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此次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與幾年前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一則因為本人性情，已經講過的東西不願再講；再則用舊的著作做講演稿，有什麼意思。諸君不要以為此次所講的就是前次講過的，我那舊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只可供參考而已。此次講演實為舊作的一種補充。凡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已經說過的，此次都不詳細再講。所以本篇可名之為補中國歷史研究法或廣中國歷史研究法。
本演講全部組織，可以分為「總論」「分論」兩部。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歷史興味的人，對於各種專史知道應該研究，並且知道如何研究。舊作所述，極為簡單，不過說明一部通史應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講演，較為詳細，偏重研究專史如何下手。因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專史沒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來，便成一部頂好的通史了。此次講演，既然注重專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種專史研究法。總論的部分，因為是補充中國歷史研究法所不足，所以很零亂，沒有什麼系統。分論的部分，因為注重各種專史的作法，所以較複雜，更豐富；其內容又可分為五項：
人的專史 即舊史的傳記體、年譜體，專以一個人為主。例如孔子傳、玄奘傳、曾國藩年譜等。
事的專史 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專以重大事情為主。例如晚明流寇、復社本末、洪楊之亂、辛亥革命等。
文物的專史 即舊史的書志體，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為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華）所講文化史即屬此項性質，此在專史中最為重要。
地方的專史 即舊史之方志體；因中國幅員太廣，各地發展之經過多所懸殊，舊史專以帝都所在為中心，實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真相，所以應該分為若干區域，以觀其各時代發達之?。其邊地如滇、黔、西域、關東……等，尤當特別研究。
斷代的專史 即舊史的斷代史體，專以一個時代為主，但不必以一姓興亡畫分。例如春秋史、戰國史、晚唐藩鎮及五代十國史、宋遼金夏時代史等。
雖然專史並不只此五種，然粗略分類，所有專史大都可以包括了。例如人的傳記，一人如何做，多人如何做，年譜如何做；又如事的本末，戰爭如何做，變革如何做，興亡如何做；其他文物的考據，斷代的劃分，應該如何：這類問題，以後每次講一項；仔細研究，具體討論，每項舉一個例，將各種專史的做法，分門別類，講演一番，於諸君日後自己研究上，或者較有益處。
總論之部 計分三章，其目如下：
第一章 史之目的
第二章 史家之四長
第三章 五1種專史概論
此三章，不倫不類，沒有什麼系統與組織。其原因，一則因為有許多方法，舊作已經講過，此外不必細述；再則因為此次講演，專重專史的研究，那些空空洞洞的理論也沒有細說的必要。這樣一來，所以總論三章不得不極其簡略了。
導 讀
近代中國的史學發展，大致歷經了三重思想變化，而且每次都與現實環境的牽動密切有關。第一次變化的內容，主要係為了因應晚清危局，界定「什麼是歷史」？結果是提出「新史學」的口號。第二重變化焦點則在於「如何研究歷史」？最能說明這方面的成果，便是一九二○年代由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等人所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至於最後一次所經歷的變遷，是關於「怎樣解釋歷史」，以做為未來選擇和取決的途徑；我們可以舉「社會史論戰」和馬克思史學在中國發展做為代表。本書的作者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即是第一重「史界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毫無疑問，本書也是標示著中國傳統史學邁向現代史學的轉型代表之作。
梁啟超的史界革命及意義
梁啟超，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被譽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巨人」。梁一生其實有著非常燦爛且豐富的傳奇故事，其定位始終是研究歷史的人最感興味的題材。陶希聖（一八九九—一九八八）嘗以民國「五．四」運動為分期，說之前思想界主要以梁任公為首，此後則是胡適開啟風氣，成為文化運動的導師。儘管這樣的比喻未必全屬事實，但卻恰如其分地點出了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梁啟超的位置。其中，梁生平活動最常為人所稱道的，即是他在近代中國提出史學革命的貢獻。
二十世紀初「新史學」口號之所以能夠提出，絕非無的放矢，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素。簡單地說，晚清以降由於中國接連遭受政治和外交上的挫敗，愈形激發了民眾強烈的救亡圖存意識。為了思考如何來拯救國族危亡，當時許多人努力尋求各種解決途徑，梁啟超便是其中之一。這位「言論界的驕子」極敏感地掌握時代趨勢，選擇以史學為起點，重新出發；很快地，他的言論席捲了整個輿論及知識界，不能不說獨具匠心。因為對中國人來說，「史」原本就是一門古老又熟悉的學問，早已流傳悠久，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思想資源。無論從代表私人立場的史記，還是到官方所主導編修的正史，甚至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紀傳、編年，乃至地方志等文類，可以說，史學發展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並不陌生。然而，史學知識原本所該具備鑒往知來的功能，卻在十九世紀時一連串外人列強的壓迫之下，暴露其缺點，也失去了應有的地位。人們反而從以往的歷史教訓中，找不到如何因應這「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對策。梁啟超即於此風潮下趁勢而起，對史學提出深刻的反思。就在一九○一年時，梁先發表中國史敘論；一九○二年又有新史學一文，昭告民眾不能再沿襲過去舊有的歷史思維，高唱史界必須革命的呼聲。
「新史學」的大致有以下幾項意義。首先就內容來看，梁啟超一再強調：因為中國人的心中只有「朝廷」，而缺乏「國家」的觀念，所以人民無從建立「愛國心」。為此他高聲倡籲，要想讓百姓塑造愛國觀念，史學改革是絕對且必要的作法。細究梁啟超的目的，是為了要以各種方法凝聚人民，完成「有意識」的建構工作。於是他以批評傳統史學為對象，希望藉此突破和喚醒人們對朝廷∕國家、個人∕群體的理解。
其次是「新史學」構想的提出，也象徵中國面臨到思想「解放」的時刻。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有一股重要的發展趨勢，即是經學的邊緣化和史學的中心化。原來經學在官方的統治之下，深具顛撲不破的獨尊形象和地位。換言之，帝國的知識菁英如果為了進入官僚系統，或者成為勞心的統治階層，必須通通接受經學知識，服從其所形塑出來的「意義之網」。因此，至少在清代而言，經書學問還是一套最有力維繫統治的象徵符號，迫使人們不得不重視它。不過如此的權力網絡，在清季時逐步動搖，最明顯的情形就是各地廢除科舉的聲音不斷。梁啟超的史學理念及主張，非但凸顯經學業已獨霸的局面已被打破，還在思想真空的局勢?，進而強化了史學和史家所應具備的任務。所以新史學的目的，不獨為了重新定位國家∕朝廷的關係而已，並且解決了史學本身道德主體與過度教條化的危機。同時，進一步經由澄清了史料的性質，擴大其範圍，釐清了史學和其他學科間關係。如果我們從梁氏一系列的著作來看，一樣也能彰顯若干其中的意義。
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和意義，除了陸續有單獨成篇的文字外，最具體的展現是一九二○年代將歷次的演講集結成書。一九二一年秋天，梁啟超接受天津南開大學的邀請，講演有關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課題。這位清季以來飽受注目的政治思想家，用他熱情洋溢的口才，加上豐富的經驗和學識，吸引了無數的青年學子。接著一九二六年十月至隔年三月，梁氏又在清華大學陸續演講，對中國歷史研究又提出補充。後來根據講演所輯成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下簡稱補編），即是梁個人長期有關對史學的思考，以及在中國歷史方面的觀察心得。
從進化走向文化的多元性
當讀者披覽梁啟超的兩部歷史研究方法著作時，應該留心這不啻是個人對史學心得的總結，同時也是他自己思想與時俱進的表現。
前面曾經提過，梁啟超的「新史學」口號係以批評傳統中國史學而來；從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亦有類似的看法。在提出「新史學」的階段，梁氏以單線進化的框架和「文明」的視野，做為他構築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民史學」，直到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仍可見少數痕跡。以這個角度而言，理解中國民眾迫切需要新的史學觀念，其實是和追求富強、「新民進化」密不可分的。在梁看來，新的史學研究方法無疑擁有一項利器，目的要使民眾能夠獲得「國民的資治通鑑」和「人類的資治通鑑」，以確保能夠喚醒中國。所以在定義歷史時，他強調「今日之史，其讀者為何許人耶？既以民治主義立國，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資格立於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於世界；共感於過去的智識之萬不可缺，然後史之需求生焉。」（頁○八）因為今世的歷史觀念異於古代，所以得有截然不同的想法，梁氏主張：要以中國民族整體來做為考量。對照舊史而言，那些純粹都是為少數階級所寫，都是為了標榜死人的功績而作；但新史則不然，應該要講求普遍性、客觀性、功能性，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而撰寫的。
因為瞭解進化對歷史的意涵，中國歷史研究法也別出心裁地提醒讀者：要留意那些屬於社會心理的層面。梁啟超反對採取以「英雄即是歷史」的角度觀察歷史。
梁認為，歷史圖像如果只有少數人物撐起，如同傳統正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一樣，未免失之簡略，可能會忽視集體所呈現出來的「共相」。因此，梁氏看法是：社會心理實為個人心態的擴大化合物，應該是重視前者，而非後者：
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覷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而發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頁一八八）
當「多數人格者」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意向時，能否掌握這種「同一心之活動」，才是真正的關鍵；用梁啟超的話，研究歷史的目的即在獲得「史?」。從今天史學的觀念來看，梁氏書中屢屢言及的「史跡」兩字，毋寧是指「心態」（mentalities）的意思。補編中進一步加以實踐，更以此列為專史寫作的方式，認為乃源自傳統史學中的紀事本末體。
當然，我們也無須過份地放大進化論對梁啟超的影響。不同於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直接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和拒絕，梁對中國史學研究的認知，至少還反映出他個人從迎到拒的過程。特別在一九二○年代初期，中國知識界由於歐戰後西方對物質進步、科學萬能等價值產生懷疑，文化破產的論調此起彼落，多少也影響了梁氏個人；於是言論中開始放棄單線進化的觀點，注意到文化的多樣性。最明顯的實例是中國歷史研究法直截反對再使用坊間迻譯日本的東洋史一類書籍，認為它們「率皆鹵莽滅裂，不值一盼」。在他看來，援用以進化做為歷史書寫方式的日本東洋史學，未必足以深刻理解中國歷史的特色；甚至高呼民間學校通用的國史教科書，以這類書充數，「真國民莫大之恥也」。（頁九二）這和他早期受今文學刺激，而接受進化史觀，並得自日本學者福澤諭吉（一八三四—一九○一）、浮田和民（一八五九—一九三五）的史學思想而言，梁啟超果真令人有「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之感。
關於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呈現出梁氏留心文化的多樣性，還可以從他關懷西方史學、中國佛學和儒家傳統來看。近人的研究指稱，梁啟超的著作有關史料分類、分析歷史古蹟等說法，泰半出於法國史家郎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 一八六三—一九二九）、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 一八五四—一九四二），以及德國伯倫漢（Ernst Bernheim, 一八五○—一九二二）等人的影響。而佛學和儒家方面，像他引用「心能」、「共業」、「業種」、「業果」、「互緣」、「既濟未濟」「立人達人」等詞彙，注意到佛經資料與研究玄奘（六○二—六六四）傳記等處亦可見。梁氏由於深感佛教思想影響中國之大，玄奘其實居功厥偉，可是長期以來卻無人瞭解，所以重視其歷史地位。他特別關注佛教在中國生根的意義，認定文化要大於宗教本身的功能；同樣地，宗教史對梁而言，更是掌握時代心理的關鍵。至於對傳統史學的再認識，補編?更以年譜││這項從宋代以來便流傳久遠的體裁為例，鉅細靡遺地詳述不同種類和特色。
再者，梁啟超在書中也不時為一九二○年代的史學趨勢和風氣提出反思。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梁氏覺得人們「今是古非」的態度，應該加以批評。他雖然肯定透過設立假說而獲得新理解，不過卻反對過度的解釋。尤其是關於史料鑒別上，梁啟超也認為「動輒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擬者全非其倫也」（頁一二一）。同樣於補編中，他還強調：「別擇資料」固為史學最堪注意的一點，可是「流弊乃專在瑣碎的地方努力，專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還有許多許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因為過度往「補殘鉤沉」的路上走，卻忽略了現成資料的可貴（補編，頁二四二—二四三）。對於疑古派每每以「科學」眼光和作法進行歷史研究，梁氏也發揮良心想要挽救弊端。這不僅是他個人的觀察與體會，也是他修正史學研究路線、適應時代的體現。
最後我們也可以用因果關係的例子，釐清梁啟超扮演「帶領中國史學邁向近代史學道路」的角色。直到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出版後，梁氏徹底擺脫用因果律來解釋歷史變遷，認為「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而非自然科學因果關係所可控馭。換句話說，「必然的因」而導致「必然的果」，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類來說並不必然。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指稱：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捉摸，所以歷史現象不能全以「因果」來看待，所有事件均係偶發，只可說是一種「互緣」的關係使然。他說：
互緣怎麼解呢？謂互相的緣。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聯帶關係，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係狀態之下，前波後波銜接動盪，便成一個廣大深淵的文化史海。（頁二一二—二一三）
不但個人因事件而產生改變的契機，也進而影響事件的發展；事件也由於許多人做出不同的決定，而發生了人們預期不到的種種效果。這樣交互影響的結果，如同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一八九七—一九九○）解釋文明進程時所談的「交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關
係一般。梁啟超如此先知先覺的體會，也帶給我們同樣有關歷史的理解，說明他身為傳統到現代轉型的意義。
梁啟超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影響
梁著的兩部歷史研究法，從今日看來，仍有不少值得吾人借鏡參考之處。像是他的講演一直不斷提醒我們重視一個問題：在面對史學革新的道路上，到底應該如何讓歷史的真相得以完整地呈現？有些歷史現象經常稍縱即逝，往往會因為我們識見所囿，難免被忽視，所以梁氏提醒：應該隨時保持警覺，要有「新注意」，要以別具隻眼的方式尋求「新意義」。此外，梁啟超也嘗試想要追問：究竟該怎麼重新定義史家的任務？例如當高舉劉知幾（六六一—七一二）、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等的「史家四長」說法，梁卻刻意將「史德」列為首要，值得深思。他在補編說：「學歷史，其目的就在想將來有所貢獻」（補編，頁一七），即便是研治現代事實，也需審慎明辨，斷不能強加主觀意見，顛倒是非。梁氏個人即為活生生見證，他隨時有錯必改，不惜挑戰昨日己非，便是顯例。換言之，梁啟超對一位史家的要求很高，要力求忠實，摒除誇大、附會、武斷之弊；而且學歷史的人需要的不是博聞強記的記憶力，更應該要有正確精密的觀察力，不被因襲傳統所限，不被既有成見所限。
毫無疑問，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補編確實啟發了無數後輩，刺激他們用新的角度來面對史學，對歷史能夠有所反省，無論是在史料的鑒別、歷史態度的看待，還是研究課題的瞭解上。所以，當梁書一出後，馬上吸引了無數關心撰寫中國歷史的人；而梁氏本人對中國史的理解和詮釋，也促使了更多人勇於投入發掘以往輕忽或隱藏的課題。類似這樣的實例很多，俯拾皆是。譬如，日本學者桑原?藏（一八七○—一九三一）曾寫過一篇讀後感，特別指出梁啟超在這方面的貢獻。桑原文章中把唐宋時期有關外國貿易的問題，像貿易港的位置及情況、市舶司的起源、關稅制度、居留地制度等等點出，認為梁氏羅列這些課題，確實日本學界尚未多見，值得進一步探討。又例如《補編》提到淮揚鹽商、廣東十三行等商業中心的研究，日後何炳棣（一九一七—）和梁嘉彬（一九一○—一九九五）皆賡續完成，為中國歷史空白處增添充實的一頁。
在這些傳承的關係之中，我們不該忘了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也有部同名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雖然錢氏亦為講演稿匯集而成，但不同的是該書完成在一九六○年代，內容著重點亦殊異。錢著認為，研究歷史當注的是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儘管兩書不約而同地正視「文化史」所具備的意義，也都留心到通史體裁；不過，從擺脫「帝王家譜」和「殖民侵華」的歷史書寫來看，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還凸顯了時代的精神，可供吾人細細品嚐。
曾有人說：「閱讀是一種對話的過程」。讀者需要的是不斷地讓自己的大腦活動，找尋作者論述的主旨，然後彼此達成共識。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或許已經來不及有機會親臨一九二○年代的大學講堂，咀嚼梁啟超那些對於中國史學特定的看法和見解，卻不妨披覽這部業經整理出來的講稿，從中察覺那隻字片語的生命力，一種來自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思索，以及關於歷史知識的盛宴。
林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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