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第一部）：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下）

正午黑影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血，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也是第一次看到死亡和經歷心靈的巨大痛苦。在此之前，我也有過快樂的童年吧？但腦中一片空白。我的記憶，從這正午的黑影開始。自己也覺得奇怪：難道痛苦的記憶，能使快樂的記憶消失無蹤？

第二天父親到家。那時父親在廣東工作，原本是回來接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去廣東的，沒想到二姊亡故，回廣東的路也被日軍切斷。父親考慮後，決定不回廣東，去上海投身抗日戰爭。父親說：日軍很快會過來，這家不能住下去了，去上海，在法租界安家，對母親和孩子們比較安全，他自己上戰場打仗。

我的父親阮毅然，原來就是軍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他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時，父親是孫中山總統府的侍衛官。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手下的粵軍首領陳炯明，以反對孫中山北伐為由，發動兵變，圍攻總統府。父親護衛孫中山離開總統府，避居白鵝潭的永豐艦，在短兵相接的作戰中，奪得陳炯明的馬鞭，我見過那時的一張照片。

孫中山去世後，父親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教官，因射擊優異，多次獲得當時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的獎勵。母親曾給我看過她保存的兩件獎品：一枚金質獎牌，上面刻有軍人射擊中標的浮雕；一塊歐米加牌懷錶。一九二六年夏，父親投入北伐戰爭，從廣東出發，一路同軍閥作戰，一九二七年抵達南京。

父親到南京後，看不慣當時國民革命軍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惡鬥的風氣，一度告假還鄉，與母親顧瑛石結婚。父親一八九二年生，半生戎馬生涯，那時已三十五歲。母親一九○一年生，比父親小九歲。父母兩人的原籍都是江蘇金山，父親是金山縣呂巷鎮，母親是金山縣洙涇鎮。結婚後父母回到南京，住在焦狀元巷。

我的大姊一九二八年生在南京，取名阮寧。那時父親的同學何應欽任訓練總監部部長，請父親到他的總監部任全國各中學視察，大概是管理全國中學軍事訓練之類事務。聽大姊說，何應欽在她出生時送了一份禮，是一個銀行存摺，等她長到二十歲，這個存摺累積的本息，可以支付出洋留學的學費。誰想到二十年後，瘋狂的通貨膨脹，不但讓這存摺成了廢紙，連發行這存摺的銀行和政府，也都一起從南京消失了。

父親在南京沒有待多久。母親告訴我，我生在上海昆明里一所弄堂房子裡。父親看不慣南京官場的風氣，以為到地方可以做些對百姓有益的事。他先後做過江蘇省江陰、川沙、淮陰等縣的縣長，和上海閘北區的警察局長。據母親說，父親每到一地，總是「與潮流不合」；他不願同流合污，做不久就「掛冠求去」。我四歲時，父親應保定軍校時的老同學歐陽惜白之邀，去了廣東；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那時我已有兩個姊姊、兩個妹妹。

這次父親從廣東回來，二姊已去世；兩個妹妹還小，暫時留在鄉下託付給外祖父母照顧。父親帶著母親、大姊和我開始「逃難」；父親的目的地，是到上海把我們安置下，他自己去找軍隊抗日。那時金山到上海的公共交通，陸路和水路均已斷絕。父親選擇走鄉間小路，既可避開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兵，又能得到沿途鄉民的幫助。

傍晚，我們走到一個村莊陸家绔，在農家住下。第二天父親得悉，去上海的道路已滿佈日軍，無法通過，只得暫留鄉間。原來從「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防守金山衛的中國軍隊主力，已向北轉移到上海浦東，致使日軍十一月五日登陸後，得以長驅直入，迅速開往淞滬戰場。十一月八日中國軍隊從淞滬撤退時，遭南北兩路日軍夾擊，損失慘重，日軍於十一月十二日攻佔上海。

那些天我們住在陸家绔，每天清晨，大姊和我都與農家孩子一同到野地裡挖野菜。大姊挖的是薺菜，那是一種味道鮮美的野菜，但外形與一些野草相似，我難以辨識。我只會同幾個小男孩一起挖豬草，是只能給豬吃的野草，很容易找，一個早晨我就能挖到很多。

父親每天都同鄉間父老聚在一起議論局勢，晚間也和母親談論，我和大姊也似懂非懂地傾聽著。回想起來，父親的意思大約是，從淞滬戰場和金山衛日軍登陸的情形看，戰爭形勢已與過去不同。過去的目標是「蠶食」，從東北到華北，動員的主力是駐紮在中國的關東軍。現在的目標是「鯨吞」，要一舉吞併全中國。父親判斷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受日本統帥部指揮，恐怕不只要打上海，還要打首都南京，逼中國投降。

父親半生都在軍隊，對國軍十分了解。他認為國軍的實力，短期內難以抵抗日軍攻勢，中國必須靠「全民抗戰」、「長期抗戰」，才能免於滅亡。他說，到了上海，他要去尋找到淪陷區組織「全民抗戰」、「長期抗戰」的機會。至今清晰地印在我記憶中的，就是父親加重語氣的「全民抗戰」、「長期抗戰」這兩點。

我們抵達上海時，日軍已經控制著英、法租界以外的地區。父親在法租界法國公園（現在稱「復興公園」）附近的呂班路（現在稱「重慶南路」）萬宜坊租到一處住房，安頓好家，他就離開我們去尋找抗戰之路了。

我家附近有一所「曉星小學」，母親陪我去申請入學。這所天主教學校的主事者，是穿著黑色長袍的「嬤嬤」（天主教神甫一級的女性神職人員），是一所女校，但一、二年級也收男生。我離開家鄉的學校時還是秋天，已經讀完一年級，開始讀二年級上學期。現在已經是春天，進入一個學年的下學期了。

嬤嬤問我：你想重讀一年級下學期呢？還是跳到二年級下學期？

我回答：二年級。

嬤嬤看了看我，沒說什麼就同意了。

這年（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要上三年級了，進了另一所「海星小學」，也是天主教小學，主持者和教師都是天主教徒，但沒有神職人員。學生中絕大多數也是天主教徒，我這一班二十多個同學，只有三個不是教徒，上課之前，都要集體朗誦一段歌頌「聖母瑪麗亞」的《聖經》。

我也有一本《聖經》，常隨同學一起上教堂，畫十字，聽神甫傳道，做禮拜；但沒有受洗，做禮拜時不「領聖體」（神甫把代表耶穌聖體的一片含葡萄酒的麵製薄片放入你口中）。

有人問過，我自己也想過，我上過曉星、海星、震旦大學附中，都是天主教學校，後來到北京上基督教學校（燕京大學），在震旦時還與一位法國神甫交了朋友，為什麼始終沒有信教？

我總會想起那最早的記憶，正午黑影和二姊之死。那似乎是命運對我幼小心靈的第一次襲擊，我失去了二姊，也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記憶；卻同時在心中激起了一種對不可逃避的命運的反抗意志。

這種反抗意志開始是模糊的、暗淡的；隨著歲月的流逝和一次次命運的襲擊，這種反抗意志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清晰起來。然而，在我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朋友們身上，我看到真誠，看到善良，看到信仰和對命運的順從。我尊敬他們的宗教信仰，但保留我對命運的反抗。



父親之死

父親在上海，找到保定軍校老同學蔡劍夫，一同前往當時設在宜興張渚的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行署委派父親出任江蘇省松江縣長。那時松江縣已被日軍攻佔，父親當的是「地下縣長」，也正好符合父親在敵佔區打開「全面抗戰」、「長期抗戰」局面的心願。

因為父親在敵佔區抗日，我們全家都改了姓名。我改名「李銘」，大姊改名「李鎮國」。我的兩個妹妹阮（李）澄和阮（李）錚，不久也隨外祖父母一起來到上海。同來的還有我的一位守寡的大姨母顧寶珪，和她的女兒阮慧良。大姨母是母親的姊姊，嫁給了父親的弟弟阮綿宗，她是個善良、勤勞的傳統女性，不幸在生下女兒後丈夫就去世了。

父親每隔半年左右，總要回上海一次，在家小住幾天。每次回家，都會帶一大包蘇州「采芝齋」的食品，像山楂糕、松子糖之類，分給孩子們吃，說是爸爸從蘇州帶來的。那是我們一年中最高興的日子，遠遠勝過過年。

後來母親告訴我，父親在鄉下打游擊，一次得了痢疾，連藥都買不到，秘密託人來上海買。這些好吃的東西，都是父親到上海後，在南京路那家「采芝齋」買來的。

母親還說，當時國民黨委任在敵佔區工作的官員，大多不下去組織民眾抗日，拿了抗日經費，住在上海租界裡當「寓公」。父親的「上級」，一個叫「平主任」的，父親每次穿過日軍封鎖線到上海，就為向他報告，請領軍費；有一回他還推說軍費發不出了。母親當時在中學當語文教員，所得薪水只敷家用；父親只得讓母親變賣結婚時的首飾，帶下鄉以應急需。

父親在敵佔區堅持抗日的頭兩年，雖然環境艱苦，但心境不錯，與當地民眾和青年戰士在一起，相處融洽，大家對「最後勝利」滿懷信心。那時父親不過四十多歲，大家卻都稱他「一心抗日的阮老」。父親每次回家，母親擔心他的安危，他總說，周圍戰友、同事、老百姓都對他關心，這是最大的安全。

然而有一回，父親剛離開家，當天晚上就有個法國巡捕帶著幾個中國人來敲門，說是要「抓拿阮毅然」。母親說：「我們家沒有這個人，你們弄錯了。」來人不理會，到處搜查，翻箱倒櫃，最後在二樓臥室五斗櫃的抽屜裡抄到一張藥方，上面寫著「阮先生」。

來人說：「我們就是抓這個『阮先生』！」

正在這時，大姨的女兒阮慧良站出來說：「『阮先生』是我，我在樂園中學附小教書，都叫我『阮先生』，這是我生病時醫生開的藥方！」

幾個中國人面面相覷，法國巡捕一揮手，都走了出去。

這場虛驚過後不久，一天下午，母親從中學教課回家，途中突然被幾名壯漢截住，叫她跟著走。母親發現他們是在把她帶往法租界的南部邊緣，朝「南市」方向走。當走到行人較多的一個街口，母親舉起雙臂高喊：「綁票！綁票！救人哪！」一名法國巡捕和人群過來時，這幾名「綁匪」放開母親，飛快消失了。

母親回家後分析，這次「綁票」很可能與上回「抄家」同一背景。他們上回大概是製造藉口欺騙法國巡捕房幫著來抓父親，這回法國巡捕房不再相信他們，才使出這一手，企圖把母親引出法租界控制起來，再設法找到父親。

他們是誰？

走出法租界，「南市」就是日本佔領區，是日本人要對父親下手了嗎？

母親覺得，萬宜坊不能再住下去了。日本人雖然沒有進法租界，但當時歐洲戰爭已經開始，日本與德、義勾結，希特勒正在進攻法國。日本人要下手，會繼續逼法租界當局「合作」的。

母親決定搬家。那時除了父親，家中有外祖父母、大姨、表姊、表姊夫和他們出生不久的第一個女兒；還有母親、姊姊和我、兩個妹妹，以及母親來上海後出生的小弟阮（李）鐮，共十二人。

母親說，她帶姊姊、我、小弟四人另覓住處。其他人應該不會有危險，暫時不動。母親在金神父路（現在稱瑞金二路）金谷租到新住處，帶我和姊、弟搬了過去。

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一九四○年秋天。父親那次回來，是上級要他接任吳縣縣長。吳縣也是被日軍佔領的淪陷區，原來的吳縣縣長沈靖華，一直躲在上海當寓公，根本不到吳縣去，也沒有建立抗日武裝。父親在松江建立的抗日游擊武裝，這時已經初具規模，游擊活動擴展到吳縣境內的甪直、車坊一帶。上級可能是考慮到這種實際狀況，才要父親去接任吳縣縣長。

但父親認為，抗日需要各種力量的團結，才能孤立和打擊敵人，保護和發展自己。而吳縣周圍各種勢力錯綜複雜，互相牽制摩擦，加以大形勢的變化，前景恐難樂觀，他只能勉力而為。父親離家時，顯得心情沉重。

原來歐洲和中國戰場的「大形勢」，在一九四○年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六月二十二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希特勒投降；九月，德、義、日三國在柏林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在中國，投降日本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汪精衛和日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中日關係基本條約》，組織起一支「反共和平救國軍」投入淪陷區戰場，協助日軍掃蕩抗日武裝力量。汪精衛軍隊的旗幟，是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面加一根黃色長條，上面寫上「反共和平救國」幾個字。

父親出發就任吳縣縣長時，恐怕心中已有疑慮，除了面對日本侵略軍和汪精衛「反共和平救國軍」的挑戰之外，難免還有自己營壘內部的背後殺手。父親的抗日武裝，隸屬於顧祝同的國軍第三戰區。國民黨在敵佔區還有一支武裝力量「忠義救國軍」，成立於一九三八年，當時指揮部在武漢，總指揮是戴笠，抗戰初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也曾參與同日本侵略軍作戰；只有一部份投降日軍，後來變成汪精衛的「反共和平救國軍」。一九四○年春，「忠義救國軍」經過改組，指揮部由武漢轉到浙江孝豐，總指揮由阮清源（原名袁亞承）「代理」。阮清源還兼任淞滬行動總隊的總隊長。阮清源的「忠義救國軍」，名義上也受顧祝同的第三戰區「節制」，實際上是由軍統特務系統直接控制。

一九四○年冬，父親的抗日武裝在吳縣開始與汪精衛的「反共和平救國軍」作戰時，阮清源「忠義救國軍淞滬行動總隊」也進入了吳縣地區。

一九四一年初，吳縣有人來上海向母親報訊：「阮縣長」被「綁架」了。據說是去年（一九四○年）歲末一個寒冷的夜晚，一群蒙面人把阮縣長從住所綁走。母親追問具體情節時，來人表示一概不知。

誰「綁架」了父親？

日本人嗎？汪精衛嗎？如果是正面的敵人，為什麼要蒙面，要綁架？

父親生死不明，也不知落在誰手中？母親總要追究個水落石出。於是多方設法，在親友中，找到一位「品阿姊」，她嫁給一位文人丁丁，曾經編過一本《革命文學論》，當時算是進步青年，此時在汪精衛政府做事，願意幫忙。他查遍日本和汪精衛政府監獄，抓到的抗日份子中沒有父親。

此案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有位素不相識的鄭巴奮，從上海寫信告訴在新華社工作的姊姊阮寧：阮毅然在蘇州鄉下組織抗日力量時，被「忠義救國軍」秘密殺害，兇手軍統特務夏旦初已被逮捕，指使夏旦初殺人的元兇袁亞承（阮清源）逃往台灣。鄭巴奮請姊姊也去參加，因為特務夏旦初還曾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員，上海要開公審大會。

姊姊因為工作任務重，走不開，又無路費，沒有去成。（當時實行供給制）父親究竟何時、何地、如何被殺害？屍骨何在？至今仍然是謎。

後來在上海工作的妹妹顧群（即阮錚，一九四九年參加西南工作團時改名），曾多方設法調查，找了許多當地人，都只能證實父親在「率領游擊武裝抗日時，被忠義救國軍阮清源（袁亞承）殺害」。也有人「聽說」，「忠義救國軍」殺害父親後，用船載到「太湖」，沉屍湖中。但只是傳聞，不知真假。

一九九七年我來台灣，意外遇到一位親戚阮鎮邦，他是我父親的弟弟阮續文之子。他告訴我阮清源還活著，而且他退休前還在阮清源手下工作。我拜託他向阮清源了解父親的事。我說，我不是要算賬、要報仇，只是想知道實情。幾天後阮鎮邦約我同他一起與一位老人見面，但不是阮清源本人。一見就知此人是來撒謊的，居然說：「阮毅然不是忠救軍殺的，是土共殺的！」我問他：「哪裡的土共，怎麼殺的？」他什麼也說不出。

父親之死，將永遠是不解之謎了嗎？

我想，「二二八」國民黨殺了那麼多台灣精英，殺人兇手彭孟緝，不是也同阮清源一樣無動於衷，拒絕說出真情嗎？殺人者的「良知」是不可期待的。



























母親之死

父親遭「綁架」時，我已經九歲，上小學五年級。每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睡覺之前，母親總要選一篇古文同我一起讀。至今深深留在我記憶中的，是讀歐陽修的〈瀧岡阡表〉。母親說，這篇文章，是歐陽修在他父親去世六十年後寫的碑文；「瀧岡」是地名，在江西，是歐陽修父親陵墓的所在地，「阡表」是立於墳前的碑文，亦稱墓誌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母親讀的這一段：

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這是碑文中歐陽修引用他母親的話。歐陽修四歲喪父，是從母親口中了解他父親的。

母親讀這篇文章時，在我幼稚的心中有一種沉重的感覺。母親似乎急切地要告訴我一些重要的東西，而又怕我不能理解。母親自己的心情，當時也處於矛盾之中。她似乎認為父親已經被害，似乎又不願相信，多次想親自去第三戰區司令部查個清楚，又怕回不來，丟下這些孩子和老人（外祖父母）怎麼辦？

這篇文章消磨了母親和我的三、四個夜晚。母親藉著向我傾訴她心中的父親，急切地希望我從她口中留下父親的形象。

母親說，「廉而好施與」，也是父親的為官之道。父親從軍，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投身抗日游擊武裝，都懷抱犧牲精神。他不能容忍官場的腐敗。譬如送禮，父親認為無論大小，不能送也不能接受，因為小缺口一開，就會變大，到不可收拾。父親當上海閘北區警察局長時，因為警民關係好，到中秋節，一些老百姓送來小盒月餅（一盒僅兩個）。父親讓退回。警察說：「這可不是賄賂，老百姓一番心意，退回去不好吧？」父親讓了步說：「那你們分給大家吃了吧，以後要更好替老百姓辦事。」父親自己一個也不拿，而是到永安公司買月餅給家人吃。

母親還說起姊姊出生時何應欽送的那個存摺。何應欽知道父親的怪脾氣，官場的禮不收，朋友的也不收；他對父親說：「我不是送給你阮毅然，我是給二十年後一個獨立公民為國家受高等教育。」

讀到「求其生」與「求其死」時，母親說，父親在戎馬生涯中，遇到的生死抉擇比歐陽修父親的司法工作更困難。父親常說，戰爭中消滅敵人不難，難的是在消滅敵人的同時保存自己的部隊和保護老百姓。戰爭難免付出犧牲的代價，但如何付出最小犧牲獲勝，就取決於指揮者的智慧和良知了。父親對「不惜一切犧牲爭取最後勝利」那類口號深不以為然，他說那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嗎？

母親說，父親最感痛惜的，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陷後，統帥部為阻擋日軍，竟下令於六月九日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百姓事先毫無所知。結果河南、江蘇、安徽三省五萬多平方公里的家園化為汪洋，淹死百姓數十萬人。日軍呢？避開洪水，另擇長江水路進軍，十月就佔領了武漢。父親認為戰爭中置百姓安危於不顧，與法西斯有何區別？老百姓為什麼要支持我們？

母親還說，父親去吳縣時，曾對「忠義救國軍」有所顧慮，那支武裝成份複雜，有幫派份子，有軍統特務，有散兵游勇，也有投身抗日的青年；一九四○年春整編後，強化了特務訓練，有法西斯化傾向，目標已從抗日轉到「清除異己」，常把不屬於他們控制的抗日武裝誣為「不忠份子」。但父親表示會去做團結工作，爭取一致抗日。父親認為以自己在國軍中的輩份和經歷，該不至於被列為「不忠份子」吧？

這幾個夜晚母親的話，成了我一生永不磨滅的記憶。平常和母親在一起，她從來不提她與父親之間的談話，此時卻如潮水般傾瀉而出。雖是由一篇古文引起，又讓我隱約感到似乎是母親在準備某種行動之前對我的囑託。

我後來知道，這段時間，母親一直在設法找到江南行署和第三戰區司令部的線索，她要親自前往，去弄清楚父親被「綁架」之事。



有一天，母親從學校回來比平時晚，顯得有點興奮。母親說，在路過一家蠟燭行（出售祭祀用香燭一類物品的商店）時，裡面出來一位生人向她打招呼，請她進去說幾句話。進去之後，知道這蠟燭行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那位生人（母親說出姓名，我忘記了）說，他知道「阮夫人」，要告訴她阮毅然先生健在，「他是我黨忠實同志嘛！」還說母親可以去「那邊」看父親。

聽到父親活著的訊息，母親當然喜出望外，同時又有疑慮：是真的嗎？還是一個引誘母親跳進去的陷阱？

母親決定冒險前去。她又去了幾回蠟燭行，確定從上海去安徽廣德，到那裡會有人同母親接頭，帶她到父親那邊。

動身的時候到了。母親讓我和姊姊送她到我家附近的電車站，她一個人搭電車去火車站。快上車時，母親突然從衣服口袋掏出一串鑰匙，遞給我說：「差點忘了走時把鑰匙留下。」

我接過鑰匙，望著母親的眼神，似乎看不到她將見到父親的期待和喜悅，我看到的，不知是一種前途莫測的迷惘，還是走向絕望的悲苦……

電車來了，母親轉身上車，我強忍住幾乎流下的眼淚，在這一瞬間，結束了我的童年。

接著是漫長的等待。

母親從安徽廣德來過一信，在旅店寫的，告訴我們已經抵達，還找到一位過去的同學。她正在等候同她接頭的人。

又過了一段時間，接到母親那位同學的來信，說她得到母親在廣德旅店「自縊身亡」的消息，趕過去探望時，旅店說已經埋葬，還拒絕告知埋在何處？母親那位同學說她無法相信，母親見她時，還說快見到父親了，千里迢迢而來，怎能還沒有見到親人就自殺了呢？

當然不能。即使母親得到父親確鑿的死訊，也絕不會拋棄父親和她在上海的五個孩子。

母親死在父親被害的三年之後，表明自己營壘中的殺人者，往往比正面之敵更卑鄙、更殘忍。這三年中，他們對母親用盡「綁架」等卑劣手段未能得逞，終於以「父親健在」、「是我黨忠實同志」的謊言，誘騙母親墜入死亡的陷阱。

十年後，已是中央歌舞團舞蹈演員的妹妹阮澄到安徽演出，她找到母親住過的那家廣德旅館，察訪母親遇害之事。旅店的老店員記得曾有旅客在旅店死亡，不知自殺還是他殺，當時有軍人處置一切，不讓店方人員插手，也不知死者葬在哪裡。

妹妹僅從當地人士口中得悉，當時廣德是阮清源（袁亞承）的「忠義救國軍」出沒之地，這支特務武裝在這一地區殺了不少抗日人士。

母親之死，證實了與三年前父親的被殺害，出自同一隻手。

「一心抗日的阮老」，沒有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卻死於「我黨忠實同志」之手。抗戰八年，這樣的悲劇有多少？多少戰士、多少百姓是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又有多少戰士、多少百姓是死於「我黨忠實同志」之手？我們看不到一部真實的抗日戰爭史，殘殺抗日戰士的兇手逍遙法外，平白犧牲千萬無辜百姓的統帥在被歌頌，含冤而死的戰士和百姓，焉知魂歸何處？

我總在想，母親和我一起讀〈瀧岡阡表〉的那些夜晚，她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在六十年後也寫一篇〈瀧岡阡表〉嗎？

父親死於一九四○年，終年四十八歲（一八九二～一九四○）。

母親死於一九四三年，終年四十二歲（一九○一～一九四三）。

距今已超過六十年，我找不到父母的墳墓，恐怕根本就沒有墳墓，到哪裡去立墓碑呢？

父母的命運告訴我，我生長在一個比歐陽修時代更黑暗的時代，遭遇的是外部侵略和內部「我黨忠實同志」雙重的奴役與殺戮。我能夠在這黑暗中生存下去嗎？

正午黑影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

人要多堅強，才能調理一次又一次的幻滅創傷？目前台灣最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首推阮銘教授；而他又是對中共幻滅而導致創傷最嚴重的人。閱讀他頭兩集的自傳《尋找自由》，內心沈重有如鉛塊。他了解自由有如空氣，平時沒感覺，等沒有空氣才覺察空氣的珍貴。阮教授豐富又感人的自傳，應可敲醒很多台灣知識份子的腦袋。

蘋果日報總主筆 卜大中

人要多堅強，才能調理一次又一次的幻滅創傷？目前台灣最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首推阮銘教授；而他又是對中共幻滅而導致創傷最嚴重的人。閱讀他頭兩集的自傳《尋找自由》，內心沈重有如鉛塊。他了解自由有如空氣，平時沒感覺，等沒有空氣才覺察空氣的珍貴。阮教授豐富又感人的自傳，應可敲醒很多台灣知識份子的腦袋。

蘋果日報總主筆 卜大中

前言

多年前，有人約我寫回憶錄。我說不，因為我這一生，只是俗話說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撞過了，再不去想它，我沒有過去的回憶。對未來，那不是我所能左右，也不去想，我沒有未來的夢。我好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把石塊推上去，滾下來，再推上去，日復一日，做著同樣「荒謬」的事，有什麼可寫的呢？

今年（二○○九年）十月，有人重提寫回憶錄的事了。這回的理由是：台灣和中國，開始了一場稱作「迎接百年慶（一九一一～二○一一），詮釋大時代」的「造史」運動。陸續登場的「兩岸一甲子」、「古寧頭一甲子」、「大江大海１９４９」，「新加坡連（戰）胡（錦濤）會」，可以看出他們不但在偽造兩岸百年史，還在顛覆從反法西斯勝利到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二十世紀世界史。

朋友問：你一生跨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國統治時代，跨越大洋兩岸和海峽兩岸兩種社會，又經歷反法西斯戰爭和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進程，難道不想留下一點真實的記錄，來揭穿歷史的偽造者嗎？



我想，國共兩黨偽造歷史，作為鞏固權力的手段，並不是新鮮事。但過去雙方，各造各的偽史，各騙各的大眾。這回的不同，是雙方合作「造史」，共同欺騙兩邊的大眾。

這一波聯合「造史」，從中共「建國一甲子」（一九四九～二○○九）開始。一部影片「建國大業」，明知是騙，多少名牌演員搶著去演，多少大牌政客爭著去看。蔣介石的孫子，國民黨副主席蔣（章）孝嚴，趕去看了兩遍，稱讚中共「客觀、進步」。可不是？過去扮演他爺爺的演員總是兇神惡煞，今天換上個面團團、慈眉笑眼的張國立，不就為騙你這句話嗎？

同時，龍應台出了本《大江大海１９４９》，封面題簽赫然是「一本書改變一個時代」。我不禁好奇，她要怎樣改變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呢？買來一看，原來她要「改變」的，是反法西斯勝利和共產主義瓦解那個「大時代」人們腦中的歷史觀與價值觀。書中描繪的，不只一九四九年的兩岸圖景，而是涵蓋二十世紀反法西斯戰爭到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畫卷。她的畫卷是巧妙地用一個個精選的個案剪接起來，為了傳達出一個訊號，就是那句誇張的質問：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

她剪接的戰爭，從亞洲到歐洲，從上海到南太平洋，從列寧格勒到長春；時間跨度涵蓋日本侵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她選擇一系列的故事：圍困列寧格勒的德軍的家書，圍困長春的共軍的回憶，南太平洋戰俘營中被俘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漫畫，接受日本軍官命令刺殺反法西斯戰俘的台灣兵的訪談，國共內戰時逃到澎湖的流亡師生被槍殺……等等，都是為了表明她那似乎是坐在雲端裡的說教：

——戰爭沒有「勝利者」，沒有「原因」，也沒有「罪犯」，對「戰爭罪犯」的審判是荒謬的。（「勝利者就沒有戰犯嗎？」）生在這個「大時代」裡，你只能忍受被「大時代鐵輪輾碎」的命運。

而槍殺流亡師生的「失敗者」卻是有「原因」的。書中寫了五千個山東流亡學生，逃避國共內戰渡海來台就學，由七位老師帶領到了澎湖，被「失敗者」（國民黨）強迫當兵。一個學生站出來，只講了半句話：「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要說……」，司令官李振清一個眼色，衛兵舉起刺刀刺去，學生的鮮血噴湧而出，倒斃地上。承諾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帶他們來上學的七個老師，到處奔波、陳情，結果全被當作「匪諜」槍殺。對這樣的恐怖殺戮，龍應台寫道：

——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系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作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有意思的是，這本「向失敗者致敬」、「以身為失敗者為榮」的書，卻獲得了「勝利者」的青睞。「兩岸一甲子」大會上，中國來的共產黨代表、「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原創者鄭必堅，在演說中特意引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１９４９》。鄭必堅說：

——一九四九年台海分隔，給兩岸留下大江大海般深深歷史遺憾，如今在歷史新起點上，共同迎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階段。

台灣的媚共媒體自然不會放過機會，立刻發表社論〈柏林（圍）牆倒塌與台灣海峽開通〉：

——不須讚嘆柏林（圍）牆倒塌，台灣海峽開通是更重大歷史事件。共產主義瓦解，不是始自戈巴契夫新思維，而是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不是始自柏林（圍）牆倒塌，而是始自蔣經國開通台灣海峽。中共改革開放是共產專政修正轉型的指標樣版，海峽兩岸互動為人類文明和平發展寫下新頁。共產專政轉型與戰爭陰影消除，柏林（圍）牆未給世人答案，是由台海兩岸作答，經二十年來互動激盪，如今在和平發展主旋律下，愈來愈理智，愈來愈昇華，世人應可期待一個典範式答案，將在不日繳券時呈現。

（編按：台灣的慣用語法是「柏林圍牆」。）

為什麼毛澤東的「兩個凡是」理論家鄭必堅，欣賞龍應台的《大江大海１９４９》呢？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只有顛覆反法西斯勝利和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歷史，才能開闢中國新奴役制度「崛起」的「歷史新起點」；只有顛覆天安門屠殺和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共產中國新奴役制度才能跨越台灣海峽，消滅台灣人民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創建的自由民主制度。

這場「造史」運動，今天才開始。依胡錦濤、馬英九的規劃，至少要連續兩年，「造」到二○一一「百年慶」。在中國，叫「辛亥革命」百年慶；在台灣，卻叫「中華民國」百年慶！你不覺得滑稽嗎？百年前，台灣在日本統治下，「辛亥革命」既未革到台灣，「中華民國」也不在台灣，哪來的「百年慶」？可見「百年慶」是假，藉此偽造台灣百年史，為共產中國企圖跨海吞併民主台灣「繳」出「一個典範式答案」是真。

朋友說：難道台灣無法阻止歷史的偽造者嗎？

我說很難。揭穿歷史的偽造不難，難在人們不願接受真相而願意受騙。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說過：「事物和行為原來是什麼就是什麼，其後果將是什麼也就是什麼，我們為何竟想要受騙呢？」你知道想要受騙的人，是不願接受真相的。你若告訴他真相，他會視你為敵。在中國文革那個時候，說出真相，相信真相，都要死；要活的人，只有騙人或甘願受騙。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時候了，朋友說。

——所以更難。被迫騙人或受騙，形勢變了，還會說出真相或相信真相。自願騙人或受騙，視說出真相為敵的，你對他有什麼辦法？

——然而總還有不願騙人和受騙，願意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吧？即使現在沒有，下一代或者更遠的未來，會有人想探究這段已被重重謊言湮沒的歷史；他若能找到一點被謊言湮沒時代的真實記錄，該會帶給他如獲至寶的喜悅吧？

——對未來我不能確定，我不做未來的夢。

然而朋友很熱心，說要給我錄音，做口述歷史。我想大概是看我老了，不願讓我荒謬的一生，不留一點痕跡地化為煙塵吧？

回顧此生，一大半在中國（一九三一～一九八八），我曾在一篇短文裡概括為兩度「自由的追求與毀滅」：少年時在蔣介石法西斯奴役制度下，我追求過自由，後來得到的，是毛澤東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那是第一次「自由的追求與毀滅」。毛澤東去世時，我雖已四十五歲，卻重做起少年時的自由之夢，再次毀滅於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然後是一九八八年走出中國，見證了柏林圍牆倒塌和全球第三波自由民主化的高潮與退潮。在美國和台灣的這最後二十多年，又看到無論古老的自由國家，或是新生的自由國家，今天都還未能避免奴役制度國家的挑戰。我的經歷不過如此：

一九三七～一九八八 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中國）

一九八八～二○一○ 自由的見證與挑戰（美國、台灣）

但留下這點歷史的記錄，能讓謊言退卻嗎？我想起哈維爾（V. Havel）的話：「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他相信真話終將戰勝謊言，且在捷克得到歷史的驗證。然而需要等到更多的人支持說出真話，相信真話，不想受騙的那一天。

　　　　　　　　　　　　　　　　　　 二○○九年十二月於台北紅樹林

前言

多年前，有人約我寫回憶錄。我說不，因為我這一生，只是俗話說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撞過了，再不去想它，我沒有過去的回憶。對未來，那不是我所能左右，也不去想，我沒有未來的夢。我好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把石塊推上去，滾下來，再推上去，日復一日，做著同樣「荒謬」的事，有什麼可寫的呢？

今年（二○○九年）十月，有人重提寫回憶錄的事了。這回的理由是：台灣和中國，開始了一場稱作「迎接百年慶（一九一一～二○一一），詮釋大時代」的「造史」運動。陸續登場的「兩岸一甲子」、「古寧頭一甲子」、「大江大海...

（下冊）
PART 3 毛帝國的終結（1966～1976）
文革之初（上）
文革之初（下）
三國演義（上）
三國演義（中）
三國演義（下）
新星殞落（上）
新星殞落（下）
全面奪權
砲打司令
軍事管制
賀蘭山下
旅途驛站
陶瓷菩薩
十月政變
PART 4 開放的新地獄（1976～1988）
富強胡同
理論漩渦
歷史轉折
分道揚鑣
訪美歸來
包圍戰略（上）
包圍戰略（下）
特區調查
黨校易幟
異化事件
自由之死
別了中國

（下冊）
PART 3 毛帝國的終結（1966～1976）
文革之初（上）
文革之初（下）
三國演義（上）
三國演義（中）
三國演義（下）
新星殞落（上）
新星殞落（下）
全面奪權
砲打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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