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

第三章 生命歷程

這一章，我們將不再繼續討論盛清的時代特徵，轉而開始處理個人與家庭的脈絡，並且由生命歷程著手探討；性別關係便是在這種個人與家庭的脈絡中被協商出來的結果。在盛清時代江南地區的精英家庭裡，女性與男性的生命歷程各有其特殊標記，為人父母者在這些特殊標記的引導下撫育其子女。同樣的標記也被使用在個人的回憶錄中，用以劃分人生的發展階段，並且標示出主人翁相對於其他人所處的位置。十八世紀中，以安定和成功為目標的奮鬥日益激烈，這種奮鬥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歷程發揮了不同的影響。對於精英階層的男性來說，這種奮鬥將每一個標記轉變為另一個徵象，象徵著可能面臨的失敗。相對地，對於精英階層的婦女來說，生命標記的接續出現提供了一個愈漸光明的前景：生育期結束、無須再擔負家務責任，以及精神上的復甦與更新。

相較於男性，生命標記流過的速度對婦女來說比較快，至少在五十歲以前是如此，因為根據慣例，人們通常以七年為單位來度量女孩的生命，而以八年為單位來度量男孩子。因此，男孩約莫在八歲換牙【1】，女孩在七歲換牙；男孩在十六歲進入青春期，女孩則在十四歲；男性二十四歲時在性方面完全發展成熟，女性則在二十一歲。在江南的精英家族中，父母預期男孩的生理發育過程會比女孩來得緩慢，同時密切注意女孩年輕的身軀何時開始出現擁有生育力的徵象。人們以上述這些方式來理解男性與女性在身體發育成熟的過程中可觀察到的差異。這些成長觀念所根據的標準參考書《黃帝內經》，透過徐大椿（盛清時代江南地區最受尊崇的中醫權威）的著述而廣為江南讀者所知。

在二十八歲，也就是女性生理發展的顛峰期，一個女人幾乎到達了她生育歲月的中間點。相對地，男人要等到三十二歲才達到生命的鼎盛時期。因此，一旦邁入中年，這些用來標記時間的不同方式便造就了大相逕庭的老化概念。一般認為，女性的生理狀況從三十五歲便開始衰退。當一名婦女活到四十二歲時，她的頭髮開始轉白，而且在四十九歲後便不再有月經。相對地，男性的身體直到四十歲才開始衰老。男人到四十八歲才生白髮，五十六歲性精力才會開始減退。到了六十四歲，男人的牙齒與頭髮終於開始脫落。與同時期西方醫術形成反諷對比的是，中國大夫對於停經後的女性身體完全不感興趣；相反地，中醫仔細地記錄了男人四十歲以後的老化過程。在四十歲之後、將近二十五年的期間，男性多享受了──或者多忍受了──十年左右豐富的社交與文化生活。

這些標誌男人與女人年齡的不同方式，使精英家庭系統中的性別關係變得更複雜；理論上，這個系統的設計宗旨，在於讓已婚配偶能像鴛鴦般地長相廝守，白頭偕老。這個時代的精英家庭裡，丈夫與妻子的平均年齡差距不大，大約三歲左右：精英家庭的女孩大多在十七到十八歲之間出嫁，男孩的婚齡則稍微晚一點，為二十或二十一。然而，由於丈夫和妻子以不同的方式標誌時光的流逝，他們根本不會與彼此「長相廝守」。年屆更年期的妻子很可能會發現配偶（大約五十三歲）正處於職業生涯中非成則敗的關鍵點，他的年邁雙親需要最周到的照顧，而他們的子女也正忙著經歷自己的生命歷程：早年的教育、婚姻、生兒育女，或是參加科舉考試。然而，關於責任與特權（也就是伴隨著男性與女性人生中的每個階段出現的責任與特權）的信念，以及經由大家庭制度而被連結在共同責任網脈中的眾多人數，通常會使精英婦女得以從容優雅地協調生命中的這個最後的轉折。

正如華特納已說明的，生命歷程的生物或醫學度量，同時在禮儀與法律兩方面代表了道德的發展。在禮文中，男性與女性遵循人生階段中的每個生物標記，劃出特定的途徑，通往道德和智識方面的發展。在刑法中，兒童（被定義為青春期前的男性和女性）無論其性別為何，都會接受特殊的考量。因此，華特納敏銳地指出：「宇宙的生成力量（有賴於）維持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清晰界限。而那些界限遠在青春期之前便已確立了。」隨著人生中的每個階段來臨，孩童被期望承擔愈來愈多的成人責任，並且扮演愈來愈多的成人角色，而且這些責任與角色總是與性別息息相關。



精英男子的生命歷程

在一篇撰寫於一七九三年的優美文章中，漳州學者洪亮吉描述了男性的人生經驗。洪氏引導讀者比較一生與一天的流逝，並藉著玩味陽與陰這兩個字所可能具有的象徵意義，來開展這個隱喻──「陽」與「陰」分別意味著晨/日與夜/月、善/正與惡/負、強/少與弱/老。在這篇對於男性生命歷程的解讀中，一天/一生從黎明開始：

雞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為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

日既出，人既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沉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紓，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為，百事踴躍，即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

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嬗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也矣。然先天為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為陰，陰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

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為，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為例也。

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十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

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為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

此一日之境也，即百年之境也。茍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洪亮吉認為男人的一生依循不同的階段往前推進，這種看法與他在禮學與哲學方面的研究彼此應和，尤其是出自《禮記》、《論語》和《孟子》中的段落。少年時，在母親的監督下，他熟記了下面這段出自《禮記》的文字：

人生十年曰幼，學。
二十曰弱，冠。
三十曰壯，有室。
四十曰強，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曰耄；……
百年曰期頤。

在《論語》中，洪氏讀到孔子自己對於男人生命歷程的思索，他不提年過七十之後的衰老歲月，反而著重在道德的成熟上：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洪亮吉的文章一開始回應著孔子所表達的自信。舉例來說，他使用「平旦」這個語詞，援用《孟子》中一段頌讚人性本善的文字。然而，洪氏在這篇文章中所表達的關切，其實完全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而且它們並不樂觀。他在寫成這篇文章後，沒幾年便犯下了一項差一點害他送命的「大不敬」之舉。西元一七九九年，他寄出一封信，以迂迴的方式向剛即位不久的嘉慶皇帝奏書，譴責官場的腐敗，以及他周遭社會中的物質墮落，而且他認為，應該從朝廷本身尋找造成這些亂象的原因。因此，洪亮吉對於男性生命歷程的敘述，雖然藉著超越時空的古典隱喻來表達，實際上卻描畫了清代中期的學者所必須面對的陰鬱生涯軌跡。他描寫激烈的競爭、沉重的債務，以及生理上的放縱──在在都是十八世紀江南的精英男子無從逃避的生活事實──如何侵蝕青年的理想主義。



對於洪亮吉和當時許多傑出的社會批評者來說，在複雜而殘忍的人世間，「閨閣」是一個避風港。精英男子必須日復一日地對抗物質世界的腐敗與墮落（他們經常稱之為「塵世」）；精英婦女則受到保護而無須面對它。相反地，婦女佔據著這個靜止點（still point），讓男人以它為中心，來建構他們的積極生活。在十八世紀的男人以女性為主題所撰寫的作品中，閨閣的意象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比喻：它是一個能將人世間的憂煩與罪惡屏拒於外的超時空國度，以及一個可以讓壓力過重的男人逃避或退隱的處所。對於許多抗拒學術生涯壓力的男人而言，女人似乎是穩定、秩序與純潔等價值的守衛者。閨閣被隔絕在庭院與門廊的後方，深隱於屋宅幽密處（圖三），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讓人得以逃離充滿變動、混亂與墮落的世界。婦女在男人年幼時撫育、教導他們，在他們生病時看護他們，並且在他們年老的時候照顧他們。當一名擔任官職的男人遭逢慘重的財務損失、或面臨困難的政治決定時，能夠挽救其事業的，只有妻子公正無私的忠告和省吃儉用的積蓄。雖然男人可能經常必須在職務的召喚下離家遠行，或者可能英年早逝，不過，他總是能夠仰賴妻子或遺孀來照顧其年邁的雙親與幼弱的子女。

圖三：閨秀之家的庭宅，顯示出（1）接待賓客的外院；（2）進行日常家庭活動（如研讀、記帳、諮商、娛樂）的內院；（3）為女眷而保留的幽密「閨閣」；（4）僕從的住處。錄自C. A. S. William 1976：23。

洪亮吉自己是由寡婦撫養長大的。像他這樣的男人承受著非比尋常的壓力，因為他們被期望要努力奮鬥，不僅為了事業上的成功，也為了道德上的自我實現；在那個時代，這兩個目標都愈來愈難以把握。由盛清時代的男人所撰寫的自傳性文章顯示，他們逐漸放棄了理想──拋棄對於道德境界的追求，轉而將心力放在實際的事業生涯上。在十八世紀，學習經常被視為一種實用性的鍛鍊，而非道德上的修習，其最重要的目標在於贏得高官厚祿。年輕男子被告知，他們最重要的責任，並不在於尋求道德上的自我實現，而是為後代子孫帶來繁榮富貴，以及為祖先帶來榮耀。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必須先贏得科舉功名，然後再想辦法謀取一官半職。

《紅樓夢》裡纖細敏感的主角寶玉，渴望保有大觀園內女性世界的美學情誼與情感撫慰。他的渴望觸動了讀者的心弦；然而另一方面，失望的父親卻為了寶玉在學術上的不成器而嚴厲責打他。隨著科舉功名的競爭日益激烈，盛清時代的父母懷著與賈父類似的想法，在兒子愈來愈年幼的時候要求他們開始攀爬成功的階梯。到了十八世紀，一名男孩最早可以在四歲（相當於西方算法下的三歲）的年齡，便由某一位家庭成員個別指導，開始接受正式的古典教育；擔任指導者的通常是母親，尤其是在男孩的父親離家、或已經去世的情況下。遠在他們有能力理解任何古典文本的意義之前，這些小男孩便開始記誦簡單的韻文和學習認字了。如果父母本身無法教導兒子的話，可由某位近親開始家教的課程，直到七、八歲的年紀，最遲十歲，一名前途被看好的男孩才會被送到家庭以外的學塾就讀。

在學校，男孩將與日後可能成為其同事的友伴交往，並且向那些必可在仕途上提攜他的師長請益。透過這些互動，他學習到男性化的社交風範；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同時又遠離了母親、姊妹、姑母等女性化的影響，他將逐漸吸收而培養出一個未來的士大夫所當具備的儀態。在學校，來自精英家庭的男孩發展出友誼與提攜庇蔭的網脈，這個網脈將為他們儲備許多日後可據以建立其事業的「關係」。在學堂裡，以及日後在考場上，年輕的學者可能會吸引某個有權有勢的提攜者關注；而在他的同輩中，他則有機會去證明自己相對於其兄弟與堂、表兄弟所具有的價值。

究竟該把每一個子弟往仕途推到何種程度呢？當一個家庭在做這種評估時，難免要面臨焦慮和不確定的感受。進行於幼年的種種儀式，便展現出這樣的焦慮和不確定感。其中最戲劇化的，是在孩子的第一個生日那天舉行的抓周儀式。在這個儀式中，有人會遞給男孩一個裝滿各種物品的盤子。其中許多是與學術有關的用具：像毛筆、硯台、紙。其他物件包括算盤和木匠的工具。每個家庭至少會有一個兒子被期望伸手拿取筆硯，雖然其他的兄弟可以、也應該擁有其他的性向。第一個出生的兒子，首當其衝地承擔了父母寄望其成功的壓力。

即使是前途最被看好、被挑選出來當做未來學者和官員培養的年輕人，在逐漸成長而接近婚齡的過程中，還是會被認為仍然容易受到引誘與傷害【2】。根據一般的理解，他的肉體是貪欲好色的，而且尚未成熟。就像孔子和洪亮吉一樣，直到三十歲之前都還不足以「立」。他很可能會藉由本身的財富而結識年輕美麗的女子，墮入情網，這種情況也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他可能喜歡冒險，性情粗暴，動輒引發爭端，為了學術生涯中的種種限制而感到焦躁煩擾。他必須被允許讓這些激情得到掌控其生活的機會。事實上，他應該會獲得性經驗，並且接受衛生保健和健康性行為方面的教育。



對於二、三十歲的兒子，精英階層的父母會同時採取控制和縱容的做法。在他們給予兒子的學習津貼中，接觸女人的花費也包含在內，其形式包括供養妻子的財務支助，以及用來尋花問柳的零用錢。只有當一名家境富裕的年輕男子度過這段荒誕不羈的歲月之後，他才會被期望拋棄這種四處留情或冒險的生活方式，用心從事掌管家產或擔任官職等正務；直到此時，他才開始接替父親的職責。上流家庭子弟的傳記極少提供他們尋花問柳的細節，而描寫名妓的男子通常會使用筆名。縱使有提及婦女之處，也是強調貧困的環境如何迫使一個兒子在母親的監督下，夜以繼日地研讀詩書，力爭上游；同時，為了讓兒子能夠繼續求學，母親坐在紡織機前無休無止地辛苦工作。然而，戲劇與小說中的人物卻展現出男人處處留情的缺點，並以最極端而具削弱效果的形式，呈現在賈寶玉這個《紅樓夢》裡多情善感的主人翁身上。關於中年精英男子的文學描述，說明了他們在帝國各處旅行，行經各個城市──在那裡，供人尋歡作樂的地區總是以女性所提供的娛樂為其主要特色。

除了這些青春年少的性愛經驗外，精英家庭中的年輕男子被期望該結婚生子的年齡，遠比古典經籍所認可的三十歲要早。在中國家庭制度中，每個兒子都是為了延續家族的血脈而活。為人子弟者，首要之務在於孝親，而他表明這項職志的方式，首先是聽從父母的指示學習或勞動，日後再藉由事業上的成功來證明其孝心，最好是能夠中舉得官。透過經商或手藝而獲得的財富，也可以代替學術上的傑出成就，只要它為子孫的學術成就提供了基礎。最不孝的行為，是沒能生下可以延續家族世系的兒子。因此，婚姻在年輕男子的生命歷程中具有重大的意義，並且以取「字」的做法來標誌之；而在他大部分的成年人生中，人們都將以他的字來稱呼他。

於是，就理想上而言，男人以學生的身分揭開人生的序幕，在奮力求取官職的過程中完成終身大事，並且在家庭生活的義務與當官任職的責任之間維持平衡（意思是，他將有漫長的歲月離家遠行，每隔一段時間才返家省親一次，以便生養小孩或為去世的父母服喪）；同時，他還要將上述所有的經驗，與自己和其他女人之間的性愛或交誼關係混融在一起（這些女人處於他的親族和社會階層之外）。對於許多男人來說，這種雙重的性愛生活會一直繼續下去，縱使在他們從官場退休、成為教師和族長之後，也不例外。在這個階段，男人通常會納一名或更多的小妾，有時由他的妻子安排，甚或（如果他是個鰥夫的話）由他的女兒安排。

總之，精英階層的男性生命歷程，以矛盾的方式界定了男人對女人的關係，而清代中期江南地區的學術生涯，則引導男人走進兩個屬於女人的世界：一個是閨秀所居住的靜止點──閨閣；另一個則是名妓藝人所在的「浮」世。在訓誡作品和讚頌文章中，各個作者鮮明地描繪了十八世紀深居簡出的婦女典型。另一方面，家庭外婦女的形象也源源不絕地出現，與良家婦女的典型彼此較勁，兩者彆扭地共存著。戲劇和小說講述幽居的少女如何受到騙子或愚昧的情人引誘與背叛，意圖以這樣的故事來挑逗讀者。那些易於接近的婦女，其「輕浮」的形象充斥在對於「畫舫」的記載中──畫舫裡住著能歌善舞的名妓（courtesan），她們在大運河沿岸的城鎮營生，從揚州連延到杭州，同時還包括了前明首都南京的板橋區段。

十八世紀中，高級妓院裡的婦女，與閨閣裡深居簡出的婦女，她們所各自佔據的世界，似乎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晚明的名妓在精英男子和其家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醒目的角色，而上流階層的仕女也可以和高級妓院中具有同等才情的女子自由交往；迥異於此的是，盛清在名妓的居處和閨秀所居住的閨閣之間標示出嚴格的分界線。雖然盛清名妓就像她們的晚明前輩一般，有時仍會寫出精緻的古典詩，並且就範圍涵括藝術、文學與歷史的話題進行交談，但是，她們卻不再佔據士人文化的中心地位。相反地，在盛清時代，佔據這個中心的聰慧婦女，正是閨秀本身：像是環繞在袁枚周圍的女詩人、上流家庭中的神童，以及作品被收錄在文學選集中的作者。

我們在此遇到了一個弔詭，因為這段期間，在男人以女人為主題所寫的作品中，充滿了關於這些富有才學的女子究竟何所從屬的迷惑。他們的迷惑部分源自於下述的知識：晚明的女性作者多半是名妓，或是那些與名妓交往的女子。盛清時代，隨著名妓文化與士人家庭生活之間的界限愈來愈分明，上流階層的女性作者也獲得了新的地位，這個地位仍在持續被界定中──不僅由婦女自己界定，同時也由她們生命中的男人來界定。女性角色的矛盾定義令男人感到困擾，後者必須仰賴女性的支持，才能完成其沉重人生的種種要求。這些論辯是本書第四章〈書寫〉的主題。



精英婦女的生命歷程

如果說，兒子從小被教導要克盡孝道，而其盡孝的方式則是透過事業成就和傳宗接代來光大門楣、延續血脈的話，那麼調教女兒的目的，便是讓她離開娘家，為另一個家族世系撫育成功的男性後代。從小男孩與小女孩出生開始，區隔他們的鴻溝便不斷擴大，這種情況在精英家庭中尤然。

舉例來說，稍早所描述的抓周儀式，便承認了孝子可以透過好幾種方式為其族裔盡心力；家長可能會選擇為每個兒子安排不同的事業──這個策略儘可能擴大了家族掌握財富與權力的範圍，因而提高家族成功的機會。只要每個兒子都有後代延續血脈，便不會損及孝道。相對地，上流家庭將女兒撫養長大，只是為了讓她迎接千篇一律的未來：嫁入另一個族裔。在中國上流階層的家庭裡，年過婚齡的女兒並不具有安適而合法的地位。不出嫁的女兒無論在社會上、或在禮制上，都是一種反常現象。當她過世時，她的牌位不能被安放在娘家的祖宗神桌上；它只能在這名女子訂親與成婚之後，被安置在另一個家族的宗祠中。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指出的，對於盛清時代精英階層的中國婦女來說，除了婚姻之外，並不存在其他受人尊重的選擇。在現代早期的西歐，比例相當大的女性保持獨身，而且有許多進入宗教的修道院中。與這種情況成對比的是，十八世紀的中國沒有為婦女提供任何庇護；尼庵被認為是貧窮女孩最後的求助對象。精英家庭有幾個罕見的例子：其中的年輕女子以虔信的行為迫使父母放棄為她擇偶的計畫，並容許她保持獨身。但是這些例外都只強調了下述的法則：在清朝的上流社會，幾乎所有的年輕女子都可以預期自己將成為別人的妻子。

打從女兒出生開始，父母便進入了一個高度緊張的過程，不僅必須調教女兒、使她為婚姻做好準備，還得準備嫁妝。就連她的生日也具有預兆的性質，因為在挑選未來夫婿的時候，必須將兩人的出生年、月、日、時拿來比對。貞操是這個調教過程的焦點。要維持一個女兒的貞操，確保沒有一點捕風捉影的謠言可以玷污她的名聲，需要高度的警戒，其程度不下於為了讓她的兄弟接受古典學術訓練而付出的心血。雖然精英婦女無須覆蓋面紗，不過，大多數人的一生都在簾帳、屏幕和門扉之後度過，不為外人所見。根據精英家庭的禮儀規範，女兒一旦訂了親，即便她的未婚夫婿在完婚前過世，她也必須為夫守節。儀式在夫妻之間造成如此強大的繫縛力，以至於離婚在精英階層幾乎是聞所未聞的事。對於這種由強制性的忠實所造成的壓力，精英家庭中的男女各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已婚男人納妾以生養更多的後代，並且到名妓的屋宅或普通妓院去尋求女性情誼與性愛歡愉。已婚女子則採用寫作的方式，書寫性愛的匱乏、寂寞、無聊、怨恨，以及身體上的虐待。身體與精神上的痛苦──有時被定義為疾病──驅使許多婦女走上自殺之途。



對於女性生命歷程的認識

二十世紀以前，女子撰寫的自傳式作品極為少見。因此，我們必須從其他材料中拼湊出十八世紀女性生命歷程的記錄；這些材料包括男人為他們所認識或所愛的女人撰述的生平速寫，以及婦女所創作的詩篇、短序和編者評論。我們將在第四章〈書寫〉中探討這些資料來源，它們說明了精英家庭中的女性生命歷程雖然與經典中的範型近似，然而實際經歷過它的婦女，卻給了這個過程它自己的意義，甚至以她們身為作者的博學和口才來挑戰約定俗成的意義。

毀

對一個生長在精英家庭中的小女孩來說，第一次認識到自己與兄弟不同，是當她的乳齒在七歲脫落（稱之為「毀」），而她的頭髮也被梳整起來、紮成幾束（髫齡）的時候。髫齡是一個經常為女性作家使用的生命歷程標誌，用以指出最早出現在她們生命中的關鍵轉變。從那時起，如果一個女孩在家受教育的話，便將與兄弟分隔開來，獨自接受教導──如果父親在家，便由父親指導，如果父親不在，便由母親、姊姊、姑姑、或某位聘自好人家的女家庭教師指導。

我們從其他的資料來源得知，大約在同時，小女孩的腳開始被用布條纏緊，以便壓擠並重塑其骨骼，製造出一雙日後將為她擄獲某位佳偶的纖纖「蓮足」。對適婚女性來說，腳的尺寸是代表身分地位的向量；天足則被認為是出身低微者的領域。在情色論述中，纏足是性吸引力的一種標誌：腳裹得愈小，女子便愈富挑逗性。對於女兒的小腳所涵具的情色意含，精英家庭可能會予以擯斥，但是它們似乎認為在調教女兒的過程中，纏足是個必要的部分，儘管必須謹慎行事。不像農家裡的勞動母親，精英階層的母親會儘可能提早為幼女纏足；在農家，少女到了青春期才開始纏足，並且通常在結婚之後便鬆綁。因此，上流家庭中的女孩必須經歷最嚴苛而痛苦的纏足方式，軼聞證據並顯示，這樣的家庭也會運用最好的護理與療方來減輕女兒承受的劇痛。

纏足這項習俗被許多強而有力的禁忌環繞著，以至於很少有婦女在作品中提到它。因此，毀和髫齡這兩個語彙也許應該被解讀為一種委婉的說辭，它們遮掩了這個令人痛苦而難忘的人生危機，使其不為歷史學家所見。我們不清楚為什麼婦女對於纏足著墨如此之少，尤其是在十八世紀──當它受到同時代的小說和文章譏評的時候。也許她們認為，在教養高尚的同伴面前提起纏足，無論在美感或智識上都不合宜；也許是精英女性作者用來寫詩的詞彙，將這種形式的身體經驗從她們的書寫中抹去了。畢竟，對於這個題材的書寫在經典中並無先例。

由於在我的材料來源中，關於纏足的資料特別缺乏，因此，我在此把它當成一種富含象徵意義的禁忌主題來處理。它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一部分來自於纏足會造成劇烈痛楚的鮮明事實，年輕女孩在經歷這種痛楚時，視之為其人生的一個先決條件。另一部分的象徵意義在於它使婦女不良於行，並透過這種方式限制擁有性生活的婦女的行動。依賴和社會階級也在纏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雙足纏綁得最緊的精英婦女，走路的時候需要女婢來扶持。時尚與情色等因素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因為纏足婦女的步態被認為優雅而迷人。包覆蓮足的鞋襪本身又是另一種符號，表示穿著者的閨秀身分；因為適婚女子應該用絲綢來纏綁雙足，並且在她們自己纖小的鞋上刺繡花樣。最後，我們不能忽視在滿清入主中原期間，纏足做為一種文化象徵的重要性，這個主題目前正在被研究當中。因此，纏足是一種身體的符號，意味著富裕、閒暇、美麗、脆弱、依賴、高尚、以及官能享受。難怪它們會成為極為有力的性別象徵。



纏足後消磨在「閨閣」內的歲月，以及因纏足而導致的深居簡出的生活型態，對於精英階層的年輕女子而言，通常構成了一幅優渥奢華的場景。她們可以研習、閱讀、寫作、畫畫、練習書法與彈琴、做針線活、刺繡、並且交換女孩之間的秘密。在許多書香世家中，身為掌上明珠的女兒是父親生命中的光彩，也是母親和兄弟姊妹在知識與情感上的良伴。她的博學受到家人鼓勵與重視，甚至被父親拿來炫耀，因為他會忍不住想向友人展示她的成就。

雖然女孩通常與父親和兄弟感情親近，但是對於精英階層的年輕女子來說，一旦涉及其他的男性親友，性別隔離的措施就非常嚴謹。在一個家庭內，大家庭宅院的設計將婦女流放到後方的居室中，在那裡，她們可以被隱藏起來，不受外人注目。家庭內的隔離也因為其他原因而被認為重要：上流階層所偏好的大家庭宅院，必定會把為數眾多的成熟年輕女子與三代或更多代的男性親戚置於同一個屋簷下。「閨閣」指一些房間，婦女在那裡照顧幼童和老人，就像洪亮吉所提到的。這裡看不到擁有性生活的男人。事實上，如果妻子在一場餐宴中出現在丈夫的朋友面前，即使這場餐宴是她在自己家中為他們準備的，這種行為仍將招致物議。在手藝或文學創作的活動中，年輕女子最親近的同伴應該是她的女性親戚──姊妹、姑母、堂姊妹、母親、祖母、嫂嫂。小妾、婢女和偶爾可見的女家庭教師，則將此人際網絡延伸到內層的親屬圈之外。

如果說，女性在自家宅院內被隔絕的情況算是嚴格的話，那麼她們在家門外的行動就更受到嚴密的限制了。除了綁著小腳外，還有嚴格的規矩控制著她們與外人和男子的接觸。在這種情況下，上流階層的婦女鮮少有機會從事身體方面的活動，遑論直到唐代都還深受中國婦女喜愛的騎馬了。舞蹈被認為是淫蕩的事，令人聯想到名妓、戲班或鄉下文化。仕女出門時，除非是到附近的地方，否則都會乘轎，並且拉上轎簾，以免讓街上的人看到。徒步上路是行不通的，不僅因為疼痛和不方便的緣故，也基於危險的考量，因為綁架的威脅一直都存在著。此外，如果婦女被看到出現在公共場所，而沒有適當的人陪伴在身旁，其名聲也可能會受損。

然而，就像她們的晚明前輩一樣，盛清時代的年輕女子確實會冒險走出家門，通常是成群結隊，由女婢和較年長的婦人陪同。到寺院或廟塔燒香是最高尚的外出理由（圖四），但是婦女也經常為了其他事由而出門。譬如說，出嫁的女兒應該定期回娘家省親，尤其是在過年的時候。探訪兄弟或表、堂親是很尋常的事。父親會帶著女兒出門經商。兄弟會護送姊妹回家探視他們的母親。兒子陪侍母親到風景優美的地方養身或遊玩。有些成熟的已婚婦女甚至獨自旅行，並以此為主題寫作，不過我們必須將這種情況視為罕見的例外。最後，軼聞證據告訴我們，成群的精英婦女偶爾仍會造訪蘇州與杭州的名妓畫舫，就像她們在明朝時所做的一樣。

圖四：前往廟宇的虔誠仕女行列。錄自G. Smith 1847：169。

由於在行動上受到限制，所愛的男性親人──尤其是兒子和兄弟──又經常旅居外地，上流階層的年輕女子理當會感到孤寂與無聊。這些女子被隔絕在閨閣裡，或者，在比較愉快的情況下，被隔絕在寬廣的庭院裡（像《紅樓夢》中賈家女子時常出入的大觀園），同時還受到敦促，要她們保持忙碌、勤奮工作。女紅，尤其是刺繡，被認為是最合宜的婦女活動，因為它不僅具有生產與實用的性質，而且優美細緻，令人愉悅。此外，清代女性從事閱讀與書寫的程度，更甚於那些生活在晚明、同屬上流社會的婦女。大多數的仕女都要研讀名女人的傳記，包括長年受苦的節婦，以及為了保全貞操而自殺的烈女。精英階層的婦女也從事繪畫、書法和音樂等藝術活動。她們撥弄古弦琴，寫下一冊又一冊的詩篇。而且，除了研習那些專門為婦女撰寫的標準訓誡文本之外，許多女子也會和兄弟一同研習經典。

盛清時代，女兒所接受的教育似乎變得愈來愈重要。在婚姻市場上，博學這項特質將使一名婦女成為極受歡迎的婚配對象，因為她不僅能生育兒子，同時也可以為他們提供最優質的童年教育。此外，親戚和社會大多視她為娘家「家學」傳統的繼承者。如同我們將在第四章說明的，女兒的博學代表了娘家的學術傳承，而且是她適婚資格的關鍵標記。

第三章 生命歷程這一章，我們將不再繼續討論盛清的時代特徵，轉而開始處理個人與家庭的脈絡，並且由生命歷程著手探討；性別關係便是在這種個人與家庭的脈絡中被協商出來的結果。在盛清時代江南地區的精英家庭裡，女性與男性的生命歷程各有其特殊標記，為人父母者在這些特殊標記的引導下撫育其子女。同樣的標記也被使用在個人的回憶錄中，用以劃分人生的發展階段，並且標示出主人翁相對於其他人所處的位置。十八世紀中，以安定和成功為目標的奮鬥日益激烈，這種奮鬥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歷程發揮了不同的影響。對於精英階層的男性來說，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