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熟的國家：變革中的百年中國-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68563247

向日本學習
在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十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沒有任何效果。後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願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三十年前，日本帝國曾處於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只有垮台。」

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起一代人的變革或革命熱情。康有為、梁啟超試圖將光緒塑造成另一個明治，而孫中山則相信推翻滿清政權是唯一出路。傳統觀念認定，在譚嗣同就義時，變法即宣告失敗，而自一八九五的恥辱以來，日本的侵略行徑就激起國人仇恨，並在一九三七年達到高峰。但在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眼中，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零年卻是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質意義上，新政府仍沿襲了清末的憲政革命，百日維新所推行的種種措施也並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這一連串千年未見的社會革命中，充當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僅僅的對手。正如任達所說，在「黃金十年」間，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一段常常被遺忘的記憶，充分說明了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從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中國對日本態度轉變的戲劇性程度，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西方的態度頗類似，失敗激起的學習欲望壓倒了簡單的民族情緒。日本人從英、美、德、荷獲取不同的幫助，而中國人則發現，比起西方，日本是一個更親切、更易模仿的國家，日本的傳奇崛起歷程贏得的尊敬超過了他的侵略所致的傷害。而在表面的大規模西化之後，至少在相當一部分日本人內心深處仍相信，西方才是他們一爭高下的對手，而中國則是值得幫助的亞洲夥伴。我們相信，在這「黃金十年」中，日本對於幫助中國有著實在的利益考慮，它希望在軍事與非軍事領域都能影響這個龐大卻病弱的夥伴。這其中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純粹友誼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續一生的對日本的親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學生的共同情緒。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間，至少有兩萬五千中國學生前往日本，歷史學家馬里烏斯．詹森甚至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輕視感和郁達夫在《沉淪》中描述的以性為代表的苦悶感之外，他們還呼吸到一股與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鮮空氣，「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還為這些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魯迅對於西方小說的理解很大程度源於日本的翻譯版本。這群知識分子移民在一九一一年後，成為中國舞台上最活躍的元素之一，他們翻譯日本書籍、教學，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國教育機構。而中國最早一批軍事領袖也同樣受惠於日本的教育，從蔡鍔、閻錫山、李烈鈞到蔣介石。蔣介石對於日本的軍事訓練顯然受益不淺，多年後他希望通過黃埔軍校為中國軍官提供類似的培訓。

自一九零一年後，除去文化與軍事領域，中國人還參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這種改革同樣進入了司法領域，變革派大臣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因為只有這種方式能夠好好保存王權。在向立憲政府行進的進程中，一九零九年設立的各省諮議局已開始影響政府，一年後，政府又開始受到新設立的資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終，清政府拒絕給予改革派與地方勢力更大的權力空間，支持漸進改革的勢力感受到了強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證了中國不可逆轉地朝向現代國家轉型，卻並非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動力。孫中山的軟弱無力與袁世凱當政後的繼續改革，充分體現了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零年間的既激進又漸進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動力則很大程度來自於日本的榜樣作用。

中日關係專家普遍認為，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中日復交後的一個黃金時代，因為背負罪惡感的日本通過實際行動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經濟快速上揚，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國的威脅，同時雙方都無法尋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創傷。從某種意義而言，日本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但我們必須承認，即使這兩個國家都在振振有詞的相互指責，在更深層的脈絡上，它們仍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割斷的聯繫。仇恨從來不僅僅是仇恨，它蘊涵著更豐富的元素。也因此，盡量減少偏見，更全面地審視中日兩國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我們除了要不斷提醒自己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那段令人憤怒的歷史，也同樣應反思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零年那個「黃金時代」。在任何時代與任何國家，仇恨都不能解決問題。喬治．華盛頓在兩百年前的表達仍正確無比：「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第一個大總統
對於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的逝世，當時中國最大的報紙上海《申報》評論說：「中國數十年來為主義而奮鬥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國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變，始終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七十五萬人前往當時的公祭地點北京中央公園追悼。而在世界華人範圍內，孫中山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追悼熱潮，在將近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大部分時間流亡在外，華僑是他重要的經濟來源與精神支持。但是近代中國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啟超卻對北京的《晨報》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無從判斷他的真正價值」。

當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的最後一天乘坐火車到達北京時，他的病情已進一步惡化。儘管當時並未診斷為癌症。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醫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憊的孫中山真心希望與那位號稱「基督教將軍」的馮玉祥達成協議，後者剛剛控制了北京並將末代皇帝驅逐出紫禁城，並具有明顯的親蘇傾向。

十多萬民眾擁擠在永定門火車站歡迎他的到來，在當日發表的《入京宣言》中，孫中山再次重申了他的救國論——「此次來京，曾有宣言，非爭地位權力，乃為救國……」在過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經嘗試過各種救國之道。他先是放棄「醫民」而轉向「醫國」；他在二十八歲那年試圖向李鴻章呈上長達八千字的改良中國的建議，並堅稱：「以中國之人力財力，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李鴻章的冷漠無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條更為激進的道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成立了「興中會」，而甲午海戰幾乎宣告了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的正式破產；儘管孫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十三歲就遠赴檀香山，並篤信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他仍不自覺地從傳統中國中尋找理論依據，他的著名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取自朱元璋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就連「興中會」的宣言亦沾滿駢文色彩。

一八九五年，與孫中山同鄉卻在當時更具影響的知識分子領袖康有為及其學生梁啟超採取了「公車上書」的行動，就像十六世紀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一樣，時年三十七歲的康有為通過刻意誤讀而賦予傳統經典以新含義，並因此吸引了大批被舊空氣窒息的新知識分子與官員。他在一八八九年寫作的《孔子改制考》將儒家創始人孔子塑造成「變革的愛好者」，試圖將西方科學引入儒家。《馬關條約》的簽署是「公車上書」的導火索，這份一萬八千字的奏章徵集了千多名正在京城趕考的考生的簽名，這或許是自東漢太學生集體干政以來最大的知識分子運動。

自二十九歲以來，孫中山鼓動了一次次慘烈的革命，或許他的潛意識與另一位革命者譚嗣同不無相似——通過流血來喚醒民眾意識。他不相信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夢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實現復興中國的前提條件。

對於一八九五年流產的廣州起義，當時的英文報紙《環球電訊報》這樣報導：「他們計劃以奪取廣東的勝利為開端展開全國性的起義。為此，革命者從香港發出四百隻平底小漁船赴廣東準備發動革命。但這個秘密計劃很快被洩露，清帝國主義當局立即逮捕並處決了十五名首要分子，餘黨則設法逃脫。」

在未來的三十年中，孫中山一直在試圖克服自己在這次夭折了的行動中表現出的弱點，卻未獲成功。他終生都未能建立起一個嚴密的組織，從興中會、同盟會到國民黨，他只是名義上的領導者，組織的行動也常常洩密，在面臨背叛時，他束手無策，只能選擇流亡他鄉。在他逝世時，他仍只擁有廣東這塊根據地。他從未能理解「權力」的真正含義，儘管他被普遍視作「現代中國」的先行者，卻沒有能力將中國引上一條富強的道路——這需要更強有力的領導者。

一九一一年春天，湖南長沙十八歲的毛澤東在學校的牆上貼上了他所描繪的未來中國藍圖：孫中山成為新中國的總統，康有為擔任首相，梁啟超則是外交部長。廣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刺激了這個年輕人，他和朋友們用剪掉辮子與上街示威來抗議清政府。

到了十月十日，被無數毛澤東這樣的青年敬仰的孫中山終於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導者。這場革命充滿著戲劇色彩，它由原本效忠於清政府的設在武昌的新軍發起，並推舉了勉強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為領袖，而孫中山此時正遠在美國。儘管各省的獨立行動有力地聲援了湖北的革命，但習慣於王朝更替的中國人並不知曉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義。像魯迅所寫的阿Ｑ一樣，青年以割掉辮子的行動象徵與舊秩序的決裂，但誰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著什麼。張國燾的父母禁止十四歲的兒子外出參與革命行動，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辮子，因為「他們一方面覺得大清帝國有點靠不住了」，但同樣有大量的傳聞顯示「孫文不過是一個草藥郎中」，他能夠主宰新中國嗎？

就像列寧通過瑞士的報紙才知道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的起義，孫中山彼時正在科羅拉多丹佛市繼續為革命做著募捐活動。美國輿論對他持有懷疑，十月十日的《紐約時報》社論稱孫的募捐工作不會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報紙認定：只有袁世凱是唯一能將和平與秩序給予中國的人。

直到十月十二日上午，孫中山在趕火車去堪薩斯城前用早餐時，才在一份當地報紙上知道這一事件。在美國作家斯特林．西葛雷夫的描述中，孫中山意識到新政府的命運很可能由列強決定。他火速趕往華盛頓而非中國，在被當時的國務卿諾克斯回絕私下會見時，他又前往倫敦，但英國外交部只給出了「中立」的信號，接下來，他在法國總統克里蒙梭那裡也毫無收獲。西方主要國家政府將孫視作「流亡分子」，在他們眼中，「孫大炮」的綽號暗示了他蘊涵的破壞性與不穩定性，而非中國人歡迎的革命精神。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的蘇黎士車站上，列寧的朋友、後來的蘇聯教育部長盧納察爾斯基記錄下這位流亡領袖所說的話：「終於，終於，我將抵達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為它做準備，我準備整整一個政黨，沒有它，我們的生命將是不完整的。」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在結束十六年的流亡生涯終於回到上海之時，他所受到的歡迎頗具象徵色彩。當國內一些報紙紛紛揣測他從美英法帶回了軍艦與大批貸款之時，孫卻對記者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七天後，孫中山得到了十七聯省的支持，儘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個鬆散的革命組織並無軍隊，然而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他比舊朝廷的袁世凱與新革命的領袖黎元洪更值得擔當新政權的大總統，即使大總統是臨時的。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場面隆重的就職典禮既是孫中山一生的巔峰時刻，也標誌著轉折的來臨。未來的中外歷史學家無一不承認孫是現代中國之父。儘管孫中山本人常被各種勢力的攻擊所困擾，但他對於未來中國的方向卻保持著一致的清晰——建立現代制度。他在一九零五年即已提出了將國人改造成現代公民的意願，在辛亥革命後他也表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

無人能夠預測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時未來中國的局面。那一年蔣介石二十五歲，在辛亥革命時參與了杭州的起義，並成為臨時組建的滬軍第五團的團長，而他尚未見過國父的模樣；十八歲的毛澤東是一名常幫戰友寫信、每月掙七元錢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著，他的政治藍圖至少已實現了三分之一（孫成為總統），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鄧小平當時七歲，他當時的名字是鄧希聖，他的父親希望他背熟「四書五經」，以追隨傳統聖賢。

並非偶然的失敗
是什麼迫使蔣介石最終丟失了中國？在第五次「圍剿」後，紅軍變得困難重重，經過那場史詩般的長征之後，他們在中國的西北維持著生命力。蔣介石的軍事努力似乎正顯示初步的成效，自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就聘請了德國軍事顧問，他還從美國與義大利購買飛機。同時，蔣通過各種形式來穩固自己的統治，包括成立藍衣社、ＣＣ派這樣的特務組織來監控下屬與潛在的對手。而一九三六年的六月與九月，蔣介石平定了兩廣的叛變，這意味著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斷斷續續的局部戰爭告一段落。蔣的政府雖然腐敗，也不夠有效，卻也勉強地運轉著，他生性多疑，卻對技術官僚仍抱有某種尊重，拒絕加入黨派的精英人物王寵惠、熊式輝、吳鼎昌、翁文灝都構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儘管存在質疑，經濟學家們還是普遍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視作中國資產階級快速成長的年代，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七年，中國經濟在亂世中保持了頑強的百分之九點二的增長。而一九三六年，中國農村則迎來了二十年來最大的一次豐收，這暫時性地掩蓋了嚴重的農村問題，「農村破產」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毛澤東從農民的不滿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蔣則感到強烈的不穩定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蔣介石的潰敗速度如他獲得榮耀的程度一樣令人費解。一種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釋是，蔣領導的政權已完全腐爛，孫中山建立的國民黨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來自異域的旁觀者都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費正清在二十世紀四零年代初也在重慶，他形容這座陪都「就像一個個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當時尚未成為主流的一小群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樣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埃德加．斯諾將外觀比重慶更糟糕、由窯洞組成的延安描繪成一個富有革命朝氣與令人尊敬的城市，當然他不知道為了達到這種昂然的革命精神，共產黨進行了整風運動。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日記中，費正清寫道：「我對現政權已不存在希望，因為從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廣大人民的信任……這個政權已千瘡百孔，腐朽不堪……」

當毛澤東與蔣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再次相見時，他們對自己的未來都充滿信心。這也是一次他們內心深處誰也不相信的會晤。

兩位領導人在外觀上的不和諧感正像中國面臨的深刻分裂一樣。多年以來，蔣介石就以整潔、嚴肅著稱，他的制服筆挺合身，上面配滿了勳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總怕別人忘記他是這個國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報》則如是報導毛澤東來重慶時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藍色的中山服，蓄髮，似乎與慣常見的肖像相似，衣服寬大得很。」但是，很多當時的旁觀者卻認為在為期五周的會談中，農民領袖毛澤東比大資產階級代表「蔣委員長」更從容。

鍾情孤獨思考更甚於社交活動的毛澤東除了參與會談，還穿梭於各種酒會與招待會之間，會見各界人士與外交官，他還發表了一首格局開闊、雄心勃勃的《沁園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國人呈現他知識分子而非革命領袖的一面。在最終達成、必將被破壞的和平協議上，毛澤東的簽字一揮而就，而蔣的簽名就像他的名字與姿態一樣中規中矩，拘謹不已。即使有美國方面的保證，重慶和談仍充滿了鴻門宴的味道，項莊舞劍使劉邦虛驚一場，而毛澤東的一個助手則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

歷史的很多重要時刻，敵人的失敗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國民黨軍隊的潰敗速度超越了幾乎所有共產黨人的想像。雖然蔣介石也不失為具有獨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為強大的對手。

蔣的失敗並非偶然，一九四五年和談上的自信與一年後還都南京的盛大慶典都掩飾不住真實現狀的脆弱。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的筆記上，在成都旅行的費正清寫道：「簡直無法相信，在這片土地上竟有那麼多的老百姓，而統治他們的階層竟是那麼少的一小撮。農民和鄉紳都是舊中國的產物，新中國只不過是薄薄的一層，由極少數維持著現代社會運轉的人組成。」費正清發現，中國現代化的一面相當脆弱，不但現代工業脆弱，更缺乏現代國家所必備的行政機構。他說四川省省長儘管地位顯赫，卻不比上美國愛荷華州任何一個部門的管理。他沒有像樣的秘書處，也缺乏任何資訊流通與監督機制，總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個人的力量。

將近四十年後，一生顛沛流離的黃仁宇呼應了費正清的觀察。他用後半生來思考國民黨為何失敗。他不否認蔣介石與國民黨面臨的種種問題，但他把個人的失敗歸咎於更大的一股歷史潮流。他承認蔣本人並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國民黨宣傳機關所頌揚的「偉大名將」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個人魅力。在一九三九年，年輕的黃仁宇第一次見到並聆聽了委員長的演講，結果卻讓十九歲充滿幻想的黃仁宇極其失望，被標榜為「敏捷堅定，愛冒險，有想像力」的蔣介石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像一個教練班長一樣迷戀於細節，黃仁宇後來說：「在和他同地位的戰時領袖中，沒有人像他一樣發表如此無趣的演講……」在黃看來，蔣介石甚至不具備成為獨裁者的能力，因為他從未完全掌控全局。

費正清說中華民國是覆蓋在舊中國上的薄薄的一層皮，而在黃仁宇眼中，國民黨軍隊所擁有的現代裝備連同蔣介石設立的現代政府一樣，距離中國民間社會是如此遙遠，它們看起來「更像是外來干涉力量對抗中國社會」。不過，對於更廣大的中國人來說，甚至對於當時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或許並不完全了解共產黨，但對國民黨政府的陰暗面卻看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儲安平在當時頗受歡迎的政論雜誌《觀察》上，提及了國民黨政權正在喪失其原來的支持者：「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批人，沒有人對南京政權有好感。」

一九三六年那個給人以信心的國民政府到了一九四八年已令人唾棄。抗戰勝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續不了多久，即使在一九四五年勝利的最初日子裡，淪陷區的人民就發明了這樣的順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因為接收大員們似乎只關心「五子登科」——條子、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八年的戰爭幾乎拖垮了國民黨政府，僅以經濟為例，官方貨幣法幣至少貶值了兩千倍。蔣介石根本沒有把握住中國問題的核心所在，他以為只要擁有了足夠的國際援助與武器裝備，他就可能獲得成功。

沒人比陳布雷的個人結局更能映襯出南京政權的迅速衰變過程。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陳布雷開始追隨蔣介石，在大部分時間裡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書、幕僚長。報人出身的陳布雷為蔣起草了大部分講演稿，與陶希聖並稱為國民黨最重要的文宣大將，有「文膽」之稱。但五十九歲的陳布雷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最終選擇了自殺。在給蔣介石的遺書中，這位具有強烈的中國傳統士人風範的人士寫道：「天保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唯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同胞。」但誰都清楚，陳是在深切的絕望之中離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將中國推入現代化進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無法面對他追隨了多年的理想的毀滅，這既來自於國民黨政權本身，戰場上節節潰敗和剛剛實行的金融改革的失敗，更源於蔣介石越來越無所適從的一意孤行，陳布雷最終發現他無法再與蔣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見失去了曾經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這位老國民黨還要面對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的一個女兒加入了共產黨，而一個兒子也帶有強烈的共產黨傾向，並最終於一九五二年加入。現實與理想間的強烈反差將他引向深刻的自我懷疑。

像很多過渡時期的政治領袖一樣，在面臨舊思想崩潰，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轉型期，蔣介石從被打倒的舊傳統和外來思想中尋找精神資源。在黃仁宇的研究中，自一九二五年後，蔣介石開始閱讀了《政治社會史》、《經濟思想史》、《列寧叢書第五種》、《俄國革命史》與《革命心理》等。在其一九二六年的日記中，三十九歲的北伐軍總司令寫道：「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感情與神秘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為革命之心理唯一之要素耳。順應時勢，迎合眾心，為革命領袖唯一之條件。」但他最終未能把握住眾心，四億五千萬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來，需要把帝國主義者從中國地盤上趕出去，孫中山這樣想，蔣介石為之誘惑，但只有毛澤東知道怎樣去實現它。

浪漫主義的貧窮和傲慢
毛澤東用七年時間確立了國內的新秩序。而到了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已經造就了一個與傳統相異的國家，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運動已經完成。它的確印證了毛在一九四五年那些氣勢磅薄的詞句：「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從最下層的農民，到中央政府，它們都被一張網網組織絡在一起。不論以何種標準衡量，一九五六年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這一年，中國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項旨在模仿蘇聯三零年代的工業化運動的計劃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在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間，國民收入平均增長了百分之八點九，而與中國相似的印度同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它差不多已完成了毛澤東一直期待的所有制改革，工業幾乎全部收歸國有，而農業的集體化進程雖然落後於最初的設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戶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

而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段內，新中國也表現出一種難以拒絕的魅力。民族資本家的傑出代表、南洋煙草公司的創始人簡玉階在一九四九年前與英美煙草公司競爭了四十年，一九五六年他說：「看見洋商的紙煙在中國市場上被徹底地打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這個多年的願望今天實現了。」一位來自香港的中國記者的話代表了很多人的情感，在目睹了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國慶七周年的遊行後，他感慨道：「我必須承認，我幾乎被那種不可用語言來表達的感情噎死——我從未感到過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如此的驕傲。」

但站在檢閱台上的毛澤東已準備開始一場更為勇敢的行動，周恩來期盼的和平的外部環境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正變得變幻莫測。在該年二月底結束的蘇共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粗魯的舉止著稱的總書記赫魯雪夫發表了讓全世界瞠目結舌的演講《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清算了史達林的作為，他要求糾正史達林時代冤假錯案的呼籲……身在現場的沃爾科諾夫形容道：「近一千五百名代表像釘在座位上一樣，鴉雀無聲……」從匈牙利到波蘭到捷克斯洛伐克，動蕩感遍及東歐國家，大批難民從東歐國家逃出，奔向資本主義的懷抱，英特爾公司的創始人安德魯．葛洛夫在二零零一年出版的自傳《遊向彼岸》回憶了一九五六年那個恐怖的冬天。

周恩來制定的外交政策很快被一種中國對於世界的敵意所取代。而直到一九六六年，周恩來對於中國革命步伐仍缺乏有力的支配。劉少奇與陳雲是經濟政策的主要執行與制定者，外交領域內的舉步維艱則限制了周恩來的才華。

在重新查閱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講話時，你會發現一個人面臨著多大的尷尬與矛盾。他一面高聲響應打倒「官僚主義」的號召，一面試圖將他被打倒的，曾經的革命夥伴從紅衛兵手中搶救出來；他一面吹捧著他心中深深厭惡的女人江青，一面說「幹革命當然是為了促生產」。白天他和林副主席一起揮舞著著名的「紅寶書」，也就是毛主席語錄，夜晚他又在辦公室中試圖恢復革命帶來的混亂，毛澤東稱他為「總管」。在一九二二年三月致朋友的信中，身在柏林的周恩談及了無政府主義（Anarchism）與共產主義（Communism）之爭，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相信後者方是中國的希望，而對於前者，他寫道：「A.ism的自由作用太無限制，處在這樣的舊勢力盤踞的社會裡，要解放一切強迫，解放一切束縛，便容易流為空談。」四十多年後，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標榜共產的社會中，但最大的對手卻是無政府。在同一封信中，周恩來還稱自己「天性富於調和性」，正是這種能力確保了他能做出更持續的努力。

「周恩來時代已經到來」，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一九七一年十月對華裔作家韓素英說，他們舉杯為此慶祝。權力的鍾擺在多年的搖晃之後，再次擺向周恩來這邊。一個月前，林彪所乘的飛機墜毀，這一事件標誌這個七十三歲的老人再次挺過了漫長的寒冬。在劉少奇與林彪時代相繼結束後，我們的總理再次成為了毛主席最親密的助手。而周恩來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也在這一年開始展開。

四月，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唯一可惜的是，它並非由著名的阿甘（Forest Goup）率領。而即將名聞天下的季辛吉博士六月秘密來到北京，尼克森政府準備改變世界。在三天的談判之後，他在給尼克森的簡報中，稱他與周二人的談判像「兩位政治哲學教授的對話」，而他的對手則具有控制氣氛的能力，甚至是一條靜靜呆著，擺好姿態、伺機躍過來的眼鏡蛇。而到了年底，中國在聯合國恢復席位仍是一件讓毛與周興奮的事情，至少他們的「老朋友」蔣介石為此黯然神傷。

緊接而來的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面，的確真如尼克森所說是「改變世界的一周」。在一九七三年的歷史上，周恩來對於世界的影響從未像今天這樣大。關於這次會談的歷史性意義的闡述浩如煙海。一種普遍的解釋是，中國與美國因對咄咄逼人的蘇聯的共同恐懼而走到了一起。毫無疑問，毛澤東依然在這場事件中充當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在一九七零年的緩和口氣使這種會面成為可能，但毛澤東與美國修復關係的欲望並非如周恩來那樣強烈。後者同時還知道，一場有力的外交行動將幫助他鞏固正在獲得的控制權，而這種控制權也更有助於他更大程度的恢復國內秩序。旁觀者注意到在會見美國人時，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愈發糟糕，他的老朋友外交部長陳毅在年初剛剛去世，而他也正全力幫助讓在法國時就熟識的鄧小平回到中央，他期望鄧小平能夠接替自己的任務，鄧楠說周伯伯一直就是他們家最親密的朋友。周恩來曾對季辛吉說，如果美國人試圖理解中國，就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他努力使這個出身哈佛的政治學權威了解中國情況的複雜性。要在整個世界的潮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間作好權衡，更糟糕的是，在說服別人之前，他還要努力說服自己——他是那麼聰明，但卻面臨著那麼多愚蠢的問題。周恩來總是避免談論自己，由於他謎一樣的性格。他曾經說「對法國大革命，作出評價仍為時過早」，他肯定希望，這句話也適用於他本人。而作為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追悼會上的致辭謹慎地壓抑住自己兄弟般的私人情感，以非個人化的方式陳述了對周恩來的讚揚。而對更多的中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邱吉爾對羅斯福的評價更貼切於周恩來二十七年的共和國總理生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對下議院的演講中，邱吉爾這樣評價剛剛去世的並肩戰鬥的夥伴：「他頑強地日理萬機，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

沒人能描繪周恩來逝世時毛澤東的心情。而鄧小平未能逃脫即將到來的厄運，在過去的幾年中，周一直是他的政治庇護人。而毛澤東，很顯然，他懼怕鄧小平會篡改他的遺產。

他再次罷黜了鄧小平，儘管後者曾經對他如此忠心。而他也同樣讓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張春橋對結果氣憤不已，來自湖南的華國鋒成為了國務院總理。當他對華國鋒寫下「你辦事，我放心」時，就在期待後者能夠提出「凡是毛澤東的指示，我們都堅決擁護」這樣的口號。現在，他眼前已沒有夠得上威脅的挑戰者，那些追隨他東征西討的將軍們像歷代王朝的功臣一樣晚景淒涼，他利用一些投機分子的權力熱情與百試不爽的群眾運動將他們打翻在地，儘管，他從來就沒看上這些造反派。即使越來越嚴重的帕金森綜合症也未能絲毫影響他對中國政局的牢牢掌握，當他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刻選擇一位所有人都陌生的繼承人，也沒人敢於質詢。

但在最後的歲月裡，一些更為複雜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開，在過去二十年中，一次次接一次的運動，與悲慘的生活現實，尤其是在天安門廣場上風雲激蕩的四五運動之後，毛主席的偉岸形象開始遭受某種質疑。周恩來與朱德的相繼去世，與頻繁不斷的自然災害，已做出了「一個時代終結」的暗示。

時至今日，關於毛澤東的著作仍層出不窮，甚至他的實際影響也在繼續，二零零二年在尼泊爾的游擊隊仍聲稱是毛主義的追隨者，這令他比浪漫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更富傳奇色彩，後者似乎僅僅變成了商標，而沒有實際指導意義。毛澤東在世界坐標系中，肯定是二十世紀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之一。在某種意義上，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羅斯福、邱吉爾、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的歷史。

他在一九七零年對斯諾所開的玩笑或許最貼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七十七歲的毛澤東在送老朋友出門時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林彪用四個偉大來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熱衷於他給中國帶來的嚴重災難，中國人習慣偉人身邊的人講述和藹可親的軼事。在整個二十世紀史上，他遵循的似乎是源於列寧創造的線索，與史達林、卡斯楚、胡志明順序出場，但顯然，他更屬於是甘地、尼赫魯的行列，他們共同締造了第三世界，並試圖將自己的國家推入現代化。很顯然，他成名的時機過晚，因為當他逐漸崛起時，邱吉爾、羅斯福、希特勒主要還在與蔣介石打交道，而他唯一可能的盟友史達林也懷疑他是個不聽話的農民。

而當那些人物的影響力逐漸衰退時，毛澤東卻引導了一場讓世界看呆了的戲劇，一九六八年紐約、東京、巴黎街頭的年輕人反對自己的總統，聲稱是這位東方老人的仰慕者……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經驗與偏見的俘虜，因此歷史成為了不斷被重新詮釋的過程。試圖理解真實的歷史事件與人物變得如此困難，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會被自己的直接經驗所左右，而無法用更長遠、客觀的眼光觀察現實；但如果當你出生時，慘痛的悲劇早已過去，你獲得了新的觀察視角，卻又可能被一廂情願的抽象、膚淺所左右。

在過去短短的二十年間，毛澤東的故事仍不斷被談起。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初，由於文革的傷痛，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的聲譽受到了影響，即使鄧小平為他的一生作出了七分肯定三分否定的評價。但當時間到了二十世紀九零年代初時，他又重新獲得了普遍的讚揚，日漸加深的市場化進程造就的社會不公，使很大一批公眾忘記了歷史的傷痕，而懷念起毛澤東時代更公平的歲月；而當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一百一十周年的誕辰紀念日到來時，紀念毛澤東成為了一種全國性的儀式，人們對於一段遙遠的、由信仰構成的歷史充滿情感。

菲利普．肖特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是這股紀念熱潮中最值得留意的作品。在書店鋪開的上百種有關毛澤東的作品中，它酷似紅寶書的包裝姿態鮮明。它的內容沒有外觀那樣富有個性，但它的長度與易讀性卻比我所讀到的所有關於毛澤東的記載更為有效地展現了他的一生，儘管作者對於這一偉大人物沒有作出足夠的價值判斷。

沒有隱而未宣的資料，沒有刺激人心的陰謀論，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菲利普．肖特，這位曾在二十世紀七零年代末至八零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ＢＢＣ資深記者在二零零四年的中文版前言中寫道：一個外國人，要完成這樣一本書，面臨的問題比他的中國同行們要多得多。但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這種距離感也使這本書獲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範圍內，用普遍性的意義來衡量毛澤東。

這一點或許是西方描繪毛澤東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卻是中國的傳記作品最為缺失的角度。放在一個更廣的毛澤東與中國的研究範圍內，菲利普．肖特的這本超過六百頁的著作，絕對沒有史景遷薄薄的小冊子《毛澤東》更為深刻，更缺乏六零年代施拉姆這樣的研究者的學院式洞察力，當然他也避免了六零年代大多數西方學者將毛過分浪漫化與神秘化的傾向，在西方人寫作的一連串的關於毛澤東的記述中，它相似於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與哈里森．索爾茲伯的《長征》。他們都是典型的記者化作品，敘述生動、注重個性與歷史畫面的結合，外國人的角度使那些習以為常的材料煥發出生機。當然，令人尊敬的是，菲利普．肖特比他們寫得都要長。

對於歷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絕非是將一切歷史事件視作想當然的、必然發生的結論，而應採取一種向前看的姿態。設想你處於與歷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臨各種選擇的誘惑，並最終作出帶有偶然性的結論。毛澤東絕非那種天生的偉大領袖，在一九一一年時，他對於中國充滿不成熟的憧憬，十八歲的湖南青年設想的中央政府是孫中山成為總統，康有為是總理，梁啟超則是外交部長。一直到一九二零年，他仍不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中國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領導，留學蘇聯回來的王明、博古才前途無量。他始終未能贏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史達林都更傾向於蔣介石。而毛澤東對於美國的感情則在相當大時間內都如此熾熱，二十世紀四零年代延安的官方報紙對美國民主的讚美達到了巔峰，在抗戰勝利後，他與周恩來都如此想去美國會見杜魯門；而在某一段時間內，他如此地討厭教條主義，他厭惡別人將馬列主義變成金科玉律；對於共產黨僅僅通過三年戰爭就戰敗了國民黨，他自己都覺得吃驚，他原以為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的前半生比後半生更容易描述，因為資料更為充分，觀點更為多元，而他的後半生儘管更富戲劇色彩，對此的記載卻不得不千篇一律。與一九四九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公眾生活，絕對的權力則使他的任何行動都被放大出來。也因此，人們對於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測，渴望在其中發現更多的歷史課本無法言說的秘密與謀略。在世界性的領袖中，沒有比他的後半生更難把握的題材。由於對普遍性歌功頌德的不信任與遭受的苦難，知識分子在描述毛澤東的後半生時，往往又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對此，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邁斯納曾作出過著名的判斷，即中國的主要工業能力、基礎設施，都是毛時代所建立的，這一切都為鄧小平的改革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
一八九零到一九二零年的美國給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貫穿於這三十年的兩代人，親歷了比前十幾代人都要劇烈的變化。一個鄉村的、孤立的、淳樸的美國，變成了一個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國，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車、史蒂芬斯的扒糞新聞、羅斯福的擴張主義，重新塑造了這個國家。生活在這個年代的年輕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適地進行這一場試驗。他們中引入矚目的一位是沃爾特．李普曼，作為一九一一屆哈佛畢業生最有才華的一位，他沒有投身於政治活動，而成為了一名新聞記者，他在一九一四年與他人共同創辦的《新共和》是那個時代最響亮的號角之一。這本雜誌表達了一代知識分子最熱忱的追求，即如何幫助一個正在進行巨大轉型的國家適應她的新角色，既然時間已經來到二十世紀，就不能仍死守著十九世紀的思考方式與意識形態，而且他們相信，社會是有可能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在年僅二十九歲就為威爾遜總統起草和平十四條的李普曼，將後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務的專欄寫作，依靠驚人的思維與分析能力，使美國人適應了一個逐漸成真的現實——她已經變成了全球性的領導力量，她必須擁有勇氣與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種挑戰，忍受疲憊與挫折。

中國將重新上演類似的故事嗎？它將從一個邊緣國家，重新回到中心？它能夠像美國一樣把不斷積累的物質財富，轉化成真實可見的力量嗎？通常在兩種情況下，國家的意識才會以鮮明的姿態突顯出來。一種是危機，在面臨外部力量入侵與生存危險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國家意識在中國開始出現；另一種情況下則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許恰巧比前幾代人更有欲望證明自己，或是他們面對的環境已經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一些共同性的歷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觀念，類似的經歷將使他們擁有類似的意識，這種意識將直接影響他們對於外界作出的反應，們必須重新設計自己的未來。西奧多．羅斯福時代的美國正是如此。而出生於二十世紀七零年代的一代中國青年，將很快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他們對於中國與世界的看法，將可能緩慢地塑造一個新世界，尤其是當中國已變得如此重要之時。

每一代人都迷戀於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轉折時刻，每一代人都喜歡引用英國文化論者馬修．阿諾德的名言：一個舊世界已經死亡，而一個新世界尚未誕生。九一一給了這代人這樣自我宣稱的機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二零零一年應被視作我們這一代人——對國際事務與自己生長的國家的認識開始蘇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電視機前目睹著那一好萊塢式的場面時，我距離自己的二十五歲生日仍有十六天。
我經歷了一個大多數中國青年的典型成長路線，出生在一個小鎮，在出生那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也是這一年，人們還敲鑼打鼓地上街，並用大吃大閘蟹的方式慶祝「四人幫」的垮台。我不能說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什麼印象，對於貫穿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的中國改革帶來的啟蒙運動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說什麼國際環境的變遷：在我小學畢業那年，法蘭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緊接而來的是柏林圍牆的倒塌與兩年後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的最終解體。儘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學以「憂國憂民」著稱，但五四的一代早已變成了托福、ＧＲＥ的一代，一代人中最傑出的頭腦匆匆忙忙、頭也不回地鑽進了美國大學實驗室。中產階級的生活魅力徹底馴服了我們的自我意識。出生於二十世紀七零年代注定了我們擁有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精神。在超過四分之一的世紀中，中國沒有經歷過全國性的混亂，沒有遭遇惡劣的外部環境，並保持著高速度的物質生產能力，這在過去一百五十年的中國，從未出現過。這種樂觀主義常常賦予我無法去除的輕浮感，世界總是充滿幸運，而沒有艱苦。幾代人面臨民族危難時表現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這一代幾乎消失殆盡。這一代人幾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對他們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敘述的。一九七八年最重要的歷史，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是史蒂夫．賈柏斯的蘋果電腦有了進一步改善；一九八九年值得紀念是因為伯納斯．李發明了網際網路……意識形態終結了。在這一面上，中國這一代青年與西方的同齡人相當類似。沒錯，美國是我們這代人感興趣的國家，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國再加上英國等幾個歐洲國家。我幾乎從未想過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樣的問題。

發生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紐約與華盛頓的悲劇，則使這一代人第一次認真地思考我們生活的世界，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學習整張世界的地圖，並逐漸開始了解中國在這張地圖上屬於什麼位置，並可能擁有怎樣的未來。這時，民族主義開始萌芽，一如美國著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所認為的民族主義是「想像的共同體」，一些特別的事件、人物與傳統會激起人們普遍的情感，人們依靠這種情感與意識構造了一個國家，確認自己的身份。對於類似我這麼大的年輕人來說，與九一一事件同年在中國國內發生的三件事也足以刺激這種想像力——中國申辦奧運會成功、加入ＷＴＯ與中國足球終於進入世界杯。這一年的北京城至少經過了三次的狂歡，在那些夜晚的長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裡，所有的人再次變成了兄弟姐妹，他們都為自己的國籍身份感到驕傲。

在最初的幾個月，大多數西方人（至少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相信，在歷史的教科書上，二零零一年很有可能與一九一四年處於類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薩拉熱窩遇刺前，整個歐洲已經享有了將近百年的和平，人們甚至相信戰爭永不再會爆發，當時最流行也最具影響力的看法來自諾曼．安吉爾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的暢銷書《世界和平之路》，這位當時名噪一時的記者說，自由貿易已使領土擴張成為過失，從經濟學上講，戰爭已變成一種非理性行為，永遠和平已經到來。同樣，在九一一發生前，全世界都沉浸於冷戰結束的喜悅之中。人們談論的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的自由流動，跨國公司，新技術革命……又是一位記者對此作出了總結，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凌志汽車與橄欖書》中，《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諾曼．安吉爾的一個翻版——宣稱：世界十歲了。他相信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倒塌標誌著全球經濟的正式形成。一九一四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歐洲與美洲，但現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礙，也不再有意識形態的障礙，就像ＩＢＭ的廣告語「四海一家的解決之道」。

中國開放的過程，也正是整個世界的運轉中心由國家轉向市場的過程。柴契爾夫人在一九七九年的英國開始了私有化運動，羅納德．雷根在一九八一年的美國開始了放鬆管制運動，他們盡量將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舉動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這場運動中兩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與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傅利曼，他們兩人都以是凱恩斯的反對者著稱，他們相信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涉，最終將通往「奴役之路」。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讀過他們的著作，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才是他們那一代的規範讀本。但是一九七八年時已經七十四歲的鄧小平卻讓自己成為與柴契爾、雷根並列的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全球自由市場的最重要的締造者，前者或許比後兩者更為重要，因為他領導的市場化進程囊括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二零零二年時，我才知道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在整個八零年代是多麼好，在短短十年內，《時代》雜誌兩次將鄧小平評選為「年度人物」。

這是市場革命與技術革命的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據著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場的映襯下，民族國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實現自己光榮與夢想的機會，在九一一發生前，我們的主要榜樣是來自矽谷的ＩＴ公司，是那些網路公司的百萬富翁。在我們看來，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舊金山；創造歷史的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比爾．蓋茲、楊致遠；指導我們行動的不再是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宣言，而是商業計劃書……

當然，我們錯過了這場革命，我們還太年輕，沒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也缺乏技術才華，不能成為這場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齡略長的那些從海外歸來創辦網路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技術革命中蘊涵的「中國的前途」。他們將數字革命視作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徑，寬頻所帶來的充分資訊是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它將徹底幫助中國人告別知識匱乏的年代。我正是在某時刻了解到了「中國概念」：中華網China.com只是將China後面加上了一個.com，就在納斯達克上市第一天股價超過了一百美元。

而九一一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風尚。它使我們告別了對世界過分一廂情願、簡單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對整個世界的好奇。世界不僅僅是由那些年輕的百萬富翁的名利生涯構成的，它也意味著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臉龐。很多時刻，我們是通過觀察別人來了解自己，世界已經發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也發現這些鏡像中的我們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那些傳統的制約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題則迅速突顯出來。

這個過分戲劇性的場面，也出人意料地將中國推向了更為核心的位置。這不僅因為在一場必須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戰爭中，中國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為，在一個被恐怖主義、商業醜聞、經濟下滑包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中國依舊高速的發展，給人以無窮的想像力。作為全球化進程最重要的發動機的美國視線的轉移，突然間賦予中國一個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個全球領導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種希望。從二零零一年至今，外界對中國的認知，與中國人對自己的認知，發生了極度戲劇性的轉變。錯過了網路公司風潮的我發現，一場更為浩大的革命剛剛開始展開，而我們將是這場戲劇中的新主角。我們被一種強大的力量誘惑與強迫著，重新審視自己與我們一直面目模糊的國家。結果正如Ｖ．Ｓ．奈波爾對於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們發現中國也是「難以表述的國家」，但在很多時刻，我們卻拒斥或是漠視了它。我不關注它的過去，也很少考慮它的未來，更不知道它與整個世界正在發生哪些關係。

我必須承認，當我在二零零二年左右將目光投向中國時，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話題已變得如此熱門。我幾乎從未讀過古文，對於傳統文化一無了解，我的主要閱讀材料來自於被翻譯成中文的外版書籍與雜誌。就像我的朋友所說，當我談論中國時，口氣仿佛是一個外來者。但是，當我談論得越多，就越發現自己是這個話題的一部分。我越像旁觀者一樣感受到「偉大的中國故事」，越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召喚，即成為這個偉大故事的參與者之一，幫助這個偉大故事實現。

當身處河流之中時，你常常感覺不到它的流動。但如果你將目光稍微放得長遠一些，你就又會發現多麼大的變革已經產生，中國已多麼深刻地捲入了全球事務之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即使她的增長速度日漸減緩，她也將並不費力地超越英國、法國與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經濟體。中國的國家戰略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當中國領導人前往非洲時，關心的重點之一是石油，這種利益上的要求將越來越迫使中國更廣泛地關注全球性的政治、軍事變化。亞洲日漸習慣甚至依賴中國的崛起，再沒有狹隘的中國利益，中國必須為亞洲的穩定提供更多的幫助。歷史不斷教誨我們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最終總會轉化成政治與文化力量，儘管這其中可能存在著相對漫長的間隔。

但是，有多少中國人已經為這種變革做好準備，他們準備適應中國的新角色了嗎？如果中國要成為一個領導性國家，那麼有多少中國人了解了美國、日本、歐洲、朝鮮與越南……人人都在談論「中國的崛起」，但是一個崛起的國家的政府與國民，應該擁有怎樣的能力與心態，他們怎樣才能贏得他人的信賴？多年以來，我們不斷犯的一個錯誤是，要麼就將外來者視作在一切方面都占優勢的一方，徹底失去自尊，要麼就是沙文主義的俘虜，以不屑一顧的姿態對待別人。在整個八零年代，我們將日本的經濟奇蹟視作榜樣，但伴隨著日本泡沫的破滅，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為了反面教材，在中國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識到，即使停滯的日本，人均ＧＤＰ也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的三十倍以上。

伴隨著成熟，這一代人要如何才能肩負起更為重要的使命呢？他們要如何幫助這個國家擺脫歷史的陰影，向更為成熟與強大的方向邁進？這一代人仍缺乏韌性與耐性，或許也缺乏足夠的雄心壯志，但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沒有歷史的陰影，他們或許會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健康。對我而言，未來令人激動的是，我正在捲入一場偉大的試驗，我將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樣，幫助塑造一個新國家、一個新社會的形成。

轉變中的富人角色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Ｊ．Ｄ．洛克菲勒曾對前來拜訪的亨利．福特告別說：「再見，咱們到天堂裡再會。」福特回答說：「您如果能進天堂，準會再見到我的。」當洛克菲勒在一九三七年逝世時，這個九十八歲的老人終於徹底擺脫了困擾他大半生的指責——冷酷、貪婪、無法無天的「強盜資本家」。在二十世紀初他仍被視作殘忍的托拉斯大王，而現在，當初攻擊他的報紙稱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一位曾質詢過他的檢查官讚揚他是除了羅斯福總統外，美國最偉大的公民。《聖經》說讓富人進天堂，像讓駱駝穿過針眼一樣充滿難度，洛克菲勒與亨利．福特還是頑強地讓駱駝穿過了針眼。

這個例證能給今天的中國富人們提供某種安慰嗎？在剛剛過去的半年中，這個在「致富光榮」的口號下興旺起來的群體飽經折磨。他們拼命地規避《富比士》這樣的機構對於自己財產的計算或是推測，因為，「致富光榮」這樣的口號有著歷史更為久遠的對應物「槍打出頭鳥」。他們中間的三位著名人物遭受著各自的磨難，家喻戶曉的影響了二代人的電影明星劉曉慶一度入獄，曾唯一獲準在朝鮮邊境設商業開發區的楊斌被扣押，而以私人資本參股ＢＭＷ中國公司的仰融則逃避著種種指控而滯留於洛杉磯。對於他們的指控每一樣都是確鑿無疑的，他們肯定都逃了稅並進行了違規的操作，官員與民眾都相信他們是國家財政收入低靡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那些並未呈現明顯問題的富人，也面臨著種種名譽不佳的嘲笑，就像黃巧靈對《時代》的憤怒。這份雜誌將之描繪成一個建造了自己的白宮的典型的暴發戶，但黃巧靈的抗議與《時代》充滿偏見的誤讀並未能抵消公眾對這些富人的流行評價，他們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致富，並通過驕奢淫逸的方式來展現財富。

但就像美國政府在一九一零年對標準石油公司行使的反托拉斯法一樣，中國政府對於富人的查稅等一系列舉動也遠遠超出了商業上的意義，它們都反應了轉折時期商業與政治的尷尬關係。在新規範尚未確立之前，它們都在緊張地摸索著自己的正當角色。而富人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則證明，我們的時代已陷入多麼嚴重的價值混亂的境地。儘管美國的富人在二十世紀初與中國富人在今天的遭遇有著本質的不同，但問題的解決方式卻仍值得借鑑。

據說Ｊ．Ｐ．摩根的遊艇上懸掛著三面旗，依次為英國國旗、摩根銀行的旗幟、美國國旗。就像政治評論家菲利浦．凱文在二零零二年出版的《財富與民主》一書中指出的，十九世紀末的富人力量使政府相形見絀，當一九零七年金融危機到來時，是摩根而非政府挽救了美國。在一八六一年至一九零一年間的商業熱潮中，美國最富人口的財產增加了十至二十倍。而嚴重的經濟危機在一八九三年席捲美國時，政府與公眾將罪過歸於巨富身上。儘管其中充滿了不公的情緒發洩，但凱文相信，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政府的反托拉斯、建立美聯儲（一九一三年）等諸多努力，是為了重新平衡政府與富人之間關係，後者正逐漸變成這塊標榜平等與民主的土地上的貴族甚至寡頭，從而危害到民主本身。而西奧多．羅斯福的遠房侄子富蘭克林．羅斯福同樣是對準了在繁榮的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大發其財的商業鉅子們，新政建立了現代美國的雛形，它所塑造的大政府開始不再在巨商面前顯得無力。

在回顧二十年的中國改革時，你面臨與上面例證截然相反的線索。中國的富人面臨著一個龐大、並占有幾乎所有資源的政府體制，在體制之下，所有人因過分貧困而驚人地平等。如同所有轉型期的國家，中國的富人主要由兩種人構成。他們中的第一種因占有政府資源，而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將這種共有資源轉化成個人的財富，觀察者相信這種現象在俄羅斯的轉型期中更為普遍；而第二種，則的確是那些更為勇敢（或在既有體制中走投無路）的探險者，他們通過頭腦與汗水獲得財富，而這種行動同時也不斷政府的邊界推向其正常的位置。著名國際經濟戰略家丹尼爾．尤金稱整個二十世紀是政府與市場爭奪「制高點」的過程，而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開始了政府逐漸對市場讓出部分權力的旅程，而中國的第二類富人在其中充當了重要力量，他們不斷試探著政府的反應，為了擴大自己的利益，他們要求政府釋放出更大的空間。狄更斯在十九世紀中葉感慨工業文明摧毀了倫敦窮人的生活，但僅僅幾十年後，人們就發現，英國整體的生活水準、衛生習慣都有了明顯的飛躍，他們渡過了那個可怕的原始期。在很多時刻，新生命的陣痛與隨之而來的混亂場面是很難避免的，問題的關鍵是，在這種痛苦與混亂之中，你如何清醒地面對現實，用更可行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經濟學家胡祖六以俄羅斯的轉型為例，儘管九零年代的私有化進程因過度混亂被普遍稱作「黑手黨資本主義」，但這種激進變革的確解決了產權問題，它將深刻地作用於未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

而對於中國的富人的問題上，毋庸置疑，在他們獲得財富的過程中，他們所使用的卑鄙與肮髒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與智慧一樣重要，他們引發的公眾情緒也正因為他們手段的不正當。而他們在一個灰色地帶上建立起的王國，則侵蝕了政府的絕對權力。像每一代最初的創業者一樣，他們身上充滿了野蠻的不合規範卻生機勃勃的色彩。他們中的很多人相信，既然政府沒有給我任何幫助，那麼我所創造的一切也應該屬於自己。而且他們仍為一個最基本問題而躊躇，他們能夠擁有自己創造的巨大財富嗎？當這個問題充滿不確定性時，他們很難讓自己完成由一個野蠻的創業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階層過渡的過程。對於這種困境，《經濟觀察報》一篇社論的題目一針見血——「收他們的稅，保護他們的財產」。所以，政府與公眾都要作出這樣的現實選擇。不管富人的發家史多麼令人憤怒，我們都必須勇敢地承認他們財產的合法性。當然，這一行動，必須建立在對應的法治基礎之上。而這一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要將目標更加具體化與公正化，而避免變成一種泛政治化的行動。而對於公眾而言，不管這些富人製造了多麼強烈的不平等現象，我們都必須承認，他們其中的一些的確值得尊敬。就像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公眾也要承認，洛克菲勒的財產決不僅僅來源於強取豪奪，它更來自於他的不熄的工作熱情與經營之道。而在中國的語境下，一個更為關鍵的事實是，今天的私人企業已創造了ＧＤＰ一半以上的財富，或大或小的富人們提供了一億三千萬的就業機會。他們無意中參與創造了日漸自由的市民空間，對利潤的追逐，則使他們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的運行效率。當然對於富人自身而言，當他們不斷被攻擊為淺薄與揮霍或是不遵循遊戲規則時，洛克菲勒仍是一個學習的楷模，他用他的財富創造了慈善事業，他的兒子則繼續樹立為公眾服務的鮮明形象，同樣重要的是，他所創造石油公司，在過去的一百年一直是美國經濟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比起這樣的偉大人物，今日的中國富人，仍有著漫長的道路要走。

庸俗與焦慮
在一九八八年接受ＣＢＳ訪問時，已經將近八十歲的彼得．杜拉克說，他為作為一個老年人的身份進入二十一世紀深感幸福，他說在他那個時代，一位工人兒子甘心繼續成為藍領，而農夫後人也毫無怨言地繼續種地……但是現在，所有年輕人都被要求獲得成功，他們面臨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競爭，並且都深信一種平等哲學：每個人的資質都相差不多，只要你足夠勤奮，你都可以通向最高層。

於是，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一位年輕而廣受歡迎的英國流行哲學家不無嘲諷地說，在我們的時代，成為比爾．蓋茲，就像在十七世紀成為路易十六一樣困難，但是大多數人卻相信，他們更有可能成為比爾．蓋茲，至少我們和他一樣，都穿牛仔褲，喜歡麥當勞。在最新的一本書《身份焦慮》中，不到三十五歲的波頓說，深刻的焦慮感已經攫住整個世界的心靈（至少是他理解的西方社會）。
閱讀這位號稱「英國才子」的通俗作家的作品，在中國同樣是一種時髦。我的一位朋友勸告我，成為這種類型的作家更有前途——解釋經典，貌似深刻、流行化的寫作，寬闊的銷路——它將迅速緩解我在經濟與社會地位上的焦慮感。儘管它並不適合我，但卻是個不錯的主意。迅速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使得中國迅速成為通俗心理學的消費市場，在一個價值觀支離破碎、缺乏長遠精神寄托的社會，各種口味的「心靈雞湯」都能喚起人們的普遍情緒。

隨意地選擇一個方向與路線，你信步走過北京時，你所看到的大多數表情都一致：焦慮的面孔。在一部製作簡單、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片中，中央電視台的一位記者不知疲倦地詢問每一個他們隨機尋找到的被訪者——他們的身份從城市精英到無職業者——他們想要什麼？大多數答案是「錢」。沒人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備感焦慮、迷惘的社會，一切關於「偉大中國故事」的討論與炫耀，都無法逃脫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已經變成一個精神空洞的國家，對物質的追求可以短暫地給我們生活賦予意義，但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最根本的東西。

好了，我絕非是為各種有關社會風氣墮落的感慨增加新的注腳，而是試圖探討在未來二十年中，我們該如何承擔整整兩代人精神失調所帶來的後果。一方面我們面臨著杜拉克與波頓所說的世界普遍的焦慮感，是技術革命、民主化浪潮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心理結構，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輕人，像紐約與倫敦的年輕人一樣，被資訊焦慮、成功焦慮所俘虜。同時，我們還面臨著更為艱苦的挑戰——我們的傳統早已被摧毀。抬頭時，我們面對著一個日新月異的新世界，感覺到什麼也抓不住，而低頭時，我們又看到腳下的土地早已鬆動，我們不知道能夠踩住什麼。

一個不健康社會的種種弊病在我們身邊早已司空見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對醜陋事物的無限寬容，庸俗的實用主義、物質主義、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欺騙與腐敗獲得了默認的合法性，以及對貧困的漠視。一個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畢業生在上班時會驚奇地發現，人們最關心的是油、雞蛋、大米的分配，這個社會與他所被教育的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無關，人們一點也不像他讀書時的蘇聯革命偶像保爾．柯察金那樣有理想的生活。於是，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的人們，至少是知識分子，生活在一種對生活意義的追尋之中。整整一代人試圖從尼采、沙特或是魯迅身上，重新找到關於人的價值的定義。

在《身份焦慮》一書中，艾倫．狄波頓提出解決身份焦慮的五種方式，哲學、藝術、政治、宗教、波西米亞。而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尋找更多元的價值標準來替代經濟這一唯一的社會信念大廈的支撐物，則成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沒人能精確地定義一個健康社會，但總被焦慮感所包圍的社會無疑令人不悅。在未來十年中，中國仍有可能繼續進行著經濟上的高速增長，它是上個世紀九零年代鍍金時代的繼續，但是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個成長中的巨人躺在佛洛伊德的病床上，向他傾訴內心的不安。

「你非得讓自己像一個知識分子那樣想問題嗎？」雖然年輕尚輕，我卻已經成為一名文化上的保守分子，儘管經常不是很清楚應該守什麼。我的談話方式常常招致奚落，別人認為那裡面充滿精英式的自以為是、與社會脫節造就的無知，甚至是虛偽。或許他們是對的，我努力讓自己不那麼偏激。但是，我實在想像不出來，除去「庸俗」，還有什麼詞彙比這更適合於形容眼前的中國社會心理狀態。在硬幣的一面，它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區，最大的市場，世界的工廠，一塊希望之地；而在另一面，它無疑又是垃圾成堆的社會，它所製造的精神汙染，可能比物質成就更驚人。這還是那個歷史書上被描繪成精緻、優雅的國家嗎？做一個中國人曾經意味著敏感、細膩，能享受風過松林的聲音，能悠然於山水之間，但現在差不多只剩下卡拉OＫ與洗浴中心了。

更關鍵的問題是，似乎沒人覺得這有什麼不對，我們不正處於一次人性解放的運動之中嗎？我們的個人自由不是一點點在增加嗎？每個人不都有資格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嗎？放棄那種空洞的理想主義吧，我們早已品嘗過它的危害性，因為我們沒有成熟的制度，所以我們也不可能讓自己太格格不入……

但人們在做這樣的自滿、得意的表達時，又分明處於焦慮之中，當他說享受自由時，卻一點也不自由。他對自己的身份很焦慮，因為能證明他的價值是一套單一的指標：他能掙多少錢，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名聲，有多少特權。如果你試圖說我的內心有多豐富，或是我喜歡哪些小說家，這多少像個怪物。即使你是一個依靠思想、藝術為生的人，你會連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承認自己的身份，以文字為生的人從不說自己在寫作，只是在寫字。

似乎每一個職業、每一個階層的人都對自己所處的狀態不安，一名政府官員最努力的是如何將房地產價格推到更高或者把高的價格拉下去；一位商人四處演講、希望獲得博士頭銜；一名教授顯然對於思考與教書興趣不足，他更願意從媒體與公眾處獲得聲名；一名新聞記者相信自己只是權勢集團的傳聲筒；而一位電影明星，則不遺餘力地想出版作品……

一方面，每個人很自信，相信自己理應得到更多；另一方面，人們又極度虛弱，將所有信心建立於外在評價上。在我們的時代，幾乎人人都在物質與數量兩種力量面前屈服。我們的時代英雄是資產最多的人，或是曝光率最高的人。

我們試著用西方社會學家們的理論來理解中國，它們顯然只適用某一個狹窄的片面，因為中國與歐洲、美國所處的歷史背景截然不同。你在大衛．李斯曼的《孤獨的人群》、C．W．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中都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某個側面，我們看到了民粹主義、消費主義、拜物教、身份焦慮、群氓和個人主義。

探討一個社會心理的變化擁有相似的方法，我們要知道它被哪些傳統力量影響，又有哪些新力量湧現出來，占據這個社會的主流人群是什麼，他們的價值觀被哪些歷史事件塑造……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變化是經濟力量的興起。因為對政治力量無孔不入地滲透進個人生活記憶猶新，所以一切經濟活動立刻被賦予了超越其自身的意義，所有追逐利益的行為，都被視作是對嚴酷政治鬥爭的一劑解毒藥。當時間到了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之後，改革初期的理想主義式微，信念瀕於破產，物質成為大多數人唯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積累起來的財富，使得消費主義浪潮席捲而來。

同時，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中期，全球化浪潮在資訊革命的基礎上迅速席捲中國。似乎幾年前還為書籍匱乏而發愁的一代人，立刻變成資訊過剩的新一代。他們尚未培養出獨立性格、明辨是非的能力，就陷入了資訊焦慮症。他們開始過分強調自己的所知，卻不知道自己可能的無知。由於上一代人可能深受集體主義之害，所以，幾乎所有對個人權力的質疑（不管它是真的、還是假的）都得到讚揚，幾乎所有對共識的破壞，都被視作一種自由邊界的擴大，不管它本質上是反自由的，還是根本盲目的行為。

政治力量部分退出了公共生活，但仍是強大的力量。在拓展出的新空間中，商人變成主導群體。就像所有社會變革一樣，他們從邊緣來到中央，身上沾染的野蠻、粗俗力量與他的生命力同樣顯著。他們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但這種財富沒有賦予他們獨立性，也沒有轉化成社會、文化上的影響力。財富賦予了他們發言權，他們卻無話可說。

知識分子基本上已潰敗。作為知識分子家園的大學，有著比國有企業更加保守的機構設置。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要麼對眼前的社會變革視而不見，用「世風日下」、或「安於清靜」來掩飾自己的智力貧乏，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價值觀值得堅守；而另一部分，則興致勃勃、而又過分低級地投身社會變革，他們通過簡單的嘲諷性語言，或是對某種既存秩序進行辯護，而證明自我的存在。他們最多是不錯的專家，卻很少有人成為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在過去的十年中，沒有比這個詞語更流行的偽概念了。他們生活在一個狹窄地帶，或許體驗到全球化的部分好處，但他們沒有勇氣做出多少嘗試改造現狀的努力。

如果，社會僅僅由這些力量構成，或許我們可以期待它逐漸從這個庸常的狀態逐漸進化到一個更文明的階段。但是，市場力量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既催生了更富裕的人群，也使一些人破產，他們無緣享受財富積累的好處。政治力量的退出既意味著更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同時也意味著曾經的保護的消失，尤其對於那些在新的改革中失利的人。同時，融入全球經濟，不僅意味著更充分的財富與資訊，也意味著你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參照體系中，眼前有更眼花繚亂的對比，它讓你焦慮不安。中國正在進行著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將近五億人要從農村進入城市，他們必須要學會掌握一種新的生存方式、新的語言與思考，而另一個為數不少的人群則試圖走出國門，進入「世界」，他們要了解盧浮宮和尼羅河。你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從《北京人到紐約》到《馬大帥》都受到巨大的歡迎，後者更受歡迎，是因為它所針對的群體人數更為巨大。

於是，我們時代首要的難題是，我們的技術力量與物質力量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而我們的情感與智力卻停滯不前，並且誤將前者力量加到後者身上。沒有一個群體在提供社會標準，因為人們相信，任何標準都是過去集權的某種延伸，都應該被反抗。但我們忽略了，其實我們已幾乎無力反抗，因為缺少基本的道德與智力武器，我們所有的差不多只是反抗的情緒與姿態。當我們在標榜用一種個性來反抗集體化、平均化的社會，卻最終發現，我們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平均社會。我們不相信存在著更高級的智力與情感，不相信有的人擁有比別人更大的發言權力，只認為只要你敢於表現，就應該獲得一切。

一個社會最糟糕的狀態不是它已經身陷粗俗，而是它沉緬其中，放棄從中擺脫出來的努力。而在擺脫過程中，嘲諷絕不可能作為唯一的武器，它的傷害性可能比建設性要更顯著。重建的重任只能建立於那些智力與情感上的真正精英之士，他們是一個社會的頭腦，它提供方向感，刺激你的庸常狀態，提供新觀念，不進行不負責任的爭辯，在一片噪音中提供清晰、富有審美意義的聲音。而確認這些精英身份的不僅僅是他的地位甚至學識，更在於他是否擁有一種不斷超越甚至否定自我的勇氣，願意過一種不懈的生活，追尋更高的標準。

想做到觀點客觀是困難的，陷入悲觀情緒與過分自滿同樣有害。一些人在現實之中只看到衰敗、墮落、解體，而另一些人則看到了解放、新視野和衝出牢籠的歡樂。即使在感慨西方沒落的同時，史賓格勒也會說：「命運始終是年輕的。」

中國是一個世界前所未有的實驗場，它不僅意味著你在這裡可以嘗試開辦各種工廠、尋找各種廉價的勞動力，或是在大學裡招募聰明的年輕人，更為重要的是，它為我們的人類知識與理解力，提供了巨大的樣本。這裡本應出現更偉大的作家、藝術家、思想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因為這一幕戲劇既悲壯又引人發笑，既粗俗不堪，又生機勃勃。而在這一方面，我們所做甚少。

誰更了解中國？
「你一點都不了解中國」。在大約四年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聽到類似的批評。每周一的中午，我坐著紅色的計程車沿著三環路前往上班地點。儘管北京擁有世界上最寬闊的道路，但在早晨與傍晚時，那些亨利．福特的Ｔ型車的後代們仍舊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在一起，除去製造了大量廢氣，它們還使交通路況的廣播節目成為最受歡迎的節目，如果主持人還會插科打諢，他們簡直就可能成為超級明星。偶爾，我會觀察處於並排在一起的計程車上的乘客，大多數情況，他們都擁有一張陰沉的臉，就像二十世紀五零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大衛．李斯曼筆下的「孤獨的人群」。你不會擔心獨自乘坐計程車會寂寞，北京的計程車司機是世界上最健談的職業人群，他們會從美國大選談到中國的腐敗與馮小剛的電影《天下無賊》，他們是通俗政治經濟學的闡述者，會說他的公司如何剝削他們，當交通混亂時他還會是一個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就是警察過多干涉，造成了堵塞。

這座城市的面貌總在變化，地產商如今是其中最為時髦的人物。借用現代建築大師們的觀點，他們說房子不再是房子，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在市中心他們建造了全透明的寫字樓，使得其中的人像是魚缸裡的金魚；在郊區，他們複製了歐洲的面貌，並信心十足地稱那一小塊地方就是海德堡、溫哥華或格林小鎮。這座同時供千萬人共同呼吸、工作、發愁、享樂的城市中的大部分人一生的志向，是在不斷興起的高層建築中擁有一個方格子，然後再買一輛車，以便從睡覺的方格子趕往工作的方格子，並充滿自得地把時間花在堵車與尋找停車位上。林語堂曾說北京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它散發出的韻味只有巴黎能夠相比。但現在，它正致力於成為世界上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昂貴、擁擠、不舒適，在冬天時它太冷，春天時還要忍受沙塵暴。但人們的欲望與不安使這座城市顯得熱氣騰騰，而且，我們需要繼續拆遷，建造更多、更高的樓房，更寬的馬路，奔跑更多的汽車，人人相信未來會更美好，而昨天是注定可以拋棄的。

這座城市中生活的大部分是移民，老舍筆下的那些提著鳥籠、會說濃重的捲舌音的北京人生活在一些殘存的胡同和南城。寬闊的長安街將北京分成兩個部分，北城代表著文化與經濟的活力，是大學、跨國公司、西裝領帶、酒吧咖啡館、證券交易所、時髦的男女，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儘管生活在北京，除非他住在其中的一些小區，卻在一年中難得去過長安街以南，那裡破敗、遲鈍、毫無生氣。這座城市的歷史痕跡已被一點點消除，有著老北京緩慢、悠閑節奏的後海，如今是燈火搖曳、人潮湧動，喜力啤酒取代了豆汁。

我日復一日地穿越這座城市，卻從未產生過了解它的願望。我上一次去故宮是十五年前，我差點忘記了，它是世界上最遼闊與寬闊的宮殿，它高聳的紅牆比起白金漢宮或是凡爾塞宮巍峨得多。我也常常忘記，在滿是放風箏的人的天安門廣場上，有過那麼多悲壯、動人或是滑稽的故事，北京飯店的頂層曾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聚集了外國人，他們在當時北京的這個最高處跳舞、喝酒，看盧溝橋的中日衝突的炮火。北京總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線條，我從未試圖展開它的細節。

一度，我以為自己永遠不需要了解這一切。十六歲那年，我讀到了李敖，很快就被他年輕時的文章所征服，真誠地相信中國文化除去全盤西化沒有出路，這個傳統是一九一七年的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分支，那場容納著無數不同類型爭吵的文化運動，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所有智力基礎，它也創造了一種單一化的思維與論辯模式：要麼支持，要麼反對；要麼是激進的，要麼就是保守的。

我和我的同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延續了這種傳統。我們的歷史課本上沒有細節，歷史是一條不斷向前的直線，封建社會取代了奴隸社會，資產階級又戰勝了貴族與地主，然後工人階級又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或者更為乾脆的分法是僅僅是兩個階段，新社會與舊社會。在舊社會中，是黑暗無邊的封建專制，是慘無人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新社會則蘊涵了所有的希望。而即使同樣是新社會，一九七八年之前的中國顯然也只是一團混亂，我們頭腦中的歷史觀全部是突變的，因為一個事件、一個會議、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一切就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羊腸小路變成了康莊大道。

二十世紀行將結束時，我逐漸感覺到中國的社會和她的外界形象又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改變。在剛剛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社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變幻無常、也最觸目驚心的實驗場。面對這個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唯一倖存者，不同的力量都試圖重新塑造她，卻總也取得不了顯著的成功。她過分複雜了，慣性過大了，在她表面的衰敗面貌下又蘊涵著罕見的不屈不撓的生命力。美國外交官約翰．帕頓．戴維斯在一九七二年的回憶錄《Dragon by the Tail》中寫道：「那些希望將中國現代化與基督教化的西方的商人、傳教士和教育者們失敗了。努力將中國民主化與統一的美國政府失敗了。蘇聯統治者想逐步控制的企圖也失敗了。」這種不變論在中國具有永

向日本學習在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十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沒有任何效果。後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願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三十年前，日本帝國曾處於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只有垮台。」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起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