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老子新繹》吳宏一
論一、《老子》名《道德經》,是認識老子思想及道家源流的必讀書,也是想了解中華文化的人不可或缺的經典著作。歷代研讀注解的學者,不知凡幾,但對全書五千言的玄言妙論,似乎永遠尋繹不盡,無法測其底蘊。它的傳本很多,字句頗有不同,加上往往「正言若反」,所以常使讀者似懂非懂,無所適從。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兩種帛書本,和湖北荊門郭店村戰國楚墓的三種楚簡本,先後出土,更引起中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和關注。對於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經文章句的解釋,以及老子思想主張的探索,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
筆者以為這些現象,對於有志研讀《老子》初學者而言,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治絲益棼,不知道該何所抉擇。因此,筆者在《論語新繹》撰成之後,馬上撰寫《老子新繹》本書。所謂「新繹」者,重點有三:
一、是採用直譯的方式,逐字逐句,用白話來翻譯《老子》的經文。這是最貼近原文,也是最容易把握原意的做法。
二、是校勘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比較歷來各種注家的解釋,折衷眾說,取其長而捨其短,力求簡明,以便初學。
三、是參考有關的研究資料,對每一章的章旨、結構,乃至修辭以及前後經文之間的關係等等,作一番爬梳整理的工夫。間有推陳出新處,希望對讀者有幫助。
論二、為了知人論世,讓我們先了解老子的生平大概。根據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記載,老子是:楚苦縣厲鄉曲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苦縣在今河南省鹿邑縣東,一說在今安徽省渦陽附近。苦縣,春秋時名相縣,原屬陳國。後來陳國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國所滅,其地遂為楚國所有,這已是孔子卒後之事。所以嚴格說來,老子應說是陳國人才對;說他是楚國人,那是司馬遷根據後來的行政區域來界定的。不過,無論是陳國或楚國,相對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各國,都地在黃河之南,所以說老子是當時的南方人,則無疑問。《莊子.天運篇》記述孔子五十一歲時去見老子,老子這樣說:「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可見在古人心目中,地域觀念非常濃厚,彼此論籍貫時,會有南北之分的。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從司馬遷的《史記》才開始的,在司馬遷之前,像《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等,都只稱老子或老聃,而從未有稱老子為李耳或李聃的,因而有人以為老子不一定姓李(據考證,春秋時代尚無李姓),而應姓老才合理。
這種推測,雖有道理,但司馬遷也必有所據,因而只能存疑。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介紹老子的籍貫姓氏之後,並沒有說明老子生卒年代,只說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同時用一大段文字記敘了孔子適周向老子問禮請教的情形。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推知老子時代與孔子同時而略早,並且擔任周朝典藏古代圖書文獻檔案資料的史官。古代擔任史官的人,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通常服事在君王身邊,不但要有文才捷悟,而且要有淹博的學識。因此孔子才會去請教他。孔子向老子問禮求道的事情,不但《史記》的老子本傳及〈孔子世家〉都有記載,連《莊子》的〈天運〉、〈天道〉和《禮記》的〈曾子問〉等篇,也屢有論述。問禮,其實就是問道。據《莊子.天運篇》的記述,孔子和老子見面時,曾如此請教: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
甚也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孔子的意思是說:他研習六經,倡導仁義,自己以為頗有心得,親身整理魯隱公至魯哀公十二個君王的史事,定名分,寓褒貶,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對於古聖先王之道,和周公召公輔佐的事跡,也深有體會,但他周遊列國,求見過很多君王,卻沒有一個君王能夠欣賞他,取用他的忠孝仁義之道。因此他頗有感慨。
論老子的回答,據《史記》本傳的記載,摘要如下: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的意思是勸誡孔子:古人之言可採者採之,不必過度崇尚古聖先賢、鬯言仁義禮信。同時他要孔子去除驕氣、多欲、態色、淫志。易言之,他勸孔子宜謙下、無欲、無為、清靜。這些正好都是《道德經》中主要的思想主張。所以《史記》本傳後馬上接著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大概見面之後,孔子對老子的學養非常佩服,所以孔子對弟子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把老子比喻為像龍一樣見首不見尾,自有莫測其高深之意。《史記.孔子世家》中,還記載辭去時,老子有贈言雲:「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對於孔子之言忠孝,尚仁義,正名分,寓褒貶,當亦有所規勸。
這些話記在〈孔子世家〉中,想必有其用意。有人以為《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曾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就有師承老子的意思。至於後世學老子者罷絀儒學,學孔子者罷絀老子,那是另一個問題。司馬遷的《老子韓非列傳》又說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有人以為「遂」應為「遯」字之訛,是說老子在西周衰亡之前,見微知著,先行隱遁而去。司馬遷還說老子離開周朝時,「至關」,關令尹喜請他「著書」,於是老子才「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後人對「關」的解讀,有的說是大散關,有的說是函穀關,恐怕都是附會之辭,很可能它只是邊界國境的代稱而已。「著書」也可能是老子就其擔任周朝太史時,所典藏的文獻資料中,擷取一些有關「道德之意」的格言教訓,記錄下來,留供守關的官長尹喜參考而已。對於傳說中的人物,後人好事增益,往往越到後來,附會越多,越說越神奇。老子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司馬遷在說他出關之後,「莫知其所終」,已經令人有「猶龍」見首不見尾的聯想了。底下竟然還有一些文字,說老子修道而壽考,活了一百六十幾歲或二百多歲,越說越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也因為這樣,所以從宋朝開始,懷疑老子其人其書的人越來越多。種種歧異不同的詮釋,也就隨之而起。
論三、老子其人,給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感覺,《老子》其書,也予人紛然雜呈的印象。書分「道經」、「德經」上下兩篇,原始究竟「道經」在前或「德經」在前,是不容易確定的;篇幅雖然不長,全書不過五千字左右,但其傳本的繁多、字句的歧異,以及內容思想的不同解釋,真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莊子》一書對老子學說多所引證之後,歷代注解《老子》的學者,何止千百家。其中,先秦像《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兩篇,前者重在闡釋「德經」中有關人生及政治方面的道理,後者全用史實傳說比附老子的思想主張;漢代像有待考定的河上公注本,多附會養生家之言,常有方士術語,嚴遵的《道德指歸》及《老子注》,則將《老子》八十一章改為七十二章,並鬯言黃老之術;魏晉時像王弼的《道德直經注》,通過玄學家辨名析理的方法,來分析道德等等名詞及概念;唐代像傅奕的《道德經古本篇》,推衍王弼之說而訂正其失,這些著作對後世討論老子學說的人,影響都非常深遠。由於時代環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不同,老子的思想主張,也常因詮釋者見解的差異,各有立言之宗,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有人以為它講的是金丹修煉之術、長生安命之說,有人以為它是「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很多章節談到帝王「南面之術」,甚至有人以為它是用兵教戰之作、權謀術數之談。清代以來,研究者更為眾多,或彙校傳本,或講疏義理,成就固然不讓前賢,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則益感紛擾而不知何從。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以後,因避漢帝名諱的問題被推定成於西漢初年,因而掀起了一陣帛書熱,研究老子者,幾乎無人不說帛書;到了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荊門郭店的楚墓竹簡本甲乙丙三組,又相繼出土了,加上被推定成於戰國中期之前,因而更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幾十年來,研究老子者,可以說完全在帛書本和楚簡本的籠罩之下,好像離開它們,就不配談論老子了。這當然是推崇太過了。
比對過舊傳本和這些新出土資料的人,應該都會同意以下的看法:舊傳本和新資料同樣重要,二者相得而益彰。不可捨舊而趨新,也不可以趨新而忘本。因此,筆者很不同意有人根據新出土資料隨意改動原來的章句文字,更不同意有人隨意割裂原來的經文。筆者以為:以傳世較早而且完整的王弼注本為底本,參校論代河上公、嚴遵、傅奕等各種注本以及唐代以來的各種新出土資料,應該是比較可取的辦法。四、很早以前,我就對《老子》這本書發生濃厚的興趣,曾經受到先師沈剛伯、鄭因百等先生的啟發和鼓勵,想對此書及《論語》、《六祖壇經》三本代表儒道釋思想的經典著作,逐一整理闡釋,合稱為「人生三書」。無奈迫於生計,工作繁忙,因此數十年來,時斷時續。去年(二○○九)秋天以後,退休多暇,才開始動筆。在撰寫《論語新繹》的期間,忽然起興仿效古人「論詩絕句」之例,擬對《老子》八十一章逐一作〈論老子絕句〉。雖然初稿已先完成,自己不滿意,卻覺得興味無窮。因此《論語新繹》完成後,我立刻撰寫這本書,並且寫了以下的三首七言絕句,聊表心意:聖經何必分先後,大道從來不可誣。我自瓣香三教在,參禪學老更崇儒。—〈擬作《論語》《老子》《六祖壇經》三書新繹,題耑〉向來我亦聖為師,論道參禪未是癡。最愛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詠歸時。
又敢言譯解費工夫,但願人人識正途。忠恕終歸仁一字,請從平淡契真吾。—〈論語新繹一書撰成,口占二絕〉這些詩頗可表明我撰寫「人生三書」的心意。這三本書不只代表中國文化中儒道釋三家的不同思想,也分別代表古代在上位者、士人階層以及不諳文字者三種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追求人生、完成理想的三個指標。我很高興現在又完成了《老子新繹》這本書,至於《六祖壇經新繹》的出版,則請俟之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