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誰才是接班人？
立法委員∕個人破產法催生者 徐中雄博士
《中產階級的戰爭》這本書若是在稍早之前讓我閱讀，也許作者杜博思的若干分析與觀點，我還無法感同身受。但在經歷卡債風暴與「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立法之後，我看見書中的政治社會情境正活生生的在台灣上演著。身為作者所批評的不被尊敬的國會與民意代表中的成員之一，我的情緒十分複雜與沉重，一度錯亂以為作者談的是台灣的情況；因為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提，「這雖然是以美國為背景的分析，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情況一樣嚴峻」。
二００六年，台灣每一天有十二個人自殺，成為全世界自殺率第二高的國家。九二一震災，二四一五人喪生，而去年台灣有四四０六人自殺身亡，主要原因是貧窮失業與卡債。貧富差距的懸殊與對立，不再只是我們可以冷眼旁觀的媒體分析，而是正在你我生活中實現。沒有人可以否認台灣正朝向Ｍ型社會發展，台灣這回顯然跟上了國際潮流。
政客、媒體與企業財團，是本書批判最多的「加害人」，而「被害人」則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孤立與滅絕，展現在教育、工作、個人財務，醫療權利以及任何與人相關的公共政策上。國家的主人是資本家，而不是選舉時候才被吹捧為「作主」的「人民」。到現在我仍沒有把握，人們在經過政黨輪替的「洗禮」後有沒有看清楚這一點，人民要真正作主，就是不要相信任何政黨；無論政黨如何輪替，執政者永遠是同一群資本家，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戰爭，是階級戰爭。
在我工作的國會裡，鮮少有人願意選民看清楚這一點，因為搞國家認同對立，比認真地研究教育社會等民生法案，對抗財團盤根錯節的勢力來得輕鬆愉快多了。如同作者所言，總統與國會議員是天底下最輕鬆的工作之一，這個形容一點都不為過。我經常試著要教育選民，不要相信政治人物，不要輕易把權力交給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政黨；誰的上台下台都不保證人們能夠真正的幸福。唯有人們知道自己一生要扮演的是手中握著監督大權的永遠的反對黨，那資本家統治國家，中產階級痛苦不堪或向下流動的惡夢才有機會停歇。
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台灣社會經歷過卡債風暴之後，中產階級的困境更加的明顯。它讓更多人看見，沉重債務的背後是一個個入不敷出、重大變故襲擊、中年失業的慘痛故事，絕不僅是政客財團所污名的拜金與過度消費而已；中產階級賴以生存的財務安全制度，社會安全制度，完全失效。更讓人心驚動魄的是，許多未爆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知道自己的家庭財務經不起未來任何一丁點的社會風險，一旦工作不穩定、家人有人意外或重病、子女教育費用調漲，那千辛萬苦建立的家將要毀於一旦，窮途末路將是他們未來唯一的寫照。那種焦慮與不安全感漫延在這個族群的內心深處。
本書除了指出問題的來源及其嚴重性，作者在本書的最後兩章，也為我們提示了重要的價值與方向，作為台灣社會走向更好未來的指引。而我要提醒的是，階級問題在台灣長期被隱諱不談，也因此造成許多中產階級的認同混淆，中產階級認同資本家邏輯，不認為造成他們不幸福的是資本家，而是不守資本秩序的其它人們。你我都是同在這一條危機重重的船上的共渡者，我們需要認清外面的風浪從何而來，裡面的破洞因何而起，善盡我們的公民權利，不要輕易的交出掌舵的位置，或許我們可以航向幸福的彼岸。
階級正在分裂台灣社會
彭懷真博士（東海社工系副教授、中華民國幸福家庭協會秘書長）
去年底美國中期選舉後，民主黨人掌控了國會的參眾兩院，對布希政府六年多的政策提出更多的批判，重點二：移民和健保，這兩項都與「階級」問題有關。移民議題的重點是否容許多達一千兩百萬的非法移民，這一千多萬人形成龐大的人口群，對階級的變化影響甚大。許多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贊同的比例略多過反對者。非法移民固然使中高所得者的日子更好過，卻也搶去了許多低所得者的就業機會。
健保則是使無數低所得叫苦，又是使中所得階級淪為窮人的關鍵。美國是所有工業化國家中唯一不給其全體國民基本醫療服務的國家。每年有多達一萬八千美國人因為沒有醫療保險而過早死亡，有將近四千萬人買不起私人醫療。十個美國人有七個要依賴其雇主得到健康保險，然而雇主往往先砍掉醫療方面的福利。
對台灣來說，階級早就是越來越大的問題，近年來族群間的隔閡拉大，階級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過去，「階級意識」並不明顯，有錢人與一般人居住的區域、就讀的學校、就業狀況、婚姻等，都沒有明顯差異。由於政府遷台後的種種措施，人們有各種管道脫離貧窮，透過教育等成為中產階級也不是難事。
在蔣家執政階段，最高五分之一家庭的所得僅僅是最低五分之一的四倍，是全球所得分配最成功的國家。如今，已經是七倍了。低所得難以向上流動，中所產階級卻可能下滑。
少數支配多數
在西方社會，「階級」是區分人口群的最重要指標。馬克斯對階級的洞察力是經典概念，歐洲各國確實存在「資產」與「無產」的階級差異。美國自建國就處處避免階級，並且設法鼓勵中低所得的人們力爭上游，晉升中產階級。如同《中產階級的戰爭》所言：「中產階級一直是工作紀律與傳統價值觀的核心，也是更高公益信念中的一環。美國因此成為獨一無二、擁有共同目標與理想的國家。中產階級是美國的基礎。」但近年來，美國逐漸分裂，變成有與無、富與窮、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對立的社會，富者愈富，勞工階層愈來愈窮。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具備實力跟上浪潮者越來越富有，把財富進一步控制在手中。在七月中，《財星》（FORTUNE）公布了新的全球五百大企業名單，應驗了「大者恆大」的定律。全球前十大企業有六家是石化，靠石油賺大錢。石化業從來就不是中產階級可以成為老闆的行業，總是由少數家族繼續掌握資源。全球前二十五大企業另包括百貨、汽車製造、金融，都是超穩定的、排他的，老闆屬於少數家族。
你拿什麼來換幸福？
近年來，中國崛起，又對不同社會的階級產生莫大的衝擊。知名的經濟學家梭羅在新作《當中國成為第一》中預言： 「中國強勁的製造力，將使全球的中產階級消失。」由於已開發國家裡的企業外包，把中產階級可以做的工作轉包出去，中國員工的薪資較低，其他國家的中所得者相對處於不利位置。這樣的現象，老早在台灣發生了。
資本主義、全球化使這些大企業更為所欲為，大老闆以優秀的條件招攬各種菁英，他們有的是錢，中產階級要拿生命、時間、家庭的幸福來換。還要靠相當好的運氣。如果稍微懈怠，立刻有人取而代之。中產階級在台灣的力量越來越弱，所能靠的只剩下拼勁，部分被迫遠離家鄉。不拼，就可能跌入「失敗者」和「低所得」的深淵。
靠教育翻身，難！
在台灣，在台北這個中產階級為主的地區，多數新組成的家庭已經無力購屋。不僅如此，低所得家庭根本無法上升，企業要的是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但是國立大學多數是中高所得家庭的子女。中低所得家庭的子女多半進入學費高的私立大專院校。我在九十三到九十五學年初東海擔任學生事務長時，符合低收入戶的約百分之四，學生靠貸款讀書的約百分之四十。
在過去，大學文憑是社會階級上升的最容易策略，教育有很好的投資報酬率。如今，讀大學在美國與台灣都不再有效。正如《中產階級的戰爭》第九章的主題「失敗的世代---教育品質惡化的結果」，由此可見：教育界整體的失敗，不僅是台灣的問題，更是各國普遍的難題。
我會勸沒辦法進入好大學的年輕人趕緊去就業，日後也許可以靠著創業賺大錢。否則靠薪水是沒前途的，以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所得標準大約是一百萬來說，多半不是領薪水者可以達到的。如果有兩個子女就讀私立大學或高職，學雜費開銷就要二十五萬，四個人的生活費與家庭支出總要五十萬元。每年只能儲蓄二十多萬元，如何能購買動輒超過五百萬元的房子，更何況台北市的房價少有一千萬以下的？
必須正視的難題
《中產階級的戰爭》深具反省力，討論的主題不僅針對美國社會，放到台灣也多半適用。書中處處諷刺當前「錢權合一」的現象，例如第四章的標題是「總統和國會，天下最輕鬆的工作」。難怪大家都想選總統或立委，選舉很辛苦，選上很好混。此類黑色幽默，真實貼切，又讓讀者感嘆。
「中產階級正在滅絕」的大浪已經席捲全球，如何觀察這股浪潮，有效因應，避免被大浪捲走，是我們迫切的功課。如何避免台灣因為階級進一步撕裂，是全民共同的難題。
（2007/07/13）
作者自序──中產階級正在滅絕
我們已經變成企業掌握所有權的社會，變成企業與特殊利益宰制的政治體系，主導政局的精英漠不關心、甚至敵視中產階級勞動階層與其家人的利益。
企業界透過政治獻金與充斥政府各部會的遊說部隊，控制了政治、經濟智庫與媒體，主宰了朝野兩大黨。先人奮鬥多年才立下的民有政府，變成企業擁有的政府，「被治理者的同意」現在頂多只是《獨立宣言》中奇怪的說法，每隔幾年，在國會選舉與總統大選中拿出來溫習一下。
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將來的史家會根據這一代的表現，判斷我們是否遵從先賢的呼籲，確保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從地球上消失。」（編按：此句話出自林肯的「蓋茲堡演講」）
企業已經徹底接管我們的政治體系，而社會中幾乎沒有任何制衡力量，可以抒緩、甚至稍稍減輕這種可怕的現象。工會瀕臨滅絕，倖存的工會領導階層正在苦苦思索，希望不被經濟與社會的演變所淘汰。大部分大學幾乎都不是獨立思考、社會學識與行動主義的堡壘，反而是依靠政府的資助、或仰賴企業與富人的恩賜，才能維持生存。
最可怕的是，政府已經變得極為不正常，不再能善盡滿足人民需要的責任，至於民選官員，早就不是維護公益、對抗金錢與資本的力量了。
沒有人像我這麼堅決相信自由企業民主、相信資本主義對於推動經濟至為重要，然而我也堅決反對毫無限制的資本主義，以及目前猖狂的社團主義集中各種力量，對中產階級與希望躋身其中的人發動的攻擊（按︰社團主義，就是將立法權交由產業、農業、和職業團體所派遣的代表。多元制度裡眾多團體必須經過民主競爭的過程才能取得權力，但在社團主義制度裡，許多未經過選舉的組織實體掌控了決策的過程。社團主義又也被稱為經濟法西斯主義）。
本書書名反映過去五年來，我逐漸了解政府失敗的公共政策、企業作法與政治狀況，以及這一切對社會上最大單一人口團體──中產階級造成的可怕衝擊。這雖然是以美國為背景的分析，但我知道，許多開發國家的情況一樣嚴峻。
無可否認的，我們太晚才了解「中產階級正在滅絕」，想到無效的政策、企業的行徑與政治亂象造成的後果，更是讓人難過之至，想到中產階級勞動大眾及其家人慘遭蹂躪時，我的心情更難過。
在這場動盪中，中產階級不是戰爭波及而死亡的平民，在這場國家重大變故中，勞動階層不是無辜的旁觀者，我們的政治、企業與學術精英根本是針對中產階級而發動全面戰爭。
不論是合法或非法外勞與非法移民危機、租稅、教育還是就業問題，現在根本沒有人來扼止大企業與大政府勾結，攻擊公益，大部分的民選官員都已經被企業遊說團體與其他特殊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收買了，說客不止是影響立法，根本就是實際在撰寫法律文字的程度了。
想破產都不行
卡奴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信用卡公司、銀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制定了相關法律，導致很多中產階級因病、因失業而家庭生活困頓之後，還是不能求助於破產保護，即使個人破產的主要原因是負擔不起重病造成的醫療與健保費用。
實際上，我們不具代表性的國會已經變成各種企業行為的啦啦隊，企業的作法摧毀了數百萬個待遇優厚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而且摧毀的力道還一直持續。我們還親眼見到了二十五年前不能想像的事情：國會立法機構忽視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意願，認為國家的主權與邊界，不當妨礙貿易及商業，而國民不過是消費者或是全球市場中的勞動單位。於是，企業把生產設備移到海外，把工作委託國外的廉價勞工承包，這種意識型態已經對一國的製造業基礎，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害。
幾年前，我們開始在我的節目《老杜今夜論衡》（Lou Dobbs Tonight）中，報導大多數現代人所面臨的經濟挑戰，這個系列專題報導叫做「中產階級的困境」，主題放在健保、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與企業工作委外上面。到了二○○四年，參議員凱瑞（John Kerry）競選總統時，已經拿「中產階級的危機」做為某些政策說帖的名字了。這個時候，經濟終於恢復創造就業機會，卻都是些低薪工作；中產階級的工作繼續流失到海外，失業的人慢慢找到新工作，卻被迫接受低了二○％到二五％的薪資。與此同時，國會制定了新的教育改革法案，這麼一來，我們的公共教育危害了數百萬學生。
這時我已經很清楚，困擾中產階級的問題不只是就業、薪資、健保與教育遭到侵蝕，問題大的超過任何人的想像。就在二○○五年，我終於弄通這些事情，於是將我的探討主題訂名為「中產階級的戰爭」。
別搞錯了：這真的是一場全面戰爭，用比全面戰爭輕微的話來形容這種情形，都會傷害真相、傷害人民。我很早就驚訝的發現，討論國際貿易與企業經營手法之類看來無聊的問題，都可能遭到惡意的人身攻擊。政治人物與名嘴攻擊我，因為我報導的事實、分析與結論，跟他們的特定政治或經濟信念衝突或對立。
四年前，我認為司法部決定起訴安能（Enron）聘用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是可怕的判斷錯誤，認定該公司做假帳而起訴企業，竟然不起訴該負責簽證的經理人，會毫無必要的摧毀兩萬八千個就業機會。有人把我的看法解釋成維護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事實上，我是要維護兩萬八千個無辜的員工，因為司法部不肯起訴特定人，最後會讓這麼多人失業。
一直到今天，我幾乎每週都聽到幾千位安達信舊員工的消息，他們感謝我在節目中仗義直言，維護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謝意早已足以讓我堅決相信，我的立場正確無誤。我也要滿意的指出，司法部自從錯誤的起訴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後，已經改採起訴個人、而不起訴公司的政策。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最高法院推翻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有罪的判決，讓我的立場得到絕對正確的證明。因為，涉及詐欺案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高級經理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坐過一天的牢。
這些年來，我已經習慣了，每次我反對主導社會、日漸根深柢固的既有體制時，都會遭到齷齪下流的人身攻擊。政治精英以及意見領袖、名嘴一致要求國家的前途完全由他們決定，要是有人居然魯莽的大聲直接批評有權有勢的人，都會遭到他們排擠。在這種過程中，我痛苦的學到了教訓，臉皮也變厚了，對於我認為攸關勞動階層福祉與公益的重要問題，我一定會採取堅定的立場。我比較相信我國的中產階級、比較不相信精英，在我呼籲提高合法移民的標準，同時要求政府阻止非法移民與外勞入境時，一點也不覺得抱歉。
現在大多數媒體報導新聞的方式，讓政府與大企業精英可以順利推展本身的意圖，卻不必調查基本事實與動機。媒體放棄了大眾的託付，不再擔當呈現真相的角色，變成了這場中產階級戰爭的共犯。追求真相不再是新聞機構的目標，趕上截稿時刻與創造利潤，才是新聞報導當前至高無上的目標。我確實相信媒體用口水新聞來掩飾自己沒有動用記者與資源，獨立追尋事實與真相。報紙、雜誌或電視新聞同時呈現兩黨觀點，認為這種平衡報導就是真相，新聞記者所用的心力因而少多了。新聞機構藉此規避費用高昂、耗時耗力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讀者、觀眾看到或聽到自己偏執的意見占了一半的報導時，甚至會覺得相當滿意。不幸的是，採用這種方法後，結果媒體甚至通常不努力提供一半的真相。
各說各話的口水新聞難以提供客觀、獨立的事實。公平的真相很少，光是靠著平衡報導兩黨意見，很難掌握真相。如果客觀只能靠著中立達成，我無意追求客觀。對於影響公益、國家利益與全國勞動階層利益的問題，我絕不採取中立的立場。
現在是我們追求真相的時候了。中產階級一直是工作紀律與傳統價值觀的核心，也是更高公益信念中的一環。我國因此成為獨一無二、擁有共同目標與理想的國家。中產階級是我國的基礎，我們這個社會逐漸分裂，變成有與無、窮與富、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對立的社會，富者愈富，勞工階層愈來愈窮。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公共教育體系的失敗、待遇優厚的勞工就業機會大為減少，中產階級在政府中幾乎沒有代表，我們社會與國家的價值觀日益受到社團主義、消費者主義與族群對立的挑戰。
政府應該強力投資中產階級、大力改善教學品質不良的學校、重建製造業基礎、恢復與整修全國基礎建設，但是我們卻允許我國最大型的企業忽視本身的社會責任，允許政府浪費千百億美元，累積驚人的債務，而且債留子孫。
孤立無援的中產階級
企業負擔的租稅降到空前低點，富人的租稅優惠不斷擴大，中產階級被迫承擔升到空前高峰的稅賦，然而此時此刻，勞動階層光是為了保住工作，都難上加難，而且在薪資下降、福利減少的情況下，還必須延長工時。
為經濟繁榮而出力的人民發現，自己任職的公司為了降低成本與薪資支出，似乎是不顧一切，把工作機會轉移到海外，而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忽略公立學校日漸淪落、健保支出升到空前新高的事實。簡單的說，人民變成工作前途不確定、財務前途不安全、生活水準可能急劇降低的階級。更糟糕的是，整個國家似乎陷入無力振作的狀態，麻木而被動的接受現狀。
我們能有今天，靠的是身兼生產者、消費者、納稅人與選民的勞動階層努力建設。他們以個人的身分，為經濟做出貢獻，總是珍惜民主制度的基礎原則、珍惜每一張選票都重要的原則。今天儘管我們的人民在世界上仍然算是富有的，比許多國家的人民都擁有更確定的自由、更多的財富與機會。但是我們坐視精英階級破壞了自由市場與民主社會的原則，也讓精英階級建構了謊言。
我認為中產階級沉默不語的時間太久、太久了，根本不該再忍受下去，中產階級一直沒有發聲，抗議自己在社會中遭到物化，再這樣下去，跟國家與前途有關的所有重大決定，就會由政府、大企業與特殊利益團體的精英決定。這些精英喜歡你默不作聲，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自私自利的掌控國家的前途。
如果我們要看到你我都希望見到的國度、看到我們和子孫都珍惜的土地，就必須堅決對抗危害國人的生活方式，而且現在就必須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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