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選胡蘭成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文藝論著,難免觸及「文人與漢奸」這個話題。這是個敏感的話題,也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話題,姑且略陳管見。
遠的不必細說,大家也都知道,明末清初那些「貳臣」,如錢謙益、吳梅村諸人,當年曾為清流所詬病,而今時過境遷,他們的文學成就已為史家所推崇。即便為士林更不齒的阮大鋮,其代表作《燕子箋》也不能說因了作者而在文學史上毫無地位。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表述,一個文人的政治立場、民族氣節固然至關重要,但與他的文學藝術成就畢竟不是一回事,不能簡單的劃上等號,是應該分別加以考察和評估的,雖然兩者之間常有關聯。
這涉及到中國的一句古話:「文如其人」。在筆者看來,這只是對文人人品與文品的一種詮釋而已,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自古至今的中國文壇,文不如其人者,人不如其文者,文遠不如其人者,人遠不如其文者,都大有人在。人是複雜的,文人的情感、心態和訴求尤其複雜,不是用「文如其人」就能一言以蔽之的,除非你能證明周作人「落水」了,他以後的文字也隨之一併「落水」,一無是處。
上個世紀的中國文壇波詭雲譎,文學與國族、政見、戰爭、意識形態等等的關係百般糾纏,「剪不斷,理還亂」,文人大都有切膚之痛,身世之感,不同程度的大節有虧也絕非個別現象,特別耐人尋味。周作人的「落水」至今撲朔迷離,真相不能大白,而之所以有論者在抗戰勝利後還寫下《惜周作人》這樣沉痛又頗受爭議的文字,是因為周作人有一個輝煌的過去,人們無法迴避和否定他在「五四」時期的巨大功績。
胡蘭成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早年雖有「說愁道恨」的散文集《西江上》問世,卻至今未見真容,了無影響。不早不晚,他在文壇揚名之日,也就是在政壇「落水」之時。這樣的「巧合」,這樣的身份,自然會遭到更嚴正的批評,再加上他與張愛玲的情感糾葛所導致的對張愛玲的傷害,也受到「張迷」更嚴厲的譴責。不過,還是應該澄清一點,沒有他自說自話的《今生今世》,沒有他後期話題廣泛的各類著述,胡蘭成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留下的那麼多風格獨特、見解獨特的文藝評論,同樣風韻獨具、文筆獨具的散文隨筆,也是值得現代文學史家留意的。他提出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他揭示「魯迅之後,有張愛玲」,那怕不能算作不刊之論,至少也是頗具啟迪的吧?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早已入選他的作品了。
從「漢奸」的級別論,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的鄭孝胥顯然要比胡蘭成高得多,但這並不妨礙重新公開出版他的《海藏樓詩集》並給予恰如其份的評價。筆者認為對待胡蘭成也應持這種態度,全盤的否定和全盤的肯定都不足取,還是不因人廢言,「人歸人,文歸文」比較好。何況作為一個個案,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人某一方面的代表,胡蘭成其人其文都應該認真研究,這項嚴肅的學術工作今天剛剛起步。
為此,筆者費時數載,多方搜尋,終於編成這部《亂世文談》,力求還原歷史語境,提供真實文本。不敢說已將胡蘭成四十年代文藝創作和評論方面的佚文一網打盡,能對胡蘭成研究有所裨益這點自信還是有的,果真如此,筆者的努力也就算值得了。
本書的編選得到了胡紀元先生的熱情支持,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