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麼想？

名人推薦：前香港總督彭定康

國際著名投資者索羅斯

台中市市長胡志強

政大國關中心教授宋國誠

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劉勝驥

清大社會所副教授吳介民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

政治評論家胡忠信

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王高成

倘若你以為中國人對國家的未來不會議論紛紛，那麼本書適足以證明事實剛好相反。」──前港督 彭定康（Chris Patten）

針對中國國內的全球化議題和中國在世界中的角色，本書是一份具有大師風範和高度可讀性的報告。對於任何想要瞭解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的人來說，是一本必讀的書。」──國際著名...

第一章 黃河資本主義

古巴雪茄第一個攫住我的視線。六盒可喜巴（Cohiba）、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y Julieta），以及蒙特克里斯多（Montercristo）牌的雪茄堆疊在張維迎的書桌上，雖非刻意，卻大有今日中國經濟機會之碑的模樣。這些可說是佛洛伊德式的地位象徵物，它們像是口袋大小的金字塔，價值相當於中國農民年收入的好幾倍，而勞工辛苦製作只為了讓有錢人誇耀自己的財富。一如上海的三百座摩天大樓和北京的新奧林匹克體育館，它們證實經濟的本質就是勞工會變成一種商品，錢財則幾乎是一到手就會花掉。

但對張維迎來說，這些雪茄也是口袋大小的自由，是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的平行宇宙──一個西方共和國──的產物，而他希望它們的活力會一點一點消蝕和取代一息尚存的毛主義。就像其他經濟自由派人士（反對者稱他們為新右派），張維迎認為計畫經濟是專制政體的基礎，除非分拆和出售公營事業，政府只餘下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功能，否則中國不會有自由。根據新右派，只有到那個時候，有產階級，也就是新市民社會，才能為民主政治奠定根基。所以，雪茄不只顯示有錢是多麼地美好，作為私人財富的象徵，它們還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里程碑。

在張維迎的書桌後面是一面玻璃展示櫃，裡面閃閃發亮的是他傲人事業成就的勝利品，包括他編寫的書籍、他與諾貝爾得獎主和政治家的合照、知名大學的學位證書，以及二○○二年中央電視台頒給他的「中國年度經濟人物」獎座，這些全都在強調張維迎教授的事業有成，是中國最出名的經濟學者之一。但情勢對他這一類的經濟學家來說卻是江河日下。在用從西方引進的概念管理群棲之鳥三十年後，他們可以感受到中國的立場已經開始背向自己。民調顯示，他們是中國最不受歡迎的一群人，與英國的交通督導員和二手車業務一樣討人厭。民眾對改革的代價越來越激憤不滿，遭到裁員的勞工更是針對非法破壞、貪污和未清償的薪資和年金群起抗議。結果，提倡溫和資本主義的新左派起而挑戰市場概念。雙方的概念之爭促使政府與市場對立，沿海省分與內陸省分對立，城市與鄉村對立，富人與窮人對立。


經濟學者專政
時勢造英雄，而張維迎適逢其時。他在一九八二年取得經濟學位，正值鄧小平開放和改革過程匯集動力之時。西方人習慣生活在有分裂傾向的開放社會之中，因此很難理解鄧小平手中專心一意的中國。張維迎經常使用「傳教士」（missionary）這個字眼來描述中國追求經濟成長的決心。卓越的封閉社會生活編年史家卡夫卡（Franz Kafka）也以類似的方式，在一篇論及另一時期中國長城的論文中，令人聯想到中國當局的齊心齊力：「在建造圍住全中國的長城前五十年，建築，特別是石造工程，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一種知識，其他的不過是因為與建築有一些關聯而受到認可。」當張維迎在一九八二年畢業時，中國正要建造一堵新牆，也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宣稱經濟成長是「中央任務」，於是突然間每個人都想要當經濟學者。如同汪暉所說的：「經濟成為一種倫理力量。」隨著經濟成長，經濟學者的影響力和財富也與日俱增。政府的專門小組裡滿滿都是經濟學者，負責撰寫民營化方案，並讓證券交易板上充滿了新近私有化的公司（目前上市企業一共兩百七十四位獨立董事中，有一百三十一位是經濟學者。）他們儼然是中國新的神官，提出的主張越來越勝過毛派的政治異議分子（後者被嘲弄地稱作「凡是派」，因為只要是毛主席做的決定，他們一律支持到底。）

鄧小平的經濟學者專政（這是心有不滿的政治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說法）創造出驚人的結果。三十年平均百分之九的成長率讓中國在二○○七年躍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有三億人脫離了赤貧，兩億人離開農場到工廠工作，一億人晉升為所謂的中產階級，還有五十萬人搖身一變成為百萬富翁。新一代的中國企業，如電腦巨擘聯想和南京汽車製造集團，更為了打入全球企業聯盟分別收購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和羅浮汽車（MG Rover）。

就像張維迎的成功，中國的經濟奇蹟大多是拜時機之賜。但不似俄羅斯和拉丁美洲共產國家雷厲風行自由化和民營化經濟的措施──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的「經濟休克療法」──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並沒有下令要進行激進的改革。許多共產黨大老，例如陳雲、李先念和鄧力群都反對市場改革。他們始終相信，只要像蘇聯使計畫經濟現代化並讓它「更科學」，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鄧小平和他的同伴因此無法替中國的經濟變革擬出一張藍圖或是時間表。相反的，他們廣為人知地選擇「摸著石頭過河」策略，也就是一點一點改變，一次一步，從來不談最後的目的地為何。為了國家長遠的利益，鄧小平留心布萊希特的忠告：在遇到障礙時，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可以是一條曲線。


斑馬村
張維迎喜歡用一個寓言來比喻中國的改革。他告訴我一個全村居民只靠馬來幹活的故事。那個村裡的長老永遠都在爭論他們的馬比鄰村的斑馬要好，而且會對任何質疑他們的人滔滔不絕。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儘管如此自吹自擂，長老們還是意識到鄰村的斑馬真的比他們那些懶惰又貪吃的馬優秀。所以，在為本村的馬喝采多年之後，他們決定接納斑馬。唯一的障礙，在於說服數十年來一直被洗腦要以馬為榮的村民。長老們想出一條妙計。每天晚上，當村民睡著之後，他們就在幾匹馬的身上畫上黑色線條。等村民一早醒來，看到馬群中赫然出現壞斑馬的時候，領導人就說那些不是真正的斑馬，只是以前的老馬裝飾了幾條無害的線條，安撫村民的心。於是，村民逐漸習慣看到身邊有一些奇怪裝飾的動物。又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村中的領導人開始用真正的斑馬替代假斑馬。這些驚人的動物改變了村落的命運，提升生產力並創造全村的財富。只有在多年之後，當所有的馬都已經變成了斑馬，村子也享有多年的榮景，長老才召集市民，宣稱他們的社區是一個斑馬村，斑馬好，馬壞。

張維迎的寓言故事說明了他最出名的構想，即他在一九八四年提出的「價格雙軌制」。他主張，「價格雙軌制」容許政府從官員定價的經濟邁向市場定價的經濟，同時無須公開放棄政府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也不會遭遇在中央計畫中享有龐大利益的地方政府的反彈。透過這個方式，一些貨物和服務持續在政府控制的價格之下販售，其他的則隨市價起伏。經過一段時間，依市價販售的貨品比例逐步調升，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幾乎所有商品都依據市價販售。「價格雙軌制」的手法體現了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的結合，容許中國的改革人士規避阻礙，而非正面與之衝擊。他們沒有結束舊有的中央計畫體系，反而在它的旁邊另創一個現實。唯有等事情進展順利，他們才改革舊制，讓它具有革新後最好的特性。

珠江資本主義：從不斷的革命到不斷地求新求變
張維迎不是唯一提倡「價格雙軌制」的人，但公開這麼做的，他倒是第一人。他很快就得到一個待遇極佳的差事，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年都在替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張維迎是找到方法讓年長共產黨精英接受市場概念的年輕官員之一。他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多一些手繪斑馬，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外殼之下創造一個平行的市場。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九七九年農村廢止「人民公社」和集體農場開始。在那之前的二十多年，農村生活一直都以集體的「生產隊」為中心，人民同居、同工且同食。生產隊旨在取代家庭成為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在進入「開放和改革年代」後，這些集體農場紛紛關閉，取而代之的是由個別家庭所控制的小塊農田，農家不僅可隨心所欲栽種作物，更重要的是保留勞動所產生的利潤。這導致農業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千萬名勞工得以自由離開農田，且很快受到新一批民營工廠的雇用，促使所謂的「鄉鎮企業」在鄉間四處林立。改革為中國農村帶來了財富，地方政府也因此享有民營產業的營收。但張維迎和他的同僚對這些與市場最原始的接觸卻不特別興奮。這不過是個開始。

他們所追求的新中國遠超過內陸的鄉村平原，儘管那裡的經濟改革已經開始往東向面海的省分前進。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深圳還是一座不起眼的漁村，幾千名居民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但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它卻成為張維迎和他的同僚所打造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象徵。由於深圳離香港很近，鄧小平選擇深圳作為第一個經濟特區，提供地方領導人稅務優惠、管理自主權，以及試行市場新觀念的權利。深圳改革的創造者無意複製農村自「開放和改革」年代初期開始的低科技工業革命。他們想要創造的是高科技、資本密集的工廠，大量生產可與西方直接競爭的高附加價值貨品。為了得到實現夢想所需的科技和資本，當局決定吸引外資挹注。單是深圳一地就成功吸引了逾三百億美金海外資金，許多工廠、馬路和港口就這麼建設起來了。深圳成功的秘訣在於仰賴出口而非靠內需來推動成長。對外開放經濟特區的決定促使外國公司紛至沓來，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和控股公司，激勵非國營的產業大幅增長。結果，到了一九九二年，中國有半數的工業產品均產自非國營產業。

這種打造激進實驗區以逐步生產更有價值的貨物和服務的模式，是中國成功的關鍵。它高度資本密集，需要動用到國家的巨額存款和出口營收，而非靠境內消費來資助。它奠基於勞力的商品化，因為沿海區域可以吸收無數的農村勞工，進而壓低都會的薪資。它也是放任主義，容許財富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從富人一點一點流到窮人身上，而非刻意重新分配。鄧小平強調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主張不同的區域應該「在不同的廚房吃飯」，而不是將大家的資源放進「一個大鍋裡」。結果，東邊省分的改革人士擺脫貧困的內陸區域，奮力前進。

沿海區域的起飛似乎支持中國改革世代所說的話，他們宣稱都是因為內陸省分的保守主義才讓中國停滯不前，無法與接納市場、貿易和革新的英國、法國、日本和美國等海洋文明競爭。一九八○年代的改革釋出一個超越經濟的社會變遷，中國人稱之為「文化熱」。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當主要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六集名為《河殤》的紀錄片時，文化熱也越來越趨白熱化。這六集紀錄片用黃河——常被稱為「母親河」，因為它被視為中國文明的搖籃——的故事對中國傳統做出正面批判。

與其接受黃河為中國偉大的化身這種浪漫的典型，這六集紀錄片卻站在黃河氾濫和乾旱的無數受害者角度，視黃河為中國人民的公敵，也是中國人不明事理、古怪和以黃土為導向的性格最根本的象徵。節目的每一集都批判一種牽制中國無法進步的傳統。例如，長城就被視為無意義的孤立象徵，而明朝則因為禁止航海活動而飽受抨擊。旁白尖刻的風格在第一集就直指問題核心：「在我們的民族感情上，總有這樣一個誤會：似乎近百年的恥辱，只是一種光榮歷史的斷裂。自從一八四○年以來，總有人用古代的榮耀和偉大，來掩飾近代的貧窮和落後。……然而，文明畢竟衰落了。」旁白呼籲中國打破傳統社會的桎梏，因為它們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他們主張，中國現在一定要遠離農村，不要專注在黃河上，而要以藍色的海洋和遠在海洋之外的世界為主。《河殤》最後的影像顯示黃河流入和消失在汪汪大海之中，以海洋象徵已經接納現代化的西方世界強權。在中國的大學和學院裡，學生自發性地討論爭辯《河殤》每一集提出的問題。它的腳本立刻登上暢銷排行榜，狂銷五百萬冊。連改革大臣趙紫陽都出面安排這六集紀錄片在中央電視台重播。

在《河殤》播出後不到一年，文化熱於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上有了一次斷然的政治轉向。四月十五日一場為了悼念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而進行的遊行，迅速地演變成全面要求政治改革、勞工權益和終結官員貪污的活動。人民展現出令人不敢置信的力量，坐鎮北京的街頭長達六週，讓全世界一瞥民主中國，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士兵和坦克車驟然掃除一切。軍事鎮壓不只是人類悲劇，也成為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的一個分水嶺。

天安門事件的兩個版本
《河殤》播出時，汪暉是緊貼在電視機前的學生之一。在加入一九八九年的學生示威抗議前，他一直在攻讀中國文學的博士學位。就像大多數的年輕知識分子，汪暉是鄧小平「開放門戶」政策的支持者，也是市場潛力的信仰者。但當汪暉最後一次離開示威人群時，他卻邁開一趟終將改變他的世界觀的知性旅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我與班上最後一群同學離開天安門廣場。除了憤怒和絕望之外，我沒有其他感覺。」當政府圍捕並制裁帶頭抗議的人時，汪暉上山躲藏了兩年，在那段期間他結識了一些農民和勞工，而他們的經驗促使他懷疑未經管制的自由市場的公義性，並讓他相信政府必須在防止社會不平等方面擔起重責大任。

在一九八九年前，改革派知識分子一直在前往西方的路上團結一致，認為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是一個沒有間隙的整體，對全中國人民都有益。他們的敵人是支持毛派維持現狀的「保守分子」。但在流血事件之後，改革派分裂成兩大陣營：一是由張維迎之類的思想家所領導的新右派，以自由市場為最重要的目標，並願意與政治獨裁主義妥協；二是汪暉之類的學者所領軍的新左派，這一派較晚才為世人所知，強調的則是會犧牲總體市場自由的平等和政治民主。

第一章 黃河資本主義古巴雪茄第一個攫住我的視線。六盒可喜巴（Cohiba）、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y Julieta），以及蒙特克里斯多（Montercristo）牌的雪茄堆疊在張維迎的書桌上，雖非刻意，卻大有今日中國經濟機會之碑的模樣。這些可說是佛洛伊德式的地位象徵物，它們像是口袋大小的金字塔，價值相當於中國農民年收入的好幾倍，而勞工辛苦製作只為了讓有錢人誇耀自己的財富。一如上海的三百座摩天大樓和北京的新奧林匹克體育館，它們證實經濟的本質就是勞工會變成一種商品，錢財則幾乎是一到手就會花掉。但對張維迎來說，這些雪茄也是口袋...

謝辭
引言：思想的解放
第一章：黃河資本主義
第二章：雲霧中的民主
第三章：綜合國力
第四章：中國的圍城世界
出場人物表及註解

謝辭
引言：思想的解放
第一章：黃河資本主義
第二章：雲霧中的民主
第三章：綜合國力
第四章：中國的圍城世界
出場人物表及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