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中國

III. 三重沉默

　　這些就是我認為要理解中國當前的處境，必須先說清楚的歷史事實。這樣也才可能解釋我所謂的中國的沉默。準確地說，應該是三重沉默：因為我們聽不到它談它的現在、它晚近的歷史、還有它整體上的過去。

　　先說它的現在。這層沉默是政權禁止公開討論領導者及其親屬、他們行使的權力、以及政權的性質所導致的。的確，八十年代的平面媒體──尤其是地方媒體──曾經出現過豐富的資訊，開始揭露弊案，分析某些社會問題，呼應民眾的不滿。可是，太過勇敢的記者最後總是會被整肅。而最缺的也並不是資訊，而是對社會整體面臨的根本問題進行開放的討論。對新聞的控制最為有害的效果不是隱藏了某些真相，而是阻止了中國人就已知的事實表達意見，加以分析，得出結論。還記得新聞自由和反腐鬥爭，乃是1989年民主運動首要的訴求，許多記者還曾率先遊行抗爭。前此一年，曾經發生過一件引起全國許多人關注的大事。中共當政以來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有一部電視連續紀錄片開啟了一場關於中華民族的帝制歷史及其未來的深刻論辯。整場討論其實還相當節制，卻引起了舉國民眾強烈的關注，說明這樣的論辯在中國有多麼缺乏_。

　　可以肯定的是，當有一天中國公民，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國內，能對他們國家的事務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時候，就會發生一種根本的變化。我永遠記得1998年四月在日內瓦大學座無虛席的大禮堂裡，魏京生發言的時候，自己感受到的激動心情。我不是為他的到來，也不是為他所說的內容而感動，感動我的是他在那兩個多小時裡，面對公眾，安靜而清楚地回答別人向他提出的問題，其中許多還是遠道而來聽他發言的眾多的中國同胞所提。那天晚上我們聽到了，倒不是「中國」的聲音（la voix de la Chine）──這樣說沒有意義──，而是一些中國人的聲音（des voix chinoises）。

　　中國對於其晚近歷史的沉默，首要原因也是政權當局對於一切根本論爭所下的禁令。當然在中國的確已出現了許多的見證文字，通常是自傳或是傳記性的。特別是有關已故革命領袖人物的傳記更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在這方面也一樣，缺的還是對事實的討論、詮釋，對其歷史脈絡的清理。歐洲為理解史大林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催生它們的歷史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對應的工作。歐洲這一努力之下產生的豐富的見證文學與反思，在中國也少有人知。

　　當有一天，一種類似的工作要在中國展開的時候，人們將會面臨別處未見的巨大障礙。第一道障礙就是事實的釐清。假如對歷史的檢視推遲太久，證人就可能都已消失了。在許多領域，將不會有文獻檔案來彌補這一損失。歷史真實當中整片整片的內容可能就會吞沒在遺忘的黑洞中。政權當局對於自身歷史當中最黑暗的那些章節，是竭盡所能希望達成這一效果的。

　　第二道障礙是這一反省勢必會導致諸多「平反」，對政權的基礎會形成挑戰。震盪將不只是政治意義上的。如果平反發生在比較近時間的未來，那將會在受害者與加害者身上引起一場從思想到情感的大顛覆。但是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只要有可能，就會保護自身免受過大的創傷，總要把真相時刻推延到真相變得可以承受的那一刻。

　　第三道障礙是一種概念性的困難。晚近的歷史將會需要重新詮釋。沒有哪一個政治共同體可以不必對自己所處的、定義了自身的歷史達成某種共識。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五十年來強加於他們的官方歷史。他們將必須發明另外一部歷史。我相信，在中國還沒有誰，無論是史學家還是別的領域的人，知道這部歷史的內容會是怎樣的。

　　這於是把我們帶到了第四道障礙上。近代歷史不可能只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被釐清，即使這個國家是中國也一樣。中國人只有在把他們自己的經歷聯繫到人類至少一百年或兩百年以來所經歷的更廣闊的歷史後，才可能真正意識到在他們的國家發生了什麼。這需要一種眼界的改變，對他們來說會比對別人要更困難，因為中國對他們來說是那樣一個獨特的世界，那樣地自成一體。不過我敢肯定這樣的眼界轉變將是大有好處的。它將能把他們從某種程度的封閉，一種對他們國家的困境過於狹窄的關注當中解放出來。他們將明白，中國一個世紀以來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幸，盡管有中國歷史文化本身的原因，但其主因卻是這個將全人類都捲入了其中的失控的連鎖反應。他們會發現別的人民經歷過的悲劇於他們將會是可以借鏡的，而他們的悲劇對別人也會多有啟迪。到那時，他們的關懷將會取得一種現在還不曾有過的普世性意義。中國的沉默原因也在於此：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知識人、中國的作家一直太過於關注純粹是中國的問題，或者說在他們看來是如此的問題，而他們以為，這些問題只跟他們的同胞相關_。

　　說中國對它更久遠的歷史抱持了沉默可能會顯得很弔詭，因為中國的古老歷史是不停地在官方言論、電視連續劇、日常生活、旅遊工業散佈的圖像當中被提到的。而且古老的年限還在上升。前些年還是言必稱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今天愛講的是一萬年中國文明。與這種古老相連的一種觀念是過去的榮耀，只是被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列強的霸權辱沒而受到損害。鄧小平號召中國人展現他們的愛國主義，重修長城，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舉動。中國本該就是一個另外的世界，自成一體。與這一觀念相應的，正是中國政府在它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中經常採取的態度：中國不需要對任何人做任何交代。

　　這種封閉的企圖在許多別的領域也都可以觀察到。比如說，政權當局十幾年來一直系統性地鼓勵復興某些傳統的活動，像是氣功或武術，同時也回歸了傳統上伴隨這些活動的那套話語。在回歸祖先文化的名義下，它推動了怪力亂神的復興。1999年四月的法輪功事件中，上千信眾靜坐包圍中央政府所在地，而事前警方竟然完全一無所知，此後信徒更是持續與政權對抗，其實也只是當政者自食其果而已。這個例子很清楚地說明了「文化」問題是如何可能完全出於政治操弄被生造出來，──但反過來也可能與挑起這些問題的始作俑者作對_。

　　從整體來看，這樣一種「古老偉大」其實是一個對自己的過去已經陌生化的社會才有的夢。割裂是深層次的。在城市裡，甚至在小鎮裡，很快將不會再有任何舊時生活的氛圍了。家庭，這個在中國比在任何別的地方都更為核心的制度，由於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而喪失了其根本的階序結構_。伴隨著傳統結社生活的摧毀，節慶與儀式消失了。除了在南方少數的一些例外，倖存下來的都只是些碎片。傳統工藝、說書曲藝、民間戲劇，都已所剩無幾。很少年輕人對中國歷史有足夠嚴謹實在的認知，很少能夠閱讀文言這種延續到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化與思想語言。中國在夢想自己的過去，可是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

　　我這裡所說的，指的是大多數普通人。而對於那些在追問歷史，在研究歷史以便更好反省歷史的知識人、學者和大學生來說，情況當然不同，但卻同樣很成問題。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思想層面一直是拿西方為參照，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而這還在繼續。一個例證就是「比較研究」的空前高漲，在所有領域都要拿中國觀念與西方觀念一一相對。近百年來，中國的知識人做得非常徹底。他們把整個中國的過去都用西方的範疇重新加以詮釋，力求把它變成一種可說是「接軌」的歷史。他們使用了一整套借自歐洲的語彙。今天在經濟、社會政治領域，在哲學和人文科學當中使用的術語，大部分都是套用歐洲詞彙的新語彙。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今天的中國人思考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文明，使用的是來自別處的概念。因為這些新語彙在形式上完全是中國的，如今也已進入了日常用語當中，所以對於理解過去構成了一種無形的障礙，結果就造成了一種熟悉與不解相混合的詭異狀態。過去似乎伸手可及，但卻不再有任何反應了_。

　　這一情境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我所描述的連鎖反應，在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是伴隨了一場在思想領域裡不可逆流的轉化。這一轉化，相對於過去是有反對，但更是批判吸收的態度。中國在帝制末期也的確發展出了某種對過去的批判，而在1915到1925年，中國在思想上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這十年當中，更經歷了一次令人矚目的飛躍_。但是這一批判後來很快就中斷了，甚至似乎被遺忘了。整體上看，現在的回歸過去完全是以一種非批判的形式在進行。這也就難怪為什麼中國人今天對他們的歷史的陳述會那麼地讓我們覺得沒有說服力了。

　　相對於中國的過去，以及一般意義上的過去，缺乏批判，就造成了對現狀的批判失能。中國人好像是看不到他們與世界一同捲入其中的這場連鎖反應。他們看不到，但是卻感覺到了其沉重的解體效應，同時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脫節。他們期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像當前佔據主導位置的美國樣版那樣，可是他們發現，在這場競爭當中他們嚴重落後了。此外，他們投身到這條道路時，正碰上純粹的經濟邏輯越來越徹底的控制力造成了新的貧困，尤其是在美國，甚至是人與人之關係的扭曲變態，這不禁令他們猶豫卻步，把他們拋向了那個他們其實已被割裂開來的中國的過去。

　　我所謂的中國的沉默，原因就出在整個這樣一種歷史情境上。

III. 三重沉默

　　這些就是我認為要理解中國當前的處境，必須先說清楚的歷史事實。這樣也才可能解釋我所謂的中國的沉默。準確地說，應該是三重沉默：因為我們聽不到它談它的現在、它晚近的歷史、還有它整體上的過去。

　　先說它的現在。這層沉默是政權禁止公開討論領導者及其親屬、他們行使的權力、以及政權的性質所導致的。的確，八十年代的平面媒體──尤其是地方媒體──曾經出現過豐富的資訊，開始揭露弊案，分析某些社會問題，呼應民眾的不滿。可是，太過勇敢的記者最後總是會被整肅。而最缺的也並不是資訊，而是對社會整體面臨的...

譯者緒言

　　這本小書譯成中文，首先是希望生活在中國的朋友能讀到。希望他們能聽到一個感覺自己「在中國是在自己家」的瑞士漢學家談論他所認知、所感受到的中國。

　　漢學家論述中國總是基於某種對中國的意義的理解。可能是出於對異域的好奇，旨在探索神秘中國的玄妙；也可能是應接一種知性的挑戰，所謂「以中國為方法」從事研究；還可能則是成長於具體的生命經驗，從個人際遇的切身體會走向集體命運的理性省思。畢來德先生的情況無疑是屬於最後這一種。他在這本書裏的論述，如他最近來信所言，「看似簡單明瞭，卻是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與思考的結晶」。

　　畢來德先生成長的歷史大環境是戰後歐洲社會的全面重建。左翼思潮的勃興構成了當時歐洲思想語境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中國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則引起了許多知識人的關注甚至好感。主張政治中立的瑞士是西歐最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在完成大學學業，到法國學習了一年中文之後，畢來德於1963年隻身前往北京，成了中共建政以後最早正式在中國留學的西歐學生之一。那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一個短暫的喘息時刻。他在北京三年的歲月中，結識了妻子崔文，也在北大近距離體會了文革爆發的驚悚心悸。北京家人的坎坷經歷，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數十年間他始終休戚與共。後來，他與妻子在日內瓦大學共同創辦了中文系，長期從事教學，講授中國史、中國研究（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歷史與文明、當代社會）。許多年裏，他的工作就是要讓人理解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而「首先是自己要理解。」80年代，他跟所有關心中國的知識人一道，感受過中國社會復甦生機喚起的欣喜共鳴，最後也見證了89六四的慘痛斷裂以及後來歷史的「華麗轉身」。一直以來，他努力堅持觀察中國現狀、反思中國歷史，「結合歐洲發生的討論讓歐洲人理解中國，證明中國（中國的過去）可以有多種理解的可能，而理解的方式本身也有其意義，這樣理解與那樣理解並非毫無差別。」

　　畢來德先生的個體際遇決定了他與中國的關係是切身的經歷。中國於他不是一種知識活動的對象，也不是一個符號化、象徵性的世界形態，而是生活過、生活著他關心的人的一個社會，也是形塑了他自己的生命與精神世界的一種文明。這本書裏提出的觀察與思考，他擔心讀者可能會覺得他太悲觀。他解釋說自己「其實並非態度悲觀，而是只想努力做到清醒。」清醒，不正是一種深切的關心必需的品質嗎？

　　清醒的讀者不難看出，畢來德十五年前分析指出的中國的沉默，就是中國人依然活在其中的，許多人熟視無睹、充耳不聞的總體社會氛圍。誠如他〇六年再版序中提到的，中國人現在已經越來越不沉默了。然而，我們真正能夠聽到的聲音其實依然很小很弱，淹沒在一片紙醉金迷宴舞笙歌之中，背後更時不時傳來官方中國刺耳的號令，新一代政治強人登場以後似乎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而比這強制的沉默更可怕的，是在現實的重壓與誘惑之下，那樣一種彌散開來的對歷史與真相的漠然，更準確地說恐怕已是一種弄假成真的遺忘，一種系統化、有組織的失憶，其後果則是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片渾噩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充斥著散沙般的無奈與汲汲營營的自得。

　　書之所以譯成中文，就是因為這樣的中國與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都有關。畢來德的分析表明，這不只是關係到中國而已，其實是整個世界。但是，人類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因為日常世界的距離遠近，對不同人所產生的影響、意義不盡相同，所以他們各自擔當的責任也有輕重緩急。當身邊，自焚的藏人、強拆的居民、跳樓的奴工、冤獄的家屬、上訪的難民⋯⋯那麼多活在中國的人活得那樣無聲無息，他們一點點微弱的聲音也無人理會，我們就不得不問，難道不是因為太多活在中國的人太過沉默不語了嗎？這樣的沉默，恐懼衍生的絕望是原因，冷漠導致的失能也是原因。但更主要的、更核心的，是觀念的矇昧、意識的匱乏。借用畢來德的說法，就是因為「有些話沒有說出來，而之所以沒有說出來，則是因為還沒有想清楚」。要撼動一種制度，唯有觀念的力量、人心的匯流。所以這「中國的沉默」，需要說出來，需要想清楚；需要用中文說，需要用中文想。

＊

　　因緣際會，這本小書的中文譯本首先是要在台灣出版。畢先生信中聲明：「書中所講僅止於北京政權，而非中華民國。」那麼，在台灣看中國的沉默又意味著什麼呢？

　　台灣近年來不少人愛講「中國因素」。這本小書的一個啓發可能在於，今天我們在台灣談論中國因素的時候，是否也能意識到台灣身上的中國因素？包括某些台灣獨立主張者們身上的中國因素？因為這本書所揭示的一個重要的「中國」現象是，在一個壓制個性、排擠差異，推重統一、強制和諧的社會當中，衝突的協調機制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被壟斷、被潛規則化；而加之以宗法文明源遠流長的深層次社會分斷結構，一個透明開放的公共精神世界便愈發難以形成。畢來德講的是中國，但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反觀台灣，宗法制度（與其核心上的階序等級文化）作為高度統攝性的社會政治整合與控制機制，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當中是否就已不復存在（還是繼續在被維護，甚至已在民主機制中產生了變異而益發難以對抗）？社會肌體結構性的二分斷裂格局，在台灣是否也還在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人心觀念上，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社會慣習：禮俗規制、教育實踐、資源置配）？在面對挟新自由主義金權力量的脅迫與誘惑而來的中國因素時，清理從政治慣習到心理結構當中根深柢固的中國因素──泛權謀化的關係邏輯與價值想像、社會肌體分斷體制之下被扭曲淹滅的公共性──，應該也是台灣必要而緊迫的任務。

　　說到中國的沉默，可能也不妨反省台灣身上是否還存在某種中國性的沉默。包括就畢來德所謂的「三重」沉默：近代歷史、現狀、長期歷史，對應於台灣這樣一個社會體，也需要想想能夠如何理解。釐清今日的台灣與自身歷史和周圍世界的關係，正視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個體的際遇與集體的命運，真正讓多元的台灣社會能夠差異共生而不再是各自為陣，就必須也只能透過共同話語的建構。公共生活內在地要求人們創造打破沉默的機制，參與交流對話的實踐。不只是對話，更是從敘述到論爭的多種話語公共化行動。假如說今天台灣的媒體，由於陷溺於金權政治文化結構之中，似乎失去了其應有的公共話語平台的功能，那麼如何建立另外的話語機制，參與到話語的生產交流之中，的確是當代台灣民主生活面臨的挑戰。而在社交網站幾乎取代傳統媒體的信息樞紐功能之時，或許對於話語品質的反思、實踐的創新，都依舊是高難度的功課。

　　為一個社會肌體公共意義的生成建立制度性的保障，其基本的條件自然是民主制度、司法公正，但在更深層次上有如空氣、土壤、活水一般的，而從作用上講也更具有體質指標意義的，還是公信話語。所以公共話語的多元不只應該有倫理原則的約束──如不撒謊等，更要有制度性的機制來反制各種對話語公共性的破壞行為：從所謂密室協商到不實廣告、從所謂國安機密到商業專利，都應該有嚴格的監督與制衡機制，而歸根結底就是一種獨立自主、體質健康的輿論生態。這樣大格局的話語活動，需要的是龐大的、活躍的話語生產者，以及有效的話語甄別運作機制，其基礎則在於話語實踐的日常化、普遍化。當社會成員普遍擁有發言的思考與表達習慣，掌握話語交流的生活法則之時，所謂的輿論，或是公共話語生態，就一定會得到改善，逐步形成生態系的自我調節功能。

＊

　　畢來德先生近十年來發表的一系列「小」書，其「小」的用心所在正是對話語意義生成所做的一種努力。在連篇累牘、旁徵博引、術語生硬、學理艱深而乏人問津的學術巨著與輕鬆詼諧、討喜媚眾、即時即景而止於己見的博客碎文之間，小書的篇幅、文辭都力求實現敘述平實、說理清晰、觀點明朗的話語品質。這在話語形態多元的基本格局下，無疑是一種循著話語本質的交流願望為內在要求的實踐選擇。譯成中文，不只是因為它們與中國、中華文明有關，也是希望中文世界的敘述與討論形態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啓發。若從畢先生來信補充的說明來看，他對此亦是不無期待的：

　　「這兩篇綜合論述並非相關思考的終點，自十五年前發表至今一直持續在變化。第一篇所寫的內容不會改變，但現在寫會寫得不同。第二篇，特別是對中國的過去的分析，應該說是已經完成了。附錄文章，更像是一隻漂流瓶。提出的問題是我自己已沒有時間去處理的問題，希望有朝一日會有人來接手。」

　　這自然也是譯者的希望。

甲午十月廿八於新竹

譯者緒言

　　這本小書譯成中文，首先是希望生活在中國的朋友能讀到。希望他們能聽到一個感覺自己「在中國是在自己家」的瑞士漢學家談論他所認知、所感受到的中國。

　　漢學家論述中國總是基於某種對中國的意義的理解。可能是出於對異域的好奇，旨在探索神秘中國的玄妙；也可能是應接一種知性的挑戰，所謂「以中國為方法」從事研究；還可能則是成長於具體的生命經驗，從個人際遇的切身體會走向集體命運的理性省思。畢來德先生的情況無疑是屬於最後這一種。他在這本書裏的論述，如他最近來信所言，「看似簡單明瞭，卻是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

譯者緒言

法文再版序

沉默的中國：論當代歷史與中國

引子
I. 連鎖反應
II. 中國個案
III. 三重沉默
IV. 結論


論中國歷史：以斯賓諾莎為出發點

斯賓諾莎的觀念∣中國個案∣中國的一體化是怎樣完成的∣奠基時刻∣長久特徵∣權力觀∣兩個世界∣謀略取代政治∣總體論述∣中國在當代∣當前的混亂∣第一種視角∣權力的問題∣文化的問題∣第二個視角∣結語

版本註記


台灣版特別收錄 :
政治哲學角度下看中國的過去(2012年5月21日於巴黎法蘭西人文與政治科學院講座)

譯者緒言

法文再版序

沉默的中國：論當代歷史與中國

引子
I. 連鎖反應
II. 中國個案
III. 三重沉默
IV. 結論


論中國歷史：以斯賓諾莎為出發點

斯賓諾莎的觀念∣中國個案∣中國的一體化是怎樣完成的∣奠基時刻∣長久特徵∣權力觀∣兩個世界∣謀略取代政治∣總體論述∣中國在當代∣當前的混亂∣第一種視角∣權力的問題∣文化的問題∣第二個視角∣結語

版本註記


台灣版特別收錄 :
政治哲學角度下看中國的過去(2012年5月21日於巴黎法蘭西人文與政治科學院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