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

『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胡適



八月份我經過綺色佳，身上帶著一本錢裡群先生的著作：《我的回顧與反思》，竟然發現錢先生的父親竟然就是胡適的校友，而且他的專業就是農業。（百度百科上的紀錄：1913年，以庚子賠款資送美国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就讀，五年后獲農學硕士学位）。只是錢先生在書中的記錄並不準確，說他父親是1906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日後於1919年回國（比胡適晚了兩年），成為國民黨重要的官員，在抗戰期間擔任農業部的常務司長。但他的家庭成員卻因政治立場分歧而分為兩半，雖然日後他們都有各自的成就與貢獻，卻是近代中國悲劇的體現。



2005年間我第一次在瀋陽的機場發現了錢先生的著作《周作人傳》，當時我就很喜歡錢先生客觀公允而相對體諒的立論。這次我發現的是他對理想的執著，對教學與青年人的熱情洋溢於書頁，還有他對魯迅推崇所夾帶的奮戰精神。有幾次我想他的言論怎能見容於當局，這必然為他招來禍患。或許\他是北大知名的教授，待遇和其餘人相比終究有些不同。但是閱\讀間，我總發現錢先生對魯迅的服膺與引用幾乎完全是正面的，這和我對魯迅的印象有相當出入。雖然我對魯迅理解不足，是確定的事。但讀錢引述魯迅觀點的種種說法，引起我以往未曾有過的興趣。於是我把把胡魯二人放在一起閱\讀，想理解這兩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到底有何差別，顯示出什麼意義。



一搜尋才發現，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來，言論逐漸放開之後，對這兩個人物從新審視、評估、研究的嘗試，成績已經相當驚人。天平已產生了健康的傾斜。我越讀越覺這是個無底深淵，因為這兩個人物牽涉的層面太廣，涉及的人物也太多，他們就像星座一樣，周圍有許\多圍拱環繞的各類行星，他們對胡魯都有不同層面的回憶、評價與認識，研究二人的專著讓人眼花撩亂，光在網上找到的書籍、史料已多過我的預期，我又參考了不少多大東亞圖書館的收藏。我只能稍微涉獵，讀出點個人體會。



我總體的發現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對胡適的評價與重估，已漸趨持平、客觀，正面肯定者甚多，至少已是大體平反。即使有批評的，也說得有點根據，不再是那些口號連篇的教條與套話。一般來說，除了意識型態逐漸淡化之外，也有一些持自由主義觀點或傾向自由思想的學者，對胡適的讚譽、肯定遠超過魯迅。同時也從魯迅文本與傳記資料仔細爬梳，根據事實，提出或多或少，深淺不一對魯迅的批判，貶抑他作品與人格中透露的尖刻與狹窄，論述魯迅寬容精神的缺欠，與其他方面的弱點。



其中我讀到觀點最鮮明，分析最著力的就是邵建先生的《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書中邵先生以三章相當的篇幅來論述這兩位人物身上最鮮明的特色：關於tolerance的問題。邵建舉證甚多，從言論(尤其是那些文化論戰)至待人、交往、對政治的態度等等，說明胡適如何是寬容美德的代表人物，而魯迅卻是反面例證，有一段話我覺得說得很準確，點出這兩個人精神氣質的差異：『誠然，度量與寬容有關，但寬容卻絕不僅是度量。或者說，僅是度量則無法度量出寬容那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因為，寬容在這裡，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理念，價值理念，…「胡文化」便是一種以寬容理念為價值取向的自由主義文化，「魯文化」則相反，它是公開拒絕寬容並帶有獨斷性的刀筆文化』。魯迅臨終前的一句名言「一個都不寬恕」註1，正可說 明他在人格上缺乏寬容的素質，這點也普遍呈現在他晚年雜文中。閱\讀那些篇章，我仍感到他酸澀的刀刃，對論敵的仇恨即使多年也不願遺忘，不肯赦免。



按理說胡適的某些觀點與說法已經過時了，但在現今的中國仍然意義非凡，因為經過了幾十年的封閉與鬥爭之後，經濟改革雖然上路了，國勢也強大了。但胡適倡導的觀念仍只有名詞，尚未在這個國土上落實。寬容的價值不只適用於個人，更適用於各種政治團體。沒有相對寬容的政權，民主自由的理念根本無法存在。羅爾綱先生在其回憶的著作中《師門五年記及胡適瑣記》，提到一件他在中國公學目睹的事，證實胡適對寬容不僅是種空洞言論。一位左派的學生為了一個事件批評了胡適，措詞強烈，學校當局要把學生的壁報撕去，但胡適不准，「說他提倡言論自由，就要以身作則。」最近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事的確讓中共當局不快。然而一個說真話、對自己言論負責的讀書人，真能撼動中共政權的穩定，威脅國家安全？正因為中國仍未具有真實的言論自由，仍缺乏寬容的政治，才讓劉先生的言論顯出意義，也才讓胡適的思想價值更加凸顯。



針對以往一面倒的官方魯迅論，不少論者提出各類平衡的立論，這也是邵建在書中反覆申論引證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此才能給予魯迅正確的歷史定位，還他公道。我舉幾個例子：『過去因為尊崇魯迅，以為魯迅從來都是正確的，把跟他有過爭論或對立的人，全貶為落後或反動，這樣做太對不起歷史了，也太對不起那些曾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過貢獻的人了。 還魯迅一個公道，也是還歷史一個公道，還歷史上許\多人物一個公道。』。





有位論者的說法，批判的觀點很誠實、直接，我也深覺有理，也是許\多歌頌魯迅深刻、偉大的人普遍的盲點，或說他們不願面對的事實。他說：『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給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帶來的可能傷害避而不談，對他身上的缺陷、弱點視而不見，對他的失敗人生更是三緘其口，除了表彰、發明他的功\績和貢獻以及偉大的成功\(這當然正確，我也舉雙手同意)，更有甚者，對魯迅的弱點、缺陷以及他帶來的可能性傷害採取了美化方式，直到把他處理成聖人。這不僅構成了對大多數人的傷害，其實也是對魯迅本人的傷害。』。



敬文東先生自己現身說法，提到魯迅的著作不只讓他受益，也使他受害。尤其是他在灰暗挫敗的經驗中，魯迅的著作成了他的滋養，他甚至說：「他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碼也是我的指路明燈。」，但是，同時魯迅文字也在他身上顯出其他陰暗負面的影響：『我越來越沮喪地發現，我身上的偏執，狹隘也的確部分地來源於他的文字。』。作者更進一步說明為何這個現象的由來，他說：『回頭想起來，這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編選的魯迅文章大多是被比喻為投槍、匕首的論戰雜文。我們從魯迅那理學得最多的─說起來很好笑─就是罵人的諷刺的藝術。』於是，許\許\多多的小魯迅，就在耳濡目染下逐一誕生了。





邵先生也提出類似的說法與經驗。1930年代魯迅和不同陣營的文人打筆仗，經常使用妖魔化語言，諸如：「劊子手」、「皂隸」、「奴才」、「乏走狗」等等。而左翼文人也用毒辣的詞彙扣魯迅帽子「法西斯蒂」(Facist)、「封建餘孽」。這些罵語對邵先生都顯得熟悉，他說：『原來文革時，年齡雖小，但目之所充、耳之所灌，全是這些。不是有人要給文革語言溯源嗎？我看，只要順著二十世紀左翼之藤往前摸，就會發現，越左罵得越厲害，越是大師罵得越精彩。中國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語言就是被以罵為務的左翼文人搞壞的，且流行深遠。』。魯迅如同匕首的雜文，給後世的人提供、累積了不少諷刺罵人的資源，是個不爭的事實。大家不妨在網上輸入幾條魯迅罵人的名句，仍可找到各處共鳴的言論，甚至刻薄的罵街。



魯迅傳記的出版也是重估魯迅的熱門途徑，林賢志先生所著的《人間魯迅》引發了不少討論。謝泳先生所編寫的《胡適還是魯迅》將部分的討論放在書中。謝先生對書中的觀點提出了一些追問，我覺得值得後世的讀者思考。他強調他喜歡這本書，但同時對作者筆下陳述的魯迅也感到困惑：『魯迅的悲劇不在生前，而在死後。…魯迅是最不願意和官員打交道的，不像胡適那樣，還想過去做政府的諍友… 然而奇怪的是魯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適卻從來都是被罵的。為什麼新時代願意用一貫反帝制的魯迅來做為自己的旗幟…文革中魯迅語錄也很流行，但人們可以反過來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利用魯迅？』。



許\多理論、學說都會被利用，即使最高貴的東西，只要使用不當，或應用的人心思彎曲，結果都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尤其人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心態，更容易走入極端，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前述的問題是對統治者的疑問，接下來謝先生質疑的是閱\讀、接受魯迅的人：『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的作家中唯一沒有被禁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戰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兒幾乎天天都在發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呢？』





當然，謝詠先生並非把紅衛兵殺人的責任推到魯迅身上，但這樣的質疑卻很正常。是的，在最狂暴的年代，有些人藉著閱\讀魯迅得到啟蒙的力量，就像錢理群先生這類型的知識分子。文革中除了毛最強悍的聲音，還有魯的語錄與全集，青年人會從這二人得到什麼啟發與感染？這恐怕需要許\多深層的探索。然而，卻有人反駁紅衛兵根本沒讀懂魯迅，甚至還能提出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論：『我相信，毛澤東甘當魯迅的學生，並非沾沾於用，應當是魯迅精神人格的偉大力量，征服了這位蓋\世英雄。由敬而頌，因頌生用。』(《也談魯迅被專制利用問題─為謝泳先生解惑兼與林賢治先生商榷》)。毛澤東當然肯定、喜愛魯迅，這應不成問題，但說魯迅精神的偉大力量感動了毛，讓他由敬而頌，因頌生用，那就幾近超現實了。毛如何運用魯迅的精神呢？恐怕不是魯的同情與人道，可能是他的偏執、多疑、刻薄─帶著陰暗的毀滅。





我覺得如果今天要理解魯迅，最直接的方式還是讀他的本文。或者讀讀他與別人論戰的部分，看看他和別人對峙的態度與言論。或者可以把他和胡適放在一起讀，我覺得可以受到諸多方面的啟發。每個人都有不同領會與評價，對胡適可能會比較一致，反差不會過於劇烈。但魯迅就難說了，因為他的爭議高。我喜愛胡適所說的名言：『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懷疑精神用在學術上，而不是用在與人相處上，總是比較健康的態度。胡適在晚年的時候曾經這麼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運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來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註6。所以他雖然在學術上打過筆仗，卻沒有真正的敵人。胡適為人的坦誠與寬容，豈不是今天經過了幾十年鬥爭猜忌的中國大地，更鮮明的需要？不也是台灣這幾年來惡鬥頻頻的提醒？



作為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創作者，無論文體如何，表現的媒介如何，呈現何種風格，以哪種途徑表述，那都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身處的環境許\可，我們無法也不該苛求他的文體與為人。要放浪形骸，或謹小慎微，都是他們個人的事。那些身處封閉獨裁環境的作家，必須具備更大勇氣，更高明的方式創作，否則別說他們失去創作的自由，甚至他們都可能失去生命。 





當年胡和魯以文字批判、對抗獨裁的國民黨，他們不只是一般的作家或學者，他們更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有這樣的身分，他們的言論和生活方式、為人風格，就不免受到各方的檢視。因為他們以公眾人物，或以一種理想姿態，以一種清醒公義的聲音，出現在眾人面前，提出他們的公正，擲地有聲的意見。同時，你如何批評別人、政體、各類公共政策，你就得預期別人，或敵對的團體對你施予同樣的批評與反擊。你如果抨擊他人筆下無情，就別指望別人同情你。那不是魯迅被褻瀆、被圍勦，也非被誤解，而是正常現象。況且，主動攻擊的經常是魯迅。所以別人對他的惡 聲、苛評，有不少因素是他自己造成的。





胡魯二人一直是影響深遠的知識份子，否則來到新世紀，這個話題也不會至今仍然爭論不休。這幾十年來，經過各方的仔細觀察與閱\讀，他們言行被人重新檢視、重估，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些護衛魯迅的研究者荒誕之處，似乎顯示他們還停在文革年代，還把魯迅當成崇高、偉大、深沈的偶像，我套用一位論者的說法：『似乎如果不是他們的保衛，魯迅就不偉大而會塌台似的。』他又說：『人人都說魯迅偉大而且沒有任何異議的時代，恰恰是最不正常的〝文革〞時代』。雖然這位作者也多方肯定魯迅的偉大，但我的體會就是今天來讀魯迅，最好少點，甚至避開那些崇高偉大的頌詞，我們會有比較客觀準確的領悟。



有個現象我認為也是民間重估魯迅的一個演變，就是近年中小學教科書刪除了一些篇魯迅的文章(註8)，而代以其他的文章，尤其是梁實秋的文章被收入教科書，引起了中國社會多方討論，反對聲浪固多，但肯定、驚喜者不少。有一個老師還在網上發表評論說：『梁實秋文章首次入選語文教材，意味著社會理性的勃發，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日漸透明和開放。 』，事件的確有某種宣示的意義。因為早期的中國學生都在教科書上讀過魯迅那篇攻擊性十足的論戰文章：《“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走狗的形象隨著梁實秋先生多年。如今隨著梁先生的著作在中國逐漸普及，他階級敵人的形象也在逐漸轉變中。



多次我不解為何錢裡群先生會如此肯定、推崇魯的精神與著作，難道他不覺得魯迅身上的弱點？也許\，我的領會是魯迅是他和許\多經過文革的知青最重要的精神營養，一面說魯迅仍是當代中國的需要。一個相對獨裁，缺乏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魯迅的思想與筆力仍是他們戰鬥的利器。我同意傅國涌先生的說法：『什麼時候我們能輕鬆地忘掉魯迅，我們才可以說魯迅的時代終於過去了，我們贏得了自身的解放，一個充分享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新時代開始了。』，但願這一天早點來臨。

『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胡適



八月份我經過綺色佳，身上帶著一本錢裡群先生的著作：《我的回顧與反思》，竟然發現錢先生的父親竟然就是胡適的校友，而且他的專業就是農業。（百度百科上的紀錄：1913年，以庚子賠款資送美国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就讀，五年后獲農學硕士学位）。只是錢先生在書中的記錄並不準確，說他父親是1906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日後於1919年回國（比胡適晚了兩年），成為國民黨重要的官員，在抗戰期間擔任農業部的常務司長。但他的家庭成員卻因政治立場分歧而分為兩半，雖然日後他們都有各自的成就與貢獻，卻是近代中國悲劇的體現。



2005年間我第一次在瀋陽的機場發現了錢先生的著作《周作人傳》，當時我就很喜歡錢先生客觀公允而相對體諒的立論。這次我發現的是他對理想的執著，對教學與青年人的熱情洋溢於書頁，還有他對魯迅推崇所夾帶的奮戰精神。有幾次我想他的言論怎能見容於當局，這必然為他招來禍患。或許\他是北大知名的教授，待遇和其餘人相比終究有些不同。但是閱\讀間，我總發現錢先生對魯迅的服膺與引用幾乎完全是正面的，這和我對魯迅的印象有相當出入。雖然我對魯迅理解不足，是確定的事。但讀錢引述魯迅觀點的種種說法，引起我以往未曾有過的興趣。於是我把把胡魯二人放在一起閱\讀，想理解這兩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到底有何差別，顯示出什麼意義。



一搜尋才發現，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來，言論逐漸放開之後，對這兩個人物從新審視、評估、研究的嘗試，成績已經相當驚人。天平已產生了健康的傾斜。我越讀越覺這是個無底深淵，因為這兩個人物牽涉的層面太廣，涉及的人物也太多，他們就像星座一樣，周圍有許\多圍拱環繞的各類行星，他們對胡魯都有不同層面的回憶、評價與認識，研究二人的專著讓人眼花撩亂，光在網上找到的書籍、史料已多過我的預期，我又參考了不少多大東亞圖書館的收藏。我只能稍微涉獵，讀出點個人體會。



我總體的發現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對胡適的評價與重估，已漸趨持平、客觀，正面肯定者甚多，至少已是大體平反。即使有批評的，也說得有點根據，不再是那些口號連篇的教條與套話。一般來說，除了意識型態逐漸淡化之外，也有一些持自由主義觀點或傾向自由思想的學者，對胡適的讚譽、肯定遠超過魯迅。同時也從魯迅文本與傳記資料仔細爬梳，根據事實，提出或多或少，深淺不一對魯迅的批判，貶抑他作品與人格中透露的尖刻與狹窄，論述魯迅寬容精神的缺欠，與其他方面的弱點。



其中我讀到觀點最鮮明，分析最著力的就是邵建先生的《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書中邵先生以三章相當的篇幅來論述這兩位人物身上最鮮明的特色：關於tolerance的問題。邵建舉證甚多，從言論(尤其是那些文化論戰)至待人、交往、對政治的態度等等，說明胡適如何是寬容美德的代表人物，而魯迅卻是反面例證，有一段話我覺得說得很準確，點出這兩個人精神氣質的差異：『誠然，度量與寬容有關，但寬容卻絕不僅是度量。或者說，僅是度量則無法度量出寬容那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因為，寬容在這裡，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理念，價值理念，…「胡文化」便是一種以寬容理念為價值取向的自由主義文化，「魯文化」則相反，它是公開拒絕寬容並帶有獨斷性的刀筆文化』。魯迅臨終前的一句名言「一個都不寬恕」註1，正可說 明他在人格上缺乏寬容的素質，這點也普遍呈現在他晚年雜文中。閱\讀那些篇章，我仍感到他酸澀的刀刃，對論敵的仇恨即使多年也不願遺忘，不肯赦免。



按理說胡適的某些觀點與說法已經過時了，但在現今的中國仍然意義非凡，因為經過了幾十年的封閉與鬥爭之後，經濟改革雖然上路了，國勢也強大了。但胡適倡導的觀念仍只有名詞，尚未在這個國土上落實。寬容的價值不只適用於個人，更適用於各種政治團體。沒有相對寬容的政權，民主自由的理念根本無法存在。羅爾綱先生在其回憶的著作中《師門五年記及胡適瑣記》，提到一件他在中國公學目睹的事，證實胡適對寬容不僅是種空洞言論。一位左派的學生為了一個事件批評了胡適，措詞強烈，學校當局要把學生的壁報撕去，但胡適不准，「說他提倡言論自由，就要以身作則。」最近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事的確讓中共當局不快。然而一個說真話、對自己言論負責的讀書人，真能撼動中共政權的穩定，威脅國家安全？正因為中國仍未具有真實的言論自由，仍缺乏寬容的政治，才讓劉先生的言論顯出意義，也才讓胡適的思想價值更加凸顯。



針對以往一面倒的官方魯迅論，不少論者提出各類平衡的立論，這也是邵建在書中反覆申論引證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此才能給予魯迅正確的歷史定位，還他公道。我舉幾個例子：『過去因為尊崇魯迅，以為魯迅從來都是正確的，把跟他有過爭論或對立的人，全貶為落後或反動，這樣做太對不起歷史了，也太對不起那些曾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過貢獻的人了。 還魯迅一個公道，也是還歷史一個公道，還歷史上許\多人物一個公道。』。





有位論者的說法，批判的觀點很誠實、直接，我也深覺有理，也是許\多歌頌魯迅深刻、偉大的人普遍的盲點，或說他們不願面對的事實。他說：『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給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帶來的可能傷害避而不談，對他身上的缺陷、弱點視而不見，對他的失敗人生更是三緘其口，除了表彰、發明他的功\績和貢獻以及偉大的成功\(這當然正確，我也舉雙手同意)，更有甚者，對魯迅的弱點、缺陷以及他帶來的可能性傷害採取了美化方式，直到把他處理成聖人。這不僅構成了對大多數人的傷害，其實也是對魯迅本人的傷害。』。



敬文東先生自己現身說法，提到魯迅的著作不只讓他受益，也使他受害。尤其是他在灰暗挫敗的經驗中，魯迅的著作成了他的滋養，他甚至說：「他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碼也是我的指路明燈。」，但是，同時魯迅文字也在他身上顯出其他陰暗負面的影響：『我越來越沮喪地發現，我身上的偏執，狹隘也的確部分地來源於他的文字。』。作者更進一步說明為何這個現象的由來，他說：『回頭想起來，這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編選的魯迅文章大多是被比喻為投槍、匕首的論戰雜文。我們從魯迅那理學得最多的─說起來很好笑─就是罵人的諷刺的藝術。』於是，許\許\多多的小魯迅，就在耳濡目染下逐一誕生了。





邵先生也提出類似的說法與經驗。1930年代魯迅和不同陣營的文人打筆仗，經常使用妖魔化語言，諸如：「劊子手」、「皂隸」、「奴才」、「乏走狗」等等。而左翼文人也用毒辣的詞彙扣魯迅帽子「法西斯蒂」(Facist)、「封建餘孽」。這些罵語對邵先生都顯得熟悉，他說：『原來文革時，年齡雖小，但目之所充、耳之所灌，全是這些。不是有人要給文革語言溯源嗎？我看，只要順著二十世紀左翼之藤往前摸，就會發現，越左罵得越厲害，越是大師罵得越精彩。中國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語言就是被以罵為務的左翼文人搞壞的，且流行深遠。』。魯迅如同匕首的雜文，給後世的人提供、累積了不少諷刺罵人的資源，是個不爭的事實。大家不妨在網上輸入幾條魯迅罵人的名句，仍可找到各處共鳴的言論，甚至刻薄的罵街。



魯迅傳記的出版也是重估魯迅的熱門途徑，林賢志先生所著的《人間魯迅》引發了不少討論。謝泳先生所編寫的《胡適還是魯迅》將部分的討論放在書中。謝先生對書中的觀點提出了一些追問，我覺得值得後世的讀者思考。他強調他喜歡這本書，但同時對作者筆下陳述的魯迅也感到困惑：『魯迅的悲劇不在生前，而在死後。…魯迅是最不願意和官員打交道的，不像胡適那樣，還想過去做政府的諍友… 然而奇怪的是魯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適卻從來都是被罵的。為什麼新時代願意用一貫反帝制的魯迅來做為自己的旗幟…文革中魯迅語錄也很流行，但人們可以反過來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利用魯迅？』。



許\多理論、學說都會被利用，即使最高貴的東西，只要使用不當，或應用的人心思彎曲，結果都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尤其人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心態，更容易走入極端，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前述的問題是對統治者的疑問，接下來謝先生質疑的是閱\讀、接受魯迅的人：『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的作家中唯一沒有被禁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戰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兒幾乎天天都在發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呢？』





當然，謝詠先生並非把紅衛兵殺人的責任推到魯迅身上，但這樣的質疑卻很正常。是的，在最狂暴的年代，有些人藉著閱\讀魯迅得到啟蒙的力量，就像錢理群先生這類型的知識分子。文革中除了毛最強悍的聲音，還有魯的語錄與全集，青年人會從這二人得到什麼啟發與感染？這恐怕需要許\多深層的探索。然而，卻有人反駁紅衛兵根本沒讀懂魯迅，甚至還能提出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論：『我相信，毛澤東甘當魯迅的學生，並非沾沾於用，應當是魯迅精神人格的偉大力量，征服了這位蓋\世英雄。由敬而頌，因頌生用。』(《也談魯迅被專制利用問題─為謝泳先生解惑兼與林賢治先生商榷》)。毛澤東當然肯定、喜愛魯迅，這應不成問題，但說魯迅精神的偉大力量感動了毛，讓他由敬而頌，因頌生用，那就幾近超現實了。毛如何運用魯迅的精神呢？恐怕不是魯的同情與人道，可能是他的偏執、多疑、刻薄─帶著陰暗的毀滅。





我覺得如果今天要理解魯迅，最直接的方式還是讀他的本文。或者讀讀他與別人論戰的部分，看看他和別人對峙的態度與言論。或者可以把他和胡適放在一起讀，我覺得可以受到諸多方面的啟發。每個人都有不同領會與評價，對胡適可能會比較一致，反差不會過於劇烈。但魯迅就難說了，因為他的爭議高。我喜愛胡適所說的名言：『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懷疑精神用在學術上，而不是用在與人相處上，總是比較健康的態度。胡適在晚年的時候曾經這麼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運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來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註6。所以他雖然在學術上打過筆仗，卻沒有真正的敵人。胡適為人的坦誠與寬容，豈不是今天經過了幾十年鬥爭猜忌的中國大地，更鮮明的需要？不也是台灣這幾年來惡鬥頻頻的提醒？



作為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創作者，無論文體如何，表現的媒介如何，呈現何種風格，以哪種途徑表述，那都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身處的環境許\可，我們無法也不該苛求他的文體與為人。要放浪形骸，或謹小慎微，都是他們個人的事。那些身處封閉獨裁環境的作家，必須具備更大勇氣，更高明的方式創作，否則別說他們失去創作的自由，甚至他們都可能失去生命。 





當年胡和魯以文字批判、對抗獨裁的國民黨，他們不只是一般的作家或學者，他們更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有這樣的身分，他們的言論和生活方式、為人風格，就不免受到各方的檢視。因為他們以公眾人物，或以一種理想姿態，以一種清醒公義的聲音，出現在眾人面前，提出他們的公正，擲地有聲的意見。同時，你如何批評別人、政體、各類公共政策，你就得預期別人，或敵對的團體對你施予同樣的批評與反擊。你如果抨擊他人筆下無情，就別指望別人同情你。那不是魯迅被褻瀆、被圍勦，也非被誤解，而是正常現象。況且，主動攻擊的經常是魯迅。所以別人對他的惡 聲、苛評，有不少因素是他自己造成的。





胡魯二人一直是影響深遠的知識份子，否則來到新世紀，這個話題也不會至今仍然爭論不休。這幾十年來，經過各方的仔細觀察與閱\讀，他們言行被人重新檢視、重估，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些護衛魯迅的研究者荒誕之處，似乎顯示他們還停在文革年代，還把魯迅當成崇高、偉大、深沈的偶像，我套用一位論者的說法：『似乎如果不是他們的保衛，魯迅就不偉大而會塌台似的。』他又說：『人人都說魯迅偉大而且沒有任何異議的時代，恰恰是最不正常的〝文革〞時代』。雖然這位作者也多方肯定魯迅的偉大，但我的體會就是今天來讀魯迅，最好少點，甚至避開那些崇高偉大的頌詞，我們會有比較客觀準確的領悟。



有個現象我認為也是民間重估魯迅的一個演變，就是近年中小學教科書刪除了一些篇魯迅的文章(註8)，而代以其他的文章，尤其是梁實秋的文章被收入教科書，引起了中國社會多方討論，反對聲浪固多，但肯定、驚喜者不少。有一個老師還在網上發表評論說：『梁實秋文章首次入選語文教材，意味著社會理性的勃發，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日漸透明和開放。 』，事件的確有某種宣示的意義。因為早期的中國學生都在教科書上讀過魯迅那篇攻擊性十足的論戰文章：《“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走狗的形象隨著梁實秋先生多年。如今隨著梁先生的著作在中國逐漸普及，他階級敵人的形象也在逐漸轉變中。



多次我不解為何錢裡群先生會如此肯定、推崇魯的精神與著作，難道他不覺得魯迅身上的弱點？也許\，我的領會是魯迅是他和許\多經過文革的知青最重要的精神營養，一面說魯迅仍是當代中國的需要。一個相對獨裁，缺乏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魯迅的思想與筆力仍是他們戰鬥的利器。我同意傅國涌先生的說法：『什麼時候我們能輕鬆地忘掉魯迅，我們才可以說魯迅的時代終於過去了，我們贏得了自身的解放，一個充分享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新時代開始了。』，但願這一天早點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