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本書從全球女性勞動力流動的現象，分析身處貧富差距、不同經濟發展區域的女性，其家務勞動如何分工承擔，並探討了「國際保母鏈」的成因及女性面對母職的糾結處境。學者藍佩嘉透過深入的田野訪談，精彩呈現了女性跨國移工與女性雇主在一家之內的微妙關係，包含權力、性別、階級、國族等等面向的作用，是移工與女性研究的精彩佳作。

本書的英語版廣受國際學者引用，屬於少數台灣學術原創性被肯定的作品；也是勞動研究首次深入私領域探討受僱勞動狀況的開山之作。

身為一個桃園人，在一個移工城市長大，公車上有移工、火車上有移工、逛街遇到移工，卻少有機會了解他們的生活。台灣人的生活跟移工密不可分，他們幾乎包辦了大多數的底層勞動，無論是幫佣或是粗工，因為有移工，我們的生活才得以支撐。但在幫佣移工的故事裡，「女人為難女人」的狀況非常常見，是台灣女人真的都太ＯＯ喜歡為難移工嗎？還是這個體制同時壓著無論台灣還是東南亞的女人？而且這本書超好看。

民國80年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在社會環境與家庭生活模式轉變下，以往由台灣傳統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庭事務，例如洗衣、煮飯、照顧家中老幼、病人等家務，因為女性需外出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而開始轉移並採取雇傭方式辦理，以解決職業婦女無法分身兼顧家務的問題。同時，也由於台灣經濟水平與國民所得略高於東南亞其他國家，適逢政府政策法令鬆綁、人力仲介業者導入與市場供需機制多方面因素聚集下，東南亞國籍的女性來台幫傭的情形愈來愈普遍。

相較於外籍勞工、漁工等男性外籍男性來台工作者，還有在台灣傳統產業（例如成衣、紡織、零件組裝等）工廠工作的外籍女工相比，外籍女傭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她們的工作地點是僱主家庭，工作對象更是僱主家人，甚至大多是直接住在僱主家裡。這對台灣傳統家庭的衝擊，是遠大於其他外籍來台人士的。一般台籍或外籍「家務雇傭」大多有明顯的工作時間、地點、項目，但是東南亞國籍的女傭，卻有著非常不明確、糢糊的工作環境，也似乎沒有所謂的下班時間。同時，台灣女雇主也常以「家母長制」觀念或「在台監護人」的身份自居，對外籍女傭進行監管衣著、飲食、生活甚至對外交友的情況。此外，台灣傳統家庭當中，夫妻、婆媳、親子等家庭問題，更因為外籍女傭的加入，出現更複雜的關係。

基於台灣傳統與人為善，家和萬事興的觀念，台灣家庭對於外籍女傭的加入，大多會將其視同為家人。但是因為雇傭雙方國籍、文化的差異，使得這種家務雇傭關係，有著生活距離親近但社會距離遙遠的弔詭情形。雖然共同居住一個屋簷下，日常飲食息息相關，又有著近似家庭成員的關係，但彼此又存有明顯的地位差距及權力關係的不對稱，尤其以台灣雇主及其家人對東南亞國籍女傭最為明顯。

《跨國灰姑娘》一書，作者以童話故事「灰姑娘」，來比擬這些自東南亞到台灣工作的女傭。在由「後母」掌權的家庭中，任勞任怨的做著辛苦、卑微又低下的工作，但心裡仍對「舞會」等休閒生活抱持著強烈的憧憬。至於家庭成員的「壞姐姐們」雖沒有強勢支配、指使，但也同樣的限縮灰姑娘的各項權益。對於有愈來愈多來自東南亞到台灣工作的台灣社會，應該以更具包容、對等與關懷的心情，看待這些外籍女傭，台灣人更不要成為故事「灰姑娘」故事中的「後母」或「壞姐姐們」。

民國80年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在社會環境與家庭生活模式轉變下，以往由台灣傳統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庭事務，例如洗衣、煮飯、照顧家中老幼、病人等家務，因為女性需外出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而開始轉移並採取雇傭方式辦理，以解決職業婦女無法分身兼顧家務的問題。同時，也由於台灣經濟水平與國民所得略高於東南亞其他國家，適逢政府政策法令鬆綁、人力仲介業者導入與市場供需機制多方面因素聚集下，東南亞國籍的女性來台幫傭的情形愈來愈普遍。

相較於外籍勞工、漁工等男性外籍男性來台工作者，還有在台灣傳統產業（例如成衣、紡織、零件組裝等）工廠工作的外籍女工相比，外籍女傭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她們的工作地點是僱主家庭，工作對象更是僱主家人，甚至大多是直接住在僱主家裡。這對台灣傳統家庭的衝擊，是遠大於其他外籍來台人士的。一般台籍或外籍「家務雇傭」大多有明顯的工作時間、地點、項目，但是東南亞國籍的女傭，卻有著非常不明確、糢糊的工作環境，也似乎沒有所謂的下班時間。同時，台灣女雇主也常以「家母長制」觀念或「在台監護人」的身份自居，對外籍女傭進行監管衣著、飲食、生活甚至對外交友的情況。此外，台灣傳統家庭當中，夫妻、婆媳、親子等家庭問題，更因為外籍女傭的加入，出現更複雜的關係。

基於台灣傳統與人為善，家和萬事興的觀念，台灣家庭對於外籍女傭的加入，大多會將其視同為家人。但是因為雇傭雙方國籍、文化的差異，使得這種家務雇傭關係，有著生活距離親近但社會距離遙遠的弔詭情形。雖然共同居住一個屋簷下，日常飲食息息相關，又有著近似家庭成員的關係，但彼此又存有明顯的地位差距及權力關係的不對稱，尤其以台灣雇主及其家人對東南亞國籍女傭最為明顯。

《跨國灰姑娘》一書，作者以童話故事「灰姑娘」，來比擬這些自東南亞到台灣工作的女傭。在由「後母」掌權的家庭中，任勞任怨的做著辛苦、卑微又低下的工作，但心裡仍對「舞會」等休閒生活抱持著強烈的憧憬。至於家庭成員的「壞姐姐們」雖沒有強勢支配、指使，但也同樣的限縮灰姑娘的各項權益。對於有愈來愈多來自東南亞到台灣工作的台灣社會，應該以更具包容、對等與關懷的心情，看待這些外籍女傭，台灣人更不要成為故事「灰姑娘」故事中的「後母」或「壞姐姐們」。

「為什麼不回家呢？」已經喝完了杯中飲料的我，用手中的吸管翻攪著冰塊，美式速食店裡的冷氣開的有些強，我們都覺得有些冷，但是看著窗外那刺眼的陽光穿透了中山北路茂密的行道樹，放置在人行道上的金屬垃圾桶反射出火花似的光芒，想著那樣的陽光與溫度，決定繼續留在店裡。「回去？回去要作什麼？」說這話的時候，她拿出隨身攜帶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兩間對比極強烈的屋子，又邊那棟有著高聳、刷得粉白的圍牆，呈三角形向上延伸的屋瓦下，是仿希臘的柱式建築，乍看之下還以為是哪個大戶人家的豪宅，而左邊的那間，則是最傳統的鄉下傳統建築，低矮的屋瓦，陳舊的牆面以及狹小的門，兩者放在一起極不協調，「左邊是我家，右邊的則是我在新加坡幫傭的表姊，這房子是她三年工作的成就之一，今天是這回來台灣的第17個月，從上個月開始我才還完仲介費，才有可能開始拿錢回家，我希望等到回家時，房子已經像表姊的那樣漂亮！」



已經來台灣工作兩次的Jessica，在母國可是小學老師，而坐在她身邊發呆的jennie則是國家銀行的職員，都是國家經濟不振的最直接受害者，她們不願讓家鄉的親友知道，有著國立大學學歷的她們竟然在國外從事著最低下的幫傭工作，諷刺的是，Jessica在這照顧著雇主的小孩，而她在家鄉也請了一個鄉下來的女孩幫忙照顧家庭！身兼雇主與聘僱工的雙重身份，並沒有對她造成太多困擾，因為她很清楚知道，這些年的辛勞付出，除了能夠扛起持家的重擔之外，更能讓女兒一路讀到大學畢業，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其實Jessica有些話沒說，她之所以回不去的原因，除了母國經濟衰退、蕭條外，已經習慣海外相對於母國的「高收入」，且通常會養成的「多消費」習慣，以及回到家鄉時出於「愛面子」而過著近乎炫耀式的消費行為，原本計畫在海外辛苦工作多年以供從事小生意、買賣的計畫，遠遠難以達成。而三年的低技術工作，也使得她們原本具備的人力資本價值大大貶值，回國通常只能從最基層開始，諸多種種的不習慣與不適應，使她們漂泊於各個國家之間，而這個惡性循環並不僅存在自身，其子女從小耳濡目染父親或母親的境遇，還有受到良好教育所具備的外文能力，使得這樣的經驗將在兩代、甚至三代人之間複製、傳承著，終究造成了「移工家族」。



不知是否我倆都體會到這課題的嚴肅與感傷，覺得店內的冷氣好像又更強了，「走吧！出去外頭逛逛！」Jessica起身說道，每週日的寶貴休息時光也不應該是在如此的情緒中度過，我們決定，讓附近賣著家鄉商品的店家沖淡有些感傷的情緒，也許\在消費後帶來的感傷與空虛會更勝現在，但那也是之後再去煩惱的事情。推開了有些沈重的玻璃大門，午後的陽光，其實很溫暖……

曾幾何時，作為台北繁榮、進步象徵門面的台北車站，已經成了外勞的聚集地，每到假日，台北車站東西南北四處的數個出口處，只見他們或者席地而坐，或者在地上鋪了報紙、帆布，就這麼吃喝、聊天了起來，愉快、幸福的笑容在臉上蕩漾著，自在、開心的笑聲在空間裡迴盪，對比於路過的台灣人緊繃的神情與皺起的眉頭，他們是懂得在生活中找尋小小幸福的快樂民族，吹著車站的免費冷氣，躲著台北盆地炙熱多雨的夏日，又有什麼地方，更適合這群來自他鄉的社會基層勞工呢？這個難得的休息日，他們用最省錢的方式，找到打發時間的方法。「你看，這些外勞把台北城的門面弄成什麼模樣，每一個來到台北城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外勞在這的模樣，一定會想，這地方到底是怎麼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台鐵真的很爛，連自己的車站都管不好，你看看，那電扶梯髒成那樣，地下層昏暗的照明，都已經泛黃的磁磚，到底有沒有在管理阿？」某位台北市議員在台北車站對276名台灣旅客進行調查，有70%的人認為外勞在週日製造的噪音和混亂感覺「噁心」or「壞」，有90％的人認為這是「不良的次文化」，會影響到台北車站作為台北現代形象的象徵地標。



2007年10月，台北車站的牆壁依然泛黃，地下層的照明依然也很糟糕，但是已經看不到外勞的身影，假日的台北車站又重新回到了台灣人的手裡，不再是外勞的天下，改變的原因在於，台北城奢華、名貴象徵的百貨公司---微風廣場進駐了車站二樓商圈，而為了要讓台北車站的空間概念，從本來的人潮流逝轉變成人潮聚集，方能為微風台北車站帶來商機，因外勞佔據車站大廳所造成的龐大推力，勢必要有所改變，於是，在持續不斷的巡邏保全人員的驅離下，外勞的活動空間轉移至台北車站外面的空間，也許\有人會說，這樣仍然會影響他們去台北車站消費的意願阿，但是自從捷運台北車站通車後，還有多少人還會踏上台北車站外的地面呢？當然，事實的真相是，台北車站的地下一樓到二樓是微風廣場的經營範圍，站外並不是。



其實移工的聚集，絕對是1989年落成的新台北車站設計者從沒想過的，因為設計師當時的設計理念即是要強調車站的流動感，並預防無家可歸的遊民在此聚集，因此將車站最重要的等候區設計在地下樓層，這也就能解釋偌大的台北車站大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找不到任何一張可供休憩的座椅。設計師也許\是從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去思考，認為只要沒有了座椅，有著充足的光線與廣大的空間，這些外在的環境因素即能將流浪漢排擠在外，但是沒有料到，10年之後在台灣出現的移工中，以13萬人位居首位的印尼人，有著席地而坐的習慣，「台灣人覺得這樣不好，坐地板很醜、很髒。不管他，我們習慣了。我們在印尼那邊，睡覺是地板、看電視是地板、吃東西在地板……在這裡（火車站），我們吃印尼菜、說印尼話、買印尼東西，好像我們在印尼，不是台灣。」



不似菲籍移工可以在中山北路的聖多福教堂一帶找到家鄉的感覺，伊斯蘭教禁止女性進入清真寺的律令，使得為數廣大的女性移工在寶貴的假日無處可去，相較於每週日固定放假的菲籍移工，強調「吃苦耐勞」、「放假少」的印尼移工，對於這座城市是很陌生的，於是台北車站的大廳，幾乎是她們的唯一去處，而40分鐘車程外的桃園後火車站，則是桃園工業區大批的男性移工假日的天堂，方便的鐵路交通，將兩座城市串起之時，也串連起不同國度之間，同樣寂寞的兩顆心。原本金華百貨經營的二樓商店街店面，則因與台鐵有著業務上的糾紛，得以讓經營外籍移工生意的店家得以進駐，移工能在這邊吃到家鄉口味的食物，看到家鄉的新聞、刊物，不需花錢又有冷氣吹，還可以藉機認識新朋友，有什麼地方比這更適合他們打發時光呢？因此台北車站成了許\多移工休假日的最佳去處，在微風廣場進駐前，在車站隨機受訪的外籍移工中，平均每週日花費5.8小時於火車站大廳。



    今日的台北火車站已經看不到外勞聚集的蹤影，被趕出的外籍移工，如今何去何從也不是許\多台灣人所關心的，我們可能喜歡自己的城市有個地方被稱為「小菲律賓」、「緬甸街」，也會在每年的4月跑去台北縣的中和參加潑水節，但是那是初於我們想要去體驗異國風光的時候，有更多的人也許\還不能接受，這些有著深遂五官與暗沈膚色的異鄉人出現在住家附近，每天晚上台北市定點定時的垃圾收集點附近的家庭幫傭，以及每週日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一帶的外勞，又有多少人是沒有用歧視與鄙棄的眼，看著她們呢？我們其實一點都不關心這些為台灣奮鬥、努力的外籍移工，也不關心養育新台灣人的外籍配偶，幫他們貼標籤、污名化是人類對待其他族群最擅長的事，但我相信，只要經過長時間的教育與宣導，種族的議題終將消失，當台灣人已經能夠接受變性人成為電視娛樂節目的「天后」，出櫃的男同性戀作家在節目中暢談自己的專業與感情，有著悠久種族問題的美國能出個黑人總統，那還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想當年，我也曾經用複雜的眼神，看著外籍移工過……

本書前半非常的沉重，你可以看到家務移工們出國幫傭的各式各樣理由。

其中不乏在母國從事高階工作的白領，僅僅是因為國家積弱不振，她們就得被迫出國從事受人歧視的工作。



更甚者，自許\為自由平等國家的我們，也在這場全球性的家務外包鏈中，扮演了種族歧視者的角色。

「外勞」與「外籍人士」這兩個詞所代表的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意義。

前者是膚色漆黑，下流低賤的低級人種，後者是來自富裕國家，淡膚色的專業白領。



當作者詢問到某些雇主：「與非家庭成員同住是否會不方便？」時，他們常如此說：

「不會啊，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就會躲在廚房，躲在陽台，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

這是客人來的時候，那如果是你們家人在看電視呢？

也是一樣啊，她都躲在陽台，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

躲在陽台喔？

我們家陽台大大的，view又漂亮。



彷彿在我的眼前浮現一個口袋裡有兩個臭錢，對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毫無同理心，口沫橫飛、得意洋洋的表現自己沒有人性的一面的人！



在閱\讀的過程中，時而也為自己感到羞愧\，因為我也曾幾何時覺得外勞看起來怪可怕的！

不過我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是：有些外勞身上又髒又臭，又在公共場所大聲呼么\喝六的，換作是台灣人，我也怕！



好吧，這番辯解連我自己都說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