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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灰熊愛讀書名人推薦：
王丹（作家、民運領袖、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近年來，兩岸交流日益擴大，但是兩岸之間的相互了解要真的能夠加深，我以為至少要在以下三個部分更為加強：第一，是要從民間而不是官方的角度看對方；第二是要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大陸的未來；第三是要從文化的層面深入中國。李政亮的《走進中國現場》在這三個方面都所側重，因此十分值得推薦。
吳介民（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
中國是資本主義叢林，人人可做發財夢，但這個國家同時又使用最新科技在控制著公民社會。可以賺錢享樂，但不能觸碰政治禁忌。李政亮以輕快的筆法，帶領讀者進入中國社會光怪陸離的萬花筒，讓我們看到大國崛起的另一面。
周奕成（專欄作家、政治運動者）
政亮走進中國，與中國的人民大眾一同呼吸吃飯喝茶搭車讀書看電影，北京和天津的每一天，也是政亮的每一天，這使他比一般訪調旅行式的研究者更能體察民間細微的脈動，也獲得了非在地生活者無法擁有的洞察力。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這本書正是我們需要的中國觀察：作者是長期居住與研究中國的臺灣人，並且把從流行文化到日常生活到政治與公民社會的不同面貌，編織成一張完整的中國地圖。
＜走進中國看拆哪＞
──周奕成（專欄作家、政治運動者）
李政亮是這個世代的臺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進行觀察與評論的重要一人。這個重要性首先來自他參與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民的生活。從西元二○○○年起，政亮在中國求學、研究、教學、寫作，先是在北京大學讀博士，後來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職，在中國社會裡有融入的身分與持續的生活，這或許正是他的兩本中國文化評論集—一年多前的《走進都會中國》，以及這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都有比一般臺灣人「走得更進去」的感覺。政亮走進中國，與中國的人民大眾一同呼吸吃飯喝茶搭車讀書看電影，北京和天津的每一天，也是政亮的每一天，這使他比一般訪調旅行式的研究者更能體察民間細微的脈動，也獲得了非在地生活者無法擁有的洞察力。
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評論，李政亮採取了廣義的文化研究取向，這在中國研究的領域裡還是比較非主流的路線。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界一般所稱的「中國研究」，從前是一個不正常地受到戰略與經濟利益需要過度影響的研究領域，除了對中華語言歷史即所謂漢學的研究之外，基本上可以說是被「討厭中國、害怕中國與利用中國」這樣的幾種需求所主導。至於中國當代文化或民間流行文化的研究，由於沒有顯著的戰略與經濟價值，受到政府與大學的忽略。政亮所採取的文化研究取向，不僅是以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更把文化定義為廣泛的社會性活動，考察其與政治經濟結構的關係。
做為臺灣解嚴世代的一分子，政亮的生命背景，給予他思想內涵與問題意識，從而讓他的中國觀察與評論更具代表性。「解嚴世代」是我在幾年前提出來的概念，用以描述在臺灣八○年代後期至九○年代這段戒嚴解除後的年代裡，接受重要的政治社會化的世代群體。解嚴世代中，有些人曾參加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所以也被稱為「學運世代」，但「解嚴世代」是一個意義比較寬闊，也比較具有歷史感的名稱。解嚴前後的年代，是臺灣歷史上繼一九二○年代臺灣新文化運動之後，第二個思潮澎湃人才輩出的年代。當年，政亮與他的同輩們，包括我自己，在黨國教育體制鬆動的裂隙下，大力呼吸清新開放的思想空氣。那時候的困知勉行，養成了今日對文化價值議題的敏感性，對政治經濟變遷的理解力。對一個從封閉轉為開放，國家權力逐漸讓位給市場的社會裡面的種種現象與問題，我們這代臺灣知識分子特別有興趣，也有很多的看法與想法。
就這種對變遷社會觀察理解的興趣而言，政亮是幸運的。他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際，到中國大陸繼續深造。中國成為他在故鄉臺灣之後的下一個注視與深思的對象。他所看到的中國都會文化的勃興、大眾媒體的變化、世代文化的差異、社會價值的轉變、知識分子的轉型，乃至電影與流行音樂對時代背景的反映，都是營養豐富的思想糧食。很自然地，出於對臺灣未來不可遏抑的關切和停不下來的思考，也基於青年時代無法磨滅的經驗和感受，政亮會把中國現況與臺灣做比較或對照。這樣的比較、對照，或者說是反思，有時候隱而不顯，但卻是他在走進中國這兩本書中不斷迴旋的主調。
雖然試圖走進去，但是政亮還是保持著一種略帶距離感的客觀態度，使讀者似乎較難判斷作者對某些事情的主觀好惡。這或許是出於對被敘述之對象—當代中國的尊重及同情的理解，也可能是作者謙遜善意的性格使然。雖然是一本評論集，政亮卻把他自己的意見平滑地置入在他所引述的各類事實中。比較具有敏感度的讀者，仍然能夠讀出政亮的基本立場：他對中國很有感情，對中國的一切都有興趣，他對有理想的中國文化與思想工作者懷有敬意，也期望中國能因為他們的努力而變得更好，在任何方面他都對中國是善意的。但是他不像一般中國熱的作者，對中國未來抱著一種僥倖式的期待。文化研究者必定對現況抱著批判的立場，對於期望和預期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這樣的立場，其實正是我所認為這個世代臺灣人對中國大陸應有的態度。知識分子應該先對自己的社會抱有熱望，又能夠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冷靜的批判。唯其臺灣知識分子能夠愛臺灣又批判臺灣，才能夠改善臺灣；能夠愛中國又批判中國，才能夠幫助中國。如果說臺灣目前對中國的認識與交往，大多被政治恐懼與經濟貪婪兩種心態所籠罩，那麼文化上的友愛與批判將是最具進步性的第三種取向。這樣的文化介入行動，是這個世代臺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以此，我期待政亮繼續帶著我們走進中國，看看這個「拆哪」，什麼不該拆的拆了，什麼該拆的不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