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城的故事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弁言〉終於回到台灣，一生漂流後，他選擇記錄台灣，已是老人的故事……

一派自持與溫雅的文風，字如其人，看似沒有激揚之情，但其內省與自覺的泉源，卻是汩汩湧升無休。馬森所創作的文學，是要不斷掘深那窪拋棄禮教束縛、脫離西方宗教原罪觀後，個人自由與存在意義的活井。

視似卡繆《異鄉人》人際疏離、缺乏實存感的莫名所以；也像卡夫卡的《變形蟲》，將想像附生於動物，拉低人的位階正視獸性本質；也有湯瑪斯曼《魔山》中說理論辯的形式，由陷於困境的角色直抒胸臆。在馬森的小說語法中，不難看見西方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的哲理邏輯，使其文本透顯不同於其當代小說的興味，不論在形式及題材上，表現出濃烈的前衛實驗性格。



最早的《巴黎的故事》，以人類學田野調查之心，就文學之筆寫成，竟能擴及不同膚色的族群，堪稱現代文學中極難得見的異鄉底層人物的生活面貌實境；反應其巴黎生涯的《生活在瓶中》，則企圖追隨意識的流動，觀照「反省」與「解悟」對人的意識所產生的作用。《北京的故事》以中國文革為背景，是寓言，也是殘酷劇場；《孤絕》即為Isolation，說出繁華現代社會中，個人心靈的荒瘠之感；《海鷗》思索背叛自然享有絕對自由的人類，所背負的重擔；最為人知的《夜遊》，則像是對年輕的靈魂投下了震撼彈般，「不要活過二十歲」，是怎樣惡狠狠的慘綠年少，是怎樣的對青春年華的眷慕啊！《M的旅程》是以其擅長的象徵手法，外在變形、轉換時空，內心背離原鄉卻又負疚；《府城的故事》則終於回到台灣，一生漂流後，他選擇記錄台灣，已是老人的故事。

作家不免漸老，文字卻能代代如新，尤其經典之作，在當初時代或許只有少數人賞識，卻在時間推移後顯出其孑然風華。為免遺珠之撼，我們整理「馬森小說集」八部作品出版，依寫作時間序列，讓讀者看到這位走在文學之河先端的作家，如何在齊河、濟南、北京、淡水、宜蘭、大甲、蘇澳、台北、巴黎、墨西哥、溫哥華、倫敦、台南的不斷播遷流離的生涯中，在中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等不同的語境與文化範疇裡，創造出一個個不停想、不停看、不停要掙出人世重圍的人物，及他們的故事。如高行健所說：「畢竟是神遊的馬森，毫不戀棧，東方西方，來去自由，何等瀟灑！」毋論作家優游何處，那口源源不絕探求生命底線的深井，則會繼續留在他的小說裡，留在台灣，待讀者掬飲。



〈附錄〉從天涯到台南──年輕小說家賴香吟專訪「賢拜」小說家馬森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在結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國外遷徙生活之後，馬森接下了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的聘書，按道理，八月該是去上任的時間了。馬森正在打算著怎麼去台南，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對他說：我們正要到成大辦個文藝營，你就來幫我們做個專題演講吧，我們有車，連人帶行李，送你下去。馬森想這倒也方便。因此，那一年聯合文學文藝營，開幕式過後的專題演講，馬森就站在台上講現代小說。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馬森，也是我熟讀《孤絕》、《夜遊》以及《海鷗》這幾本小說的青春時期。那個夏天之後，馬森落腳台南，悠悠十來年，而我則考上外地的大學，毫不猶豫離開了台南。

二○○四年第一天，我穿進巷子，找到馬森位於台南開元寺旁的住家。在按下門鈴之前，不免躊躇片刻。過去不是沒有機會認識馬森，但卻習慣保持距離。這是為什麼呢？馬森未必神祕，在同年代的文友圈裡，他顯得優雅明朗，在年輕學生眼中，他和善可親。但也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形象，節制而禮貌地區隔了我心中關於馬森的印象；我很少與人提及我讀馬森小說如何如何，且等自己不免也開始寫起小說之後，更是避免與舊日熟讀的作者作品，素面相見。沒想到就在我回到台南的初始，巧合被派來採訪馬森。十六年的時間，掐指算過，幾秒鐘而已。



宜蘭佛光大學在二○○二年為馬森辦了一場「馬森作品學術研討會」，並為他慶賀七十大壽。這個數字讓許多人乍聽之下吃了一驚。我印象中的馬森，始終是五十幾歲的學者姿態，和我那幾本讀舊了的小說集，一起留在台南老家的書架上；當時我把馬森的小說與朱天心、蘇偉貞等年輕作品一起捧讀。時隔多年，我在他家屋內，看到許多舊日的文學選集，看到亮軒給他寫的字墨，看到龍應台一九八五年題字贈書的《龍應台評小說》。他的開場白是，他第一次來到台南，是一九五五年的事情。那時候的台南印象是，這城市真小。說到這裡，他問我，那時候妳在台南嗎？我忍不住笑，這離我出生的一九六九年還有好大一段差距。後來馬森又提到，一九七○年代初，《中國時報》高信疆寫信來邀他寫稿的時候，大約把他想像成長輩，信中文白夾雜，用了頗多敬語，而龔鵬程寫文章也說讀馬森早年著作《莊子書錄》，以為他是竺心舊學的老先生。

這些錯雜的印象，反映不同世代對馬森的陌生。馬森出現在台灣文壇的時間，說來不太秩序，每個時期，他且扮演不盡相同的角色：搞戲劇的學生、有條有理的方塊評論家、現代主義小說作者、大學教授。這使得他的讀者區分成好幾個群落，且讀者與讀者之間未必有交集；年長的文化人跟他有上一代的風雅交情，昔日文藝青年案頭上多半有幾本他的小說，而再年輕點的，後來做了他的學生，跟他生活噓寒問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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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的，那時北伐之後有一段繁榮的和平日子，在我印象裡邊，五歲以前，日子非常好過。不過七七事變，一打戰，我們那地方很快被佔領了，日本人沿著河北山東，很快就下來。因此，打從五歲起，我可說進入日據時期，受日本教育，學校裡頭有日本教官，學日文，一天兩個鐘頭，很重的課，就跟國文作文課一樣重。

這是馬森自己的話。地點是山東齊河，他的出生故鄉，時間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馬森五歲到十三歲。好不容易戰爭過去了，勝利了，可是緊跟著國共內戰，東逃西逃，又四年。

經你這樣一問，我才發現自己的確跨越了好幾種時代。當年我經過幾次解放，可以說跟著解放跑。那時候，我們很怕共產黨，因為聽多了鬥爭清算解放這些手段。我父親是在國民政府裡做事的。一家人往濟南跑。在濟南買了間小房子，預備住下來，我也在濟南上學，可是才過幾年，濟南就解放了。先是共軍炮火把我們房子打垮，佔了周邊，第二天，國軍來打共軍，我們又變成轟炸目標。我母親便要我們往外逃，她留在家裡守著。我和一些叔舅弟侄輩逃出來，也沒來得及告訴母親，便臨時決定去北京找我父親。從濟南走到北京，走了一個星期，好幾千里。

在北京又繼續上學。後來國共和談，父親先去青島。幾個月後，他派了一個親戚，回到北京來接我。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離開北京，到青島會合父親和表哥，往上海，然後坐船到台灣。在基隆下的船。

我追問：母親沒能一起出來？

他說：沒有。那是後來。很睌以後的事了。

於是，馬森來台的時候，已經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了。很快又離開了同來的父親，輾轉唸淡水中學、宜蘭中學；學校裡大陸學生不多，幾個人克難住校，課堂上老師說的多半是日語或台語，聽不懂。

馬森的青少年生涯，幾乎可作為一個分析戰爭與政治動盪的豐富取樣。可是他對這段經歷，之前吐露不多。那是一段不得不流離的啟蒙歲月。六年中學，換了七、八個學校，長期沒有跟家人在一起。我以為他可能從這段生涯說出什麼苦澀的故事來，孰料他卻一語輕輕帶過：「這樣也好，比較獨立。」

然而這個少年並非原來就是堅強的孩子。作為家中唯一的獨子，父親不在，抗戰去了，他很依賴母親，很內向，母親也保護得緊。他提到，大概是四、五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踏出家裡院子，到外面街上去：「在門口碰到一個小孩，跟我說了許多不好的話，罵我的意思，我馬上就哭回來了，怎麼外面世界這麼恐怖？」

母親不許他游泳，不許他跟野孩子混在一起，她總說：你身體沒他們好。那時他又瘦又小，放學走在路上，老師還怕一陣風就把他吹跑了。他不服氣想要鍛鍊身體，想要壯大，住在濟南的時候，晚上摸黑跑到護城河去學游泳，誰想水又冷又涼，一下子就感冒了。他真正學會游泳，是在台灣的淡水。「那時候沙崙海濱很乾淨，在海裡邊很簡單就學會游泳了。後來就經常去游，身體也隨之長高長壯；長得比父母都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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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內向的孩子，有一個話不多，喜歡看些章回小說打發時間的母親。她也經常給獨子講故事，有些可能是她的生活經歷，有些也可能是她添油加醋，總之，馬森很愛聽她講故事，有些很神奇的地方，甚至有點魔幻寫實的味道。馬森在七十歲年紀回憶這些久遠的兒時往事，記憶仍然非常清晰，他說到打開父親書箱的經過：

小學四五年級，父親不在家呀，我發現屋子裡邊有一間房，書箱是父親留下來的，但是大概沒有人翻動過，我就把它打開，裡邊有好多書，有魯迅，有巴金，有茅盾，有沈從文，還有莎士比亞劇本的翻譯，《羅密歐與茱麗葉》，我很早讀的，還有安徒生童話集什麼的，那大概是我父親上學時喜歡所以收集來的。他去抗戰，書就留在家裡。那時候翻了魯迅，似懂非懂，但是巴金倒容易看，是些愛情故事。

如此讀了不少二、三○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在濟南、北京唸中學時候，馬森比較明顯地喜歡兩個作家，一個老舍，一個曹禺；一個小說，一個戲劇。轉到台灣宜蘭中學之後，馬森開始給報紙投稿，大抵寫些詩與散文；師大國文系時期，《中央日報》更時常可見他的文章。然而，比起有些作家很早即清楚立志要當一個作家，馬森並沒有那樣的想法，也沒有特別計畫。當時他只是個喜歡讀寫實主義小說，尤其喜歡屠格涅夫的年輕人。生活裡多數時間，他其實更熱中於學校裡和李行、劉塞雲、白景瑞等人的戲劇演出，他甚至去參加了一個演員訓練班。如果真要找出開始寫小說的往事來，他是這樣說的：

我想我開始寫小說，應該是一個文學獎的關係。一個紀念國父誕辰的大專生文藝創作比賽，第一次辦，是由學校訓導處把我們的文章匯了去，送到徵文處。最後一天，訓導長來宿舍問我怎麼沒有寫，因為他知道我常在報上登文章，他說我應該寫一篇，我說那什麼時候交稿呢？今天下午。那怎麼來得及？他說，你現在就開始寫。那是早上十點多的事。我寫到下午三四點鐘，寫好了。那篇文章後來得了首獎，當時詩組得獎的好像就是余光中。因為第一次辦，記者還來訪問，報上也登得很大，還拍了畫面，不過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是放在電影預告前面的新聞片播放的。記者問我，你是不是將來就預備寫小說了，我說，沒有這樣想法，不過，這倒也給我丟了個問題。那是第一次寫。

那是一九五二年左右的事情。之後，馬森的確在小說上作了一些嘗試，但是沒有完整發表的作品。成績不斷的還是戲劇。他就像他自己所形容：「剛開始可能是強迫自己，後來就演出興趣來了。欲罷不能。上癮似地。」一九五四年，馬森從師大國文系畢業，當兵走過他與台南的第一次淵源之後，回到師大唸研究所，作《世說新語》研究，同時在師大國語中心兼任講師，接觸不少外國學生，其中與一位比利時修女學法文的經驗，以及那年剛來台徵選的法國政府獎學金，聯繫了他去巴黎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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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早期少談的戰爭流離生活，馬森在巴黎之後的國外遷徙歲月，透過文學作品，透過每本書末的著作資料，反而較為一般讀者熟悉。他前後在巴黎待了七年，學語言，習電影，唸漢學，同時和一些留學生創辦了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歐洲雜誌》。日後將近二十年光陰，馬森始終沒有回過台灣。《生活在瓶中》主人翁對藝術前途的不確定，對國家身分的茫然，某一程度代言彼時他在巴黎的生活。時隔三十幾年，他還能毫無遲疑立刻說出《生活在瓶中》的命題：

像一朵花插到瓶裡，水沒有了就是沒有了，它沒有根嘛，無根的生活。那時候我深深感覺到失土失根的痛苦。畢竟從中國到台灣的這些流離，並沒有真正離開的根和土。即便台灣也還是根和土。我的根土，指的是廣義的文化。而到巴黎就是真正離開了……。

一九六七年，他千辛萬苦把母親從大陸接到了巴黎，可同時，他又收下了來自墨西哥學院東方研究所的聘書。分離二十年的母親在療養院養身體，說得很無助：「你人去了，我在這兒怎麼辦呢？」結果他仍然決定一個人先去。在巴黎已經成家立業的他，生命有點蠢蠢欲動，想要擺脫壓抑，試著冒險，他說：「不管了，我還年輕，不需要太大的保障，有這一年合約就可以去了。」在墨西哥陌生的旅宿裡，他提起筆來，寫出了後來收進《馬森獨幕劇集》的第一個劇本。

馬森曾將墨西哥的六年生活，形容為「急流中的湖泊」。他幾乎是在這裡踏進他文學創作的第一座山谷茂林。他的妻子、孩子與母親，在六個月之後，也來到墨西哥定居。在有僕人有親人的家庭生活，以及墨西哥風情殊異的文化刺激之下，他在這個湖泊，寫成了《生活在瓶中》，此外有《馬森獨幕劇集》以及《北京的故事》。在這之前，除了一系列由真實材料剪編而成的《法國社會素描》（後易名《巴黎的故事》）之外，可以說，馬森還不曾如此專心致意在文學的領域裡耕耘過。這其間不能不提的人物是，當時在台北主編《大眾日報》副刊的金溟若先生，他不僅邀約催促馬森寫作獨幕劇，且為其量身製作了大版面的戲劇專刊，其後，《生活在瓶中》也是在《大眾日報》副刊發表的。

這些作品，以馬森自己在一九八四年為《北京的故事》作序所言：是所謂「經歷心理革命稍前的作品」。他對這一時期的作品，有這樣的自評：「我扮演的是一個批評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個參與者的角色。我時常運用了魯迅式的嘲諷，卻缺乏更深一層的同情與悲憫。」

然而，這心理革命指的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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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瓶中》，可以某一程度代言您在巴黎的生活嗎？」我問馬森。

「某一程度是可以的。」他先是這樣回答，接著，又說：「然而我又是非常喜歡巴黎的。《生活在瓶中》只是某一個面向的感受，消沉的面向。許多時候，我是很能享受巴黎的歡樂文化氣氛的。」

類似的兩面或多面陳述，後來不斷出現在我們的談話裡。剛開始，我不免以為這是一種迴避或稀釋問題的方式。關於馬森，我向來只是一個偏食其小說，不完全的讀者。但因為這次訪談，比較全面讀過他的劇本、散文與文學評論之後，不僅沒有呈現出一個更完整的馬森，相反地，我由小說所讀到的馬森形象，不時與其他文體的馬森構成矛盾費解之處。於是，我對他提出的問題，總不免站在小說讀者的立場，預設其生活與個性可能較貼近於小說的描寫，也不免追問：明朗、樂觀的評論口吻；冷靜、深刻的戲劇安排；濃鬱、熱情的小說人物；究竟哪一面形象，才比較接近內在的他？

然而，他往往不會給我一個肯定，卻也絕非否定的回答。他的說話，有條有理，避免任何抽象的描述，看似開誠布公，十分坦然，然則，幾句話便輕輕鬆鬆繞過了不明的核心，直接到達簡明而不偏不倚的結論。

一個創作的人總是很複雜的。個性裡總有幾個傾向，一個是我，另一個也是我。

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哲學是悲觀主義，但我在生活上抱著樂觀主義。這並不相違背，一個悲觀，一個樂觀，在我來說，是很統一的東西。

妳要是問問我太太的意見，她會說，我這個人就是喜歡熱鬧，沒有電話就不能生活，我是絕不會把電話拔掉的，因為我需要朋友。

我們都笑了。他這些話的口吻，當場聽起來並無敷衍之意。在進行過幾回合的問答之後，我不得不試著修正我的印象，眼前這個自我介紹是B血型天秤座的馬森，似乎真的不受各種個性的矛盾衝突所擾，糾葛在小說裡那些飽受生命往事與熱情所惱的角色們，好像一批馴良豢養的獸，唯有在創作之際才會放肆各尋出口。

其餘的時間，他是個理性而穩定的人，「每天可以保持在差不多的狀態，沒有什麼高潮低潮。」關於個性，他經常使用「個人自覺」這四個字：覺察到了弱點或欠缺，便通過後天的訓練去改變。他提到兒時正是因為自覺過於內向，口齒不清楚，不會表達自己，所以才硬著頭皮報名參加演講，而後還把自己推到了舞台上，通過劇中的人物來盡情表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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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森的墨西哥生活結束於一九七二年。他決定到加拿大去重做學生，同時把母親送回台灣定居。也是在這一年，他在香港出版他的第一本書《法國社會素描》，同時，應高信疆邀稿，開始在《中國時報》寫稿。在好幾篇陸續發表的短篇小說當中，一篇題為〈癌症患者〉的作品，先後被高信疆、朱西甯收入《當代中國小說大展》、《中國現代文學年選》而受矚目。

我的癌症不是肉體上的，可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有些地方不對勁兒。有些地方的先天組織破壞了，毒化了。這毒又慢慢地向著別的地方蔓延。終於有一天我會整個地潰掉。

這篇以癌來譬喻思想心疾的小說，後來收在《海鷗》的第一篇。這本小說雖然晚至一九八四年才出版，但其中許多篇章和《孤絕》都差不多寫就於一九七○年末期，兩本短篇小說集明顯含有現代主義的成分。馬森創造的「孤絕」一詞，成為他小說風格的一個標記，也轉成詮釋現代主義的好用詞彙。這麼多年過去，馬森談到現代主義，有一種沉澱後依舊肯定的態度：

我到西方去有一些轉變，一是我比較了解基督教，研究了死亡與贖罪的問題，二，我也比較了解西方人的思想，現代資本主義的情境。此外，幾個對我影響很大的東西，一是佛洛依德的心理學，它是讓我認識人性的一個工具，一個路向。另一個就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的一些說法，跟其他說法比起來，我還是覺得它是比較接近真理的一個東西，比較看到人生真相的，比基督教，比儒家、道家，都接近人生的真相。存在主義的確是很悲觀，的確是把人生看得很沒有意義，我基本上贊成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沒有一個歸向，說起來，人活著沒有一個價值、意義，但是你實在也必須自己給人生產生一個價值，製造一個意義。

這時期發表的短篇小說，在形式與結構，馬森有意識作了不少實驗與表演；這是一個亮眼的登場，小說家馬森的形象很快確立。這距離當初大學時代記者問他是否打算當一名小說家，已經過了二十餘載。

明眼讀者想必都注意到這一波小說創作的高峰。雖然在創作時間上緊接著墨西哥時期，但這次馬森走進的山谷茂林卻是全然不同的景色。這一時期的小說，雖然在色調上經常是灰暗的，但這灰暗往往正是生命燃燒所造成的光影所致，這些小說，對於生命的野性與激情，保持著一種寬容與理解，甚至是歌頌的態度。馬森在獨幕劇力守的節制與均衡，此時似乎張散開來，任憑角色與情節湧入。特別是他拿到博士學位，又從學生變回教授之後所寫作的長篇小說《夜遊》，其中許多角色，都不是可用常理眼光來看待的，但馬森對各種人物的理解與描寫，卻有情而動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這是個大謎題。馬森經常的回答是重作學生，心理上有二度青春的自由感覺。再者，加拿大這個國家的開放性，也讓他的生活圈裡的確出現不少率性冒險的人物。此外，馬森與我提到他的前妻安妮，她是個比較容易信任別人，敢於開放，然而情緒也相對起落分明的女子，馬森透過她，看到了中國文化加在自己的束縛與拘謹，他覺得應該改變自己。馬森與安妮最終以分居收場，他對這場婚姻的自我檢討、內在苦澀，說來也是創作《夜遊》的背景之一。

從加拿大之後，我想，我沒有再回頭，也就是說，沒有再變成一個保守的人，我覺得在我生命歷程裡邊，加拿大是一個關鍵性的時期，一個關鍵性的階段，在那以前，我是非常學院派的人，學院派的意思指的是：當學生，教書，上班，照顧家庭；非常傳統的一個人，不會越出這個規矩，甚至也不會特別同情規矩外的人，而是帶一點批判眼光看他們。可是，從加拿大之後徹底改變了，我完全能接近這樣子的人，雖然我沒有變成這樣子的人，但是我理解這樣子的人。

這段話，對照他一九七六年，身處溫哥華，為《馬森獨幕劇集》一書所寫的序：

到了加拿大以後，不管在研究寫作上，還是在生活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變成了一個與前大不相同的人。我好像重新獲得了一次生命，又投入了生活的急流中，無暇休歇了。從此開始了我生命中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兩段話都點出了分水嶺的意思。馬森甚至十分清楚地說：「如果我沒有去加拿大，就不會有《孤絕》與《夜遊》那些小說。」然而，更具體的往事經緯，他沒有說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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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寫好之後，馬森把稿子寄給白先勇看，白看了《夜遊》之後，非常激動，寫了好幾封信給馬森，也提了意見。《夜遊》於是就在復刊的《現代文學》上連載。這樣一篇有關嬉皮、吸毒、性別的小說，在當時還不常見。一九八四年，《夜遊》出單行本，市場反應出乎意料的好，據說接連在爾雅銷了二十版，還有人提過要拍電影。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讀到馬森的。馬森加入（或說是重返）台灣文壇的時間這樣晚，以至於年輕讀者不會察覺這作者其實已經年過五十。他的文學，往前一點，沒被來得及納入留學生文學或現代文學的討論裡，往後一點，又離後來發展的都市文學、同志文學還有距離。他在溫哥華時期所寫的幾本小說，彷彿不按排序亮起的幾顆明星，獨自閃爍在八○年代中期的台灣文學天空裡。

現實生活的馬森，這時已經隻身離開加拿大，轉到倫敦教書。一九八○年，睽違二十年，他第一次回台灣，覺得台灣政治氣氛漸漸在改變之中。一九八三年，他應姚一葦之邀，在藝術學院新成立的戲劇系客座教書。這一年，真是把他忙透了，又導戲，又看小說獎決審，同時在報紙寫專欄。

說來龍應台寫「野火集」其實是我介紹的。那時我每周在時報寫兩個專欄，「東西看」和「述古道今」，一個用文也白的筆名，一個用筆名牧者，經常接到讀者來信罵人。認識龍應台之後，我覺得她在《新書月刊》寫的書評非常犀利，應該寫專欄，就給她介紹金恆煒，我說我已經寫了兩年，該換個新人來寫。我的最後一篇文章緊接著龍應台的第一篇，我還在文章裡寫著：現在接著有龍應台的「野火集」，我就下臺一鞠躬之類的句子。結果這「野火集」一上台，就燒起來了。

因為《夜遊》、《孤絕》暢銷所帶來的熱鬧生活，對馬森來言，也許是一波所謂「生活的急流」。但無論如何，與藝文界朋友如張曉風，隱地，席慕蓉，蔣勳等人的交誼很使愛熱鬧的他感到愉快。他提到，對比冷漠的英倫生活，台北似乎是通過朋友們熱情的臂膀在歡迎著他。他終於起了回台定居的念頭。

一，失土失根的感覺漸漸讓我覺得倫敦待不下去了，我對英國印象並不挺好，英國人冷，不容易交朋友。二，天氣不好，冬天陰沉沉的，讓人心情老不愉快。那幾年經常回來，覺得台灣情形改變了，跟以前兩蔣時代不太一樣；我真正回來是一九八七年，解放報禁那一年。再說，也是父母年紀大了。母親原來住在豐原，我回來後接到台南住。我母親是在這間屋子裡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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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倒回台南。這一場閱讀時空的迷走，大致理出了頭緒。

我繞著馬森的人生打轉，除了是想澄清自己腦中馬森錯雜的形象，同時也想從他的口中聽到更多關於小說的背景往事。然而，沒有，沒有太多。彷彿一片落葉，在時間壓過之後，只留下了枝梗。馬森笑說，他幾乎也不太讀從前的小說了。我不得不面臨到，對年老作家的訪談，通常跳不出文學史料的框框：何時何地發生了何事，除此之外，多半是雲淡風清的回答。

我們提議去馬森新作小說出現的開元寺走走。

一生遷徙：齊河，濟南，北京。淡水，宜蘭，大甲，蘇澳，台北。巴黎，墨西哥，溫哥華，倫敦。台南恐怕是馬森住得最久的城市。

他當初選擇來台南，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小鎮的安靜，離台北核心的繁忙遠一點。這麼多年下來，台南的確像一塊柔軟的海綿，靜靜吸納了十幾年的光陰。馬森在成大中文系待到退休。《M的旅程》是他在台南所創作的唯一一本小說集，九個寓言幻境短篇，思索的仍是之前小說的主題：傳統與家族倫理的羈絆，自我認同，理想與夢的追尋，只不過，我們終究在這裡微微告別了青年馬森，儘管主人翁M仍然像極了一抹單薄孤獨的現代主義影子。這本書沒有創造如《夜遊》、《孤絕》那樣熱烈的銷售數字，可卻是馬森極為鍾愛的系列作品。

今年（二○○三）夏天，我和家人到溫哥華去，我帶了一個手提電腦，溫哥華沒別的事，就起了寫小說，寫台南的小說的念頭。府城的故事，當中有好幾篇是今年夏天在溫哥華寫的。

巴黎的故事，當時候寫，有一點用人類學的角度來寫，有很多人是真實的，有很多事也是真實的，我只是稍微改一下，使之有文學的味道。至於北京的故事，則完全是寓言。而府城的故事，既不是記實，也不是寓言的。

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寫府城的歷史。但也可能關涉到一些。現今台北是愈往國際化走了，府城則留了一些台灣的原貌。我想一面寫府城，一面研究府城。這個系列故事，有些還沒寫出來。

我又回到台南，因緣機會讀到了馬森這一系列小說。一些發生在府城的人的故事。

我在這幾篇小說，讀到了老境。

這幾年，似乎整個一代人都在體驗「父親」的逝去，生命的無常與老境，對我們來說，漸漸顯出它的奧妙來。年長作家的書寫變得可貴，工整手稿，三言兩語，往往有令人難以勝受的功力。

馬森是一個少見以電腦寫作的文學前輩；他總是有些使人驚奇的地方。我跟著學生輩稱呼他為馬老師，多少將我對馬森的印象拉回現實，加上寫作生涯的梳理定位，我比較看得清楚，那個佇立在《孤絕》、《海鷗》書後的作者，確確然走到了人生的老境與歸鄉。馬森其實已經稱得上是個健談的人，可他的小說說的往往比他口中說出來的又更多一些，具有血肉的肌理。

如今馬森說他經常忘記眼前的事情，但許多年代久遠的回憶，卻歷歷分明。

對比與他同代的作家，由村野與家族入手，寫作大時代下的戰爭與人生故事，小說家馬森一開筆就直接跳到現代的疏離情境。他的童少生涯，他笑稱的日據時期生活，因而像過早曝光的底片，沒有現出具體可辨的影像。幸好，他透露，他正寫著一系列母親在濟南的故事；這的確是馬森文學的重要人物。以及，一九四九年夏天，那個十六歲少年，留下家鄉的母親，從北京到上海，登上船，在基隆港上了岸。那雙少年的眼睛所錄下的世界，以及他在這南方島嶼的流離青春，應該也是一片還沒有爬梳開來的厚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