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2009年增定版）

名人推薦：這是一個令人入神的故事。它藉個人的生涯，把﹁台灣問題﹂的真髓，描述得比任何學術專著更淋漓盡致。它明白指出﹁台灣問題﹂是從由一千二百萬台灣人過去的體驗、當前的感觸和對未來的願望，產生出來的。這些台灣人，夾在中共與國民黨政權對立的中間，被外界遺忘了。——哈佛大學教授、前美國駐日大使賴世和（EdwinO.Reischauer）

高雄中雄

我進入高雄中學時，四分之一的同學是台灣人。他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是用來限制台灣人得到較高等的教育和職業。殖民當局將中等教學做為台灣人教育的一個界限。理由似乎是訓練台灣勞工習得起碼的讀寫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發展台灣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才的領導能力，是危險的。

進入中學不久，校長換了。原來的矮小溫和的校長，由一位高大嚴厲的校長取代了。新校長向以紀律嚴格聞名。他的嚴重酗酒使得他的頭部不停地搖擺，甚至他向學生演講時也是一樣。我們立刻遭到斯巴達式的嚴厲管理，除了要應付繁重的功課以外，每一學生還要在校園內整理和照料一小塊的花園，挑好幾桶糞便做為肥料，分組割草並做其他勞動。大家對這些都極厭惡，但這都是必須的紀律，做為將來兵役的預備訓練。與全日本帝國境內的中學一樣，我們都要穿上土灰色制服，戴鴨舌帽，綁腿，這些實在不適合於高雄的熱帶氣候。即使在校外，沒有穿制服就會受到處罰。我們不准穿涼爽舒服而便宜的木屐、不准騎腳踏車上學而必須走路，絕對不准看電影，違反者立遭開除。

我們年齡都在十三到十八歲之間，而那些限制使大家討厭。像所有男孩子一樣，我們也曾冒一點險。我不會忘記，校長有一次參加本巿另一邊的女子中學運動會。在這樣的場合，女學生們都穿著短而緊的運動衣，而我們中學有些學生便偷跑到觀眾邊緣，想去偷看穿著緊身衣服的女學生。校長碰巧看見了他們，隔天早會，我們全校學生遭到校長兇狠的長篇大罵、叫囂，近乎歇斯底里的指責。我們心裡不服，私底下閒聊著那女中的游泳男教練，年輕力壯，卻可以與女學生同泳。

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線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卻頗受學生歡迎。他為人直爽，毫無偏見，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過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古達卡諾（Guadalcanal），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狂熱的校長和軍訓教官，反覆為戰爭鍛鍊我們，不停對我們講述中國人的落後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為中國所做的自我犧牲。台灣人學生發現自己處在痛苦和尷尬的境地。父親涉獵廣泛，熟知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從小學時則開始喜愛讀報紙，小心閱讀每頁的新聞，這個習慣至今還保持著。所以，就在當時，我也比其他同學知道更多的消息。中國的戰事和外國的情事是我們家裡常談的話題。父母亦時常與外國傳教士來往。我想同學中沒有人比我對外國的一切更感覺興趣。

我從中學一年時，開始學習英文，而且樂於此道，因為在下意識中我知道英語會成為向西方世界的一個通路。我的英文成績不錯。我的英文老師天土對我的成績也很感驕傲。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但第四年結束後，學生有權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而要這樣做則須得到校長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長申請他的同意和成績證明。可是他拒絕了。他不准任何學生這樣做。父親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學生應該有權這樣做。校長反駁說：「那麼，你的兒子辦理退學吧！」我的父親回答：「好。退學吧！」

關西學院的生活

我自己一個人向東京出發了，心裡充滿著對這位殖民地嚴厲校長的不滿。我先到姊姊處，然後到仙台參加第二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姊姊已經醫學院畢業，嫁給一位慶應大學畢業而頗為成功的台灣商人。我考試落第，感到懊惱，但這對我也許也有好處。我一直是殖民地中學的好學生，但這是不夠的。那年我十六歲。

現在，我面臨難題了。我必須在日本找一所中學完成學業。在原則上，中學都不接受最後一年的轉學生。經過一番痛苦的尋索，終於有一所教會學校，關西學院中學部允我轉入。它位於國際商港神戶和工業大都大阪之間，距離古都京都只有一小時多的車程。這是一所貴族和富裕家庭喜愛的學校。其大學部並不是第一流的，中學部的水準亦不高。它被認為是富有的父母溺愛寵壞的兒子們的避難所。

我在不遠的郊區一個農家，租到一間簡素的小房間，從過去在家時的標準來說，這是極原始的寄宿生活，得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那裡沒有自來水道，要依賴前門院裡的一囗井，飲食亦很差。

那時，我的二哥已考入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院。有好幾個月我很想家，有時甚至流眼淚。但是，這段過去以後，我開始感覺快樂了。這個學校的情形，與野蠻的高雄中學相比，太不相同了。關西學院似乎集合了一批有趣、怪異的教師，他們喜愛教書，但與公立學校的呆板軍事規律，格格不入。功課並不重，但我努力用功。這是教會學校，每朝有三十分的禮拜。有一位音樂教師，年輕英俊，極時髦的西裝和舉措，給我印象很深。

學校有一嚴格的規定，禁止我們到附近有名的寶塚少女劇場，那是全女子的歌舞團。

學校位於日本最西化的地帶，郊外住宅區有外國商人和外交官擁有豪華的宿舍。大部分學生都是從那裡來的。我在週末自由出遊，常到大阪或神戶閒逛，而到那裡都是平平等等，不再感覺是次等殖民地人了。

我發覺自己成為校內頗受歡迎的人物。他們驚異於我日語的流利，和班上最好的成績。軍訓教官特別欣賞我，因為我在高雄中學所受的嚴格訓練，使我在散漫的同學中，顯得舉動無比的活潑而精確。結果，每次的閱兵行進，我總是被派掌旗，這是軍訓教官能授予學生的最高榮譽了。


考入東京帝國大學

現在我必須非常用功，準備東京帝大的考試。這是日本學制上最艱難的一關。當考期到時，我到東京，住進大學附近小旅館，接受兩天的試煉。大家知道，台灣人學生要想擠入這道窄門，必須考得比日人學生較好。殖民地人民，朝鮮人和台灣人，並不受歡迎進入這最高學府的文法科。這一次參加考試的台灣人有十多人，但是我們知道頂多只能有一人被錄取，不論其他考生分數有多高。

考試結果公佈，我及格了。我打電報給父母，不久大學生活開始了。

開學不久，有一天，大學文科學生緩役的制度，忽然被取消了。我四周的大部分年輕人開始從校園消失。我是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不必服役，但有權當志願兵。在台灣，很多台灣青年被迫當志願兵。有些人編入正規部隊，但是大部分則組成軍伕，派到海外前線。所有在日本大學文科的台灣留學生都被召喚到軍訓教官辦公室，被邀簽請從軍。在東京帝大，受﹁邀請﹂的姓名公佈出來，我的名字也在裡面。

我立刻離開東京，要與當時就讀於長崎醫科大學的大哥商量。在那裡也與大哥一些台灣學生朋友討論此事。我實在無法想像自己在日本軍隊服役。

一星期後，我回到東京，決定不志願服役，繼續上課。我的名字仍舊貼在公告板，是唯一還未志願入伍的。我開始害怕後果，連上課都不大敢去了。幸好，日本大學上課是不點名的。在東京的生活變得很黯淡，消費品缺乏，配給亦變得嚴格，黑市卻興盛起來。一般人也感覺軍事局勢在惡化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日本根本沒有打過勝仗，藉以消除民心的憂慮和沮喪。

我們還算幸運，父親已經做了經濟上的安排。大哥快要從長崎醫科大學畢業，而到長崎郊外的小村為石，主持一縣立診所。二哥因為生病，中止在慶應大學醫科的學業，在台灣與日本的航海線被切斷以前，回到台灣靜養。姊姊則因姊夫所服務的公司派他到中國大陸，他們全家已搬到北京去。聯軍潛水艇和飛機正在加強攻擊日本近海的船隻，造成重大傷亡。

避難松本

我終於離開東京，前往西邊山區中央一個美麗的古城松本。松本遠離軍事設施，我有一個堂弟彭明雄，正在那裡唸高等學校，曾寫信給我說，那邊的食物情況還算不錯。東京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我僅通知在長崎的大哥。我在松本最初的寄宿所，非常糟糕。我的書本，雖想辦法運到松本，但大都得留在笨重的木箱子裡，沒有打開，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看書了。離開了學校，我即陷入於極端憂慮和絕望的低潮中。

有一個老工人與我合租房子。冬天來時，天氣變得很冷，這是一個雪鄉，四周環繞的高山雪白亮麗，但對於在熱帶出生的人，冬天是殘酷的。我們只有一點木炭取暖，在冰冷的天氣中，又沒有熱水洗衣服。後來，東京大空襲的消息來了。我們驚懼地讀著新聞報導，成千上萬的人在一夕之間死亡，整個東京為火燄席捲。

留在松本的少數男子，變得很刺目而尷尬，在街上常被人瞪眼。天氣好時，我有時一個人到古老城堡、公園或街上去散步。我所住的房間變得難以忍受了。它非常骯髒，又有很多跳蚤。我不得不另外找到一個較好的地方，把十幾大箱書本和行李，搬到一位老人和其女兒的家，在那家二樓租了兩個房間。這兩個人都很親切地照顧我，他們亦高興在這困難的時候有一點額外的收入。


長崎——失去了左臂

這種沉悶又寂寞的日子持續了近六個月。偶爾接到父母來信，但我的信卻很少能達到他們手中。然後，消息傳來，高雄市被轟炸，父親的醫院被炸毀，但幸好家裡無人傷亡，他們已搬離高雄，疏散到鄉下了。這以後，一直到戰爭結束回到台灣，我未再聽到父母們的消息。

我很迷惘，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的生活毫無意義，錢又愈來愈少，大哥已經娶了一位女醫，是父親在醫學校同學的女兒。他們帶著一個小女兒已搬到一小漁村為石，負責一公立診所。如今我們都同意，最經濟的辦法是我到那裡去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節約日絀的經費，靜待時局的演變。

日本在海上已在全面撤退。美軍大空襲已釐平了許多工業城巿和港口，前途看來沒有什麼希望了。

在準備離開這個古城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是我所喜愛的書籍。我決定把它們寄到三高時代最好朋友西田次郎那裡。他已到京都帝大言語科讀書。由於健康不佳，他沒有被召服役，而回到九州鄉下家裡。我寫信給他，要他關照我的書籍。如果戰後我還活著，我會來取回，否則全部歸他。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和書。我保留了少些書，包括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爾的作品。這些書，我直接寄到大哥處。

火車票很不容易買到。我告訴火車站站長，我的哥哥正在醫院裡，他才勉強賣給我一張從松本到長崎的車票。堂弟明雄到車站給我送行。那是一次感傷的離別。他將完全孤獨地留在寒冷的松本，而我則踏上一個漫長而危險的路途，長達三十多小時的行程。火車經過名古屋、大阪、神戶、廣島、八幡，而這些城市都是當時常遭到激烈轟炸的地方。

我到達長崎火車站時，是四月某天的下午。大哥住的漁村是在約三十哩的郊外，所以，我須在長崎巿裡過夜。隔天，我可以於清晨乘坐卡車翻越山丘去，或是搭乘上午十點的小渡船到那個漁村。我決定坐船，雖然不論船隻大小，我總會暈船。這樣我可以睡得晚些，在三等火車廂裡長途旅行而坐得那麼久，我疲乏極了。

長崎是一個重要的造船中心，但還未遭到轟炸，景色如畫。食物也還相當充裕。在旅館裡，一位極漂亮的年輕女孩送來可口的晚餐，我用餐時，也陪我聊天。

過日早晨，安祥的夜晚和豐盛的早餐後，我帶著包袱，走向不太遠的渡船碼頭。一艘約三、四十噸的小渡船等在那裡，正準備要出發，大約三十個男女和兒童已登上船，他們或倚著欄杆，或安坐在甲板的墊子上，等待著短短的航程。天氣晴朗，我很高興看到海面很平靜。

我登上甲板，四處觀望，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突然聽到頭上一架飛機向下滑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它傾斜下來後，又以急角度朝上，帶著馬達遽然的吼聲。一瞬之間，我被巨音爆炸擊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復知覺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處在尖叫混亂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處也是血，屍體和炸裂的肢體跌落四處，人們在嘶叫著，呻吟著，掙扎著想脫離那裡。我試著要站起來，發覺左臂從肩膀炸斷了，使我無法置信充滿驚怖。僅有餘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膚碎片垂掛著。碎裂的骨頭暴露出來，鮮血洶湧而出。「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這裡了，而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求生的本能是強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懸著的左臂，發現它很重、奇冷、毫無感覺。那是極非常的時刻。我在震驚，並不感覺疼痛，同時感覺左邊太陽穴一定也受傷，因為溫暖的血慢慢流入眼裡又流下面頰。我掙扎站起來，感到一種奇特的不平衡，勉力橫過滑溜溜的甲板，走下碼頭，蹣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眾中，感到極度的孤單。我一再地對自己說：「要趕快找一所醫院，要趕快找一個醫生。」

我對於長崎市區一無所知，所以試圖向慌亂來回奔跑的人說話，但有二、三個人一看到我的人，即驚惶地別過臉去，因為我已滿身鮮血，看起來太可怕了。突然，有一個中年男人對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罵我。我駭住了，無法了解，我在這樣的極端危急情況，竟有人要怒罵我。直到戰後好久我才開始猜想，那個人大概是使用日本軍隊的技巧，以吼叫、重擊或震動，使一個即將昏倒的人產生震驚和緊張而甦醒。但在那時，我根本不了解他的用意。在經過似乎是永恆，或許只是一剎那之後，有人指引我到碼頭附近街上的一個小診所。我蹣跚走進門，便失去了知覺。

台大任教

在這幾年中，實際政治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和著作。我開的課，國際公法，成為整個台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時。同時，我漸漸了解，台灣當前不安定的國際地位問題，與學術理論一樣重要。我們正生活在複雜混亂的變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敵友關係改變的時代。那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時代，美國隔著台灣海峽與中共對峙的時代，也是北京叫囂「解放」台灣的時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灣，協助滿清將台灣割讓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前後，也極力設法使台灣主權和國際地位留在未決的狀態。在舊金山和會時，他曾經排除中國代表，不論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但卻未規定將台灣主權轉交中國。蔣介石憤怒地宣稱《舊金山和約》對他所代表的中國沒有約束力。在華府的壓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國民黨於一九五二年與日本另外簽署雙邊和約。而此和約仍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並未規定中國取得該主權。所以，從法律上說，台灣和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未確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國與國民黨所訂共同協防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談。

對於研究國際法的人來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我不能在課堂上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到現代國家的組成要素時，我曾強調：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語，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家。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義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城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經濟結構也互異。

當時，新加坡已經獨立，那是一個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基於共同利益和命運的意識而聯合起來形成的獨立國家。

這時，我對上述問題的意見反映著早期我對雷南（Ernest Renan）有關「何謂國民」問題見解的欣賞。我在課堂裡引述雷南的分析。沒有學生膽敢追問這個問題，但總有些學生面露會心的微笑。

我對這方面的興趣在這幾年中逐漸加深。在我祖父的時代，北京將我們的台灣割讓給日本，為的是要保護中國大陸的利益並避免日本進攻北京。那時，也許是第一次，台灣全島的各部落、各派系、各村莊開始自覺他們是居民。他們開始發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後五十年間，日本曾經推行同化政策，想把台灣人塑造成忠順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灣重整經濟、發展交通系統、推行教育，這強化了我們共同利益的信念，卻未如願地將我們塑造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輕的台灣人領袖，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自治運動中，更加磨練強化了台灣人的自覺。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直到一九四五年，繼續發展。在蔣介石統治之下，我們發現所有台灣人，我自己、我的同輩、我們的子女，又被迫要變成理想的中國人，國民黨的中國人。可是我們的「共同利益」在哪裡？我們的「共同命運」又是什麼呢？

這時期，我的學術工作非常緊湊。我經常發表論文，又忙著寫作一本巨冊的國際公法教科書，長達八百餘頁。它至今仍被認為以中文寫成的最佳教本，甚至在我被捕以後仍有人盜印。
蔣廷黻、蔣介石、蔣經國

有天早晨，蔣廷黻的秘書來找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到郊外蔣的家裡，與他一起吃午餐。他派他的車子接我到他家。他的年輕夫人簡略歡迎我以後，我與蔣廷黻兩人便坐下午餐，開始漫長而不拘形式的談話。他的話坦白得使我有一點驚奇。那時，他六十二歲，而開始回憶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出任駐蘇聯大使時，在莫斯科的日子。不久，話題轉到蔣經國身上了。我警覺到這或許是這個午餐的主要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年輕時，曾經與其父親非常不和，據說是因為蔣介石對待妻子，即蔣經國的母親，極為粗暴。蔣介石年約四十歲時，遺棄蔣經國的母親，娶了上海有財有勢的宋家最小女兒宋美齡，也就在那時，蔣經國離家，到了蘇聯。他到莫斯科孫逸仙勞工大學進修，不過，其後他的行蹤不明了。蔣廷黻從此開始述說他的故事。他說有一天他收到蔣介石的電報說：「請找出我的兒子，送他回國。」

蔣廷黻立刻求助於蘇聯當局，幾天之後便得到通知蔣經國的下落已經查到了。蔣廷黻邀請蔣經國到大使館，告訴他蔣介石打電報來，要他回去。蔣經國當時正二十多歲，回答說：「我有一個問題，我已與一個蘇聯女子結婚了。」蔣廷黻便要他將那妻子帶來大使館。根據蔣廷黻說這個蘇聯女子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鄉下女子，她「連怎樣好好使用刀叉都不懂」。蔣廷黻說：「我告訴他，不論如何一定要回去，而且得帶著妻子同行，蔣經國同意了。我便為他們準備了禮物，讓他們帶回去送給蔣介石。」幾年之後，蔣廷黻回到中國，很驚異地發現那位蘇聯女孩已經轉變成一位「典雅的中國淑女」，而且已取了一個中國名字。

此後，蔣經國便以父兄之禮對待蔣廷黻，對於後者似乎抱有對於那可畏的父親所沒有的親情。從此，蔣廷黻每次回去台灣，蔣經國一定親自到機場迎接，特別客氣地招待他。

蔣廷黻在與我的談話中，特別詳述他們的關係。他說蔣經國並不「愚蠢」，而只是那種環境中的犧牲者。蔣廷黻說：「有一次我坦白地告訴他，他的四周似乎總是圍繞著一些較差的人，他應該設法引用一些有才能的人，而他回答說：你認為有才能的人願與我在一起嗎？他們都不願意，只有沒有人要的人才來找我。」蔣廷黻認為這就是蔣經國不愚蠢的證明。他也提及蔣經國感覺與學生或較低階層的人在一起時較舒服，而與受有較高教育的人在一起時則感覺不自在。

蔣廷黻說他有一次找到機會率直告訴蔣介石，應給他的兒子一份較適當、較受人尊重的工作，而不應該只給他做一名警察頭子。蔣介石的回答是含糊的：「他能做什麼？」這可以解釋為「他有能力做別的事嗎？」或「你有什麼建議嗎？」蔣廷黻再說：「蔣經國不是一個壞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需要有能力的人幫助他。」蔣廷黻這樣回憶過去，我卻覺得有些奇異，他為什麼這樣向我坦率。

我們奇異的密談，並沒有別人在場，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鐘左右，然後他再派車送我回到旅館。在駛回市區的漫長路上，我回想蔣廷黻曾對蔣介石也非常坦率。他說有一次曾經勸告蔣介石削減軍隊，因為它花費了太多的預算，但蔣卻不理這個建議，說：「你也許懂得外交和政治，但是對於軍事卻一竅不通。」

九月至十二月間，國民黨代表團為了又將來臨的中國代表權的表決，展開緊湊的遊說，尋覓支持。從該年起，策略不得不變了。從前是以「不討論中國問題」的決議，年年拖延，但今年已經無法這樣做。如今則要主張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個「重要事項」，必須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變更，我除了第六委員會的工作以外，還要分析各國代表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說。這些演說稿一到我桌上，我就從國民黨的觀點審視其利害得失。最後投票的結果，國民黨險勝，維持了其在聯合國的席位。

中國代表權問題，因為年年重複，國際間對它的興趣也變得遲鈍了。此事有關國民黨的命運，而台灣人的命運也隨著浮沉。聯合國討論這問題時，極少提到台灣人民，國民黨當然不承認台灣人與它的利害並不一致。

有些台灣人不懂為什麼我願意做國民黨代表團的一員，有的在紐約的台灣獨立運動活躍份子曾來見我，勸我找一個機會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言，突然戲劇性地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並訴請聯合國採取行動。他們並認為我應同時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這種建議完全不切實際。我根本無機會在大會發言，而且我也沒有做這種戲劇性行動的心理準備。客觀環境也未發展到能使這種激烈舉動發生實際效果的程度。
決心逃亡

我還有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底下的聯繫，他們警告我，現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逮捕或「意外事故」，想要把我除掉的人，都會設計出來。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我。我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

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值。我的妻子被跟蹤得更緊迫了。我家附近與全巿其他地區一樣，在街角巷口有小攤販的違章建築，它們常是退伍軍人非法搭起來的，政府不管它們。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

我很小心注意特務們的動靜，不久發現，他們有時在深夜一段時間不在那裡。他們大概是覺得太無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時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蹤。

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王淦的來訪，變成一種刺痛了。國民黨「開明份子」仍然要我妥協，仍然想說服我靠向他們，仍然想使我公開向他們認同。他們繼續在談要為我找一個職位。王淦不斷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他說那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又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

然而，相反地，我決心要逃亡。


精細計畫

我已願意要冒任何危險，但不敢告訴家人我決心要脫出台灣，或在這個企圖中身亡。依照國民黨法律，如果家人知道我的計畫而沒有立刻報警，他們便會被看成同謀共犯，受到嚴罰。

有一個晚上，我悄悄地溜出，未被特務發現，按照事先約定，在一個地點與幾位親信朋友見面。我告訴他們，已下決心，要脫離台灣。這使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大家心裡清楚，這要冒多大的險。我提出可能成功的一個途徑，向他們說明。經過沉默躊躇和熟慮之後，他們終於認為或許可以付諸實施。於此，我們開始一步一步檢討我們所須解決的難題。

第一個問題便是我到底要到哪裡去？

美國是不可以的。因為如我到那裡去，便會使美國政府為難，國民黨會立即要求引渡，會使問題非常複雜，並且拖延很久。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已有許多例子，日本警察與國民黨合作，將流亡在日本的台灣人引渡給國民黨，以換取日本欲從台北取得的好處。我要去的國家，必須是與國民黨沒有外交關係的。然，我不願意到共產國家，因為中共政府與國民黨同樣，恨不得將台灣獨立運動消滅掉。我提出瑞典，朋友們都同意了。

於此，第一步驟便是要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國際特赦協會。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將信件帶出島外，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在他們幫忙之下，我寫了一封短箋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能否得到政治庇護。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覆。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我需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還有經濟問題也必須解決。我必須安排好一筆款項，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後，做為費用。

旅途的計畫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

到了春末，大多細節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朋友們又勸我早走。可是，化裝的問題，是最大的困難。我認為在冬天可能容易些，因為那時可以穿大衣戴帽。我嘗試了各種化裝的方法，試留鬍子、把頭剃光。母親覺得我愈變愈古怪了。

仲夏，我開始讓監視我的特務們習慣於我長期不出門。我一出門，不論到哪裡，他們總是跟著。我如果買東西，他們便擁向前看我買什麼，然後又要問店鋪老板一些問題。有時候，我待在家裡整整二、三週不外出，然後再出現，坐計程車、公共汽車去買東西，或去餐廳、飯店等。有時候，我只在大學宿舍區附近走走，讓特務們看看我還在那裡。到了年底以前，他們已習慣於長久未看到我而不感奇怪。其實，我卻常在半夜偷偷溜出，處理事情或看看朋友。

到了秋天，我開始感覺非常興奮，感覺生活有意義起來。我有事情做，有希望在將來，儘管前途充滿著極大的危險。我發明了一套英文電報明碼暗號，送到島外朋友手裡，做為緊急聯絡之用。例如「祝女兒誕生」「叔父入院」「請速寄樣品」「書籍已寄出」「祝新婚快樂」等等，藉以表示我何天出發、出發延期、安全抵達等等。沿途接力站也都安排好，在那裡會有人接應我，並提供所需幫助。

有一段時期，看起來整個計畫似乎要垮掉了。紐約來的一封密信說，那裡曾有人聽到人家說：「你知道嗎？彭明敏可能從台灣逃出來。」是不是消息走漏了？差不多花了一個月多方查證之後，才發現那不過是有人信口開河，隨便猜臆而已。計畫照原來進行了。

整個計畫中，另一精細的部分，便是在出發日期決定以後，安排某些朋友，在適當時期到台灣來。有些對我是陌生人，由居間幫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擔保。挺身出面合作。他們是依照事先約定的信號，要認出化裝了的我，有的是要負責從頭到尾盯住我，一直到我安全離開台灣為止。如果我被捕或當場被殺，他們則可以做證人。


脫出前夕

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掉大部分，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但沒有說什麼。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母親和其他親屬。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蔣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卻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卻因為我的關係，都有危險。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我在那份聲明中，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我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

我小心計算要長好相當的鬍子需要多久，然後把鬍子刮得光亮，公開再露一次面。這時，要最後一次到高雄探視母親了。監視我的特務們已習慣於我南下高雄，因為我在過去也到過好幾次。我的母親那時身體不舒服，大多時間都待在二樓房間裡。她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緊鄰。她的電話裝在一樓，每有電話，她便需要走下樓梯。我這次去看她，決定給她裝一個分機在二樓，免得她為接電話跑上跑下，覺得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去叫電器商安排這件事。然後我買了一束鮮花，到郊外拜掃父親墳墓。

後來才知道，母親那時以為我想自殺。她並沒有透露她的猜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車回台北前一兩個鐘頭，她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必需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帶著幾乎生氣的聲音說：「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而悲傷，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我們的分離竟沒有比這樣稍微溫暖一些。以後才了解，那時她正在努力抑壓她內心深處的激動。

高雄中雄我進入高雄中學時，四分之一的同學是台灣人。他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是用來限制台灣人得到較高等的教育和職業。殖民當局將中等教學做為台灣人教育的一個界限。理由似乎是訓練台灣勞工習得起碼的讀寫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發展台灣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才的領導能力，是危險的。進入中學不久，校長換了。原來的矮小溫和的校長，由一位高大嚴厲的校長取代了。新校長向以紀律嚴格聞名。他的嚴重酗酒使得他的頭部不停地搖擺，甚至他向學生演講時也是一樣。我們立刻遭到斯巴達式的嚴厲管理，除了要應付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