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瓦哥事件：光明與黑暗在一本諾貝爾得獎小說背後角力

序曲：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壹：整個俄國已經陷入了天翻地覆的局面。
貳：帕斯特納克已經進入了史達林個人的生命而不自知。
參：我已經安排好，要在小說裡與你見面。
肆：你知道那本小說骨子裡就是反蘇維埃的吧？
伍：直到小說完成以前，我都不是自由之身，荒唐而瘋狂。
陸：如果這本小說沒有出版，對於文化來講會構成一種罪過。
柒：如果這是西方世界所謂的自由，哼，那我只能說我們對自由的看法與西方不同。
捌：鐵幕被我們扯破了一個大洞。
玖：那我們就印盜版的。
拾：同時他看起來還是那個天才：緊張兮兮、淒慘無比、災禍纏身
拾壹：很清楚的，他們不會手下留情。
拾貳：帕斯特納克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戰爭的代名詞。
拾參：我如此迷惑，有如困獸。
拾肆：就像是用大學生週末玩樂的把戲去惡搞俄國人。
拾伍：那天空藍到令人無法承受。
拾陸：對於《齊瓦哥醫生》沒能出版那一件事而言，也許有人會說，我太晚表達懊悔之意。

尾聲
致謝
資料來源說明
尾註
參考文獻
 

序曲（節錄）

—— 「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齊瓦哥是過去的帕斯特納克的分身。小說主角與作者本人都是來自於一個早已逝去，充滿文化教養的莫斯科知識階層。就算在作品中提及那個世界，蘇聯文壇也只會鄙棄它。帕斯特納克深知，《齊瓦哥醫生》與蘇聯唱反調，宗教氣息過於濃厚，完全不理會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風格的種種要求，也沒有對十月革命卑躬屈節，出版界肯定會望而卻步。小說中的種種異端思想實在不可勝數，而且毫不掩飾，許多蘇維埃主義的信徒都沒料到會被這樣打臉，非常震驚。「禽獸不如的叛黨行徑」：這是早期官方對於那本小說的批判。就在小說接近完成之際，帕斯特納克深知他並未把革命描寫成「上面塗有奶油的蛋糕」。「有誰想要原稿，就應該拿給他，」他說，「因為我不認為這小說有機會印行。」

　　先前，帕斯特納克並未考慮把小說拿到西方國家出版，但是等到丹傑羅找上門，他已經忍耐了五個月：自從他提交稿件給國家出版社（Goslitizdat，蘇聯的文學出版機構）以來，始終沒有獲得任何回覆。本來他希望規模最大的兩本雜誌《旗幟》（Znamya）與《新世界》（Novy Mir）能夠刊登《齊瓦哥醫生》的書摘，但他們一樣毫無回應。丹傑羅認為他是在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出手的；這個提議完全出乎帕斯特納克的意料，一聽之下就打算行動了。儘管身處於一個極權社會，但過去長期以來他的言行始終能展現出不凡的大無畏精神：家裡有人被送進古拉格集中營後，許多人對這種家庭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惹禍上身，但他卻常去探訪與接濟；還與當局交涉，為政治犯求情；而且當大家一窩蜂連署請願書，要求將國家公敵處以極刑時，他卻拒絕簽名。當許多作家陷入團體迷思之際，他總是不願從眾。他向來主張國家不該對作家下令，某次公開會議上還為此受到質疑，他卻對其他作家說：「別對我大吼大叫。但如果你們非叫不可，至少可以不要圍剿我。」帕斯特納克覺得自己沒有必要為了國家的政治需求而量身訂做藝術作品；他深信，如果要他的小說為此犧牲，等於是糟蹋了自己的天分。

　　「我們就別管俄文版小說最後是否能出版了，」他對丹傑羅說，「我願意把原稿給你，條件是費爾特內里承諾在出版後，要在幾個月內把書寄給其他重要國家的出版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國與英國。你覺得呢？你能問問米蘭那邊嗎？」丹傑羅說，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無可避免，因為費爾特內里當然也想要把書的版權賣給其他國家。

　　帕斯特納克又頓了一下，接著說聲抱歉，走進屋內，他創作的地方就在二樓的一個簡樸書房裡。每逢冬天，書房眺望著「一大片白色世界，舉目所及只見山丘上的一個小墓園，感覺起來有點像夏卡爾（Chagall）畫作裡的背景」。 不久之後，帕斯特納克從別墅裡走出來，拿出一大包用報紙包起來的東西。原稿總計四百三十三頁，文字行距很密，總計分成五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用柔軟的紙張或厚紙板裹起來，把紙張聚集在一起的是一根細麻線，它穿過每一頁打字稿的不整齊孔洞，接著打了結。小說第一段標明的年份是一九四八年，頁面上到處都是帕斯特納克修改的痕跡。

　　「這是《齊瓦哥醫生》，」帕斯特納克說，「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儘管此舉的後果不堪設想，帕斯特納克的願望依舊沒有動搖。

　　丹傑羅說，他應該可以在幾天內就把打字稿送到費爾特內里手上，因為他正在計畫回西歐一趟。快要中午了，他們三個又繼續聊了幾分鐘。

　　他們站在花園門口道別，丹傑羅用手臂夾著打字稿，帕斯特納克的臉擠出一種奇怪的表情，像在做鬼臉，挖苦別人似的。他對丹傑羅說：「你就此受邀參加我的處決儀式。」

　　《齊瓦哥醫生》於一九五七年在西方世界出版，鮑里斯．帕斯特納克隨即於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這也在冷戰時期的國際文化界引發一陣風暴。因為《齊瓦哥醫生》的吸引力持續不墜，一九六五年又被大衛．連恩（David Lean）改編成電影，它已經變成了小說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很少讀者知道它曲折離奇的出版過程，也不清楚在當年兩大強權進行意識形態對決的情境之下，它對一個分裂成兩半的世界帶來了多大的衝擊。

　　在蘇聯，《齊瓦哥醫生》是禁書，克里姆林宮還試圖透過義大利共黨干預，不讓小說的義大利文版面世。不管是帕斯特納克或者米蘭的出版商費爾特內里，都受到莫斯科官員與義大利共黨高層的威脅。未曾見面的兩人都頂住了壓力，建立起出版史上最偉大的夥伴關係。他們倆的祕密信件都是由可以信賴的第三者夾帶進出蘇聯，信件內容可說是對於藝術自由的重大宣言。

　　蘇聯對於《齊瓦哥醫生》所展現出來的敵意被媒體大肆報導，促使它在各國成為暢銷書，否則的話，讀者可能只是一小群精英分子而已。等到帕斯特納克在一九五八年榮獲瑞典皇家科學院（Swedish Academy）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之際，《齊瓦哥醫生》原本已經令人驚詫的銷量又增加了。他的詩歌作品早已受到肯定，因此曾數度獲得提名，但那本小說的問世幾乎讓帕斯特納克成為獎項的不二人選。克里姆林宮對他的獲獎嗤之以鼻，覺得那只是一種反蘇聯的挑釁行徑，這也促成了國內撻伐聲浪持續不斷，一時之間他變成了叛國賊。帕斯特納克被逼得幾乎自殺。這位老作家所遭受的抨擊之猛烈與惡毒，讓世人震驚，包括許多原本認同蘇聯的各國作家。從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到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都挺身為帕斯特納克辯護。

　　在俄國社會裡，小說、詩歌與劇本都是人們用來傳達訊息與提供娛樂的重要憑藉。文學的主題、美學與政治角色往往是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的題目，有時候爭辯的人輸了，甚至會性命不保。一九一七年以降，將近有一千五百名蘇聯作家因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而被處決，或者死於勞改營裡面。作家們要不是被收編，負責創造全新「蘇維埃人」（Soviet man）的工作，就是被隔離起來，有些作家的人生甚至被毀了；文學可以為革命服務，也可以服務國家公敵。

　　蘇聯領導階層對於為革命服務的藝術曾有過許多論述，他們花很多時間演講，闡釋小說與詩歌的創作目的；也在克里姆林宮召見作家，大談他們肩負的職責。克里姆林宮高層甚至更在意寫作這件事，因為他們體驗過寫作的改變能力。革命之父列寧（Vladimir Lenin）之所以變成激進分子，就是因為讀了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的小說《該做些什麼？》（What Is to Be Done?）。「藝術屬於人民，」列寧說。「我們應該讓群眾了解並且深愛藝術。必須讓藝術把群眾團結起來，提升他們的情感、思想與意志。藝術必須能刺激他們起而行動，培養他們內在的藝術本能。當廣大的工農群眾嗷嗷待哺時，難道我們還應該為一小群人提供精緻甜點嗎？」

　　一九三○年代初，史達林開始掌權後，嚴格管控全國的文藝活動。文學家不再是黨的盟友，而是變成僕人。一九二○年代文藝圈曾經擁有過的活力消失殆盡。史達林年輕時也曾是詩人，還曾大量閱讀小說，有時候一天可以讀幾百頁。他把令他不悅的文字都用紅線畫起來，親自審閱哪些劇本可以登上舞台。他還曾經打電話給帕斯特納克，與他討論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究竟是不是一位大師，而實際上這次談話的內容即將決定曼德爾施塔姆的命運。哪一個作家能夠獲頒該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也是由他決定，而且文學獎的名稱當然是叫作史達林獎（Stalin Prize）。

　　蘇聯群眾渴求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很少如願以償。因為擺的都是一些按照國家需求打造出來的假貨，枯燥而制式化，似乎連書架都開始抱怨哀鳴。以撒．柏林說，那些都是「無藥可救的二流作品」。能堅持為自己發聲的作家不多，包括帕斯特納克與詩人安娜．艾哈邁托娃（Anna Akhmatova）等少數幾位都獲得人民的回報，被當成崇拜的偶像。他們舉辦的朗讀會總是讓演奏廳爆滿，而且他們的作品即便被禁，還是會在民間口耳相傳。白海（White Sea）附近歐博塞卡（Obozerka）勞改營的某些囚犯找樂子與支撐下去的方式，居然是比賽誰能夠背誦最多帕斯特納克的作品。流亡海外的蘇聯批評家維克多．法蘭克（Victor Frank）說，帕斯特納克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在他的詩作裡，「天空較為深邃，群星較為璀璨，雨聲較為嘈雜，太陽較為毒辣⋯⋯無論是在俄國文壇，甚或就全世界而言，沒有任何詩人能夠像他那樣，把我們無聊生活中的無聊事物寫成了帶有魔力的文字。他像是個小孩、像發現某個新星球的人，對於他那銳利的目光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是微不足道、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是雨後的小水坑、窗台、鏡子架、圍裙、火車車廂的門，或是大衣沾濕後表面浮現的毛絲——這所有雞零狗碎的生活細節都能被他轉化為一種永恆的喜樂。」

　　這位詩人與共產黨、共黨領袖、蘇聯文學體制之間的關係非常矛盾。在一九三○年代末期的大恐怖來臨以前，帕斯特納克曾寫詩讚揚列寧與史達林，而且有一段時間他還曾懾服於史達林的狡詐與權威。但是，就在血腥的清算風潮席捲全國各地之後，蘇維埃國家讓他幻滅了。為何這麼多人都死於持續不斷的盲目清算活動，他卻能在大恐怖後倖存？答案不一而足。大恐怖時代是奇怪而捉摸不定的：很多忠黨愛國的人被清掃掉，反而留下了一些疑犯。讓帕斯特納克得以存活的是運氣，還有他的國際聲譽，也許最重要的，更是因為史達林欣賞他，覺得他那偶爾有點古怪的獨特天分很有趣。

　　帕斯特納克並未找機會與當局對抗，而是故意離群索居，在鄉間創作與過活。他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寫《齊瓦哥醫生》，耗時十年才完成。寫作過程斷斷續續，因為他數度罹病；有時則是為了掙錢而必須把小說擺一邊，接受外國文學翻譯的委託案。另一個導致速度變慢的原因，則是他的企圖心越來越強，同時也對自己筆下的文字感到驚嘆不已。

　　實際上，帕斯特納克完成了他那本小說處女作時已經六十五歲。他把自己的許多經驗與看法都寫進去。他並不是要用《齊瓦哥醫生》來爭論什麼，或是藉它攻擊蘇聯政府，抑或為任何其他政治體系辯護。那本小說的力量，來自於個人精神，來自於帕斯特納克想要跟土地有所交流，想要發現一些人生的真理與真愛。他跟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一樣，都想擺脫過去的束縛，透過一種「真誠而詩意的真理」來表現這個時代的俄國史。

　　隨著故事的發展，帕斯特納克意識到齊瓦哥醫生這個角色，代表他對於蘇聯這個年輕國家提出的控訴。無論是情節、角色與氛圍，這小說都與蘇聯文學格格不入。雖然與作者同時代的許多人都受到蘇聯意識形態的鼓舞，但這小說的字裡行間在在都流露出對於那種思想的不屑，因其「麻木而無情」。《齊瓦哥醫生》是帕斯特納克留給世人的最後證言，他所珍惜的那個時代與那種感知力已經被摧毀殆盡，只能透過小說向其致敬。他決心要讓那本小說出版，簡直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他不像同世代的某些作家，都是偷偷創作，然後把作品「束之高閣」。

　　《齊瓦哥醫生》陸續在義大利、法國、德國、英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以不同語言的版本問世，但是一開始並沒有俄文版。

　　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世界博覽會在布魯塞爾舉行，梵諦岡館的人員才把精裝版的俄文《齊瓦哥醫生》發送給許多蘇聯遊客，這精美的版本使用的是藍色亞麻布封面。這神祕的精裝版小說到底從何而來？不久後就謠言四起了，一開始就有人提及美國中情局（C I A）是祕密的出版者。時至今日，中情局未曾承認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多年來，始終有許多真實性令人存疑的故事指出，中情局如何設法取得了《齊瓦哥醫生》的原稿，也提及該局想要在俄國出版那本小說，其實別有用心。據說，英國情治單位曾強行逼迫一架飛機降落馬爾他島（Malta），因為機上載著從莫斯科離開的費爾特內里，他們把他託運的行李箱從貨艙拿出來，偷偷取出原稿來拍照。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帕斯特納克的某些法國友人則是深信，如果要讓他取得獲頒諾貝爾獎的資格，就必須要讓《齊瓦哥醫生》以他的母語出版——儘管此一理論屢屢被舊調重彈，但並不正確。中情局的目標並非諾貝爾獎，而且一張記載相關費用的該局內部帳單也顯示，他們並未把書送到斯德哥爾摩；中情局只是希望能夠把《齊瓦哥醫生》弄進蘇聯境內，讓該國國民取得。

　　向來也有人主張，俄文版是流亡歐洲的俄國人出版的，中情局出力不多，最多也只是出資贊助那些流亡在外的俄國人而已。但實際上中情局與這件事的關係非常密切。俄文版《齊瓦哥醫生》的出版與散布是由中情局蘇聯分局執行的任務，直接由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監控，負責決策的則是艾森豪總統（President Eisenhower）麾下的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該會必須直接向白宮的國安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匯報負責。該局於一九五八年在荷蘭印製了精裝俄文版的《齊瓦哥醫生》，然後又於一九五九年在華府總部印了一個袖珍的平裝版。

　　《齊瓦哥醫生》可說是一本奇書，它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東西兩大陣營意識形態戰爭中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