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鐘錶收藏,是在明清兩代皇宮收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包括近三百年來東西方各國的作品,在世界鐘錶收藏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明清間蔚為壯觀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潮的湧現,是以宗教文化為先導。而鐘錶的奇思巧製對人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正因為如此,鐘錶也就成了傳教士疏通關係尋找進入中國內地機會的當然之選。經過多位傳教士的努力,尤其是利瑪竇的傾力周旋,終於被准許在中國土地上建造了第一座教堂。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利瑪竇特意在牆上掛上鐘錶,這只鐘錶就像一個活物,自走自鳴,當地人士紛紛前來觀賞,轟動一時,傳教士們一夜之間聲名鵲起。依靠這些精緻的鐘錶及其他奇器,加之傳教士的學識,利瑪竇等人漸漸成為中國文人中的名人,受到禮敬。
對於傳教士來說,只獲得地方官員和一般民眾的認同,對整個傳教事業是遠遠不夠的。在極度集權的中國,要想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國立足,必須與最高統治者皇帝接觸,至少可以通過他的權威,為傳教事業打開一路綠燈。有意思的是,敲開皇宮大門的這一關鍵步驟,「鐘錶」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1600年,利瑪竇通過各種關係成功地將貢品送到了萬曆帝面前。貢品中最令萬曆帝著迷的就是自鳴鐘。清宮所藏的鐘錶,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宮中製造的。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下設在養心殿造辦處的做鐘處。早在康熙年間,就在內廷設置了自鳴鐘處,學習西洋鐘錶的機械原理,並修理遺留下來的廢舊鐘錶。遇到慶典還可製造鐘錶進獻,乾隆時期發展成為專門作坊並達到鼎盛。
隨著清代外交的擴大,不斷有外國使團到中國。在選擇送給皇帝的禮品時往往頗費心思,這方面最為典型的當為乾隆時的馬戛爾尼使團。在介紹禮品的檔中他這樣寫道:「如果贈送一些只能滿足一時好奇心的時髦小玩意兒,那是有失禮貌的。因此,英王陛下決定挑選一些能顯示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並能給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啟迪的物品。」
每到重大節日或帝后的壽辰,各地官員都要進錶納貢以示祝賀。清代向皇帝進貢鐘錶者主要來自廣東、福建兩省官員。同時,南方各地尤其是廣東對西洋物品的仿製越來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員用做貢品。宮中鐘錶另一個重要來源就是由內府設在各地的採辦機構採購的。通過以上途徑,大量精美的鐘錶源源不斷地進到皇宮中,使皇宮及皇家園囿成為鐘錶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為擁有鐘錶最多的收藏者。
17、18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巨大的財富,有相當部分用於奢侈品的消費。鐘錶由於其精巧的設計、奇特的功能、美觀和名貴的裝飾,成為奢侈品的代表。由於皇帝們對鐘錶製作的參與,決定了清宮鐘錶具有相當高超的工藝水準,大臣進獻或皇宮中製作的鐘錶,其最後的驗收者是皇帝本人。而皇帝們對鐘錶活計的要求又是相當苛刻的,在清宮檔案中,經常有因為所進貢品不合皇帝口味而被駁回,或因活計的粗陋而受到申飭的記載。
皇帝們為搜羅和製作鐘錶是從來不惜花大價錢的,現存清宮鐘錶大多用料考究,有的表面嵌有珍珠、鑽石、玉及其它寶石,尤其是造辦處的御製鐘,外表多用珍貴的紫檀木雕刻成樓、台、亭、榭、塔等建築式樣,給人一種莊重典雅的感覺。鐘錶製作技術的不斷完善從來都不是孤立進行的,需要天文、機械、物理、金屬冶煉等多種學科的發明成果,作為知識保障和技術支持,明清宮廷中的鐘錶正是人類鐘錶史上顛峰時期的輝煌之作,通過這些鐘錶,我們可以瞭解當時鐘錶製作及其相關領域的發展水準。在明清兩代皇宮所收藏的科學儀器中,鐘錶是科技含量相當高的一個門類。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鐘錶,大多設計獨特、造型別緻,製作一絲不苟,往往集雕刻、鑲嵌等多種工藝於一身,具有相當高的工藝水準,顯示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時期鮮明的風格特點,是研究明清中國工藝美術和西方造型藝術的重要資料。
鐘錶自傳入中國始,就扮演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角色,成為東西方之間相互瞭解的媒介,交往的工具。鐘錶已經不單單是實用的計時工具,更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使者,其光彩奪目的表像背後隱含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摘錄自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