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泥巴國

一個人出門旅行
陳文玲 政大廣告系教授•政大創新與創造力中心研究員
◎大海的眼淚
2006年11月20號，星期一，天色陰沈。
我離開花蓮，沿著海岸往台東去，除了衣物和腳踏車，後車廂裡還塞了泥巴國書稿、黑色粉彩紙和兩盒49色蠟筆。

騎車時遇上大雨，我躲進路邊雜貨店，跟站在門口看海的老闆娘閒聊。她年輕時在北投華南飯店當會計，後來跟著先生搬回石梯坪，開了這間小店。雖說是「小店」，但樓上有六間民宿，隔壁是自家餐廳，清晨六點就得起床賣饅頭跟肉粽，深夜兩點半還要租釣魚器材給熟識的客人。

我問：「就妳跟先生兩個，沒有請人幫忙啊？」

「我有兩個小孩，都不在這裡。他們講，這裡好山、好水……好無聊。」她大笑，然後指著馬路對面的大海說，「那裡面有一半是我的眼淚。」

我的眼淚好像都流在中正機場了。

8月13號，星期天，天色剛暗。
到了第二航站，我把就要去丹麥讀書的娟芬和行李放在B1，自己到B2去停車，回來時，就找不到她了。我在停車場和出境大廳之間來回奔跑，急得不得了，打電話給朋友，說我竟然在最後一刻把娟芬搞丟了，朋友安慰我，叫我用廣播找人，我掛了電話，繼續在停車場和出境大廳之間來回奔跑，最後在一樓找到以為在那裡跟我會合的娟芬。

我們一起走向華航櫃臺，辦理登機和行李的托運。娟芬買了兩罐飲料，她的是柳橙汁，我的是檸檬茶，然後一起走向不遠處寫著「請出示登機證」的牌子，那裡有一個關卡，旅行從這裡開始，送機到這裡結束。娟芬在進去之前就把整罐柳橙汁哭完了，我忍著又忍，直到她越走越遠，變成人群裡一隻在半空中揮舞的小手，才把檸檬茶哭了出來，完全看不見她以後，我站在原地放聲大哭，把晚餐的湯、下午的茶和中午的咖啡全哭光了。

對於分離，我有面對和表達的障礙，所以才離開花蓮，沿著海岸往台東去，除了衣物和腳踏車，後車廂裡還塞了泥巴國書稿、黑色粉彩紙和兩盒49色蠟筆。

◎小貓與小豆
11月21號，星期二，多雲時陰。
點了一杯現磨咖啡，外帶。賣咖啡的壯漢上下打量我，問我要去哪裡喝，我答：「沿著步道邊走邊喝囉。」他從抽屜裡拿出一疊放大護貝的照片，一張張翻給我看，「不要走步道啦，現在才一點多，今天大退潮，走海岸，就會看見這些美麗的岩石。不過要小心，三點前要回來。」他抬頭看著我，詩意地說：「那就不是旅行，而是冒險了。」我不忍違逆，硬著頭皮翻越步道，往海岸走去，可是每塊礁石看起來邪惡又猙獰，怎麼也跨不出第一步，只好選了一塊我看不見他所以他一定也看不見我的石頭，坐著把咖啡喝完。

我膽子小，不敢告訴別人，只有娟芬知道。在我的江湖裡，大家叫我「老師」或者「文玲」，在她的世界裡，我叫做「小豆子」，e-mail通常以「親愛的小豆」或者「小愛豆」開頭，吵架時例外。

1996年秋天，我們住在德州，報名參加一個半自助旅行團去墨西哥古城San Miguel de Allende。一路上導遊再三叮囑，不要飲用生水，不要亂吃攤販，但娟芬一點也不理會，先啃了一隻烤玉米，酸如醋且硬如石，又拖著我往廣場邊攤販去，人群裡有位優雅的女士用流利英文指著其中一攤說：「那是本城最好吃的漢堡。」無視我的苦苦哀求，娟芬說她一定要吃，還說：「不怕，我是世界第一鐵胃！」那天夜裡，她把我搖醒，說她不舒服，然後上吐下瀉，還發起高燒，我心驚膽戰地守在旁邊，直到天亮，燒才退去，她在床上睡了一整天，傍晚精神好一點，開口就說：「看吧，雖然不是世界第一鐵胃，至少也排名第三。」

她膽子大，人人都知道，但只有我目睹冒險故事的幕後花絮。在我的世界裡，她叫做「小貓」，信尾通常以「喵喵」或者「愛貓」結尾，生氣時則署名「威嚴貓」。

我們相識於1995年9月。那年娟芬應留學生社團之邀，在美國幾所大學校園裡巡迴演講，講題是台灣婦女運動現況，第一站就是我讀書的城市Austin，平時從不參加團體活動的我，那天被說動了跑去接待講員。我看著155公分、40公斤不到的她，覺得婦運人士沒有想像中那麼彪悍嘛，她看著我剛買的全套高爾夫球具，以為曉以大義可以改掉我的玩樂天性，熟識後兩個人驚覺第一念全是錯的，但還是一起住了十年。

前三年，我們的關係緊密，多少滿足了我老覺得自己從小沒有家的那個空洞，但對她來說，卻有一點喘不過氣。99年秋天，我們決定畫一條線，告別之前的相處模式，娟芬積極地找房子找室友，打算搬出去。921大地震那夜，我先醒來，心裡無端地感覺慌張，當房間開始搖晃，我本能地跳下床，衝出去，打開娟芬的門，叫她起床，回過頭，三個鋼製大型書架已經倒在我的床上，書本散落一地。我們站在陽台上張望，聽見一個尖銳的長音，不到一秒，滿城燈火就在眼前熄滅，世界一片死寂，彷彿末日來臨，轉頭對看一眼，幸好彼此還在。我們不敢回房間，就把客廳的沙發床攤平，擠在一起睡了幾小時，之後，兩個人再也沒提搬家的事，關係進入第二階段——一起住，各自活，沒那麼黏膩，但美好的部分都還在。

我們個性迥異，但是因為心底那些很容易就被彼此叫出來的愛與善意，這些「迥異」不但沒有傷害關係，反而變成遊戲。比方說，我喜歡買東買西，但娟芬卻是個每天把「沒有」、「不要」、「不買」掛在嘴邊，用減法過生活的人，於是我們發展出一套關於消費的對話公式，且樂此不疲。

「我想買一輛Mazda 6。」「買你個頭啦，現在這輛有什麼不好？」

「烘焙者的曼巴好香。」「香個屁啦，所有的咖啡還不都一樣。」

「今天心情好，想送你一個禮物，你要什麼？」「我要你答應我一年不買東西。」

我們時常一起走路、一起吃飯、一起大笑。需要獨處的時候，一起就像獨處，需要依靠的時候（通常只有我需要），我就躺在她腿上，流著眼淚數落爸爸的不是跟愛情的不適，療程結束之後，她總說會把帳單寄給我，然後我們就又一起走路、一起吃飯、一起大笑。

我以為永遠就是這樣，然而，這個世界終究沒有永遠。

從尼泊爾回來，她對我說：「小豆子，我覺得我的家不一定要在台北。」聽她這麼說，我從心底被撼動，因為失落，也因為自己正考慮著要不要搬去花蓮。那天晚上，我流著眼淚畫了一幅曼陀羅，娟芬總說那隻被尾巴戳到眼睛的貓是對她的復仇，我倒覺得塗抹的是自己對日後何去何從的困惑。

那個晚上，我們畫了第二條線，告別「後緊密年代」的完美歲月，分頭展開新的冒險。也許也是那個晚上，我體會到可以用畫圖來面對和表達自己對於分離的困難。不過，在開始畫圖之前，我得再經歷一個關卡。

2006年9月1號，星期五，天氣晴朗。
我把台北的家清空，選在這天搬去花蓮，一切都在計畫之內。不在計畫之內的，就是我生病了。

剛開始只是咳嗽，家附近的中醫說沒什麼，開了幾帖藥。藥吃完，還是咳，於是改看西醫，在木柵市區的小診所連看三次，依然不見起色，只好換去景美醫院找一位熟識的家醫科醫師，拍了X光、驗了血，確定是支氣管炎，開始吃第一線抗生素，然而狀況越來越糟，夜裡只能半躺著睡，每隔一兩小時還是咳醒，一陣狂咳之後，氣管開始痙攣，非得把胃裡的東西吐出來，才能換上一口氣，整夜這樣來來回回滿頭汗，三個禮拜掉了七公斤。

原本打算開車搬家，因為沒有體力，只好改搭飛機。剛上機，才坐定，就狂咳到吐，座艙長客氣地建議我改搭下班飛機，但我不肯。到了花蓮，暫時睡在客廳裡，開始吃第二線抗生素，繼續白日咳、夜裡吐。九月底開學，病依然沒好，但我在台北已經沒有地方可住，也沒有力氣找房子，只好拖著行李住在旅館裡。

娟芬寫信給我：「親愛的小豆子，我今天去湖邊，從宿舍走三十分鐘可以到的一個平靜的湖。昨天和今天，我又感覺到像一個旅行者了，心裡很高興。但是我很牽掛你。好像病得太嚴重了，有點令人擔心。生病總是要求我們離開原來的軌道，站在旁邊休息，或者去走別條路。我記得我從安娜普娜下來，也咳到肚子痛。但你咳到吐、咳到痙攣，好像太過份了。我在泥巴國書裡說，咳嗽是一個引起別人注意的病。不知道對你而言是不是也合用。我才領了第一期獎學金，你不會要我現在就趕回去吧？但是我保證以後再也不讓你一個人搬家了。」

一個人搬家、一個人生病之後，終於輪到一個人出門旅行。

海邊的民宿沒有其他客人。睡前，讀娟芬的書稿，用原子筆在有感覺的段落旁亂塗。我想念娟芬，我想知道她為什麼這麼熱愛自由，又為什麼在尼泊爾得到離開「我們」的勇氣。

我在閱讀裡找到一個不大認識的娟芬。同居十年，她一直表現得像個不需要室友的室友，文字果然會洩密，我在書裡看見她脆弱易感的那面，那是平時一起走路、一起吃飯跟一起大笑時不易流露的一面。泥巴國書稿裡夾著一張隱形的帳單，這次換成她躺在我腿上，流著眼淚數落世界的不是和內在的不適。

隔天睡醒，我拿出蠟筆，鋪好畫紙，一旦圖像從心裡浮現，就用蠟筆抓下來丟在畫紙上。

我在畫圖的過程裡整理過去這半年的自己。剛開始，浮現的圖像是娟芬的腳丫，走過的路，看見的山，住過的房間……我是專注的讀者，隔著一疊A4書稿遠遠地看著一年前在異國發生的故事。繼續往裡面畫，開始浮現男人的臉和女人的臉，這些時刻，我是好奇的旅人，在書稿裡亂走，透過娟芬和他人的關係，投射自己內在和外在的相對位置，遠還是近？面對還是背對？打開還是關閉？隱瞞還是坦承？不停筆，再放鬆一點，更深的記憶、想像和感受就一個接一個跑出來了，只不過它們不再屬於娟芬，它們是我的。脫序的鐘面是我的中年（頁22），溫州街58巷是我的老家（頁278），203是現在住處的房號（頁150），紅花是193線道往七星潭途中的風景（頁63），而那隻氣急敗壞、幾近抓狂的小獸，當然就是送走娟芬、搬到花蓮的我自己（頁252）。

我一邊畫，一邊明白送機不是關卡，搬家不是關卡，甚至生病也不是，抗拒才是——我不能夠適應變動，不願意承受分離，沒辦法釋放悲傷，只好不停地咳嗽。

「咳！咳！」我對自己說：「你什麼時候才肯正眼看我啊？」

「咳！咳！」自己回嘴：「你什麼時候才肯放手呢？」
◎自由與勇氣
出國之前，我和娟芬約定分頭在西班牙和東海岸的陽台上種花，結果卻沒這麼浪漫。我終於在政大山邊租了一間不到三坪的套房，盡可能每個禮拜規律地往返台北花蓮。而寫這篇書序的同時，娟芬結束了她在丹麥的第一個學期，轉往阿姆斯特丹，跟房東大吵一架，退租後剛搬進在荷蘭的第二個家。

那麼，一個人旅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對我來說，好像是停止抗拒，方得以（容我借用Carl Rogers的書名）「成為一個人（On Becoming A Person）」。對娟芬來說，則似乎是不斷地冒險，然後不斷地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吳萱宣是我幾年前教過的學生，畢業後去紐約讀攝影，現在在政大擔任暗房助教。我把泥巴國書稿和我在旅途中的畫丟給她，請她幫我想想怎麼編排，她帶著這些素材去北海道滑雪，一個人。回來的時候，萱宣建議我就把圖畫按順序放在每個文章段落最後，「因為娟芬的文字密度很高，穿插一些圖畫，可以讓讀的人稍稍喘口氣。」她補充道：「一個人旅行的時候，很適合帶著這本書，我覺得妳畫的圖就是一個示範——每個人都可以在旅行、閱讀和寫寫塗塗的過程裡，創造一個人出門旅行的意義。」

的確，那種自由與勇氣，好像也正是這本旅行書的意義。

山海觀
我喜歡山勝於海，那完全說明了我是誰。

海邊是享樂的，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減法，衣服一件一件的脫，但其實是加法，脫掉是為了更大的炫耀。海邊的放鬆是很放縱的，很喧鬧很痛快很揮霍。潛水大概比較例外，潛到裡頭去就擺脫了海灘上的所有東西與氣味，就算不說那種湛藍，光是「潛」這個字眼這個動作就夠瞧的了。

山裡是節制的，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加法，衣服一件一件的穿；但其實是減法。在收行李的時候你一直保持輕省，於是走在路上你便一直保持清醒。山裡的放鬆是很內斂的，你離開什麼都有的地方，走走走走進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那就是我喜歡的調調。

但登山用品還是很貴，專利高科技一點也不理會我的清貧。登山的麻煩是穿多了走路會熱，穿少了停下來會冷。所以基本上是穿三層。裡層是排汗內衣。因為走路會流汗，到了山上溫度低，衣服不會乾。已經那麼冷了，你又穿一件濕衣服在身上，當然很快就失溫了。棉質衣服就是如此，登山界稱之為死亡布料。所以要穿排汗內衣，它也會濕，但是隨後它會吸收你的體熱，把自己烘乾。所以排汗內衣要合身，稍緊的貼在身上，烘乾效果才會好。（我還以為它會幫我保暖哩，原來是拿我當烘衣機！）

中層要保暖，Polartec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它輕、透氣、保暖。羽毛衣與羊毛衣也很暖，不過它們怕濕，而山裡陰晴不定。Polartec不怕濕。

外層要防風、防雨，當紅的Goretex，人稱「狗鐵絲」。狗鐵絲是布料外面的一層薄膜。防風，因為他的小孔很小，且不規則排列。防水，因為他的小孔比水分子小兩萬倍。但不悶熱，因為他的小孔比蒸汽大七百倍，所以可以排汗。好傳奇的一層膜，穿在身上彷彿就在人與山的爭鬥中領到了一面免死金牌。

褲子要穿Polartec的，缺點是會透風。太冷的話就加上登山用的雨褲。鞋子要買高統的登山鞋保護腳踝，狗鐵絲材質防水。尺寸要買稍大，因為要穿登山襪。鞋帶是圓的容易鬆脫，要打兩次蝴蝶結。有的登山鞋是全皮的，做得很硬，那是用來負重或穿冰爪的。我輩軟腳蝦應該買軟一點的，出發前要常常穿，以免新鞋磨腳。

登山背包雖然宣稱防雨，但更保險的方式是用個大垃圾袋像包在垃圾桶上一樣先包著，所有東西放在垃圾袋裡面，背包外面再加上背包套，那就萬無一失了。護膝對爬山頗有幫助，要買登山用的，不要買復健用的，下山時綁緊一點。

我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借轡頭，北市借長鞭。朋友甲借我防風外套與好睡袋，外加指南針一枚。朋友乙貢獻高山專用護唇膏。朋友丙為我安排行前訓練先爬某小山一座。至於登山杖，我看就到尼泊爾撿根樹枝就好了。

高筒登山鞋看起來好帥，其貌不揚的登山襪穿起來居然好舒服，令我開始想像尼泊爾。在尼泊爾……我會做一些在台北不會做的事情。台北是我的家，陽明山是前庭，烏來是後院，公館是客廳，木柵是書房與臥室。沒有什麼我想知道而還不知道的。該找到我的人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線索，而沒線索又沒機緣的人，我們合該繼續這樣擦肩而過。

但尼泊爾是異鄉，房裡即使有電話也不會響起。我得出門。在幻想中我應該會在湖邊的咖啡座上寫東西，也許會跟來來去去的旅客聊天，想辦法把我才寫出來的有意思的論點翻成英文告訴他們。將有好一段時間我不會看報紙看電視看書，世界沒有東西進來，只有我像蠶寶寶一般，吐絲，吐絲，吐絲。

登出
長長的旅行是一個小死，像打坐一樣。像高潮一樣。

每一天每一天我們不肯睡覺，因為貪心想再多做一點事，每一天每一天我們睡不安穩，因為夢裡我們還記掛著太多，繼續工作著。於是每一天每一天我們爬不起來，因為昨日並未真正結束，所以今日無法真正開始。睡前打坐就是這個意思，端正地坐著下個決定：今天到此為止。端正地坐著像個句點。

準備旅行，尤其一個長長的旅行，必須終結在此地的生活，展開在異地的生活。存摺剛好用完了，得去辦一本新的，提款卡去刷一下，桌上的東西要整理好，分類要分好。該帶出門的，朋友的email、電話、地址、有用的檔案，該印出來的印出來。

電腦留在家裡，那些熟悉的設定也留在家裡，去異地的網咖我便必須每一次打進自己的密碼，不能再叫電腦幫我記住就算了；我且要記得提防別人，每一次離開網咖前必須確定那通向我私人信箱的管道已經封閉，我必須記得登出。我可能會在想穿這種鞋的時候只有那種鞋，想吃那種東西的時候只有這種東西。準備旅行就是準備展開一個比較簡單的生活，我必須割捨平常生活裡一些順手的東西。整理行李的意思就是把舊日生活收在袋子裡束緊袋口，等我去到波卡拉決定了旅館把行李打開來，一切就重新來過。

但是早上醒來，我在被窩裡想，唉，每天睡晚晚的不好嗎。偏要跑去一個陌生國度百廢待舉。

該收行李了。衣服收進紅袋子，怕擠壓的東西放進藍箱子。我謹慎周到地收拾細軟。牙線針。鉛筆芯。橡皮擦。湯匙筷子。塑膠袋。橡皮筋。童軍繩。梳子髮夾吹風機。棉條棉墊。指甲刀。耳挖。紅糖牛奶糖。麥片泡麵。

如此細節，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覺得是非常細緻的在照顧自己。上路了以後就只有自己了，一切逆來順受；現在揣想著那時可能的各種需要，心情比慈母準備便當還要溫柔。

老想著還忘了什麼。不帶相機，帶蠟筆；此語一出，群情譁然。這年頭旅行不帶相機，已經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還要奇怪了。

其實原因很多。高山冷到零度，相機會不對勁。山裡一走十幾天，數位相機會沒電，且不一定有地方充電。單眼相機太重，已經要背那麼重了說。而且我不大會調光圈快門，真的拍不了太好。這些是技術因素。

但是想拍照都是心理因素。旅行者想要留住一個視覺，日後重溫。一旦說破了以後就覺得不必照了，在那裡的時候加緊看吧。離開了以後假如想不起來，那就想不起來呀，會留下來的自然會留下。持平的說，我就算照得再好，還不就像網站上別人照的這樣？買張明信片得了。我寫遊記一定與別人不同，可是拍照實在沒有不同。相機比我聰明，我還是用眼睛就好。

離開太難，但回頭太遲。尋出兩個鎖頭鎖上行李，兩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鑰匙放進隨身背包，我寫下自己在台北的電話與地址，不知道此去我將忘記些什麼。

三姊妹傳奇
幾十年前有一對目不識丁的尼泊爾夫婦，生養了五男三女。生活的擔子不輕，但他們比別人有遠見，堅持要讓小孩受教育，能讀書的都讓他們去讀書，而且不分男女。結果三個女兒Lucky、Dicky與Nicky都很出色，後來一起創業，受到國際媒體如CNN、BBC、NHK等的注目；她們的事業就叫做「三姊妹」。

湖邊小路往北繼續走，過了檢查哨，就過了觀光區的淺薄，進入比較沈澱樸素的生活。左手邊是農田，右手邊是小山丘，有幾個瑜珈中心躲藏在山腰上。這裡有一棟橘色的客棧氣質不凡，我踩著輕快的腳步路過，忽然震住，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倒退幾步回來看個清楚：招牌上寫著「我們有女的登山嚮導喔！」我無法自拔的闖進去了。

十多年前，大姊Lucky在一個非政府組織工作，接觸到偏遠地區的婦女。她教她們衛生常識，讓這些女人成為小村裡的種子去慢慢發芽，但她自己心裡也埋下了一個夢想：「如果有一天能把她們帶出來見見世面的話多好！」後來她們開了客棧，女性住客順口說：「為什麼就沒有女的嚮導呢？」Lucky曾經在印度的登山學校受過為期六週的訓練，要爬六千公尺以上，她當時只為了好玩，拿了嚮導執照。那就繼續玩吧？一九九○年，Lucky當嚮導，帶旅客去了一趟安娜普娜基地營。果然好玩！她發現不難嘛，她做得來。她感覺到自己的力量。

有土壤了，深埋的夢想迅速地竄出來。在保守的尼泊爾，女人沒機會受教育，當然沒機會就業，沒機會走出家庭、荒村。那麼找她們來當嚮導豈不是剛剛好？她們本來就在山裡長大，挑水種田各種粗活都難不倒她們。可是阻力很大，她們睜著恐懼的眼睛說：離家那麼久，不好吧。她們的家庭也說：離家那麼遠，不好吧。三姊妹從收益裡提撥一定比例開辦免費的訓練課程，教她們說英文、跟旅客溝通，教她們高山症怎麼處理，教她們如何當嚮導。

一開始是很辛苦的，三姊妹得很費力地讓受訓的女孩們看見自己的力量：「妳們看外國女生一個人就跑來旅行、爬山，她們多麼強壯有自信，我們尼泊爾女人也可以。」用以抗衡男性嚮導的冷言冷語：「這一行不是女人幹的啦。」「妳不可能的啦。」

一九九八年，她們忽然接到越洋電話，CNN聽說了她們的事情，打算來拍紀錄片。她們訪問了當時受訓的幾個小女生，其中一個來自賤民階級。尼泊爾也是種性制度嚴明的社會，賤民階級求職總是碰壁，所以她說了謊想混進來受訓。三姊妹一眼看穿，但還是讓她受訓，「我們不在乎種性制度的。」而閒言閒語從來不缺：一個女人出門在外，男人便把她當妓女。

Dicky告訴我，三姊妹客棧能在這裡立足，經歷過一段波折。她們剛來的時候，有一個在附近開餐館的鄰居一直勸她們不要來，「沒生意啦。」那時候這一區比現在更冷清，但是三姊妹覺得不妨一試。她們在尼泊爾的婦女節辦派對，邀請朋友與住客一起盛裝慶祝，在頂樓唱歌跳舞。玩得挺開心的時候，去巡房的女孩子回來了，面色如鬼：「有一個男的在房間裡！」一群人互相壯膽下樓，只見一名男子僅著內褲，在房間裡。那間房的住客慌忙搖手：「我也不認識他啊！」那時候客棧沒有電話。時間晚了，也搞不清楚狀況，三姊妹決定從外頭把房門鎖上，內褲怪客就成甕中之鱉。

隔天怪客醒來了，用床單遮著直求饒。三姊妹覺得絕對不能再讓這種事情發生，堅持去警局報案，內褲怪客向警察承認，是那個開餐館的鄰居灌了他一瓶酒以後唆使他這麼做的。三姊妹的兄弟們很生氣，與那餐廳老闆幾乎扭打起來，雙方鬧上法院。

這種找碴的手法真稀奇！我聽不懂：「他這樣是幹嘛？」

「他要散播謠言，說我們都是妓女，我們的客棧是妓院。」

後來官司勝訴了。我問Dicky：「那個人現在呢？」

「還是照樣開餐廳。但是在那之後他就好多了。他之前好像自以為是那裡的王一樣，我們打贏官司以後，他漸漸也就跟其他人一樣了；所以我會說他現在是個好人了。」Dicky和善又寬厚的笑著。

Lucky和Dicky都是太陽一般的女人。我告訴她們我與農婦互喊「我愛你」「我也愛你」，她們笑翻了。我終於找到人可以討論一下尼泊爾的性別問題：

「我大清早去湖邊看月落，全副武裝，冷死了。可是女人卻在湖邊洗澡！為什麼呢？」

「因為窮人家裡沒有浴室。男生可以等太陽出來去湖邊洗，女生只好趁沒有人的早晨去洗澡。」

「那為什麼我常常看見她們提著一桶水在路上走呢？水很貴嗎？」

「水不貴，但是裝設管線很貴，所以窮人家裡沒有自來水，就到路邊公共的給水處提水回家用。提水都是女人的工作。」

「這很有趣，因為我常看到尼泊爾男人用縫衣機，但是在台灣，縫衣服是女人的工作。」

Lucky一扁嘴：「男裁縫發現釦子掉了，還是要太太縫的。男廚師回家還是要太太做菜來吃。女人替他們作裁縫替他們煮飯可都沒有酬勞。」

最小的Nicky和兩個姊姊一樣黝黑、高壯、溫和有禮，但她更複雜，更優雅，更沈穩而更嚴肅，是一個思考型的人。我斗膽問她幾歲、結婚沒，冒著政治不正確的危險。我猜對了，她跟我同樣年紀，而她們三個都沒有結婚。「我們唸書、創業、追求夢想，始終很忙。尼泊爾女人結婚不是嫁給一個男人，而是嫁給整個家族。我們現在這樣努力工作，閒暇的時候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很自由！」她嚴肅的臉放鬆地笑了：「我們很快樂。」

我沒有根據地猜想，她們的魔法也是付過代價的。自由有價，而且往往要求付現，不得刷卡。

走廊上陽光燦爛，兩個小姑娘擠在一張椅子裡，來自東部小山村的那個有張大餅臉，來自西邊小山村的那個則是個標準美女，巴掌臉，五官秀麗，一頭烏黑的長髮挽個髻。她們是三姊妹旗下的嚮導，東施已當了兩年嚮導，西施四年；今天東施要帶旅客去爬山，西施陪她一起等。

她們好年輕。東施長了許多青春痘，英文好些，西施的眼睛真漂亮，只會笑。我試著跟她們說話，但是很困難，因為英文太破碎了，我很努力只知道：受訓之前她們是學生，聽朋友說知道有這個課程，起先很害怕，後來就慢慢適應了，山路上遇見的男嚮導有好有壞，有時旅客說話她們聽不懂，或者問問題她們無法回答，那就是當嚮導最痛苦的事了。總之全是廢話。

她們是我在尼泊爾見過最像小姑娘的小姑娘。加德滿都的米蘭、和平飯店裡的李度、安娜普娜山裡的廚子、路上認識的阿咪、車上認識的車掌，他們都有工作岡位上的氣魄，在不同的時候照顧我或保護我，單純，沒有畏怯。這兩位理應是最強悍的女嚮導，在氣質上卻最柔弱。

將近中午的太陽好毒，任憑我如何用手遮也沒有用，我忽然想起來，問東施：

「今天的旅客是哪一國人？」

「我不知道，因為沒有見過。」

「你們要去爬哪裡？」

「安娜普娜基地營。」

「那怎麼這麼晚才出發？」

她笑了笑沒有回答。我明白了，不知道她明白沒有：那旅客，怕是不會來的了。

一個人出門旅行陳文玲 政大廣告系教授•政大創新與創造力中心研究員◎大海的眼淚2006年11月20號，星期一，天色陰沈。我離開花蓮，沿著海岸往台東去，除了衣物和腳踏車，後車廂裡還塞了泥巴國書稿、黑色粉彩紙和兩盒49色蠟筆。騎車時遇上大雨，我躲進路邊雜貨店，跟站在門口看海的老闆娘閒聊。她年輕時在北投華南飯店當會計，後來跟著先生搬回石梯坪，開了這間小店。雖說是「小店」，但樓上有六間民宿，隔壁是自家餐廳，清晨六點就得起床賣饅頭跟肉粽，深夜兩點半還要租釣魚器材給熟識的客人。我問：「就妳跟先生兩個，沒有請人幫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