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林向愷 教授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是從金融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作者認為唯有師法「金融乃國富之王道」的西方模式，中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要借鏡西方模式，首先就要體認「民主、自由與人權」普世價值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教授一直提倡的「發展即自由」。由於美國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其建國的價值理念，故書中所主張的中國應以美國為首，就是要中國接受這些價值理念才能讓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這本書最大特色在於不用中國的過去來理解中國的現在與預測中國的未來，而是藉比較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理解與預測中國。
一般衡量經濟發展表現的指標有：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變化以及產業結構的改變。第一種指標已耳熟能詳，但第二種的意義更為重要。經濟發展早期階段，製造業取代農業部門，再來則由服務業取代製造業成為經濟的重心。《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想探討的是：做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如何發展以及累積足夠的制度資本 (institutional capital) 讓「金融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及需要何種條件才能順利發展制度資本？
觀察中國經濟不能只看經濟成長率，還要看生產投入要素的數量與品質，例如：制度資本、實體資本、人力資本以及技術知識。作者認為中國現有三億以上勞動的人口，雖足以抵銷中國制度資本不足的問題，但中國制度資本不足已大量體現在不同行業的准入審批、對市場的行政管制，還有許多灰色以及朝令夕改的法令規章，這些將會阻礙廠商的進入也拖延民間的創業，進而影響到經濟學者熊彼德教授所說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的速度。廉價勞動力短期內固可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但無法永遠做為制度資本的替代品，這是中國經濟未來可能遇到的瓶頸。
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資本的依賴度更高。舉例說，新聞自由是制度資本重要產出之一，媒體言論受到的限制愈多，就愈報喜不報憂，所收集到資訊的深度與廣度都會大打折扣，造成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資訊的失真度與片面性就愈大、客觀性亦愈低；市場訊息的混濁程度只會愈高，結果以「服務」無形商品為交易標的的服務業在新聞愈不自由的國度就愈難發展。作者曾以一百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發現新聞媒體最自由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最發達。服務業發展與財產權保護的關聯也很密切，財產權保護愈好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愈發達。
作者接著以中國與印度的服務業發展，探討制度資本是否是阻礙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一九八零年，印度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六點六，而中國服務業則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八。到了二零零二年，這兩個國家的比重分別變為百分之五十點七以及二十七點五，顯示中國並未利用製造業的發展帶動服務業的成長。中國與印度同為人口眾多、勞工價廉的經濟體系，各自依相對優勢而發展：中國選擇製造業，印度則利用制度資本的相對優勢發展服務業。一九七八年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二，但三十年後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已比印度高出百分之七八十。不少中國學者與政府官員就因此而說：印度儘管有新聞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完善私有財產權保護，印度因而選擇發展服務業，但印度不可能因此而創造出中國這樣的經濟奇蹟。
然而，這種由比較中印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所得到的結論，忽略了印度因制度資本較多，其內在經濟成長潛力比中國要大得多。作者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不改善負責執行契約的司法體系、以及調整負責資訊提供與權力制衡的架構；如果中國對行政權力的約制欠缺實質性進展；如果中國不從事制度變革；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為市場交易者提供更可靠的法律與資訊架構，那麼中國要想在附加價值以及收益率更高的服務業上超過印度，將是非常困難。但是中國若要去發展更高層次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沒有相對應的法律與資訊架構是行不通的。因為司法體系不可靠，人民所能掌握的正確資訊不足，那麼經濟個體從事這種高層次服務業交易的風險會變大，交易意願就會下降。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核心是提高資產流動性，進而提升使用效率，提高其所創造的價值，而制度資本差別的長遠價值就在這裡。作者認為中國應體認到政經改革的下一步應是什麼，否則將讓中國人勤勞辛苦卻未能累積足夠的制度資本以至於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不如印度。
二十世紀，美國的政經實力來自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核心價值的軟實力。如果各國的政治制度與價值理念差異很大，一旦跨國的貿易成本高到讓經濟無法快速發展，導致中國商品的出口市場愈來愈小。作者認為中國政府應開始調整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發展與主要貿易夥伴間更密切的關係。當前中國政府在日益複雜的國際政經體系下，面臨的四大問題：第一是如何維護並擴大海外投資利益，第二是如何保護中國在海外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第三如何是利用現有國際政經秩序來保證中國企業的資源供應，第四是中國商品如何向國際市場拓展。
中國經濟強勢崛起，已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磁吸效應，此刻中國也應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與改善做出貢獻，以行動維護現有國際秩序也等於維護中國在海外的利益。中國應該更多的思考軟實力的培育問題，包括價值理念以及制度資本是否具有吸引力與優勢。中國如果想讓美國、日本、歐盟等國的社會更願意接受中國，這種接受應該建立在友善對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而且理念趨同將有利於中國融入國際政經體系之中。以此來看待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義。和平崛起是一種承諾，正因為任何國家都可以作各種承諾，最後世人相不相信還得取決於該國的軟實力及其往後的行動。假如外國人開始相信中國是個異類國家，那麼他們在使用中國商品時會有所顧忌，也不會相信和平崛起這種承諾。
其實，「中國模式」與台灣及南韓在七○、八○年代成功模式類似，只是中國比台灣與南韓規模要大上不少倍，對全球經貿體系影響更為深遠。台灣與南韓模式，簡單的說，就是威權政體制下，政府藉剝奪勞工自組工會及罷工權利，容許企業主或財團壓低勞工薪資以提高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再以出口導向策略創造經濟奇蹟。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愈來愈富有的台灣與南韓民眾開始爭取政治民主，要求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更多的參與，這些皆可視為人民要求政府賦予她們「發聲」(voice)的權利。八○年代末期，台灣與南韓進入民主轉型過程，除了給予人民取得廣泛的政治權利外，亦被允許行使公民權利，使得勞工在勞資雙方議約上處於較為對等的地位，這也是八○年代後，台灣與南韓勞工薪資大幅提升的原因。
隨著民主化進程，司法體系逐漸取得人民信賴，而資訊的提供與傳播亦日趨公開與透明，這些因素使得八○年代後期，台灣與南韓服務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面對薪資上漲與環保意識高漲，採取「降低成本」策略的台商，選擇「出走」(exit)到中國以五倍、十倍規模複製在台灣成功的模式，導致九○年代全球化後，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所得停滯不前。不同於台灣與南韓模式，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中國價廉的勞動人口過多，貧富差距並未因而縮小，反倒持續擴大。沒有民主，中國勞工運動要挑戰「中國模式」所造成的勞工薪資不易成長以及所得差距日益擴大兩大問題，幾乎不可能。沒有民主，「中國模式」極易落入楊小凱教授所說的「後發劣勢」困境之中，由於後進國家可以輕易模仿，就可快速發展經濟，所以，後進國家會缺乏從事制度改革的壓力。後進國家改以技術知識取代制度變革，以實體資本取代制度資本的累積，更沒動力在制度上做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改革，結果犧牲了長遠發展的機會，後發反成「劣勢」。中國要補回錯過的改革機會，應儘早完成必要的政治民主制度改革，以糾正「後發劣勢」。不然，過去二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未必能保證未來二十年的持續發展。
所有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朋友，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整體經濟規模擴大許多倍，普通百姓的生活境況也變化巨大。這些事實顯而易見，沒有太多爭議。只是在這一經濟奇蹟的背後，到底是什麼要素在驅動？所包含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如此之快的發展為何之前沒能在中國出現？跟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當年的經歷有何異同？—— 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引發不少討論，眾說紛紜。
本人對中國的認識過程，既有隨機，也有必然。從小在湖南農村長大，雖然在一九六０年代、一九七０年代的大陸沒有市場經濟，只有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但是，卻還有許多機會觀察、瞭解真實人性，小到農民盡可能在自留地種上集市最吃香的蔬菜水果，大到村裡人在集體地裡幹活偷懶、在自家地裡最起勁，「花別人的錢不心痛、花自己的錢才心痛」；那時期，也當然看到過政治力量如何摧毀自然、行政管制如何閹割人的本能，並也逃避不了那時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包括中國傳統觀念對我的根深蒂固影響。一九八六年到了美國留學，有機會看到另外一個世界，在美國的經歷以及學習研究，使我慢慢開始重新梳理此前的信念和認識。
尤其到二００一年，中國的變化已經很大，特別是跟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對比，差別顯然。這些現象和事實促使我進一步思考與研究。於是，我的注意力從主流金融學純學術研究轉向對中國發展邏輯的探究，並同時給多家大陸媒體撰稿。這些文稿大體上記錄了我對中國以及世界經歷的思考和研究結論，或者說對這些經歷的梳理、審視、研究、討論的結果。
本書收集筆者的部分文稿。之所以說「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功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違背「基於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更促發展」的普世規律。大陸人喜歡說「發展是硬道理」，其實「自由促發展」是更基礎性的硬道理。在過去三十餘年的中國，我們看到，民間自由每增加一點，經濟發展就增多一籌。我衷心希望拙作不僅能幫助台灣讀者瞭解大陸的過去和未來，而且也能增加對人類社會共同規律的一般知識。
在這些文稿的寫作過程中，筆者得到過許多朋友的幫助，特別是李利明、文貫中、龍登高、郭宇寬、曾人雄、張磊、朱武祥、王永華、張維迎、林毅夫、盧峰、陳平、熊鵬、石明磊、韋森、陳雨露、梁晶、吳衝鋒、李玉、謝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維、張信東、李雲龍、周程、劉淩雲、馮玉、趙靈敏、谷重慶、曹惠甯、范文仲、李健、張宏、岳崢、袁為鵬、彭凱翔、孫濤、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張福山、高平陽、杜凱等等，還有許多其他朋友，這些朋友時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讀者，他們因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價，在此一併向他們致謝。茅于軾、吳敬璉、袁偉時、朱學勤等老前輩也時常給後學以指導，這是本人一輩子的榮幸，也不甚感謝。當然，我也要感謝《經濟觀察報》、《新財富》、《財經》、《證券市場週刊》、《南風窗》、《南方週末》、《21 世紀經濟報導》、《證券日報》等雜誌與報紙讀者的支持。
2010年7月10日於耶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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