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

得獎紀錄：羅斯乃第三位生前受到「美國國家圖書館」出版全集之榮譽的作家（前二人分別是EudoraWelty、索爾貝婁），此館預計以八年時間出版羅斯共八冊合集，2013年完成之日同賀羅斯80大壽。2005年計畫先出版兩冊。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人的脆弱、邪惡、相互間的背叛，這本小說再現了人類本身的集體脆弱－南方朔。

Chapter 1

　　艾拉．林格的哥哥，莫瑞，是我第一個高中英文老師，也是因為他，我才得以認識艾拉。一九四六年，莫瑞剛從軍中退伍，他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布爾基戰役中第十七空降部隊的一員，在部隊裡頭，莫瑞完成了他著名的一跳，這一跳越過了萊茵河，也象徵歐戰結束之肇。彼時莫瑞是個硬脾氣又粗魯無禮的禿頭傢伙，身高不及艾拉，但是比例修長，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他總是在上頭孜孜不倦地盯著我們。莫瑞待人處事，極為自然而不造作，講課則是生動豐富，聰明到有時讓人覺得可怕。他熱衷於解釋、釐清事物，好教我們了解一切。結果是，所有我們上課所談到的主題都被他拆解、分析成若干基本元素，鉅細靡遺的程度不下於他寫在黑板上的文法樹狀圖。提問方式生動有趣是他的特色，即便是認真分析及檢閱我們所寫所讀，他那戲劇化的敘述方式也令人著迷。

　　林格老師除了紮實出色的機智之外，更為教室注入了一股生猛的活力，許多事情在我們這一群乖巧有禮、尚不知循規蹈矩完全無助於智力發展的小朋友眼中，更是前所未見。比如說，你一答錯題目，他的板擦就會朝你飛來——也許，在他這類惡名遠播的癖好背後，有著連他都無法想像的重要性存在，也許沒有，也許林格老師其實非常明白，像我這樣的男孩需要學習的，不只是如何精準地表達自己、或如何養成敏銳的應對能力而已。我們還必須學習的還有，如何任性反叛同時又不顯得愚蠢；如何避免太自閉或是太守規矩，以及如何開始從殘害年輕人最深的操性制度中釋放我們的男性爆發力。

　　就性別而言，你總覺得一個像莫瑞．林格這樣的高中男老師擁有一股力量，或嚴肅一點說——背負著一種使命，一個像他這樣，帶有未被愛國心馴化的男性權威，卻沒有迷失在「想幹票大的」之類茫茫美國夢裡的人，應當是可以想當什麼就當什麼的，不像學校其他女老師，她們是別無選擇，然而他卻選擇我們做為他的終身職。他鎮日只想與他影響力所及的年輕人打交道，他生命裡最大的喜悅，便是得到我們的回應。

　　但當時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他鮮明的上課方式對於我自由觀的影響，而是我們從來不知道原來學校、老師及自己可以這麼與眾不同。我渴望社會自由的種子，必因莫瑞澆灌而萌芽——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時這麼告訴他。那是我自一九五Ｏ年高中畢業後以來，第一次與他重逢，他已屆九十高齡，仍不改其教師本色，依舊實際地且不卑不亢地用他的方式，將他那句特立獨行的座右銘「管他去死！」傳授給學生。他告訴學生並非只有艾爾．卡彭1（Al Capone）才能無視一切，重點是──你得思考。

「在人類社會，」林格老師告訴我們：「思考是最偉大的越界。」「批——判——性——思——考，」林格老師以指節敲著桌面，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才是終極的顛覆。」後來我告訴莫瑞，當年我聽到一個像他那麼有男子氣概的人說出那樣的話，看見他身體力行，縱使我仍舊一知半解，這句話還是成了我這個渴望理性、價值與自由的保守敦厚的鄉下高中青年，在成長過程中所能抓住的最珍貴的啟示。

1. 艾爾．卡彭（Al Capone, 1899-1974）：1920年代美國芝加哥黑手黨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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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莫瑞對我說了許多我這個晚輩不曾知道、也無法知道的事，有關他弟弟艾拉的一生——一個可笑又充滿戲劇性的悲劇人物，縱使艾拉已經死了三十年，莫瑞一思及此有時還會不由自主地出神。「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毀於那個年代，政治的受難者，歷史的受難者，他們都被自己的信仰給害慘了。」莫瑞說：「但是，我從來沒看過有誰像艾拉那樣敗得一塌糊塗的。他的毀滅並不是在大美國競技場上咎由自取的結果。儘管一切與意識形態、政治還有歷史脫不了關係，但真正的悲劇，骨子裡總是個人的大起大落。生命中的失敗不能拿來作為人渺小無能的證明，生命有技巧地處理一個人，扒光他的意義，徹底耗盡他的尊嚴，單為此，你就得向生命致敬。」

　　經我一問，莫瑞開始告訴我，他自己的不幸始末。我大略聽過他的故事，但對於細節卻一無所知，因為我曾離開紐華克好些年。一九五四年，我大學畢業後便進入軍中服役，而莫瑞的政治災難，從一九五五年五月才逐漸開始。我們從莫瑞他自己的故事談起。那一天傍晚，當我問莫瑞要不要留下來一塊兒吃晚餐時，他似乎覺得我們滿投緣，彼時我倆的關係已經提升至另一個層次，熟稔到就算他對我談起他的弟弟，也不會奇怪了。

　　在我住的西新英格蘭外圍，有一間名為雅典娜的小型學院，該學院有一系列為期一週的銀髮族暑期課程，莫瑞以九十高齡註冊，修了一門叫「千禧年讀莎士比亞」的課。那也是我星期天會在城裡遇見他的原因。我認不出他了，但幸好，他認出我來，還讓我跟他聊了六個晚上。於是，所有往事便以一介老者的面貌重現，眼前這位從不將精神虛擲在無用煩惱上的老人，還有他那直探核心、不囉唆的個性也依舊沒有改變。儘管歲月在他老去的運動員身材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他那顯而易見的固執則使他的個性益發剛強而且豐饒。看著莫瑞以那熟悉而不遮掩的正經口吻說著話，我想，這就是了——人生漫漫，而真金不怕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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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莫瑞五十五歲，也就是艾拉因身為共產黨徒而被列入廣播界黑名單之後約莫四年，莫瑞被學校董事會以「拒絕配合『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調查」之名義開除，該委員會曾在紐華克舉行為期四天的聽證會。之後經過六年的訴訟纏鬥，莫瑞終於得到平反。州高等法院以五比四做出裁決，他得以領回解雇期間所有的薪俸，但得扣掉這六年來他當吸塵器推銷員養家活口所賺的金額總數。

　　「當你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莫瑞微笑地說：「你就挨家挨戶去賣吸塵器。客比牌吸塵器。你把滿滿的煙灰缸倒在地毯上，然後用吸塵器吸那些灰塵給他們看。推銷吸塵器的方法，就是替顧客吸房子。在那幾年裡我吸了全紐澤西州一半以上的房子。你看看，內森，我得遇到多少貴人。我太太需要固定的醫療支出，我們還有孩子，但是我做這生意賺了許多錢，我賣了一大堆的吸塵器。而且我太太桃麗絲又開始她的老本行，儘管她脊椎側彎的老毛病還在，她還是回到了醫院實驗室開始做驗血工作。到後來整個實驗室都歸她管，那個時候沒有所謂醫療與醫事技術之分，桃麗絲什麼都做：抽血，玻片染色。她很有耐心，操作顯微鏡的技術完美。她受過良好訓練，她做事專心而精確，她的知識豐富。她常常從離家僅一條街的「以色列之家」醫院步行回來，連實驗衣也沒脫地就開始準備晚飯。就我所知，我們家是唯一一個用實驗室燒杯——三角燒杯來裝沙拉醬的。我們還用吸量管攪拌咖啡，家裡所有的玻璃餐具都是從實驗室來的。我顧前，桃麗絲顧後。我們同心協力對抗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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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盯上你，是因為你是艾拉的哥哥嗎？」我問。「那是我多年來的揣測。」

　　「我不確定。艾拉也是這樣想。但也許他們盯上我，是因為我從來沒有一個老師該有的樣子。也許就算沒有艾拉，他們還是會找我麻煩。我從一開始就是個煽動派的異類，內森，我的專業與尊嚴源自於一股燃燒的熱情，或許那股熱情就是他們最不爽快的東西，你一定不相信我剛開始教書時，一個人的尊嚴要受到何等的踐踏，才能成為一個老師。我們被當成小孩子一樣，上級說的話就是聖旨，毫無辯駁的餘地。你得在某某時間到校，你得趕上幾點在簽到簿上簽名，你得在學校待多久多久，你得值下午班或晚班等等——即使這一切一切並不在你的合約範圍之內。各式各樣的窩囊差事吶，根本就是欺負人。

　　「我很快便投身於教師聯盟組織行動，很快就成為領導，擔任執行的工作。我對任何事都直言不諱，我承認有時候我過於伶牙俐嘴了些，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但我熱中於爭取教師的尊嚴——尊嚴以及符合他們勞動所值的報酬等等。那個時候教師的薪資、工作狀況、福利……在在都是問題。

　　「我與當時的學校督察不合。因為我一直極力反對他升官，我支持另外一人，但那人選輸了。也就是因為我選前反對那龜兒子督察，選後又沒向他『進貢』，所以他簡直恨我入骨，終於他在我五十五歲的時候拿我開刀。我被叫到市中心的聯邦大樓裡，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舉辦的會議中做證。主席是個叫華特（Walter）的議員，另外有兩個委員會成員跟他一道。他們三個人從華府來，還帶了律師。他們的職責，就是調查紐華克市裡所有跟共產黨有關的一切，但主要是調查他們口中所謂「該黨對勞工及教育的滲透」。那時全美國有一大票這類的聽證會——在底特律、芝加哥都有。我們知道該來的一定會來，無可避免。他們只花了一天便狠狠地擊垮我們這些教師，那是禮拜四，五月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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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證前後共花了五分鐘。他們問：『你有沒有，或你是不是曾經如何如何……』我拒絕回答。嗯，為什麼？他們說，你沒什麼可隱瞞的。為什麼你不乾脆招了？我們來這裡的目的只是要收集一些情報。我們是立法機關，不是懲處機關，諸如此類。但就我對權利法案的了解，我的政治信仰根本不干他們屁事，這也是我對他們說的——『干你屁事。』

　　「早在幾個禮拜之前，他們就盯上艾拉在芝加哥的舊工會『聯合電工』。在一個星期一晚上，一千多名聯合電工的成員包車從紐約出發前往該調查委員會下榻的羅伯．崔特旅館抗議。《紐華克星報》形容抗議群眾的行動是『對於國會調查權深具敵意的侵犯』——可不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喔，這是『侵犯』，就像希特勒之於波蘭與捷克一樣。一個委員會裡的議員向媒體指出，有許多示威者以西班牙文呼口號，由此可知，那些示威者看不懂自己手裡所舉的英文牌子，所以他們一定是一群無知的共黨『傀儡』。這議員顯然對於他這類觀察裡所隱藏的『非美性』一點也不感到慚愧。他還以「示威群眾早已受到紐華克警局破壞小組的嚴密監控」等事來支持他的論調。當巴士要打道回紐約途中經過哈德遜郡時，報導引述那兒幾個警局大老所言：『早知道這些人是紅軍，我們一定把他們幾千個人通通銬起來。』這就是當時的氣氛，也是我在禮拜四首先被訊問當時，媒體報導的走向。

　　「在我的五分鐘結束之前，那主席面對堅拒合作的我說，像我這樣一個受過教育的明理之人卻不願幫忙促進國家安全，並將他們想知道的內容告知委員會，他對我感到很失望。而我沉默。從頭到尾我唯一動怒的回答，就是當其中一個王八蛋下結論說：『先生，我質疑你的忠誠。』而我回他一句：『那麼我也質疑你。』然後主席就告訴我，如果我繼續『誹謗』委員會裡的成員，他會下令將我逐出聽證會。主席說：『我們不必坐在這邊，忍受你的鬼話，還得聽你誹謗其他人。』『我也是，』我告訴他：『我也沒有必要坐在這邊聽你的誹謗，主席先生。』那狀況真是有多糟就有多糟，我的律師一直噓我，叫我別再說了，而我的做證便到此為止，我被退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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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在我起身離席時，一個議員叫住我，我想他大概是想惹我惱羞成怒吧——他說：『你怎麼有臉一邊遵行該死的共產主義誓言去宣揚蘇維埃路線，一邊還來領納稅人的血汗錢？你怎麼能以神之名一面當個自由工作者，一面又盡教一些共產黨的指令？你為什麼不退黨，改變你的行為思想？我懇求你——回到美國式的生活！』

　　「不過我沒有上當，我沒有告訴他們，說我教的東西與誰的指令的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教的只是寫作及文學。不過到後來，我說什麼好像都不重要了，我的大頭照上了那天晚上出刊的紐華克新聞報頭版，標題是『赤流大審問　證人頑強抵抗』，副標寫著：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向紐華克教師表示：『我們不會忍受你的鬼話！』」

　　「後來，委員會中一個來自紐約的議員，叫做布萊登．葛蘭（Bryden Grant）的。你一定記得葛蘭家族，布萊登跟卡崔娜．葛蘭，美國人誰不記得葛蘭家族。嗯，我們姓林格的在他們姓葛蘭的眼裡，就好像羅森堡家族2（the Rosenbergs）一樣。葛蘭是上流社會的少爺，一個惡劣的無賴。他成天只想著要怎麼對付我們姓林格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有一晚，葛蘭跟他老婆參加了艾拉和伊芙在西十一街上舉辦的宴會，就在那天晚上，艾拉跟他槓上了，雖然艾拉其實並非特別針對他。葛蘭是溫赫．馮布朗那一掛的，至少艾拉這麼認為。他對那掛人沒有好感。明白地說，葛蘭是那種會讓艾拉抓狂的上流社會守舊派，葛蘭老婆專寫那種女人愛不釋手的暢銷羅曼史小說，當時葛蘭本身則是個《美國日報》的專欄作家。對艾拉來說，葛蘭是驕縱的特權階級典型，他受不了葛蘭。葛蘭的一舉一動都讓他感冒，他厭惡他的政治觀。

2 羅森堡家族（the Rosenbergs）：一九五一年朱利亞．羅森堡（Julius Rosenbergs）因為間諜罪被判死刑，在當時引起極大轟動。現在大部分人都認為羅森堡是美國司法史上的一個錯案，是50年代美國反共產主義恐慌下的歷史產物。

Chapter 1　　艾拉．林格的哥哥，莫瑞，是我第一個高中英文老師，也是因為他，我才得以認識艾拉。一九四六年，莫瑞剛從軍中退伍，他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布爾基戰役中第十七空降部隊的一員，在部隊裡頭，莫瑞完成了他著名的一跳，這一跳越過了萊茵河，也象徵歐戰結束之肇。彼時莫瑞是個硬脾氣又粗魯無禮的禿頭傢伙，身高不及艾拉，但是比例修長，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他總是在上頭孜孜不倦地盯著我們。莫瑞待人處事，極為自然而不造作，講課則是生動豐富，聰明到有時讓人覺得可怕。他熱衷於解釋、釐清事物，好教我們了解一切。結果是，所有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