訓練軍隊。使楚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終於打敗了晉國,成了中原的霸主,史稱「春秋五霸」。
這個世界上阿諛小人確實有,他們見風轉舵,見人說人話,見鬼講鬼話。而大多數的人也是喜歡聽讚美自己的話,殊不知正是這些頌詞讚歌,讓人麻痹,陶醉其中,而不再奮進,尤其耐不得不同之聲,聽不得不同意見,久而久之,則會意志渙散,聽不見忠言。
2明辨忠奸不為謊言所動
有人說:「謊言被重複一千遍,就變成了真話。」這話雖然未必完全正確,但是有一定的道理。某些主管,被身邊的阿諛逢迎的小人包圍著,耳朵聽到的都是順耳的奉承話,對於敢於直言提意見的人卻避而遠之,甚至打擊迫害。殊不知這樣的結果是自掘墳墓。一個眼不明耳不聰的主管,焉有不犯錯誤的道理。
戰國時代,互相攻伐,為了使大家真正能遵守信約,國與國之間通常都將太子交給對方作為人質。《戰國策.魏策》有這樣一段記載:
魏國大臣龐充,將要陪魏太子到趙國去作人質,臨行前對魏王說:
「現在有一個人說街市上出現了老虎,大王可相信嗎?」
魏王道:「我不相信。」
龐充說:「如果有第二個人說街市上出現了老虎,大王可相信嗎?」
魏王道:「我當然會相信。」
龐充就說:「街市上不會有老虎,這是很明顯的事,可是經過三個人一說,好像真的有了老虎了。現在趙國國都邯鄲離魏國國都大梁,比這裡的街市遠了許多,議論我的人又不只三個。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魏王道:「一切我自己知道。」
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當然不會有老虎。說市上有老虎,顯然是造謠、欺騙,但許多人這樣說了,如果不是從事物真相看問題,也往往會信以為真的。
這故事本來是諷刺魏惠王無知的,但後世人引申這故事成為「三人成虎」這句成語,乃是借來比喻有時謠言可以掩蓋真相的意思。
在這方面,漢昭帝就為主管做出了表率。
漢武帝臨死前,立八歲的弗陵為皇太子,並囑託霍光、金日磾、上宮桀三個大臣輔佐執政。武帝死後,弗陵即位,這就是漢昭帝。
在三個輔政大臣當中,金日磾死得最早。剩下的霍光、上官桀二人意見常常不一致,矛盾很深。霍光在漢武帝時代與匈奴打過很多仗,因功勞大而升為將軍,為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輔佐昭帝。上官桀則不然,他與昭帝的哥哥燕王劉旦的關係很好,劉旦因為沒有當上皇帝參與謀反而受到朝廷處分。昭帝繼位後,上官桀與劉旦仍然保持著私下的來往,並商量好時機一旦成熟,就推翻昭帝,立劉旦為帝。正因為如此,他們便把霍光當成陰謀篡權的最大障礙,處心積慮地打擊他。
一次,霍光外出檢閱御林軍,事後又把一個校尉調到大將軍府裏來,上官桀便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他讓自己的親信模仿燕王劉旦的口氣和筆跡給皇帝寫了一封信,派心腹經過喬裝打扮遞進宮裏。
十四歲的漢昭帝接到這封自稱是燕王的來信,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據聞大將軍霍光外出檢閱御林軍,居然坐著和皇上一樣的車子,又自作主張,擅自調用校尉,可見他心有異志。我擔心他對皇上不利,願意奉還燕王的玉璽,到京城來保衛皇上。」昭帝看了一遍又一遍,放在了一旁。
第二天早朝,霍光聽說燕王上書告發他,心裏很害怕,躲在偏殿的畫室裏等待發落。昭帝臨朝時,不見霍光,便問:「大將軍為何未來?」上官桀幸災樂禍地回答說:「大概是因為被燕王告發,不敢入朝。」昭帝派人去請霍光。霍光見到昭帝,趕緊摘下帽子,伏在地上請罪,上官桀見霍光請罪,以為這是一個落井下石的好機會,想再添油加醋地說上幾句,把霍光扳倒。昭帝卻和顏悅色地對霍光說:「大將軍請戴上帽子,朕知道有人在陷害你,你沒有罪。」這番話對上官桀和與他親近的那些大臣來說,好比是潑了一盆冷水,而霍光聽了又是高興又是奇怪。他恭恭敬敬地給皇帝磕了頭,說:「陛下,為什麼這樣說?」昭帝說:「大將軍檢閱御林軍的地點離京城不遠,調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一共不到十天工夫。燕王遠在千里之外,怎麼會這麼快就能得到消息?即使知道了,馬上派來上書,也來不及趕到這裡。再者,如果大將軍真要謀反,也用不著調一個軍尉。我看,寫這封信的人才是別有用心。」霍光和其餘大臣聽了,都很佩服這位少年皇帝的聰明伶俐。
昭帝講完這番話,嚴厲下令捉拿製造和進呈假信的人。上官桀雖然作了防範,但是昭帝追問得很緊,怕事情敗露,多次出面阻撓,說:「區區小事,不必認真追究。」昭帝不僅沒有聽從,反而對他的忠誠發生了懷疑。後來,昭帝果然發現了上官桀和燕王劉旦的政變陰謀,派霍光將他們一網打盡。上官桀父子及同謀大臣被殺,燕王劉旦等自裁,國家避免了一次內亂。
漢昭帝在位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卻能明辨忠奸,任用賢良,在他當政的那幾年,天下太平,用史書上的話來說是『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身為主管,一定要警惕經常圍在自己身邊拍馬屁的人。這些人,要不就是庸才,或是別有居心,總之都不是可用之人。在這方面,張作霖可謂棋高一著。
張作霖顯貴以後,部屬都升了官,他的秘書長卻被撤了職。幾個朋友替他去說情:「大帥待人一向厚道,秘書長撤職後,未派其他差使,生活都成了問題。」
張作霖說:「我對他並沒有什麼,不過他做了八年秘書長,沒有給我提過一個意見或建議,難道八年之中,我都沒有做錯一件事嗎?只是奉承我,這樣的秘書長,又有何益?」
眾人只得作罷。
張作霖評定人才優劣,忠誠固然是第一標準,但不是以善於逢迎為標準,而是以誰肯為其賣命,誰出力大,為衡量人的標準。
3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一個主管讓部屬提建議、意見,只要是論議公事而非個人私情,無論對錯,都應側耳傾聽,並從中捕捉到預示重大變化的蛛絲馬跡。否則就可能因偏聽偏信造成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
司空馬原為秦國的少府尚書,曾追隨呂不韋。作為呂系人物,在呂不韋被廢之後,他隨即離開秦國投奔趙國。趙國的悼襄王對司空馬並不十分器重,只任命他擔任了一個守相。
此時,秦國對山東六國的軍事攻勢日益猛烈,一度號稱強大的趙國也頻頻受到它的攻擊。司空馬入趙後,根據當時的形勢以及他對秦國政治的瞭解,建議趙王採取割讓土地來賄賂秦國的計謀,激起其他諸侯國對強秦兼併政策的恐懼與反感,進而重新構建列國合縱抗秦的軍事同盟,藉此來保存趙國。這在當時秦強趙弱的情勢下,不失為一種辦法,但是趙王沒有採納他的計謀。
趙王沒能採納司空馬的計謀,卻也無法阻擋秦國的強烈的攻勢。司空馬見趙國大勢已去,毅然決定離開趙國。
司空馬由秦入趙,對雙方的情況都有較為深入的瞭解;在趙王摒棄他的計謀不用而迫使他離趙出走時,他對趙國何時滅亡的問題已經是成竹在胸了。當他面對郭遺,以一個戰略家的口吻直接而明快地說:「趙國滅亡。但它如能啟用武安君李牧為統兵元帥,可以抗秦一年;如果它殺掉李牧,它就支持不了半年。但是,現在趙王身邊的韓倉,此人心胸狹窄,嫉妒功臣,曲意迎合趙王,深得趙王的寵信。趙國目前危在旦夕,趙王勢必進一步偏信他,而他又極容不得李牧。因此,武安君李牧將難保性命,趙國滅亡也不會超出半年!」
司空馬對郭遺所提到的李牧,是戰國末年趙國屈指可數的名將之一。他長期駐防在趙國北部邊境,多次擊敗東胡、林朝和匈奴等大草原遊牧部落軍隊對趙國的進攻。秦王政十四年,他曾率領大軍在肥地大敗秦將桓瞧,迫使殘敗之後的桓瞧懼罪逃奔燕國,因此他被趙王封為武安君。司空馬以一個軍事謀略家的眼光,注意到李牧在趙國抗秦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他又不失一個政治家的敏感,意識到李牧必死於趙國黑暗腐朽的政爭之中,因此,他推斷趙國的滅亡乃是一個拭目可待的事情。
秦王政十八年,秦國在滅掉韓國之後大舉進攻趙國。秦趙戰爭進入了大決戰的階段。趙王就任命李牧、司馬尚領兵抵抗,然而偏信小人的趙王卻未能始終如一地任用李牧。秦國使用離間計,賄賂趙王身邊的寵臣,散布了武安君李牧要造反的謠言。趙王聽信謠言,不顧軍事上臨敵易帥的大忌,一面派出趙蔥、顏聚代替李牧指揮軍隊;一面派出讒臣韓倉辦李牧的「謀反案」,韓倉即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李牧。
李牧死後,秦軍拉開攻勢很快擊敗了趙軍,趙軍將領趙蔥戰死沙場,顏聚戰敗逃亡,趙國完全喪失了抵禦的力量。秦軍趁勝攻破趙都邯鄲,俘虜了趙王,趙國滅亡。
從李牧被殺到趙國滅亡,前後時間僅五個月,這正如司空馬所預測:趙國如果殺掉李牧,它將支持不了半年!趙國的滅亡,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更重要的內在原因,正是趙王偏信小人,不能廣開言路,採納有識之士的建議。如果趙王忍偏持公,不聽信小人的意見,殺害李牧,至少趙國不會那麼快就滅亡。
其實,一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讒言是不難被攻破的。關鍵問題是一些主管不願意探究事實的真相,被小人的讒言牽著鼻子走。這時候,只要有第三者稍加點撥,就會發現讒言的荒謬之處,從而作出正確的選擇。
王商在漢元帝和漢成帝朝一直官運亨通。但是,漢成帝的舅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與王商有矛盾。王鳳是一個專權驕橫的人,其行為常常越禮逾制,王商對他很看不慣,認為有害政風民俗,遂時常加以抨擊。王鳳知道後,雖然沒有公開說什麼,實際上漸漸與王商疏遠了。
漢成帝建始二年的秋天,關內大雨霖霖,一下就是四十多天,京城長久籠罩在一大片淫雨之中。一天,長安城中的老百姓,驀地驚恐不安起來,大家紛紛傳言,大水就要來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長安將被大水淹沒的訛言,越傳越凶,越說越「真」。城中老百姓驚惶失措,紛紛攜老帶小,奔向城外高地。一時間,東西南北,行人亂竄,相互踐踏,呼喊號啕,整個長安城亂作一團。
長安街面大亂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宮中,漢成帝接到宮使報告,御駕來到未央宮前殿,下詔召集百官公卿議論處置辦法。大將軍王鳳對大水訛言輕聽輕信,不假思索即率先上言獻策,他建議成帝、太后以及皇帝後宮的嬪紀們立即上船避「水」。王鳳的建議博得大多數官員的贊同,彷彿大水就在眼前,不避就會被馬上淹沒似的。這時,王商站了出來。他認為王鳳未經實地勘驗,即決定遷宮避「水」,是草率而毫無道理的。他對成帝說道:「自古以來,即使不守天道的昏君之邦,也未見過大雨能淹沒城郭的。今天,我皇朝政治祥和,一派太平治世的景象,試問憑什麼道理,這雨水會驟然暴發到如此地步?臣認為:大水將至的消息必是訛傳。現在城中百姓已惶懼不安,宮廷再下詔遷移,更是增加混亂。此策缺乏斟酌,不僅無濟於事,而且敗事有餘。」漢成帝向來推崇王商斷事,這會兒漸漸冷靜下來,也覺得王商的議論合情合理,於是沒有採用王鳳的意見,只是派出十來個宮使出去打探究竟。
長安城中的官吏百姓,遠望宮城內外,一直沒有任何動靜。他們心想天子還安坐在那裡,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驚慌,於是慢慢停止了奔跑,混亂一時的長安城逐漸安靜下來。這邊成帝派出的宮使打聽情況回來說:「大水將至」果然是沒有根據的謠言。成帝由此更加佩服王商臨事不亂,能清醒地對待問題,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
如果按照王鳳的建議,皇帝帶頭逃避「水」禍,那麼百姓則會照著上面的樣子去做,那全國就會混亂不堪。王商勸告漢成帝不要聽風就是雨,盲目行事。因為他深知帝王的愛好、行為都對百姓有很大的影響。應該忍住自己一時的衝動,不要草率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傾向。
4集合眾智,博採眾長
個人的認識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人也會有疏漏。「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說的就是要集中群眾的智慧,博採眾長,為我所用,才能使事業成功。
漢高祖劉邦出身低微,當過亭長,識字也不多。但他能禮賢下士,依靠各路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大事業。謀士張良是貴族,陳平是遊手好閒之士,大將軍樊噲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婁敬是車夫,韓信是無業流民,彭越做過強盜。這些人無論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各有所長,劉邦也正是集中了眾人的智慧才打敗項羽的。
他採納謀士張良的建議,首先奪取關中,進入秦都咸陽,這樣一來使項羽與眾士所訂立的先入咸陽為王的盟約成為事實,因此造成了項羽的被動。而劉邦的謀臣蕭何則首先接收了秦朝的中央文件案檔和其他國書資料,從而掌握了全國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一系列情況,為以後的戰爭作好準備。
此時的劉邦迷戀的是宏偉的宮殿,美麗的宮女,無盡的財寶,他不想再圖進取了。大將樊噲見此情景,質問他:「大王是想得天下,還是想成為富翁?別忘了秦朝就是剛剛在這裡滅亡的。」
這一下警惕了劉邦,他還兵灞上,且與民約法三章,恢復社會秩序,穩定人民的情緒,消除苛政,讓民安居樂業,這一舉措使他贏得了在政治上的優勢。此時劉邦在軍事上依然處於劣勢。他採用了張良「鬥智不鬥力」的策略。當項羽毀約,封他為漢中王而非關中王時,劉邦也曾大怒,想與項羽決一死戰,是蕭何等人勸他:要正確估計自己和對手的力量,決戰的時機還不成熟,先忍耐一時的委屈,接受分封,到漢中去爭取民眾,招賢納士,利用巴蜀的富庶,積聚財力,他日再圖東山再起,到時反攻也不遲。劉邦接受了部將們的規勸,還採納了張良的建議,去漢中當王,並逐段燒毀沿途的棧道,表示不再出來與項羽作對。
劉邦就是這樣迷惑了項羽,積蓄力量,到力量壯大後重新攻入關中,在垓下一戰,迫項羽自殺。
建立了漢朝之後,劉邦在洛陽舉行的盛大酒宴中,不無得意地總結他的經驗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即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草,不絕糧道,我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克,率百萬之眾,戰於沙場,我不如韓信。三者皆是人傑,我能用之,這也就是我能夠獲取天下的原因了。」
晚清重臣曾國藩辦團練,伊始就發布招賢書,書中說:「我奉命協助辦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惟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光臨相助,藉此廣泛地採取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諮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匯集起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能克服呢?」
曾國藩做事很有主見,一旦確定了,就不為浮言所動,創水師、紮祁門、圍安慶都是如此。但有主見與固執己見有天壤之別。主見是對事物發展判斷後的對策,當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堅持實施;固執己見是一種認識偏差,帶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個人的智慧終歸有限,一個人的見識也受個人經歷、知識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將他人智慧為己所用,這是用人上的問題,也反映一個人心胸氣量之大小。
曾國藩兄弟攻克江寧後,朝野官紳奔相走告,曾國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見向他慶賀的人,人們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同樣意思的人更不計其數。但大體都是官樣文章,無非說一些「英謀遠略、勘定大亂」之類的話。曾國藩自然不會認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規於頌的書信引起了曾國藩的極大震撼。上書人開頭也講了曾國藩以書生張空拳與巨敵相鬥,與召學生子弟忍饑轉戰,備歷艱阻但百折不回,終於成就大功的過程,文字簡練而有力,說到了曾國藩的心裏。
重要的是後面:「你們兄弟倆從湖南偏僻的小村莊走出,十幾年後封侯蔭子還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幾乎都是『曾家人』這是千載一遇的事。」曾國藩看到這一段,頭髮都豎起來,這分明是一種警箴啊!是在給自己敲警鐘。
最末一段尤其讓曾國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兩江總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運、鹽運、水師等常人難以處理的事都歸您管轄。國家和平時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體、可以信賴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現在江南哀鴻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國張開大口,群相逼伺,後果不堪設想。我真為你擔憂啊!」
天大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到了上書人手中簡直是四面楚歌、佈滿陷阱。曾國藩當然要嚇出一身冷汗。其實,曾國藩知道,這是一種激將法:「說他肩上的擔子重了,不要辜負人們對他的希望。」
上書人並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節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由亂而治,而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心不安。」
曾國藩讀著讀著,為上書人所嘆服。
曾國藩知道沒有才略的人寫不出這樣的佳作,同時,沒有勇氣的人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冒然進諫。再者,對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著如此下筆。他猜想這一定是他身邊的幕僚或部屬所為。待看落款:平江李觀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國藩立即給李元度寫信,請他暫時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寧做徹夜長談。
正是曾國藩虛心納諫的態度,才使當時最具才智的人紛紛歸附於他,湘軍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幾乎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
5對「眾口一辭」保持警惕
對任何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形之於言論,就會引起爭論。可以說,互相之間展開不同形式的爭論是正常的,也是在所難免的。相反,如果一群人對某一件事的態度,表現得出奇的一致,甚至連表述的口徑與語氣都異常相似,這時候就得注意了。因為這種「眾口一辭」的現象,很可能隱藏著其不可告人的秘密。
明初開國功臣李善長,自明太祖朱元璋在安徽滁州起兵,就成為他政治上的重要助手。開國以後,朱元璋封他為韓國公,居當時六個最高爵位─國公的首位。朱元璋還把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他的兒子李祺,誰知,李善長在七十七歲的那年,被人揭發說曾與圖謀叛逆的重犯胡惟庸勾結往來。恰好這一年又發生「星變」,即天上的星斗發生異常現象,占星官員一致認為應當處分一個大臣。於是朱元璋親自批示將李善長全家七十多人處以極刑,由於公主的關係,只留下他的兒子李祺和兩個孫子。
李善長被處死後的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國用給朱元璋上了這樣一個奏章說:
「李善長當年與陛下同心同德,一齊經歷了無數的艱難與困苦,幫助陛下取得天下,自己也成為功勳最重的大臣,活著封『公』,死了可以封王,兒子娶了公主,所有的親戚都做上了官。作為一個臣子,他的地位可以說是達頂點了。如果說他自己想造反,進一步當皇帝,似乎還可以理解;現在人們揭發他,說他要支持胡惟庸,做胡惟庸的輔臣,這就令人很難以相信了。」
「按照人的常情,愛護自己的兒子,必然甚於愛護弟兄們的兒子;能夠太平地享受永久富貴的人,絕不會為取得另一種不一定能夠成功的富貴而去冒險的。李善長與胡惟庸的關係好比是叔侄關係,而與陛下的關係,則好比是父子的關係。李善長支持胡惟庸即使成功,最多不過是一個得最高功勳的人,官位最高不過也是太師、國公和王爵,甚至與皇家結親,怎會再比他那時已經得到的還多呢?況且,憑李善長的見解和經歷,難道不知道天下不是那麼容易取得的嗎?在元代末期,想這樣做的人不少,可是除陛下以外,一個個在競爭中都被碾成粉末,宗族遭到滅絕,最後沒有幾個人能保住頭顱的。這些都是李善長親自見到的,他怎麼會在衰老之年去作這樣危險的嘗試呢?」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不會這樣做的。那是必須懷有深仇大恨,現實發生劇烈的變故,造成不得已的形勢。可是,李善長的兒子已成了陛下的骨肉至親,兩家之間沒有絲毫的隔閡,他又何苦要突然這樣做呢?」
「至於說什麼天上的星象發生變化,一定要殺一個大臣來呼應災難,這更是無稽之談。為臣真擔心天下人知道這件事以後,會認為像李善長這樣對國家有貢獻,又擁有這麼高地位和待遇的人,尚且要這樣做,因而都產生這種錯誤的心思,那整個國家不就要完全解體了嗎?當然,李善長現在已經死去,我這番話只是提醒陛下,將來對這些問題,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實,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占星官員們「一致」背後的荒謬,王國用只不過放「馬後炮」而已。
唐德宗貞元年,北方水、旱、蟲災不斷,糧食幾乎絕收,農民流離失所,朝中大臣不去設法賑災,卻在那裡攻擊鎮海軍節度使韓滉,說在前年「涇原兵變」事件發生時,韓滉聽說皇上聖駕暫離首都長安,便在駐地潤州聚集兵力,修了五座石頭城,這顯然包藏了謀反的禍心,應予追究。德宗聽了就對韓滉的忠貞起了疑心,他徵求大臣李泌的意見。
李泌說:「韓滉為人公正忠誠,『涇原兵變』發生後,韓滉為了趕運漕糧支持中央軍隊,親自到江邊背糧裝船,並激勵將士們說:『天子如今蒙受塵埃之苦,這是我們做臣下的恥辱!』韓滉一向清貧廉潔,他的府第狹小,破敗到不能避風躲雨的程度,他還不肯修茸;但他支持中央卻慷慨大方,自從陛下聖駕在外,韓滉的供應一直源源不絕,這是陛下親眼所見,這樣的人會謀反嗎?」
德宗又問:「韓滉既然忠心耿耿,那他為什麼要修石頭城?」
李泌說:「韓滉之所以要修石頭城,是因為看見中原戰亂不絕,考慮到陛下可能南下,所以修城作迎駕的準備罷了。這是做臣子的一片忠心,怎麼能把它當作罪過呢?」
緊接著,李泌又說:「韓滉性情剛正,不阿附權貴,又有偏激嚴苛的缺點,所以得罪人極多。我知道彈劾他的奏章多得很,他的兒子韓皋現在陛下身邊做員外郎,因為知道彈劾他父親的奏章太多了,竟不敢提出要歸家省親。不過,請陛下放心,臣保證韓滉絕沒有謀反之心。」
德宗說:「韓滉的兒子尚且害怕受到牽連,你何苦要保他呢?」
李泌說:「我與韓滉是舊友,對他十分瞭解,所以我願意保他。」
德宗說:「朕正在重用你,你還是謹慎一些,不要與多數人的意見相左,『眾口爍金』,朕怕你保不了韓滉反使自己受到連累。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再說吧。」
但德宗沒有說服李泌,李泌回到家裏,立刻寫好文章,願意以自己一家百餘口人的性命來擔保韓滉。
奏章交上去後,德宗壓住不發,再次召見李泌,對他說:「你還是不聽朕的勸告,硬要保韓滉。朕能理解你與韓滉的友情,但你豈能不顧自家百口人的性命!」
李泌正色回答說:「陛下,臣縱然不顧百餘口家小的性命,也不會為了袒護私情而辜負陛下的厚望。我呈上奏章實在是為了朝廷著想。」
德宗疑惑不解地問:「怎麼是為朝廷著想?」
李泌說:「現在,關中、關東到處發生旱災、蟲災,關中的米價已上漲百倍,一斗米要一千元。老百姓嗷嗷待哺,但朝廷的糧庫已空空如也。北方雖然欠收,江南卻是連年豐收,官糧充足,為賑濟北方,必須要從江東調運大批糧食。只要陛下儘早發下臣擔保韓滉的奏章,制止住那些誹謗他的流言蜚語,再令韓皋歸江東探親,那麼韓滉就因感激朝廷,會迅速運來大批糧食。而且,韓滉在江東極有威信,我相信,他帶頭運糧後,必然引起連鎖反應,江東的糧食將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陛下,我擔保韓滉難道不是為朝廷著想嗎?」
德宗終於被李泌說服,他隨即發了李泌的奏章,並讓人示意韓皋上書要求歸家省親。韓皋臨行前,德宗召見他,對他說:「告訴你的父親,朝廷中有一些攻擊他的流言,朕已知道其中的曲折。朕完全相信你父親的忠心,請你父親不要顧慮多心,以免損害我們君臣間的信任。」
韓皋激動得連連叩頭稱謝。德宗又說:「現在北方災荒嚴重,首都地區糧食尤為緊張,你和你父親一起籌辦,儘早把糧食運來。」
後來事情的發展正如李泌所料:韓皋到潤州,把德宗的話轉告了父親。韓滉感激泣零,當天就親自帶人趕到江邊碼頭,發運糧食十萬斛。五天後,他又發出第二批糧食,並讓韓皋隨船押送回朝。
不久,江淮各道的大員們聽說韓滉向朝廷進貢大批糧食,不甘落後,群起響應,紛紛向朝廷發糧食。德宗得到消息後,召見李泌,連連稱讚他說:「愛卿果然有遠見,保了一個韓滉救了關中無數百姓!」
6體諒部屬的「大不敬」
大凡忠言,一般都很「逆耳」,一個主管,只有聽得進逆耳的忠言,才會促使更多的忠直之士為你建言獻策。然而,有的領導者面對部屬的不同意見時,心裏雖然清楚別人講的話是事實,有道理,但就是不能容忍人家「大不敬」的態度。殊不知,只有那些能夠察納逆耳諫言的人,才值得別人尊重。
貞觀六年,唐太宗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績,開始出現了所謂的「貞觀之治」。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他確實有點昏昏然、飄飄然,生活也逐漸奢侈腐化起來。就納諫而言,也不像過去那樣「尋之使言」、「悅而從之」,而是先有「難色」而後「勉從」,不像建國初期那樣謙遜納諫了。此時他聽頌歌聽得心中舒服,對於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麼兼聽則明瞭,有時興致所在,則任性而行事。
一天,太宗早朝,文武大臣們高呼萬歲已畢,懇請太宗到泰山封禪,以顯揚太宗的文治武功。國舅長孫無忌說:「封禪是歷代帝王的盛事,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處都勒碑刻石以紀念他的巍巍功德,漢武帝也曾封禪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堯舜媲美;功勞比秦始皇、漢武帝還要大,應該封禪泰山,以顯揚功德。」群臣一致贊成。群臣的封禪建議,正好對上了太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還是笑著說:「封禪不封禪,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把國家治理好。」大臣們再一次敦促請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說:「封就封唄!」於是任命太常韋挺為封禪使,令諸儒詳細擬定有關封禪的禮儀、規模、費用及日程安排等。
這時,魏徵站起來,果斷而堅決地反對說:「封禪不封禪,並不妨礙陛下的功德和政績。如果天下安定,國家富強,人民樂業,即使不封禪,又有何妨呢?過去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難道後世認為漢文帝的賢能不如秦始皇嗎?再說,祈天祭地,難道只有登上泰山之顛,封幾尺土,才能表達誠敬的心意嗎?」一席話,彷彿在李世民和大臣們發熱的頭上,潑了一盆冷水。
李世民一聽,非常不高興,便質問魏徵說:「你反對我封禪,難道是因為我功勞不高嗎?」魏徵說:「很高!」李世民說:「難道是因為恩德不厚嗎?」魏徵說:「很厚!」李世民說:「難道是因為國家不安嗎?」魏徵說:「安定!」李世民說:「難道是因為四夷不服嗎?」魏徵說:「臣服呀!」李世民一連問了六個關於能否封禪的條件,魏徵都應聲說條件達到了。李世民最後將臉一沉,大怒說道:「那我為什麼不能封禪?」
魏徵毫不畏懼,據理力爭,回答說:「陛下功勞雖高,而人民還沒有得到實惠;恩德雖厚,而澤惠還沒有廣泛施行;國家雖安,而百姓還不算富裕;四夷雖服,而他們的要求還不能滿足;祥瑞雖來,而不好的當頭還很多;年歲雖豐,而倉庫還很空虛。這就是我認為不能封禪的原因。」
魏徵繼續進諫說:「陛下雖有這六個方面的優越條件,但我認為泰山封禪勞民傷財,於國家人民沒有益處。就拿隋煬帝楊廣的巡視江都(今江蘇揚州)的事情來說吧,他三次坐著長達二百尺、高四層的龍舟水殿到江都遊玩。王公、妃子、僧尼、道士乘坐幾千艘豪華富麗的大船,首尾相連二百多公里,隨從十萬人,光拉縴的壯丁就有八萬多人,還有大隊騎兵夾岸護送。船上的縱酒尋樂,聲聞數十里。沿途五百里內的老百姓,都要貢獻美食。巡遊的隊伍像蝗蟲一樣,把沿途農民弄得傾家蕩產,啃樹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於是,王薄振臂一呼,回應者數十萬,起義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試問這樣的巡視有什麼好處?」
魏徵又打個比方說:「比如有個人患了十年的長病,瘦得僅存皮骨。剛治好,但要他挑一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亂,不止十年,陛下好像是個良醫,人民的病苦雖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體還沒有恢復。現在國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陛下到泰山封禪,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國內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長都要護從,單就飲食供給這一項來說,就不易置辦,更不用說其他費用開支了。」
他喘喘氣又說:「如今伊水、洛水以東,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帶,莽川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不說飲食供應不上,連舉步都很艱難。再說竭盡財力用在這無償的消費上,還不一定能達到要求;要保障豐盛的供給,一定要加重百姓的負擔。崇尚虛名而深受實害,我想這樣的事情,陛下是不會做的。」
魏徵可以說是有理有據有節,或迂迴,或單刀直入,佔盡道理,唐太宗無言以對,但是仍然不願放棄封泰山的念頭。魏徵見狀,言詞一轉而激烈地說:「這樣勞民傷財,天怒人怨,一旦有水旱天災,風雲變幻,匹夫百姓,則揭竿而起,到時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時才省悟其中的道理,強忍心中的不快,最後還是下令停止封禪。
7對好的諫言要樹立「求」的思想
我們說,能夠從諫如流的君主是明主,而能夠「求」諫如渴的君主則是明主中的明主。納諫固然不易,虛心求諫就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求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尋求,有了這樣的思想境界,何愁事業而不興呢?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很想聽到一些有關治國安民方面的一些建議和評論朝政得失方面的話。
李世民曾對王公大臣說:「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須靠明鏡鑑別;君主想要知道自己過失,必須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以賢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國家不亡,怎麼可能呢?若君主喪其國,大臣也難保其家。隋煬帝暴虐兇殘,大臣都閉口無言,使他聽不到別人指正自己的過失,最終導致亡國。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誅殺:前事不遠,你們一定要加以借鑒,看到不利百姓之舉,一定要直言規勸。」
李世民還對身邊的大臣說:「正直之君如用邪惡之臣,國家就無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惡之君,國家也無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時忠誠正直,如同魚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雖然並不聰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聊的匡扶指正,希望憑藉你們正真的諫議幫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諫議大夫王珪聽皇上這樣說,便進言道:「聽說木從墨線則直,君從進諫則聖。所以古代聖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諫官。向君主進諫,不予採納就以死進諫。陛下出於聖明的考慮,採納愚鄙之人的意見。愚臣身處這個開明的時代,願意傾盡自己的全部力量為國效忠。」李世民對王珪的話表示讚賞。於是詔令:從今以後宰相進宮籌劃國事,都要帶諫官以參預籌劃。諫官們如有好的諫議,朕一定虛心採納。
正如前面所述,李世民不但希望別人對他進諫,而且還要求大臣官僚們也能接受部屬的勸諫。貞觀五年(西元六三一年),他對房玄齡說:「自古以來,帝王大多縱情喜怒。高興時濫賞無功,憤怒時則亂殺無辜。所以天下遭受損失和造成混亂,莫不由此而生。朕現在日夜為此事擔憂,常常希望你們直言進諫。你我也要虛心聽取別人的勸諫,不要因為別人的話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護自己的短處,不去接納別人的正確意見。如果不接受別人的勸諫,又怎能勸諫別人呢?」
在求諫的同時,李世民還注意把「慎獨」同求諫結合起來,將其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李世民對身邊的大臣說:「朕每次獨居靜坐時,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為上不合天意,下為百姓不滿。因此希望有正直忠誠的人匡正勸諫,以使自己的思想能與外界溝通,百姓不會心懷怨恨而耿耿於懷。近來朕發現前來奏事的人多帶有驚恐畏懼之色,致使語無倫次。平時奏事,尚且如此,更何況耿直勸諫的,一定會害怕觸犯龍顏。所以每次前來進諫,縱然不合吾意,也不認為是違逆犯上。」
清朝順治皇帝期間制定的御門聽政制度,到了康熙稱帝時,就演繹成了求諫制度。
君主親自聽政、定期視朝,本是我國古代舊制。清初,順治皇帝採納給事中魏象樞等人的建議,定下逢五視朝的制度,平時則不定期地到乾清門聽理政務。康熙帝除堅守逢五視朝的定制外,並將御門聽政作為一項經常性制度來執行。由於逢五三日常朝禮儀隆重,一般是臣下參拜、升轉各官謝恩、貢禮行禮等例行禮儀,並不研討具體政務,故康熙在常朝之後仍去乾清門聽政,御門聽政成為康熙接見臣下處理日常政務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熱衷御門聽政,既是反對權臣鼇拜的需要,也是對輔政時期政治的重大改進。因為在輔政時期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輔政大臣等少數幾個人於內廷議定意見,漢大學士不能參與其事,鼇拜等人便藉機將奏疏帶回家中任意改動,以達到結黨營私的目的。而御門聽政則使年輕的康熙皇帝走出內廷這個狹小的圈子,可以與朝廷大臣廣泛接觸,從而考察其優劣,亦可團結他們,取得支持,增強剷除權臣的勇氣和信心,聽政時,康熙與大臣們直接見面,共商國事,而且官員比較廣泛,包括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從而對輔政大臣的行為形成某種程度的制約,對某些擅權越軌行為也能及時發現和制止。
康熙發現,自己每天早起聽政,而部院衙門大小官員都是分班啟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數班者,認為「殊非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便於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正月頒旨規定:「嗣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有啟奏事宜俱一同啟奏」,無啟奏事宜的滿漢大小官員亦應同啟奏官員一道,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待啟奏事畢方准散去;有怠惰規避,不於黎明齊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察出參奏。但官員們貫徹起來確實有困難,他們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門旁邊,他們「有居住僻遠者,有拮据輿馬者,有徒步行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於需提前齊集午門守候,他們必須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風寒,十分辛苦,以至於白天辦事時精神倦怠。後經大理寺司務廳司務趙時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為感動,立即採納,於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規定:每天聽政時間向後順延半個時辰,即春夏七時,秋冬八時,以便啟奏官員從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係會議官員,仍前齊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齊集,只到各衙門辦理事務;必須避奏官員如年力衰邁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門說明後免其入奏。此後又罷侍班糾劾失儀的科道官員,以便官員們暢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間二三日一來啟奏」。
可以說,正是由於康熙帝善於求諫並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使得他能及時瞭解各方面的情況,對一些重大問題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清朝在康熙治內迅速走向強盛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