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瓦哥事件：光明與黑暗在一本諾貝爾得獎小說背後角力

得獎紀錄：★入圍2014年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Awards）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2014年最佳圖書獎（其他類別）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2014年50部最受注目非小說圖書

★亞馬遜2014年度百大最佳圖書（讀者評鑑4.5星）媒體推薦：「文字精彩，研究詳實⋯⋯宛如一部知性的驚悚小說⋯⋯節奏緊湊而刺激。」——小說家艾倫．佛斯特（Alan Furst），《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一本引人入勝而且經過徹底調查的書，各種事實與細節都精確無比，評論擲地有聲，註定在未來很久一段時...

序曲

—— 「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兩個男人從莫斯科的基輔車站搭乘電車前往西南方郊區的佩羅德爾基諾村（Peredelkino），車程三十分鐘。那是個天空蔚藍的禮拜日早晨。前一個月才剛剛下完最後一場春雪，空氣裡瀰漫著丁香花盛開的香甜味。佛拉登．佛拉迪米爾斯基（Vladlen Vladimirsky）比另一個人高大多了，他頂著一頭發亮金髮，身穿寬鬆長褲與大多數蘇聯官員最喜歡的雙排扣外套。他的同伴消瘦，顯然是個外國人，因為他身上的西方國家服飾，許多俄國人都取笑他是"stilyaga"，意思是「時尚大師」。他叫作塞喬．丹傑羅（Sergio D’Angelo），在這個大家都生性謹慎的國家裡，他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常常露出微笑。來自義大利的他之所以會出現在佩羅德爾基諾村，是為了說服一位詩人。

丹傑羅是一個在莫斯科電台（Radio Moscow）工作的義大利共產黨黨員，前一個月他讀到一則簡短的文化新聞，知道俄國詩人鮑里斯．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的第一本小說即將出版。那一則只有兩句話的新聞沒有透露太多訊息，只說帕斯特納克的書一定會成為另一本俄國史詩鉅作。那本小說叫作《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離開義大利之前，丹傑羅曾答應一家位於米蘭，由忠實共產黨黨員姜賈柯莫．費爾特內里（Giangiacomo Feltrinelli）成立的新出版社，說要幫他們物色新的蘇聯文學作品。對於他自己與那間新的出版社而言，如果能爭取到跟蘇聯最知名的詩人第一本小說的版權，都是一項重大成就。四月底時他寫信給米蘭的一位編輯，在收到回信以前，就先請電台同事佛拉迪米爾斯基幫他約見帕斯特納克。

佩羅德爾基諾村是一個政府打造出來的「作家村」，本來是某位俄國貴族的莊園所在地。村子坐落於一片原始林地裡，四周到處是松樹、椴樹、西洋杉與落葉松；在一九三四年落成，用於獎勵最知名的蘇聯作家，讓他們有個可以遠離城裡公寓的休閒住處。村子裡大約有五十座俄式鄉間別墅（dacha），一大片總計二百五十英畝的土地。村民除了作家，還有一些住在小木屋的農民，女人都戴著頭巾 ，男人的交通工具是馬拉的雪橇。

村民中的俄羅斯文壇要角包括小說家康斯坦汀．費丁（Konstantin Fedin），還有維塞沃洛德．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他們倆剛好是帕斯特納克的左鄰與右舍。蘇聯最受歡迎的童書作家科涅依．丘柯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還有文學批評家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都住在兩三條街以外。儘管村莊外觀充滿田園風味，但難免讓人想起過往的死者：在一九三○年代末的大恐怖時期（Great Terror），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k Babel）與鮑里斯．皮涅克（Boris Pilnyak）都是在村子裡的自家別墅被逮捕。後來別墅也易主，改由其他作家住進去。

根據村子的傳說，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曾詢問蘇聯文學之父高爾基（Maxim Gorky，他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式寫實主義文學流派的創始人）：西方的作家都是怎麼過日子的？ 高爾基說，他們都住在別墅裡，所以史達林便下令建造佩羅德爾基諾村。無論這傳說是否屬實，作家無疑是一種特權階級。他們被組織成一個成員大約四千多人的蘇聯作家協會（Union of Soviet Writers），享盡一般蘇聯國民無法想像的榮華富貴，一般人都只能住在小屋子裡，為了一般食物，還得忍受大排長龍的痛苦。對於政府的待遇，丘柯夫斯基是這樣描述的：「把作家關在舒適的蟲繭裡，在他們身邊安插了一整個間諜網絡」。

小說、戲劇與詩歌被當成大眾宣傳的重要工具，足以促使民眾信奉社會主義。史達林希望他的作者能夠用小說或詩歌來歌頌共產主義國家，故事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工廠與田裡的辛勤勞動畫面。一九三二年，史達林在高爾基家中與作家聚會，他邀大家舉杯敬酒，新文學也就此展開：「製造靈魂比製造坦克更重要⋯⋯在此，有人說作家一定不能光是坐著，他們必須了解國人的生活。這說法是正確的。生活本身會重新創造人類。但是，在重製靈魂的過程中，你們也能夠扮演襄助的角色。靈魂的生產是很重要的。作家們，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舉杯敬你們，你們都是靈魂的工程師。」

離開火車站後，丹傑羅與佛拉迪米爾斯基經過了一間高牆包圍起來的別墅，那是俄國東正教主教夏天的住所。他們越過墓園邊的一條河流，走過一些仍然有點泥濘的道路，接著轉進了帕夫蘭科街（Pavlenko Street），帕斯特納克他家就在這一條位於村子邊緣的窄街上。丹傑羅不太確定他們會面對什麼情況。透過研究，他知道帕斯特納克備受尊崇，是公認的天才詩人，西方學者也都稱讚他，說他在蘇聯文壇的一片僵化文風之中顯得出類拔萃。但丹傑羅還沒真正看過他的作品。在蘇聯政府中，許多人因為帕斯特納克的政治傾向而不太願意認同他的才華，這位詩人的原創作品已經有好久未被出版。他的謀生方式是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也成為莎士比亞戲劇與歌德鉅作《浮士德》（Faust）的翻譯專家。

帕斯特納克的兩層樓別墅矗立於冷杉與白樺樹林之間，外面是巧克力色，裝有幾扇凸窗，還有一道走廊。某些訪客覺得這別墅看起來有點像美式木造房屋。丹傑羅走到木門時，六十六歲的帕斯特納克身穿威靈頓靴、家常便褲與夾克，正在前院整理花園，園子裡種了果樹、灌木叢與花卉。帕斯特納克的身形非常吸引人，看來很年輕，那似乎像石雕的臉長長的，嘴唇豐潤，有一雙靈動的栗色眼睛。女詩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曾說，他看起來就像一個阿拉伯人，還有他的馬。曾有人去佩羅德爾基諾村拜訪他之後說，有時候如果他注意到「自己的奇特臉龐」讓人感到訝異，「斜斜的棕色雙眼就會半開半闔，把頭轉過去，那樣子讓人聯想到一隻止步不前的馬。」

帕斯特納克歡迎訪客，握手時很用力。他的微笑極為燦爛，幾乎可以說帶著一點孩子氣。帕斯特納克喜歡外國人造訪，這對蘇聯人民來講是一種難得的樂趣，因為他們才剛剛從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去世後對外開放。那年夏天造訪佩羅德爾基諾村的另一位西方訪客，是牛津大學的教授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他說跟村子裡的作家聊天時，覺得他們「好像荒島上的船難倖存者，與文明已經隔絕了幾十年，對於聽到的一切消息，他們都感到如此新奇、興奮與愉悅」。

花園裡有兩張位置垂直的長凳，三個人坐在上面，「丹傑羅」這個姓氏讓帕斯特納克覺得挺有趣的，用他那低沉而帶有一點鼻音的聲音慢慢念出來。他詢問那個姓氏的來源。丹傑羅說，源自拜占庭帝國時代，但在義大利很常見。詩人高談闊論，聊起了他二十二歲在德國馬堡大學（University of Marburg）主修哲學時，曾經去過一趟義大利，那是一九一二年夏天的事了。他坐在最便宜那一節火車車廂，造訪威尼斯與佛羅倫斯，但是早在抵達羅馬之前就把錢花光了。他曾在一篇自傳式散文裡面回憶義大利之旅，提及他抵達米蘭不久後，曾有半天都昏昏欲睡。他回想起自己造訪了米蘭大教堂，在越走越近的過程中，他試著用不同角度看教堂，他說教堂「就像一道正在融化的冰河，在八月熱氣構成的深藍垂直線之下，持續變大，無數的米蘭咖啡廳似乎都被籠罩在冰與水裡面。最後，一道狹窄的平台終於出現在我的腳底下，我低垂著頭，廊柱與塔樓傳來了低沉的聖歌聲響，就像一根雪柱插進排水管裡」。

四十五年後，帕斯特納克的人生即將又與米蘭產生連結。就在大教堂不遠處，穿越玻璃穹頂下的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街（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之後，經過斯卡拉大劇院（La Scala），就是安德加里街（Via Andegari）。費爾特內里的辦公室位於那條街的六號，他就是後來不顧蘇聯的阻撓，初次出版《齊瓦哥醫生》的人。

有時候，帕斯特納克與別人的談話會變成自言自語。一旦打開了話匣子，他的話似乎都是雜亂無章，講了很久才停，內容熱情奔放，說的話與觀念都漫無邊際，最後才會拉回他原先要說的重點。以撒．柏林說，「講話時，他的語調總是充滿了一種特有的活力，想像的天賦奔放其中。」丹傑羅聽得入迷，樂於當個好聽眾，後來帕斯特納克才為自己的長篇大論道歉，詢問來者有何指教。

丹傑羅表示，他在莫斯科的職務是義大利共黨幫他安插的，因為希望黨內精英都有機會能夠體驗蘇聯的生活。丹傑羅在莫斯科電台擔任義大利語節目製作人與記者，該台是蘇聯官方的國際廣播公司，公司所在地位於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廣場（Pushkin Square）後面的兩棟大樓裡。在來到莫斯科之前，他當過羅馬新生書店（Libreria Rinascita；義大利共黨所屬的書店）的經理。丹傑羅來自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家庭，是個立場堅定的激進分子，於一九四四年入黨，但他的某些義大利同志覺得他有一點太過學究，缺乏足夠的熱情。他們希望，如果他能在莫斯科待一陣子，就能點燃內心熱情。黨內領導階層幫他安排了為期兩年的蘇聯首都工作機會。他是在三月來到蘇聯的。

丹傑羅的俄語流利，只是偶爾詞不達意，需要佛拉迪米爾斯基幫他，他跟帕斯特納克說，他也兼差，幫費爾特內里的出版社當經紀人。丹傑羅說，費爾特內里不只是個忠貞共黨黨員，也很有錢，年紀輕輕卻有數以百萬計的身家，來自於某個義大利商家豪門，是在戰時變成激進分子的。費爾特內里最近開了一家出版社，他對於當代蘇聯文學特別有興趣。丹傑羅說，不久前他聽說《齊瓦哥醫生》這本小說，覺得似乎非常適合那一間新出版社。

帕斯特納克揮揮手，打斷正在自我推銷的丹傑羅。他說，「那一本小說沒辦法在蘇聯出版。它與官方的文化方針不符。」

丹傑羅提出反駁，他說那本書即將出版的消息已經發布了，而且自從史達林死後，蘇聯社會顯然變得開放一點，這種發展還獲得了「解凍」（"the thaw"）——源自於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寫的同名小說——的稱號。就在過去的教條遭到挑戰的同時，文壇的空間似乎變大了。有些小說對不久前的蘇聯體制提出批判，書裡面出現許多複雜而有缺陷的角色，但還是能夠出版。

丹傑羅說，他提議帕斯特納克給他一本《齊瓦哥醫生》，由費爾特內里交給別人翻譯，只不過他當然必須等到小說在蘇聯出版後，才能把書帶回義大利。他還說，帕斯特納克大可以信任費爾特內里，因為他是忠貞共產黨員。對於一頭熱的丹傑羅來講，這聽來是如此合理，因為他急於取得稿子，藉此證明他並非白拿費爾特內里的津貼。

如果把稿子交給外國人，帕斯特納克勢必得承擔極大風險，但丹傑羅並不了解這一點。他非常清楚，如果未經批准就把在蘇聯尚未問世的作品拿到西方國家出版，任何作家都可能會受到背叛黨國的指控，危及自己與家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曾寫信告誡兩個住在英國的妹妹，要她們千萬別把他寄過去的前幾章稿子以任何形式印行發表：「如果在國外出版，我就會身陷險境，甚至性命不保。」

皮涅克與帕斯特納克曾經是佩羅德爾基諾村的鄰居（兩家花園之間的小門從來沒有關起來過），後來皮涅克於一九三八年四月遭人從後腦勺開槍處決，一槍斃命。皮涅克對於蘇聯的社會主義計畫有所懷疑，小說論及亂倫等禁忌主題，並且曾表示史達林與高爾基操弄文壇，等於是閹割了藝術。其實一九二九年皮涅克就曾經被誣指與人共謀在外國出版他那本頁數不多、帶有反蘇維埃精神的小說《紅木家具》（Mahogany），很可能他的厄運早在當時就已經註定了。故事發生在大革命過後的鄉間城鎮，他的筆調對主角充滿同情心，而主角支持的，剛好就是史達林的死對頭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結果，皮涅克遭到媒體圍剿。無禮而好鬥的布爾什維克派詩人佛拉迪米爾．馬亞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在一篇《紅木家具》的書評裡面寫道，「我認為，完工後的文藝作品就像武器」，而且他還坦承自己事實上沒看過那本小說，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他說，「也許，皮涅克認為有些作品不會被人拿來進行階級鬥爭——但那種作品是不存在的——即便如此，把作品交給西方媒體，就等於是強化了敵人的力量。在這風雲變色的當下，他的作為等於是臨陣倒戈。」

皮涅克試著挽回共產黨對他的青睞，寫了一些對史達林歌功頌德的東西，但卻救不了自己。他的檔案裡已經留下了一筆背叛黨國的記錄。在「大恐怖」的全盛期，他因為害怕自己隨時會被逮捕而備受煎熬。整個國家對黨內、官僚組織、軍方、知識界甚至各個族群進行瘋狂清算，殺人無數。一九三六到三九年間，數十萬人被處死或死於牢裡，受害者有數以百計的作家。帕斯特納克記得皮涅克常常往窗外看。許多遇到他的熟人對於他還沒被逮捕感到很驚訝。「真的是你？」他們總是這樣問。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祕密警察還是來了。帕斯特納克與妻子剛好在他家，因為那天皮涅克幫兒子（跟帕斯特納克一樣，名叫鮑里斯）慶祝三歲生日。當晚一台車停在外面，幾個穿制服的男人走出來。過程中他們很客氣。其中一位警察說有急事，皮涅克必須跟他們出去一趟。

他的罪名是「加入了反蘇維埃的托洛斯基派組織，意圖謀反，施行恐怖主義」，準備暗殺史達林，幫日本進行間諜工作；他曾於一九二七年到日本與中國遊歷，還寫了遊記。一九三一年，他也曾獲得史達林的特准，在美國待了六個月，駕駛一輛福特轎車周遊全美各地，並曾短暫地在好萊塢擔任米高梅（M G M）電影公司的編劇。他把旅遊見聞寫成小說《好啊！》（Okay），對美國式的生活多所批評。

皮涅克選擇「認罪」，但是在軍事法庭上他的遺言是，希望庭上可以「給他一張紙，讓他有機會寫下一些對蘇聯人民有益的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從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到六點，歷經短短十五分鐘的審判之後，皮涅克被處以「極刑」，並且於隔天執行（「極刑」兩字充分反映出官方的惡毒心態），行刑者是「第一特別部第十二組組長」。皮涅克之妻被判了十九年徒刑，監禁地點是古拉格集中營（Gulag），孩子交由住在蘇聯所屬喬治亞共和國的外祖母扶養。圖書館與書店把所有皮涅克的作品撤掉銷毀。根據蘇聯一位出版審查官員的報告，一九三八到三九年之間，總計有兩千四百一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九本因為「政治觀念有害」，或是「對於蘇聯的讀者而言毫無價值」的作品被銷毀，變成紙漿。

皮涅克與其他作家遭逮後，帕斯特納克夫婦與村裡許多人一樣都生活在恐懼中。「真是太可怕了，」帕斯特納克之妻席奈妲（Zinaida Neigauz）說，當時她肚中正懷著他們的長子。「我們無時無刻都怕鮑里亞會被抓走。」

即便在史達林死後，一提到在國外出版作品，任何蘇聯作家都會想起皮涅克的下場。而且，自從一九二九年以降，沒有任何人打破這個不成文的鐵律：未經批准，禁止在外國出版作品。

丹傑羅繼續喋喋不休，但突然意識到帕斯特納克沉思了起來。帕斯特納克的鄰居丘柯夫斯基認為他有一種「夢遊症病人一般的特質」，當他開始沉思盤算時，「聽到的話總是左耳進，右耳出」。帕斯特納克對於自己的作品與天分非常有自信，也覺得應該盡可能讓更多人讀到他的作品。他深信《齊瓦哥醫生》是他畢生的顛峰之作，非常忠實地傳達出他的看法，而且品質更勝於過去幾十年來他寫的所有知名詩作。他說，「那作品把我最後的喜樂與瘋狂都傳達了出來」。

《齊瓦哥醫生》是一部史詩般的自傳式小說，故事聚焦在醫生詩人尤里．齊瓦哥（Yuri Zhivago）身上，還有他的藝術、愛戀與失落，時間背景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前後的數十年之間。雙親辭世後，齊瓦哥成為莫斯科某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的養子。在這有教養與開明的環境中，他發現了自己在詩歌與醫療方面的天分。他從醫學院畢業，娶了養父母的女兒東妮婭（Tonya）。一次大戰期間，他在南俄的野戰醫院裡結識護士拉拉．安季波夫（Lara Antipova），並且愛上了她。

一九一七年回家後，齊瓦哥發現城裡人事已非。莫斯科被紅軍控制，捲入情勢混亂的革命中，市民嗷嗷待哺。那個注重藝術、閒適氛圍與知性沉思的舊世界已經灰飛煙滅。齊瓦哥原先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熱忱很快就消失了。為了躲避斑疹傷寒的疫情，齊瓦哥與家人逃往瓦雷金諾（Varykino，他們家位於烏拉山〔Urals〕山區的莊園）。齊瓦哥與拉拉在附近的小鎮尤里亞金（Yuryatin）重逢。拉拉的丈夫隨著紅軍離開了。齊瓦哥內心重新燃起她的渴望，但是這不倫戀深深困擾著他。

一群出身農夫的士兵抓住齊瓦哥，強拉他去當戰場軍醫，過程中他見識到俄國內戰的殘酷，無論是紅軍，或者與之敵對的白軍（由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組成的盟軍）都做了很多壞事。最後，齊瓦哥「叛逃」，離開革命戰場，回家後發現家人都以為他死了，已經逃離俄國。於是他住進了拉拉的家。隨著戰火逼近，他們躲到瓦雷金諾的莊園。一時之間，他們與世隔絕，齊瓦哥的靈感再現，突然想要重新寫詩。屋外的狼嚎對於兩人的關係而言是個惡兆。戰爭結束後，布爾什維克政權穩固了下來，命運讓這一對愛侶永遠分開。拉拉前往俄國的遠東地區。齊瓦哥回到莫斯科，於一九二九年逝世。他的身後留下一部詩集，成為小說的最後一章，是他殘存於世上的藝術遺緒與人生信條。

齊瓦哥是過去的帕斯特納克的分身。小說主角與作者本人都是來自於一個早已逝去，充滿文化教養的莫斯科知識階層。就算在作品中提及那個世界，蘇聯文壇也只會鄙棄它。帕斯特納克深知，《齊瓦哥醫生》與蘇聯唱反調，宗教氣息過於濃厚，完全不理會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風格的種種要求，也沒有對十月革命卑躬屈節，出版界肯定會望而卻步。小說中的種種異端思想實在不可勝數，而且毫不掩飾，許多蘇維埃主義的信徒都沒料到會被這樣打臉，非常震驚。「禽獸不如的叛黨行徑」：這是早期官方對於那本小說的批判。就在小說接近完成之際，帕斯特納克深知他並未把革命描寫成「上面塗有奶油的蛋糕」。「有誰想要原稿，就應該拿給他，」他說，「因為我不認為這小說有機會印行。」

先前，帕斯特納克並未考慮把小說拿到西方國家出版，但是等到丹傑羅找上門，他已經忍耐了五個月：自從他提交稿件給國家出版社（Goslitizdat，蘇聯的文學出版機構）以來，始終沒有獲得任何回覆。本來他希望規模最大的兩本雜誌《旗幟》（Znamya）與《新世界》（Novy Mir）能夠刊登《齊瓦哥醫生》的書摘，但他們一樣毫無回應。丹傑羅認為他是在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出手的；這個提議完全出乎帕斯特納克的意料，一聽之下就打算行動了。儘管身處於一個極權社會，但過去長期以來他的言行始終能展現出不凡的大無畏精神：家裡有人被送進古拉格集中營後，許多人對這種家庭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惹禍上身，但他卻常去探訪與接濟；還與當局交涉，為政治犯求情；而且當大家一窩蜂連署請願書，要求將國家公敵處以極刑時，他卻拒絕簽名。當許多作家陷入團體迷思之際，他總是不願從眾。他向來主張國家不該對作家下令，某次公開會議上還為此受到質疑，他卻對其他作家說：「別對我大吼大叫。但如果你們非叫不可，至少可以不要圍剿我。」 帕斯特納克覺得自己沒有必要為了國家的政治需求而量身訂做藝術作品；他深信，如果要他的小說為此犧牲，等於是糟蹋了自己的天分。

「我們就別管俄文版小說最後是否能出版了，」他對丹傑羅說，「我願意把原稿給你，條件是費爾特內里承諾在出版後，要在幾個月內把書寄給其他重要國家的出版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國與英國。你覺得呢？你能問問米蘭那邊嗎？」丹傑羅說，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無可避免，因為費爾特內里當然也想要把書的版權賣給其他國家。

帕斯特納克又頓了一下，接著說聲抱歉，走進屋內，他創作的地方就在二樓的一個簡樸書房裡。每逢冬天，書房眺望著「一大片白色世界，舉目所及只見山丘上的一個小墓園，感覺起來有點像夏卡爾（Chagall）畫作裡的背景」。不久之後，帕斯特納克從別墅裡走出來，拿出一大包用報紙包起來的東西。原稿總計四百三十三頁，文字行距很密，總計分成五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用柔軟的紙張或厚紙板裹起來，把紙張聚集在一起的是一根細麻線，它穿過每一頁打字稿的不整齊孔洞，接著打了結。小說第一段標明的年份是一九四八年，頁面上到處都是帕斯特納克修改的痕跡。

「這是《齊瓦哥醫生》，」帕斯特納克說，「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儘管此舉的後果不堪設想，帕斯特納克的願望依舊沒有動搖。

丹傑羅說，他應該可以在幾天內就把打字稿送到費爾特內里手上，因為他正在計畫回西歐一趟。快要中午了，他們三個又繼續聊了幾分鐘。

他們站在花園門口道別，丹傑羅用手臂夾著打字稿，帕斯特納克的臉擠出一種奇怪的表情，像在做鬼臉，挖苦別人似的。他對丹傑羅說：「你就此受邀參加我的處決儀式。」

《齊瓦哥醫生》於一九五七年在西方世界出版，鮑里斯．帕斯特納克隨即於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這也在冷戰時期的國際文化界引發一陣風暴。因為《齊瓦哥醫生》的吸引力持續不墜，一九六五年又被大衛．連恩（David Lean）改編成電影，它已經變成了小說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很少讀者知道它曲折離奇的出版過程，也不清楚在當年兩大強權進行意識形態對決的情境之下，它對一個分裂成兩半的世界帶來了多大的衝擊。

在蘇聯，《齊瓦哥醫生》是禁書，克里姆林宮還試圖透過義大利共黨干預，不讓小說的義大利文版面世。不管是帕斯特納克或者米蘭的出版商費爾特內里，都受到莫斯科官員與義大利共黨高層的威脅。未曾見面的兩人都頂住了壓力，建立起出版史上最偉大的夥伴關係。他們倆的祕密信件都是由可以信賴的第三者夾帶進出蘇聯，信件內容可說是對於藝術自由的重大宣言。

蘇聯對於《齊瓦哥醫生》所展現出來的敵意被媒體大肆報導，促使它在各國成為暢銷書，否則的話，讀者可能只是一小群精英分子而已。等到帕斯特納克在一九五八年榮獲瑞典皇家科學院（Swedish Academy）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之際，《齊瓦哥醫生》原本已經令人驚詫的銷量又增加了。他的詩歌作品早已受到肯定，因此曾數度獲得提名，但那本小說的問世幾乎讓帕斯特納克成為獎項的不二人選。克里姆林宮對他的獲獎嗤之以鼻，覺得那只是一種反蘇聯的挑釁行徑，這也促成了國內撻伐聲浪持續不斷，一時之間他變成了叛國賊。帕斯特納克被逼得幾乎自殺。這位老作家所遭受的抨擊之猛烈與惡毒，讓世人震驚，包括許多原本認同蘇聯的各國作家。從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到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都挺身為帕斯特納克辯護。

在俄國社會裡，小說、詩歌與劇本都是人們用來傳達訊息與提供娛樂的重要憑藉。文學的主題、美學與政治角色往往是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的題目，有時候爭辯的人輸了，甚至會性命不保。一九一七年以降，將近有一千五百名蘇聯作家因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而被處決，或者死於勞改營裡面。作家們要不是被收編，負責創造全新「蘇維埃人」（Soviet man）的工作，就是被隔離起來，有些作家的人生甚至被毀了；文學可以為革命服務，也可以服務國家公敵。

蘇聯領導階層對於為革命服務的藝術曾有過許多論述，他們花很多時間演講，闡釋小說與詩歌的創作目的；也在克里姆林宮召見作家，大談他們肩負的職責。克里姆林宮高層甚至更在意寫作這件事，因為他們體驗過寫作的改變能力。革命之父列寧（Vladimir Lenin）之所以變成激進分子，就是因為讀了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的小說《該做些什麼？》（What Is to Be Done?）。「藝術屬於人民，」列寧說。「我們應該讓群眾了解並且深愛藝術。必須讓藝術把群眾團結起來，提升他們的情感、思想與意志。藝術必須能刺激他們起而行動，培養他們內在的藝術本能。當廣大的工農群眾嗷嗷待哺時，難道我們還應該為一小群人提供精緻甜點嗎？」

一九三○年代初，史達林開始掌權後，嚴格管控全國的文藝活動。文學家不再是黨的盟友，而是變成僕人。一九二○年代文藝圈曾經擁有過的活力消失殆盡。史達林年輕時也曾是詩人，還曾大量閱讀小說，有時候一天可以讀幾百頁。他把令他不悅的文字都用紅線畫起來，親自審閱哪些劇本可以登上舞台。他還曾經打電話給帕斯特納克，與他討論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究竟是不是一位大師，而實際上這次談話的內容即將決定曼德爾施塔姆的命運。哪一個作家能夠獲頒該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也是由他決定，而且文學獎的名稱當然是叫作史達林獎（Stalin Prize）。

蘇聯群眾渴求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很少如願以償。因為擺的都是一些按照國家需求打造出來的假貨，枯燥而制式化，似乎連書架都開始抱怨哀鳴。以撒．柏林說，那些都是「無藥可救的二流作品」。 能堅持為自己發聲的作家不多，包括帕斯特納克與詩人安娜．艾哈邁托娃（Anna Akhmatova）等少數幾位都獲得人民的回報，被當成崇拜的偶像。他們舉辦的朗讀會總是讓演奏廳爆滿，而且他們的作品即便被禁，還是會在民間口耳相傳。白海（White Sea）附近歐博塞卡（Obozerka）勞改營的某些囚犯找樂子與支撐下去的方式，居然是比賽誰能夠背誦最多帕斯特納克的作品。流亡海外的蘇聯批評家維克多．法蘭克（Victor Frank）說，帕斯特納克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在他的詩作裡，「天空較為深邃，群星較為璀璨，雨聲較為嘈雜，太陽較為毒辣⋯⋯無論是在俄國文壇，甚或就全世界而言，沒有任何詩人能夠像他那樣，把我們無聊生活中的無聊事物寫成了帶有魔力的文字。他像是個小孩、像發現某個新星球的人，對於他那銳利的目光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是微不足道、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是雨後的小水坑、窗台、鏡子架、圍裙、火車車廂的門，或是大衣沾濕後表面浮現的毛絲——這所有雞零狗碎的生活細節都能被他轉化為一種永恆的喜樂。」

這位詩人與共產黨、共黨領袖、蘇聯文學體制之間的關係非常矛盾。在一九三○年代末期的大恐怖來臨以前，帕斯特納克曾寫詩讚揚列寧與史達林，而且有一段時間他還曾懾服於史達林的狡詐與權威。但是，就在血腥的清算風潮席捲全國各地之後，蘇維埃國家讓他幻滅了。為何這麼多人都死於持續不斷的盲目清算活動，他卻能在大恐怖後倖存？答案不一而足。大恐怖時代是奇怪而捉摸不定的：很多忠黨愛國的人被清掃掉，反而留下了一些疑犯。讓帕斯特納克得以存活的是運氣，還有他的國際聲譽，也許最重要的，更是因為史達林欣賞他，覺得他那偶爾有點古怪的獨特天分很有趣。

帕斯特納克並未找機會與當局對抗，而是故意離群索居，在鄉間創作與過活。他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寫《齊瓦哥醫生》，耗時十年才完成。寫作過程斷斷續續，因為他數度罹病；有時則是為了掙錢而必須把小說擺一邊，接受外國文學翻譯的委託案。另一個導致速度變慢的原因，則是他的企圖心越來越強，同時也對自己筆下的文字感到驚嘆不已。

實際上，帕斯特納克完成了他那本小說處女作時已經六十五歲。他把自己的許多經驗與看法都寫進去。他並不是要用《齊瓦哥醫生》來爭論什麼，或是藉它攻擊蘇聯政府，抑或為任何其他政治體系辯護。那本小說的力量，來自於個人精神，來自於帕斯特納克想要跟土地有所交流，想要發現一些人生的真理與真愛。他跟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一樣，都想擺脫過去的束縛，透過一種「真誠而詩意的真理」來表現這個時代的俄國史。

隨著故事的發展，帕斯特納克意識到齊瓦哥醫生這個角色，代表他對於蘇聯這個年輕國家提出的控訴。無論是情節、角色與氛圍，這小說都與蘇聯文學格格不入。雖然與作者同時代的許多人都受到蘇聯意識形態的鼓舞，但這小說的字裡行間在在都流露出對於那種思想的不屑，因其「麻木而無情」。《齊瓦哥醫生》是帕斯特納克留給世人的最後證言，他所珍惜的那個時代與那種感知力已經被摧毀殆盡，只能透過小說向其致敬。他決心要讓那本小說出版，簡直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他不像同世代的某些作家，都是偷偷創作，然後把作品「束之高閣」。

《齊瓦哥醫生》陸續在義大利、法國、德國、英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以不同語言的版本問世，但是一開始並沒有俄文版。

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世界博覽會在布魯塞爾舉行，梵諦岡館的人員才把精裝版的俄文《齊瓦哥醫生》發送給許多蘇聯遊客，這精美的版本使用的是藍色亞麻布封面。這神祕的精裝版小說到底從何而來？不久後就謠言四起了，一開始就有人提及美國中情局（C I A）是祕密的出版者。時至今日，中情局未曾承認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多年來，始終有許多真實性令人存疑的故事指出，中情局如何設法取得了《齊瓦哥醫生》的原稿，也提及該局想要在俄國出版那本小說，其實別有用心。據說，英國情治單位曾強行逼迫一架飛機降落馬爾他島（Malta），因為機上載著從莫斯科離開的費爾特內里，他們把他託運的行李箱從貨艙拿出來，偷偷取出原稿來拍照。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帕斯特納克的某些法國友人則是深信，如果要讓他取得獲頒諾貝爾獎的資格，就必須要讓《齊瓦哥醫生》以他的母語出版——儘管此一理論屢屢被舊調重彈，但並不正確。中情局的目標並非諾貝爾獎，而且一張記載相關費用的該局內部帳單也顯示，他們並未把書送到斯德哥爾摩；中情局只是希望能夠把《齊瓦哥醫生》弄進蘇聯境內，讓該國國民取得。

向來也有人主張，俄文版是流亡歐洲的俄國人出版的，中情局出力不多，最多也只是出資贊助那些流亡在外的俄國人而已。但實際上中情局與這件事的關係非常密切。俄文版《齊瓦哥醫生》的出版與散布是由中情局蘇聯分局執行的任務，直接由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監控，負責決策的則是艾森豪總統（President Eisenhower）麾下的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該會必須直接向白宮的國安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匯報負責。該局於一九五八年在荷蘭印製了精裝俄文版的《齊瓦哥醫生》，然後又於一九五九年在華府總部印了一個袖珍的平裝版。

《齊瓦哥醫生》可說是一本奇書，它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東西兩大陣營意識形態戰爭中的利器。

序曲

—— 「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兩個男人從莫斯科的基輔車站搭乘電車前往西南方郊區的佩羅德爾基諾村（Peredelkino），車程三十分鐘。那是個天空蔚藍的禮拜日早晨。前一個月才剛剛下完最後一場春雪，空氣裡瀰漫著丁香花盛開的香甜味。佛拉登．佛拉迪米爾斯基（Vladlen Vladimirsky）比另一個人高大多了，他頂著一頭發亮金髮，身穿寬鬆長褲與大多數蘇聯官員最喜歡的雙排扣外套。他的同伴消瘦，顯然是個外國人，因為他身上的西方國家服飾，許多俄國人都取笑他是"stilyaga"，意思是...

序曲：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壹：整個俄國已經陷入了天翻地覆的局面。
貳：帕斯特納克已經進入了史達林個人的生命而不自知。
參：我已經安排好，要在小說裡與你見面。
肆：你知道那本小說骨子裡就是反蘇維埃的吧？
伍：直到小說完成以前，我都不是自由之身，荒唐而瘋狂。
陸：如果這本小說沒有出版，對於文化來講會構成一種罪過。
柒：如果這是西方世界所謂的自由，哼，那我只能說我們對自由的看法與西方不同。
捌：鐵幕被我們扯破了一個大洞。
玖：那我們就印盜版的。
拾：同時他看起來還是那個天才：緊張兮兮、淒慘無比、災禍纏身
拾壹：很清楚的，他們不會手下留情。
拾貳：帕斯特納克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戰爭的代名詞。
拾參：我如此迷惑，有如困獸。
拾肆：就像是用大學生週末玩樂的把戲去惡搞俄國人。
拾伍：那天空藍到令人無法承受。
拾陸：對於《齊瓦哥醫生》沒能出版那一件事而言，也許有人會說，我太晚表達懊悔之意。

尾聲
致謝
資料來源說明
尾註
參考文獻

序曲：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壹：整個俄國已經陷入了天翻地覆的局面。
貳：帕斯特納克已經進入了史達林個人的生命而不自知。
參：我已經安排好，要在小說裡與你見面。
肆：你知道那本小說骨子裡就是反蘇維埃的吧？
伍：直到小說完成以前，我都不是自由之身，荒唐而瘋狂。
陸：如果這本小說沒有出版，對於文化來講會構成一種罪過。
柒：如果這是西方世界所謂的自由，哼，那我只能說我們對自由的看法與西方不同。
捌：鐵幕被我們扯破了一個大洞。
玖：那我們就印盜版的。
拾：同時他看起來還是那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