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兩岸經濟發展與轉型研討會論文集

　　兩岸經濟學術交流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的重點工作之一，旨在促進兩岸智庫良好的學術往來關係。除交換學術研究資料及成果，與協助接待互訪之研究人員外，並透過每年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共同發表論文的方式，加強雙方的學術交流活動。

　　2007年8月，社科院籌組訪問團來台，在中經院召開「兩岸經濟發展與轉型」學術研討會，考量經濟全球化發展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趨勢，研討會議題設定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兩岸經貿」。為呈現會議成果，雙方以會議論文為基礎，經評審過程選錄成冊。本會議論文集聚焦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策略與展望、農業與農村發展、勞動市場的結構轉變、國際經貿與兩岸互動，以及金融及能源等五項議題。

作者簡介

劉孟俊

　　澳洲Monash大學經濟學博士，現職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研究領域涵蓋中國科研體制、高科技產業、產業經濟與國際貿易投資。

李揚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現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金融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涵蓋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序、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劉孟俊、李揚

（一）、對中國經濟發展策略之探討∕張榮豐
壹、前言
貳、毛澤東時期：不惜違反要素稟賦比較利益，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策略，追求富國強兵的目標
參、鄧小平、江澤民時期：符合要素稟賦比較利益，追求高速經濟成長
肆、胡錦濤時期：平衡成長策略，追求經濟永續發展
伍、2007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發展重大事件分析──代本文結論
陸、參考文獻

（二）、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之原因及展望∕周濟
壹、前言
貳、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表現
參、有關中國經濟成長的研究
肆、帶動中國經濟成長動力的探討
伍、貿易全球化與經濟成長
陸、中國經濟的長期展望
捌、參考文獻

（三）、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農業之發展與問題∕溫芳宜
壹、前言
貳、改革開放後之農業成長
參、現代化農業生產要素之使用
肆、農業發展面臨之問題
伍、總結
陸、參考文獻

（四）、改革以來的中國大陸農村發展∕李周
壹、前言
貳、改革前中國大陸農村經濟增長與發展
參、改革後中國大陸農村經濟增長與發展
肆、改革後中國大陸農村發展的主要因素
伍、改革以來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發展的經驗
陸、總結性評論
柒、參考文獻

（五）、中國城市國有與非國有二元勞動市場一體化之探討∕洪嘉瑜、高長
壹、前言
貳、文獻回顧
參、計量方法
肆、資料說明與實證結果
伍、結論
陸、參考文獻

（六）、路易士轉捩點後的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成本∕都陽
壹、經濟發展已經進入路易士轉捩點
貳、路易士轉捩點後勞動力成本將上升
參、路易士轉捩點後需要進一步開拓勞動力供給空間
肆、勞動力供給的潛力
伍、擴大勞動力供給的制度空間
陸、結論

（七）、入世五年兩岸經貿互動與前瞻∕蔡宏明
壹、前言
貳、兩岸加入WTO五年之經貿往來特色
參、兩岸經貿互動互動趨勢展望
肆、兩岸經貿互動面對之問題
伍、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之挑戰
陸、建議

（八）、中國調整外貿發展戰略下對大陸產品銷台之影響∕林昱君、劉美姿
壹、前言
貳、中國外貿發展戰略之調整
參、兩岸貿易之結構性演變
肆、政策面之統計檢定
伍、結語

（九）、中國外資企業的加工生產策略與外銷比例的選擇──以台商為例∕劉碧珍
壹、前言
貳、中國加工出口貿易與一般出口貿易的結構變遷
參、實證模型
肆、資料來源與實證結果
伍、結語
陸、參考文獻

（十）、利用外資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荊林波
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外資取得的成績
貳、利用外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參、調整利用外資戰略，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肆、參考文獻

（十一）、中國大陸可耗竭資源產權與價格制度之變遷∕蕭代基、孟凡強
壹、前言
貳、產權及價格制度變遷
參、結論與比較
肆、參考文獻

（十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台灣經濟之影響∕蔡慧美、彭素玲、陳怡安
壹、前言
貳、2005年7月21日以來人民幣升多貶少
參、人民幣升值的內外壓力
肆、人民幣未來動向評估
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台灣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
陸、結論
柒、參考文獻

（十三）、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李揚、殷劍峰
壹、前言
貳、國民儲蓄率的部門結構：實物交易表分析
參、國民儲蓄率的部門結構：對實物交易表的修正
肆、國民儲蓄率和部門儲蓄率上升的成因
伍、結論和政策建議
陸、參考文獻

　　兩岸經濟學術交流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的重點工作之一，旨在促進兩岸智庫良好的學術往來關係。中經院與社科院的學術合作，可溯及1992年12月於廈門聯合舉辦的「海峽兩岸產業政策與發展」研討會。為提升兩院更多元的合作交流活動，2000年初，更進一步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平時除約定交換學術研究資料及成果，與協助接待互訪之研究人員外，並透過每年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共同發表論文的方式，加強雙方的學術交流活動。依此學術合作交流協議，2007年8月，社科院籌組訪問團來台，於27日在中經院召開「兩岸經濟發展與轉型」學術研討會。考量經濟全球化發展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趨勢，學術研討會的議題設定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兩岸經貿」。

　　全球化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

　　全球化是世界經濟與產業重要的驅動力，與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崛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進而牽動兩岸經濟的交流與互動。自1990年以後，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產品貿易、服務業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成長迅速，持續擴大與國內外經貿的關聯性與連動速度，對兩岸的經濟發展而言，是挑戰也是機會。換言之，海外所發生的經貿事件，將迅速波及兩岸經濟。但經濟全球化的效果，絕不止於國家市場藩籬的消弭，更進一步再形塑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先進國家旗艦級（flagships）廠商藉由直接對外投資或是委外代工的方式，將生產行為自本廠移出，委由國外的子公司或外國廠商生產，建構跨國生產網絡。以上說明全球市場趨於一體化，生產加值鏈有跨國分散趨勢，但生產區位卻有著地理集中而形成產業聚落的現象（Ernst, 2002）。

　　其次，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也看到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崛起，並展現躍進式發展的潛力，對世界各國產生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大致可從幾個面向發現其經濟崛起之跡象：對外貿易方面，中國大陸2008年，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為4.5萬億美元，較2007年增長5%，而進出口總額成長18% 。2008年至2011年的平均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7.3-9.4%，2015年中國大陸的購買力評價（PPP）預計將超越美國。2012-38年間，中國大陸平均GDP值與人均GDP分別可望達到約4兆美元及25,178美元 。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產業的生產基地，並成為跨國廠商投資選擇的重要區位。中國大陸憑藉著低成本的勞動力，搭配外商聚落所形成的上下游產業群聚的優勢，不僅產生高度的生產能量，亦匯聚龐大的市場需求，藉以吸收外人投資。中國大陸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除形成企業的規模經濟外，亦形成地區的規模經濟。長三角、珠三角早已成為知名的電子電器產業聚落，天津、上海也形成汽車製造的產業聚落。在建立發達的基礎設施上，同時確立完善的生產供應鏈，方圓200公里內可實現同一商品生產所需的全部採購。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已成為左右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貿易、投資與產業等層面，亦對兩岸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其深刻的影響。
 
　　會議成果

　　為呈現2007年「兩岸經濟發展與轉型研討會」的成果，雙方以會議論文為基礎，經評審過程選錄成冊。該會議論文集聚焦於以下五項議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策略與展望、農業與農村發展、勞動市場的結構轉變、國際經貿與兩岸互動，以及金融及能源等。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策略與展望

　　就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策略與展望，張榮豐在「對中國經濟發展策略之探討」一文，從經濟發展策略的演化角度，以線形圖（linear graph）分析不同時期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目標及策略，透過分析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的重大事件，藉以展望其經濟的可能變化趨勢。該文分別就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江澤民時期與胡錦濤時期的經濟發展策略的基本思維進行分析。指出毛澤東時期，不惜違反要素稟賦比較利益，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策略，追求富國強兵的目標。鄧小平、江澤民時期，經濟政策則符合要素稟賦比較利益，追求高速經濟成長，並評述胡錦濤的平衡成長策略，追求經濟永續發展。最後，更進一步推測中國大陸未來經濟可能採行的策略。

　　不同於張榮豐的研究方法，周濟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之原因及展望」一文，從總體（宏觀）經濟的需求面切入，佐以國民所得統計數據，就經濟、資本形成、出口和進口等最終需求項目，探討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原因和展望，並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成長，是由投資和對外貿易快速增加所帶動，出口的增加同時帶動進口的增加；但由於出口的幅度大於進口，因此出現大量的貿易順差，此一現象反映出，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還有再擴增的空間。其次，投資增加與出口大幅增加有關，也與中國大陸各地大興土木從事各項建設，以及出口貿易強勁投資需求大增有關。但過多的投資使投資報酬率相對低落，投資效率仍有待改進。此外，該文亦指出中國大陸隨著對外貿易的開放，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展，已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大國。若僅靠對外貿易，並不能有效提振國內經濟，勢必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尤其是大量投入創新研發的動能，方能使經濟再向前推進。個人利益受到充分保障與尊重，是讓個人充分發揮才能的先決條件。當每個人能夠得到保障並充分發揮其潛力時，個人消費意願就會提升，偏低的消費率自然會提高，偏高的投資率也會跟著下滑。

　　農業與農村發展

　　統計資料顯示，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大陸農業部門大幅成長，除了糧食部門的生產力提升外，水果、茶葉等經濟作物亦開始發展。另一方面，伴隨所得提升與人民消費習慣的改變，畜牧業、漁業隨之興起。據此，中國大陸農業現代化充分表現出產量與整體結構的改善。溫芳宜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農業之發展與問題」中指出，中國大陸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背後隱含化學肥料與農藥使用安全性等問題，業已逐漸成為中國大陸農產品出口的阻力。其認為未來中國大陸農業的發展方向，應在農產品品質與安全的前提下，追求農業的持續成長。此外，品種改良以及農產品疾病防治等農業科技的應用，也是中國大陸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農業在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發展中仍處於相對弱勢，且已出現城鄉差距。近年來，中國政府對於農業部門極為重視，曾提出多項措施，試圖解決「三農」問題。然而，各項補貼、農村的基礎建設以及社會福利等項目仍有賴政府的財政支持。因此，如何在工、商業發展的同時，進一步落實農業政策並創造另一波農業成長，應是中國大陸農業部門目前面臨的最大考驗。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始於農業部門，在改革中創造出「聯產承包責任制」，走向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李周在「改革以來的中國大陸農村發展」一文中指出，中國大陸農村改革，蘊含兩條清晰的基調：制度創新和市場導向。首先，制度創新的具體作為是放棄對農民的高度管制，讓農民依據市場資訊自主配置資源，有利於農民增加收入和農村發展。此外，鼓勵或允許地方政府積極探索並採用新規則，例如包產到戶、興辦鄉鎮企業或村民自治等，皆由基層地方政府推動，進行制度創新。其次，近30年的發展成果顯示，市場導向的改革亦是中國大陸農業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李周指出，隨著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斷發展，經濟信號誘導農村生產要素朝著生產率高、報酬率高的部門和地區流動，明顯促進了農民收入成長，消除產業間的報酬率差距、減緩地區間、城鄉間的發展差距。惟「改革以來的中國大陸農村發展」一文，雖肯定農村改革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有著重大貢獻，並為農民和國民都帶來了福利，但是農村仍面臨著如農村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等，因此仍須持續深化改革的力度等問題。

　　勞動市場的結構轉變

　　高長在「中國城市國有與非國有二元勞動市場一體化之探討」文中，針對「所有制的整合或分割」，實證探討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競爭機制的程度。主要採用Engle-Granger與Johanson兩種不同的共整合分析方法，討論城市全民、集體與其他三類所有制的工資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實證結果顯示，中國大陸城市三類所有制勞動市場區隔的現象似乎已逐漸減弱，勞動市場有逐漸一體化的跡象。另外，由Engle-Granger共整合的分析結果也發現，其他所有制的實質工資，受到全民與集體所有制工資變動的影響。並推論，市場導向的非國有制單位職工之工資水準，已受到市場供需力量的影響，但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工資，卻仍存在制度性僵固的現象，也就是說，受到官僚體制保護的影響仍相當明顯，國有與非國有等兩類所有制的勞動市場，仍有相當的區隔。中國大陸城市勞動市場朝向一體化發展的速度，與國有企業、戶籍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進展密切相關，而其中戶籍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影響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若國有企業營運模式未能徹底擺脫行政干預，中國大陸城市勞動市場，將難以引導勞動力資源達到最有效的配置。

　　近年來，大陸地區持續出現民工短缺的現象，主要由於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創造旺盛的勞動力需求；加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新增勞動力供給開始下滑。當經濟發展進入路易斯轉捩點後，勞動力市場上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形。為了減輕勞動力數量優勢逐漸下滑所帶來的壓力，應充分挖掘勞動力供給的潛力，增加人力資本的累積，但中國大陸有許多制度仍制約勞動力供給潛力的發揮。例如，城鄉分割的福利體系、城鄉公共服務體制、戶籍制度及其他不利於就業環境的因素。都陽在「路易士轉捩點後的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成本」一文，分別分析影響實際工資率和保留工資水準的制度因素，並探討對不同人群而言，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調整以擴大勞動力供給的制度空間。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目前面臨勞動力市場發育，既有轉型的問題，亦有發展的問題，再加上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市場發育在區域間也還有很大的差異，而其中的差異性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制約著未來的經濟發展，勢必審慎地予以應對，尤其特別要注意規制的力度和市場機制的發揮，兩者間可能存在的衝突。

　　國際經貿與兩岸互動

　　兩岸加入WTO以來，除了經貿互動與往來更加密切外，兩岸在WTO架構下，互動情況與貿易爭議，以及未來互動趨勢與建立兩岸經貿合作機制，皆值得關注。蔡宏明在「入世五年兩岸經貿互動與前瞻」一文，提出目前兩岸經貿互動所面臨的挑戰，包含在WTO架構下的互動問題；兩岸經貿失衡問題；兩岸反傾銷、防衛措施爭議可能增加；標準與符合性認證造成產品驗證不便；兩岸智慧財產權爭議；服務業經營項目與銷售資格之限制；兩岸服務業法律與標準問題；台商大陸營運之障礙等。為了持續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應考慮建立逐步邁向經貿關係正常化之機制，予以建議如下：（1）兩岸貿易管理互動機制，針對敏感性產品，尋求透過協商，建立配額管理制度；（2）兩岸產品安全管理機制，建立資訊效流管道、疫情通報與檢疫制度；（3）貿易便捷化、相互認證；（4）兩岸智慧產權、地理標示合作機制；（5）兩岸產業合作機制。而兩岸除了運用民間對話平台外，缺乏參與全球貿易談判之合作機制，應主動透過APEC與WTO平台，建立協商的機制。對兩岸中長期的發展架構，亦可透過兩岸「中立」機構間進行合作。

　　由於兩岸經貿關係緊密，中國大陸改變外貿發展戰略之後，繼之推動的政策面配套調整措施，是否影響未來兩岸經貿互動，值得關注。林昱君、劉美姿在「中國調整外貿發展戰略下對大陸產品銷台之影響」一文，就抑制出口貿易相當具衝擊力的出口退稅措施（包括取消產品的出口退稅、徵出口稅），觀察該政策實施之後，大陸產品的出口受到抑制之下，對台灣自大陸進口貿易面之影響。首先，說明中國大陸的外貿發展策略由「出口導向」過渡為「中性貿易」，與近年來面臨之主要問題。其次，分析兩岸貿易之結構性演變（進出口商品貿易結構、商品結構之研發密度）。最後，運用量化模型審視2004年起出口退稅措施實施之後，大陸產品的出口受到抑制之下，對台灣自大陸進口貿易之影響。整體來說，在中國大陸外貿發展策略的調整，對大陸產品銷往台灣的影響方面，由於兩岸熱絡的產業分工，帶動貿易結構集中於生產用的中間財用於生產所需之投入較不易被取代，因此即使大陸產品的價格優勢漸降，短時間影響程度並不明顯。

　　文獻普遍認為，出口導向的成長對地主國較好，可創造出較多的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因此發展中國家希望吸引外商前來投資。但亦有國家抱怨，外商投資在於利用開發中國家的廉價勞工，而生產所需的中間財多來自進口，向後關聯效果偏低，造成嚴重的飛地現象。劉碧珍在「中國外資企業的加工生產策略與外銷比例的選擇──以台商為例」一文，討論中國大陸外資企業在加工生產與一般生產策略之間的選擇。其發現採取獨資、研發重心置於投資母國，或配合國外客戶被動前往海外投資者，越可能採取加工生產策略；不過，投資地主國與投資母國間的文化越相近時，廠商越可能採取一般生產策略，其生產所需原料與中間財，由地主國提供的可能性越高。此外，外銷比例較高的廠商是使用進口中間財進行加工生產的

　　廠商；而內銷傾向較高的廠商，則是完全使用投資地國產中間財的廠商。因此，劉碧珍指出，一國若欲營造較高的向後關聯效果，開放並鼓勵外商開拓國內市場，是讓地主國脫離飛地現象的可能方法之一。

　　荊林波在「利用外資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文，肯定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成功地利用外資促進經濟成長與工業及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陸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多元出口的貢獻，包括促進高科技與中西部地區產品出口。另外，跨國公司促進中國大陸R&D能力提升與先進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模式，透過擴散和示範效果，促進管理水準的提高，並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的進程。此外，在引進和利用外資在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包括拉大部門和地區經濟差距，造成的資源浪費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外資排擠國內產業的市場，衝擊幼稚民族產業。

　　能源、貨幣與金融發展

　　蕭代基、孟凡強在「中國大陸可耗竭資源產權與價格制度之變遷」一文，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可耗竭資源產權及價格制度變遷階段與其影響。認為中國大陸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到現在的市場經濟，其經濟體制轉變不同於蘇聯模式，而係採取漸近式的改革策略。在逐漸摸索的過程中，對於可耗竭性資源如石油等的管理體制改革仍明顯地落後。根據以上之分析，蕭代基認為中國大陸政府無需進行過多市場調節，但需制定合適的政策工具，以解決環境外部性與跨代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並明確界定產權並促進耗竭性資源行業私人產權制度的發展，建立非寡占且完全競爭的可耗竭性資源行業之市場。並強調國有企業民營化，避免國有企業的內部人競租行為。

　　隨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迅速擴大，人民幣走勢逐漸成為全球投資人關注的焦點，蔡慧美等在「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台灣經濟之影響」一文指出，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仍以2005年7月21日公告內容為基礎，擴大人民幣
 
　　匯率波動幅度及增加浮動頻率、透過一籃子貨幣平均匯價、爬行調整逐漸接近均衡匯率，繼續深化所謂的BBC（Band, Basket, Crawling）模式。該文進一步指出，人民幣匯率雖仍面臨極大的升值壓力，但中國大陸在本身經濟承受能力及扼止投機熱錢湧入的考量下，升值幅度不可能太大。藉由問卷調查發現，多數台灣企業認為人民幣升值對其並無影響；反觀半數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認為，人民幣升值對其不利。另以產業關聯模擬分析發現，若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因新台幣相較其他貨幣反應幅度較大，對台灣經濟恐有較不利的影響。

　　針對中國大陸經濟高投資率相關的高儲蓄問題，不同於其他文獻強調需求面管理的問題，在「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一文中，李揚與殷劍峰將分析的視野轉向供應面指出，中國大陸自2000年以來儲蓄率的進一步攀升，主要與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提高有關。另外，企業的儲蓄率較高是企業可支配收入或利潤上升的結果，主要歸因於企業的勞動報酬和利息支出長期保持在較低的水準上。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提升，是為直接促進政府投資，而非僅通過「資本轉移」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