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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閔琳：
從小我就是一個很反叛的小孩，很討厭唸中國的歷史，但是卻對台灣這塊土地並不清楚。
正由於從小我就很不喜歡這一套，所以在成長的過程中，很直覺的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並且不能接受我所受的教育是這樣教導我的。
至於到目前為止的身分認同，是在成長的過程中開始獲得一些知識後，才知道原來自己不只是台灣人，我們還被迫要當所謂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會認為這其實是一個歷史因素使然，迫使我們要去接受這樣的國號，但是，也許在未來的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去改變。
對我來說，覺得現在非常多的年輕人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尤其是開始有很多機會出國時，透過對他者的認識，會發現自己到底是誰。
我想現在不管是所謂的統獨意識或者是國家認同意識，不管是所謂泛藍或泛綠的年輕人，他們都同樣認同台灣。
也許在不久的未來，當這一批年輕人進入社會的時候，那種改革的力量與契機，或者更深刻的的說，也許要產生一部新的憲法，或是把國家名稱真正改為台灣，時間就不會太遙遠。
呂家華：
我在上大四年之前，不曾想過自己是什麼人。
後來上了筱峰老師的課，他透過馬偕，讓我們去了解台灣是什麼。
我覺得那是一種很不同的方式：老師讓我們知道馬偕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他的膚色與外貌都是名副其實的外國人。
可是因為他對這塊土地的感情，以及他為這塊土地做的事情，甚至連死後都葬在這裡，就證明馬偕已經把自己當成台灣人。
這是我第一次不是從藍綠，或是政治的角度看台灣，而是從文化與感動，也是我第一次會想說出自己是台灣人。
後來因為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就會發現一些對立是明顯的，大家不會去檢視自己的想法，而是去看別人的政治傾向或意識形態。
另外一種就是渴求更好、更穩定的物質生活，但這不是表現在國家認同或身分上。
因此，他們所期望的是維持現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有助於更好的發展，至於所謂的更好的發展現，則意味著去中國工作。
我一直在思考，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要怎麼去影響其他人。
馬文鈺：
我和很多台灣典型的家庭一樣，父親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媽媽是本省的嘉義人，所以我父、母親的家族在這塊土地上的族群定義是不一樣的。
我是一九七八年出生的，所以小時候都是接受國立編譯館的論述，並且沒有太多的懷疑。
一直到進了大學，我才發現之前認同的所謂很素樸的原生情感，也就是從我出生之後，在正常教育體制灌輸之下，所認同的這一套自我，發生了一些碰撞。
大學的時候我就開始參與了公共事務，帶領我的一些學長姊，都是相對比較認同台灣的，這時候我才發現台灣人彼此之間有一道很難跨越的鴻溝，顯然文化的藩籬在台灣已經變成了族群。
也是在那個時候漸漸開始發覺自己是台灣人，我們應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在國際上沒有得到那麼多國家的認可。
到了現在年紀漸長，又看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許多朋友和同學都出國留學，其中有許多是所謂支持深藍或者是泛藍的朋友，但是在留學的過程中，和真正的所謂PRC（中國人）接觸之後，卻建構出原來我們都是台灣人的意識。
於是當他們回到台灣之後會發現，我們之前的爭執真的很沒有意義。所以我是到大學之後，才開始發現這樣的過程的。
李兆立：
小時候我很認真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這真是要非常感謝國立編譯館的歷史教科書。
感謝台大政治系的老師，大家會覺得他們是比較活在過去的老師，也就是中華民國派的老師，不過真是要感謝他們給我一些學理上的教育，讓我覺得豁然開朗。
最大的經驗就是在談論到美國獨立與新加坡的經驗，突然發現血緣與歷史並不會成為國家認同的必然的來源。
新加坡人沒有特別想到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是大家因緣際會生活在這裡。
美國當然更複雜，有些人甚至原本是奴隸，但現在卻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就是代表美國在國際運動場上很活躍的黑人。
這麼一來就突然變的很清楚，以前我們在談論中華民國時，一下子又是台灣，一下子又是一國兩岸、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當時我覺得非常困惑，為什麼我一定要這樣理解自己？然後，又要這樣去和別人訴說自己的處境？這個不對勁來自於名不正言不順。
反過來說，我就是在這裡生活、長大。生活的過程中並沒有遇到過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所以會很自然的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其他的朋友雖然不會公然提說自己是台灣人，甚至不想討論這個議題，可是在出國的時候，他們很自然的會在填國籍時納悶，然後就很自然的寫了台灣。
因此，我覺得年輕人因為生活經驗的關係，即便國立編譯館編的教科書再怎麼精美，但是這段歷史記憶讓我們覺得太虛幻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島上，很難將另外一片大陸的故事說成是我們的故事，也就會很自然而然的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