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運動想像出一個的謊言世界，與其說是滿足現實的需要，不如說是滿足了人類心靈的需要；通過純粹的想像，使失根的群眾能夠感到自在，並且免除真實生活和實際經驗對人類存在及其期望之永無止境的震撼。
本書手稿於一九四九年完成，主要分析對象是二十世紀人類的政治災難──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一詞對早出現於一九二五年，強調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與控制，包括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蘇聯史達林的共產主義。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
過去任何專制獨裁，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但極權主義的侵略性並非產生於對權力的渴望，既不是為了擴張，也不是為了利益，而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使世界達到連貫一致，證明它的各方面的意義是正確的。
本書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猶主義」說明十九世紀中，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第二部分「帝國主義」檢視自一八八四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第三部分「極權主義」處理極權主義運動和政府的組織及運作，將焦點放在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
本書被公認是極權主義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它與一九四四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九四五年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九四九年歐威爾的《1984》一樣，是那一代飽受戰亂的知識分子對極權政權與烏托邦思想主要的反思成果。
本書特色：
不管在中國或台灣，「極權主義」都影響著我們這一代人；台灣經過的是兩蔣的威權統治，中國則是在文革時代感受到領導者者鋪天蓋地的統治方式。本書以納粹德國與蘇聯為範本，是為討論極權主義時不可缺少的經典理論。在台灣絕版多年，在中國一度為禁忌話題。
左岸自2009年7月以來出版書籍一直關注兩個方向：新強權(中國)與舊強權(德國、美國、英國)，適逢《極權主義起源》成書六十年，我們找來三位政治專業譯者重新審定，企盼本書讓讀者認識鄂蘭深邃的歷史與政治研究，對當前的國際政治變化能有更深刻的觀察。
作者簡介：
娜‧鄂蘭（1906－1975），出生於德國漢諾威，大學時代在馬堡大學受教於海德格，之後在海德堡大學接受雅斯培的指導。1933年納粹上台後，因為猶太人的身份，她流亡自巴黎，二戰爆發後前往美國，歸化成美國公民，並先後在UCLA、普林斯頓大學、紐約社會研究所新學院任教 鄂蘭著作豐富，當中《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奠定了她政治哲學家的地位；《人類的處境》（1958）提出勞動、創作與行動三者的區別；《論革命》（1962）比較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探討罪惡的平庸性與公民在極權統治下的個人責任；《黑暗時代群像》（1968）描寫十一位知識分子的思想與作為；《共和危機》（1969）思考政治謊言、公民不服從與暴力的問題；身後出版的《心智生命》（1978）則以人類的三種心智活動：思考、意志與判斷，隱約呼應康德的三大批判理判。 從來不想成為「公眾人物」的鄂蘭，在1975年因對歐洲文化的貢獻獲頒松尼獎，曾獲得這個獎項的學者還有羅素（1960）、卡爾‧波普（1973）西蒙‧波娃（1983）以及哈伯馬斯（1987）。
譯者簡介：
復旦大學教授 林驤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鄂蘭滿足了哲學英雄的所有條件。她是德國猶太人難民，古典教育和現代知識都非常豐富，擅長到希臘和拉丁術語。她的著作散發出深刻的思想。她不害怕提及討論大話題──正義，邪惡，極權主義。她不僅從事形而上學思考，而且講究現實，不僅思想深刻，而且風采迷人
──《最後的知識分子》作者羅素‧雅各比
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給當今人類留下了豐盛的遺產和教訓。今天，我們面臨全球化和市場社會帶來的種
種問題，人愈來愈依賴社會，個人的創造性正在被消費社會窒息。當我們力圖去探索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社會時，必須充分重視二十世紀的經驗和梳理歷史的教訓。在這一意義上，鄂蘭的著作永遠值得後繼者反覆閱讀，因為正是自她開始，政治哲學對人的處境進行永不放棄的追問。今後的極權主義研究必須站在鄂蘭肩上
──金觀濤《極權主義的起源》成書六十年紀念
名人推薦：鄂蘭滿足了哲學英雄的所有條件。她是德國猶太人難民，古典教育和現代知識都非常豐富，擅長到希臘和拉丁術語。她的著作散發出深刻的思想。她不害怕提及討論大話題──正義，邪惡，極權主義。她不僅從事形而上學思考，而且講究現實，不僅思想深刻，而且風采迷人
──《最後的知識分子》作者羅素‧雅各比
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給當今人類留下了豐盛的遺產和教訓。今天，我們面臨全球化和市場社會帶來的種
種問題，人愈來愈依賴社會，個人的創造性正在被消費社會窒息。當我們力圖去探索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社會時，必須充分重視二十世...
章節試閱
第十章 無階級社會
第一節 群眾
極權主義運動較不少地依靠沒有無結構的群眾社會，而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atomized）、個人化(individualized）的群眾的具體條件，這可充分地見諸對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比較，它們這兩種主義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由開始產生於各自的國家開始滋長。史達林為了將列寧的革命專政改變成完全的極權主義統治，史達林率先創造了那種虛假的分子化社會，這為納粹在德國的發展做好了歷史條件的下也早已為納粹作了準備。
俄國十月革命輕而易舉地獲勝，令人驚訝。這個國家的中央集權專制官僚政府統治著一群無沒有結構的群眾，鄉村封建秩序的殘餘和新生而又且虛弱的城市資產階級都還沒有未組織起來。當列寧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奪取政權，又如此困難地保有持這個政權，這時他意識到俄國工人階級的弱點，也意識到有利於突變的總體社會狀況的是混亂的有利於突變。列寧缺乏成為群眾領袖的各種本能，他不是一個預言家，他樂於公開承認並和分析自己的錯誤，這就違背了一個甚至是最普通的煽動家的規則，但是他立即把握住社會的、民族的、職業的等方面或許會在民眾中引進某種結構的差異，而且他似乎也相信，拯救革命的希望存在於這些階層分化之中。他讓使農村群眾無政府主義式地剝奪地主財產的行為合法化，由此首第一次(（或許也是最後一次）在俄國解放了自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最堅定地支持西方民族國家的農民階級。他嘗試用鼓勵獨立工會的方式法來增強化工人階級的立場；。
他容忍了內戰結束後從國民經濟計劃中悄悄產生的新的中產階級。；他倡導用組織(，甚至有時是製創造出）盡可能多的少數民族的方法，進一步區分特徵，提高民族意識，認識到即使在蘇聯的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著歷史和文化的差別。似乎很清楚，在這些純粹實踐性的政治問題上，列寧遵循的是他的其政治家的偉大本能，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念；無論如何，他的政策證明了一點：他更害怕的是缺乏社會結構和其他結構的缺乏，而不是新解放的各民族可能產生離心傾向，甚至也不是從新建立的中層和農民階級裡中間產生出新的資產階級。當內戰爆發時，列寧無疑遭受到了一場最大的挫失敗，他原先打算集中在蘇維埃各國的最高權力，卻落到了黨內官僚手中；但是，這種本身就是個悲劇的發展在革命過程中本身悲劇的發展不一定會走向極權主義。在一個國家早已形成的社會結構層中，一党黨專政只是增加了一個階級，即官僚階級，根據社會主義的革命批評家的說法，這個階級“「將國家當作私有財產來佔有”」(（馬克思語）。在列寧去世時，這條道路仍然敞開著。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組成的結構並不一定會導致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則曾經是歐洲資本主義的特徵。農業仍然可以在集體、合作或私有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仍然可以自由地遵循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形式。各種任何形式的選擇都不會自動地摧毀國家的新結構。
當史達林著手為替國家打造準備極權主義政府時，上述這一切新階級和民族都是他的障礙。為了組合製造一個分子化的和且無結構的群眾，他首先清除蘇維埃權力的殘餘分子(（他們是國家機構的主要代表），因為他們仍然有在產生某些相當的作用，而且仍在阻礙政黨階層制度(party hierarchy）的絕對統治。因此，所以他首先引入320布爾什維克細胞——中央委員會的高級官員皆由其中產生，藉以此來破壞全國家蘇維埃。
到了一九三1930○年，先前的公共機構的最後遺跡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堅實的中央集權政黨官僚機構，它的俄羅斯化傾向同沙皇政權沒有多大差別，唯一的區別是這個新的官僚制不再懼怕識字的人。
布爾什維克政府接著開始消滅階級，出於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原因，首先著手清除有產者階級、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和、農村中的農民。由於人數和財產集合的力量，使農民直到那時農民一直是蘇聯潛在的最強有力的階級；結果對他們的清除比對其他階級更徹底、更殘酷，其執行手段是製造災荒和驅逐出境，藉口沒收富農財產和實現集體化。清除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在30三○年代初完成；凡是未列於死于好幾數百萬死者人之中，或未成為被押解的幾數百萬苦役勞改犯的成員者人，都了解到懂得了“「誰是這裡裡的主人”」，明白了他們和家屬的生命並非取決於同國公民，而是完全取決於政府的興致，他們孤獨地面對政府，得不到來自他們從屬的那個團體的任何幫助。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產生了一個有共同利益的新的農民階級，它有共同的利益。
這個階級的形成是由於它的其人數和在國家經濟中的關鍵地位，這也表現出一種通向極權主義統治的潛在危險；。從統計數位和檔文件資料中很難準確地得知確定它的產生的時間。但是，如果知道如何閱讀極權主義的“「資料來源”」，就可以知道這個一時刻是史達林去世前兩年到來的，當時他提議解散集體農莊，將它們轉變成更大的單位。他未能在活著的時候執行這個計畫；這一次，犧牲將會更大，整總體經濟的混亂結果造成的災難將會大於第一次清除農民階級，但是，也並沒有理由懷疑他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一個階級，只要其它的成員被殺害的數字足夠達到一定程度，任何一個階級它就都可以被消滅。
下一個要清除的階級是工人群體。作為一個階級，他們是比農民更虛弱的階級，作出的反抗更少，雖然他們在革命期間自發地剝奪工廠主的所有權，但立即遭到政府的打擊，和同農民剝奪地主的所有權不一樣，立即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藉口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屬於無產階級，將工廠沒收，作為國家財產。30三○年代初採用的斯達漢諾夫制度（Stakhanov system，編按：斯達漢諾夫為一名礦工，因為採礦成果優秀，成為全國英雄，官方以此要求全國增加生產）(Stakhanov system）打破了工人中間的一切團結和階級意識，首先是兇猛的競爭，其次是一個斯達漢諾夫式的新貴階級暫時團結，他們同和普通工人之間的社會差異比起工人同與管理階層之間的差異來得更尖銳得多。這一過程在一九三八年完成於1938年，當時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使全俄國的工人階級正式地轉變成一支巨大的強迫勞動大軍。
在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消滅清除先前曾那個幫助執行先前的清除措施的官僚階級。從一九三六1936年到1938一九三八年，史達林花了兩年時間擺脫了蘇聯社會的整個管理階層和軍事貴族；幾乎所有的政府機構、工廠、經濟和文化團體、政黨、軍事當局都落入了新人手中，“「將近半數的黨員和非党黨的管理人員被消滅，”」黨員之中有逾半50％，、“「至少八百800多萬人”」被清除殺害。接著又建立了內部護照制度，從一座個城市到另一座個城市去必須登記和獲得批准，最終摧毀了作為一個階級的黨內官僚。至於它的法律地位，官僚同與政黨官員一樣，現在都與工人等級相同；而且它現在也變成了俄國各種各樣的強迫勞動力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蘇聯社會中作為一個特權階級的地位已成為過去。由於這場大整肅以清除最高員警官員而告終——起初是他們組織了這場大整肅——甚至連執行恐怖行動的格別烏官員們也無法再自欺地認為他們作為一個團體可以代表什麼事物，更別無需說是權力了。
人類生命的這些大規模犧牲，其實動機都不是出於舊意義上的“「國家利益存在的理由”」。被清除的社會階層沒有一個會敵視體制，或者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敵視它。積極組織起來的反對派在一九三1930○年就停止了，當時史達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講話，宣布黨內極右派和極左派皆為非法，這些虛弱的反對派幾乎不能將現存的任何一個階級當作自己的基礎。獨裁恐怖(dictatorial terror）——322它和極權主義恐怖不同，只威脅正式的反對者，而不傷害威脅沒有政治觀點的無害的公民——；獨裁恐怖則不然，它十分兇惡地窒息一切公開的或秘密的政治生活，即使在列寧去世之前亦是如此。外國的干涉可能會和國內一部分心懷不滿的力量串聯，但是到了一九三○1930年，蘇聯政府得到大多數國家承認，並且和許多國家簽訂了貿易以及其他國際協定，就不存在外國干涉的危險了。(（就人民本身而言，史達林政府難以消除的一種可能性的危險：如果希特勒是一個普通的征服者，而不是一個足以匹敵競爭的極權主義統治者，他就可能有一個特殊非凡的機會來贏得他的事業，至少贏得烏克蘭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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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消滅階級一事毫無政治意義，至少它對於蘇維埃的敵人經濟而言的確卻造成了災難。一九三三1933年人為假饑荒的後果在全國持續多年；一九三五1935年引進提倡斯達漢諾夫運動系統，它任意提高個人生產指標，完全無視工業生產中團隊協同工作的必要性，結果使年輕的工業陷入“「混亂失衡”」。清除官僚階層，即工廠管理者和工程師階級，最終導致剝奪了新的俄國技術知識份分子曾經得到的一點點的技術經驗和知識。
自從古代以來，專制及暴君政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其統治人臣民之間的條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然而這種平等化還不足以構成極權主義統治，因為它或多或少保有地使人臣民之間非政治的共體關係，(例如家庭紐帶、共同的文化興趣）保持原封不動。假如極權主義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主張，它就必須“「一勞永逸地結束棋戲的中立”態度」，亦即結束任何活動的自主存在。喜歡“「為下棋而下棋”」的人者被消滅清除他們的人比擬為“「為藝術而藝術”」者，他們在群眾社會裡裡還不是群眾社會中絕對分子化的成分(atomized elements），而群眾社會裡的異質的一致性(heterogeneous uniformity）是極權主義的首要條件之一。從極權主義統治者的觀點來看，一個專心於為下棋而下棋的社會和一個專心於農事的農民階級比起來，只有程度不同，而較不危險而已。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很十分喜歡將黨党衛軍成員描述成新型的人，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為事情本身而去做一件事”」。
整肅運動恆常出現在實際的團體滅絕之前，由於熟練地運用反覆復整肅的手段，蘇聯社會的群眾終於分化了，整肅運動不可避免地開始事實上的團體整肅。為了摧毀一切社會的和家庭的紐帶，整肅運動的進行方式是在方式上，威脅被告與整肅一切和他有尋常普通關係的人都將遭受同樣命運，——從他的點頭之交一般熟人到最親近密的親朋友和親戚——將遭受同樣命運。這種簡單巧妙直率的“「株連罪”」(guilt by association）手法造成的結果，使一個人一旦某人受被指控，他先前的朋友們便會立即轉變為他的最兇惡的敵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們自願告密，爭先恐後地用莫須有的罪證來指控和譴責他；這明顯的是他們證明自己忠實可靠的唯一辦法。他們還會倒過來試圖證明自己與同被指控者相識或結交，只是為了掩蓋對他的監視，並且揭露他是一個破壞者、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一個外國間諜，或者一個法西斯分子。成功績是“「由你揭發的親密朋友的人數來衡量的”」，很明顯，最基本的謹慎態度是要儘量避開一切親密往來——不是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發覺，而是在考慮到未來可能發生的麻煩時——杜絕所有的人可能不僅出於一種批判別人的普通廉價興趣，而且也出於一種不可抗拒的需要；他們給別人帶來毀滅，只因為他們自己的生命也處於危險之中。說到底，通過將這種手段發展到光怪陸離的極致，布爾什維克統治者成功地製造了一個分子化的和個人化的社會，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社會，光憑事件或災難還很難造成這樣的社會。
極權主義運動是分子化、孤立的個人之的群眾組織。同其他一切政黨和運動相比，極權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外部特徵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制地、無條件地、一貫的如既往地忠誠。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們甚至在攫取政權之前就已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通常一般的進程做法是在實際掌權之後才開始從總體上組織國家，接著宣布他們的意識形態，聲稱他們的組織必將包容整個人類。但是，凡在極權統治並非由極權主義運動開始的地方(（俄國是這種例子，和納粹德國完全相反），運動必須在事後組織，它的生長條件是虛構創造的，其目的是盡可能製造完全的忠誠——這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這類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們沒有其他的社會聯繫，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
忠實(fidelity）包含了著具體內容，它可能很自然地會改變人的思想，因此只有消除具體內容，才可能達到完全忠誠。極權主義運動以各自的方式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擺脫帶有具體內容的、繼承自先前非極權主義發展階段的政黨綱領。無論他們的話措辭多麼激進，每一種特定的政治目標都不能簡單地斷言或描述統治世界的主張，每一種處理針對比“「幾個世紀來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更具體的問題的每一種政治計畫，都是對極權主義的阻礙。希特勒從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小政黨中漸漸地建立納粹運動，他希特勒在納粹組織中的最大成就績是使運動卸下了先前的政黨綱領的負擔，他並沒有不是改變它或者正式取消它，而僅只是簡單地拒絕談論或討論其要點，那些較為溫和的內容和表達方式很快就過時了。
史達林在這一方面的任務和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樣，顯得更加可怕；布爾什維克黨的社會主義綱領是一樁非常麻煩的負擔，遠遠超過了一個業餘經濟學家和瘋人政治家的二十五25點計畫。但是史達林在廢除了俄國黨內派別之後，通過共產黨持續的經常曲折的路線，以及一貫地通過經常性地重新解釋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取消它的全部理論內容(（因為它不再可能預言未來的路線和行動），最終達到了同樣的結果。事實上，最完美合適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所培養的教條並非對政治行為的引導——相反地，假如一個人得每天早晨重複史達林昨天晚上的話，他才可能是遵循了黨的路線——事實上是結果自然地導致相同的心境統一了思想，集中地的服從，不會由於試圖理解人在做什麼而分裂，正如希姆萊為黨党衛軍擬定的口號：“「我的忠誠是我的光榮。”」(My honor is my loyalty.）
缺乏黨綱或無視黨綱本身不一定325是極權主義的標誌。前者認為黨綱和論壇是無用的紙上空談和令人為難窘迫的諾言，同一場運動的風格和動力絲毫不一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行動哲學就是如此，他只相信通過歷史契機本身的靈感。對權力的純粹渴望，並且嘲笑“「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們將怎樣做處理，這是一切暴民領袖的特點，但是還不夠極權主義的標準。法西斯主義的真正目標只是奪取權力，確立法西斯主義“「精英”」為統治國家之的無可競爭的統治者。極權主義絕不滿足於用外部手段來統治，即通過國家和一種暴力機器；由於它那奇特的意識形態和它在這種高壓政策中被賦予的角色，極權主義發現了一種從內部控制人和威嚇人的方法。在此意義上，它消除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達到一種新的狀態，其中我們所知的權力和權力意志根本不產生作用，或者至多只有次等作用。
基本上，極權主義領袖實質上不折不扣地體現受他所領導的群眾的功能；他不是一個渴望權力的個人，對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獨斷意志。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隨時可以被取代，他依靠的正是他所體現的群眾“「意志”」，群眾也依靠他。若沒有他，群眾他們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終是烏合之眾；若無群眾，領袖就成為無足輕重之人。希特勒充分意識到這種相互依賴性，他曾經在對衝鋒隊的一次演講中說：“「你們之所以是你們，是因為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為你們。”」我們總是過於低估這些說法，或者誤解其含義，認為此處所說的行動(acting）之定義只是下達或執行命令，正如西方歷史的政治傳統中經常發生的那樣。然而這種觀點一向假定，領導者思考並產生意志，然後將他的思想和意志強加給被剝奪思想和意志的群體——無論是採用說服、權威或暴力的手段。但是，希特勒認為甚至連“「思想……也只依靠發出或執行命令才存在”」，因此即使是從理論上，他也一方面從理論上326消除了思想和行動的差別，另一方面消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差別。
國家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未宣稱過要建立一種新式政府，或者斷言它的目標是奪取政權和控制國家機器。其統治思想是任何國家、任何純粹的暴力機器都未達到過的一種東西，是一種持久不息的運動：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裡裡都永久地統治每一個個人。”」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這本身絕不是一種目的，而是通向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在任何一個國家裡裡奪取政權也只是一種可行的過渡階段，絕不是運動之目的。運動的實際目標是把民眾盡可能多地組織民眾進入它的框架，推動和保持他們處於運動狀態；而能夠構成運動目的的政治目標根本不存在。
第十章 無階級社會第一節 群眾極權主義運動較不少地依靠沒有無結構的群眾社會，而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atomized）、個人化(individualized）的群眾的具體條件，這可充分地見諸對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比較，它們這兩種主義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由開始產生於各自的國家開始滋長。史達林為了將列寧的革命專政改變成完全的極權主義統治，史達林率先創造了那種虛假的分子化社會，這為納粹在德國的發展做好了歷史條件的下也早已為納粹作了準備。俄國十月革命輕而易舉地獲勝，令人驚訝。這個國家的中央集權專制官僚政府統治著一群無沒有結構...
目錄
永不放棄的追問：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成書六十年
初版序
第一部 反猶主義
序言
第一章 蹂躪常識的反猶主義
第二章 猶太人、民族國家與反猶主義的產生
第一節 曖昧的解放和猶太國家銀行家
第二節 早期反猶主義
第三節 最初的反猶主義政黨
第四節 左派反猶主義
第五節 安全的黃金時代
第三章 猶太人與社會
第一節 在賤民與新貴之間
第二節 權勢奇才
第三節 在惡與罪之間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第一節 案件事實
第二節 第三共和國與法國猶太人
第三節 軍隊與教士反對共和
第四節 人民與暴民
第五節 猶太人與德雷富斯派
第六節 赦免及其意義
第二部 帝國主義
序言
第五章 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
第一節 擴張與民族國家
第二節 權力與資產階級
第三節暴民與資本的聯盟
第六章 種族主義之前的種族思想
第一節 貴族的「種族」對抗平民「國家」
第二節 種族統一作為民族解放的替代
第三節 開啟歷史的新鑰
第四節 「英國人的權利」與人權
第七章 種族與官僚政治
第一節 黑色大陸的幻影世界
第二節 黃金與種族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特性
第八章 大陸帝國主義：各種泛運動
第一節 部族的民族主義
第二節 無法律性的繼承
第三節 黨派與運動
第九章 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
第一節 「少數民族的國家」與無國籍的人民
第二節 人權的窘困
第三部 極權主義
序言
第十章 無階級社會
第一節 群眾
第二節 暴民與精英的短暫同盟
第十一章 極權主義運動
第一節 極權主義的宣傳
第二節 極權主義的組織
第十二章 執政的極權主義
第一節 所謂的極權國家
第二節 秘密員警
第三節 全面統治
第十三章 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種新的政府形式
注釋
參考書目
永不放棄的追問：寫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成書六十年
初版序
第一部 反猶主義
序言
第一章 蹂躪常識的反猶主義
第二章 猶太人、民族國家與反猶主義的產生
第一節 曖昧的解放和猶太國家銀行家
第二節 早期反猶主義
第三節 最初的反猶主義政黨
第四節 左派反猶主義
第五節 安全的黃金時代
第三章 猶太人與社會
第一節 在賤民與新貴之間
第二節 權勢奇才
第三節 在惡與罪之間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第一節 案件事實
第二節 第三共和國與法國猶太人
第三節 軍隊與教士反對共和
第四節 人民與暴民
第五節 猶太人與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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