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日本學者M. Ezaki針對東亞各國經濟發展過程,曾提出所謂的「雁行理論」,強調東亞各國間經濟發展其實是由日本帶動台、韓、港、星等亞洲四小龍,再進一步影響其他亞洲國家,且各國間並存在特殊的複型追及(multiplex catching-up)型態,該理論認為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型態中,日本是領頭的大雁,其次為亞洲四小龍,再其次是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基本發展模式是由大雁向小雁轉移資金和技術,幫助小雁訓練管理人材,小雁羽毛豐滿之後,又去帶領身後的小雁。
不過,1980年代中期之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逐漸轉型成功,無論是汽車製造業或是半導體科技業,都開始趕上日本的技術水準,甚至還仿效日本模式,移轉既有的舊科技和舊工業至馬來西亞、中國大陸、泰國、印尼、菲律賓、印度等國家。因此,在某些產業上,各國的相對位置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在歷經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崛起後,國際分工趨勢已跳躍了「雁行理論」原本順序,而雁行理論被打破之後,亞洲經濟已面臨重新洗牌,尤其是中國大陸近年來已快速從世界工廠轉換成世界市場的地位,先進國家躍過亞洲開發中國家,直接和低度開發國家合作的趨勢,也使得亞洲中度發展國家逐漸失去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
因此,本書乃針對台灣、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等亞洲重要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進行探討,分別就整體產業環境、產業競爭力之投入面、產出面、擴散面等不同層次,剖析亞洲重要國家的產業競爭力表現,以提供我國未來在調整產業發展方向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