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艾未未：影行者的到來

用藝術抵抗政治巨石

一九五七年，中國詩人艾青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叫「未未」，意思是現實太殘酷了，叫他去愛未來。

今天，艾未未是中國當前最具國際知名度的藝術家之一，也是身影最巨大的政治批判者。

一九七八年，艾未未去念北京電影學院，和陳凱歌、張藝謀等人是同學。後來轉而搞藝術，參與地下藝術展覽。一九八一年去紐約唸書、搞藝術、打工、浪蕩，直到一九九三年回到中國。

他說，當時選擇做藝術，是對政治體制的逃避，因為「政治是一塊巨大的、残酷的、從大山上滾下來的石頭，我們只是希望躲得越遠越好。」

沒想到，當他在九零年代初回到中國來後，不但躲不掉政治，卻一步步越陷越深。

他之前的作品雖然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性，但比較是從藝術對政治的反思。代表作如二○○七年在德國展出一件名為「童話」的作品，他把一千零一個來自各階層的中國人帶去德國參加展覽。

二○○四年起，艾未未開始使用網路，寫博客，上推特，透過網路組織各種活動。他堅信網路的革命性力量，因為「它使個人真正獲得了解放，從舊的體系、傳統的信息控制中解放出來。信息的自由獲取和自由表達是今天的特徵，有了互聯網，人作為個人存在才真正開始了」。他也深知這個力量在中國是如何被壓抑。

二○○八年徹底改變了艾未未：他開始對具體的社會現實提出犀利批評與積極的介入。他的藝術與政治已經難以分割。

奧運開幕當晚，作為鳥巢的中方顧問的艾未未，在個人博客上激烈批評張藝謀導演的開幕式是一種法西斯主義美學，是國家的政治宣傳 。

六月，一個孤僻的青年楊佳衝進上海警察局刺殺六個警察，震驚全國，但許多人卻同情楊佳是中國國家機器暴力下的犧牲者。艾未未在博客上每天貼上一個蠟燭的圖，貼了一百八十一天，以點燃中國社會的黑暗。對於楊佳被處死刑，他寫下「殺吧，不要以正義的名義，那是在羞辱一切。」

二○○八年五一二大地震更成為艾未未至今最關注的事。當他看到那些在斷垣殘壁上的孩童書包，他心裡想著這些書包是屬於哪些小小生命呢？但政府卻一直不公佈這些遇難孩童的名字與數目。艾未未在十二月徵求志工，以對遇難學生的具體數據進行調查。他把蒐集到的名字貼在他北京工作室的牆上，並時時在推特上提醒大家記住這些消逝的年輕生命。在調查過程中，志願者被騷擾、被毆打，但他們仍然蒐集到五千多個名字。

二○○九年八月，艾未未去成都為另一個調查川震遇難學生而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的作家譚作人出庭作證；在出庭前夜，艾未未在旅館被警方毆打，導致腦部大量出血。他的工作室把這段經歷拍成一部紀錄片《老媽蹄花》。

拳頭並沒有阻止他。他開始更積極用影像去紀錄許多維權事件，不斷地接受媒體訪問談他的理念、批判北京政府，並且持續用藝術行動去提醒人們：從他們自己對川震的公民調查，到犯下上海襲警案的楊佳、到滯留東京機場的馮正虎，以及二○一○年底浙江樂清的上訪村長慘死案。這既是藝術行動，當然也是公民行動。艾未未在四月三日早晨在前往香港轉機到台北的北京機場被逮捕，拘留到六月。在艾未未被捕之後，中共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某個意義上，說艾未未是「特定獨行者」是對的，因為他確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反抗者。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以豐富的想像去提醒人們體制的荒誕與黑暗：例如在慕尼黑展覽館的一面巨大的外牆上，他用九千個訂製的彩色學生書包，組成十五個巨大的中文字——「她在這個世界上開心地生活過七年」，這是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親的一句話。

他也熟悉草泥馬的諷刺文化，尖銳又諷刺的行動讓人發噱。例如他拍過一張裸照，只用草泥馬玩偶遮住重點，或者更早前拍攝過一組照片對著白宮和天安門廣場比中指。

但另一方面，他對楊佳案、對調查川震遇難兒童的執著又令人動容，以至於有人說他是最好的公民調查記者。他甚至是十分古典的，不斷地在媒體中談公民社會、談民主（如在TED中的影片）；他說「如果大家都不發出點東西來，腐敗就會愈來愈厲害……如果大家都是這樣子看見了卻不說，明哲保身，那麼這個國家和社會還怎麼向前走？」

艾未未深信「所謂藝術家在這個時代必須是思想家，必須是敢於參與社會，敢於嘗試、判斷的。」他尤其不斷思考與探索網路在藝術與社會變遷的聯繫中扮演何種角色。他大量寫博客和發推特幾乎像是一種行為藝術，而被評論家稱為是一種「社會雕塑」；但他自己說「我的作品的本質是鼓勵那些可以使用網路的人去更了解中國的真實，去挖掘那些被政府掩蓋的真相。」

但艾未未背後的目的不是政治：「實際上我對時政的考慮並不是一個政治態度，而是一個美學態度，我更多談的是公平、正義，和一些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對社會倫理價值的一個判斷，關於倫理和美學的一種聯系。」

只是，在這個政治劇烈擠壓人們自由的時代，你不可能逃離政治。艾未未說：「寫博客就是政治，接受采訪發表意見就是政治。」

三十年前，艾未未為了逃避政治這塊巨石去從事藝術，現在的他卻因為勇敢和這塊巨大的石頭猛烈地碰撞，而不幸被壓傷。而且不只是他，從二○一一年初的茉莉花事件以來，中國政府大肆逮捕其他維權律師、作家，逮捕艾未未可以說是這一波維穩鎮壓的高潮。

艾青說得對，現實確實是殘酷的，但顯然，五十年後當下的中國依然殘酷。

宇宙塑膠人與艾未未

當局最終逮捕了這群青年人，他們都與這個叫「宇宙塑膠人」的搖滾樂隊有關，都留著亂蓬蓬的長髮。官方媒體說他們是一群流氓、酒鬼、癮君子，準備以刑事案的名義宣判他們。

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意識到這一案件的更深含義。「這不同於和已做好風險準備的政敵算帳，也絕不是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而是更加嚴重，」他回憶說，「是一次極權主義制度對生活本身的侵犯，對人最起碼的自由和誠實良心的侵犯。」

他接觸過這些青年人，被他們音樂中的誠實、憂傷與反抗的願望所打動。他也知道，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不過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距離布拉格之春已經八年了，捷克人生活在巨大的壓抑與沉悶之中。相對開放與活躍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年代，讓位於平庸的胡薩克(Gustáv Husák)時期，當局以「正常化」的名義窒息了整個社會的想像空間，「宇宙塑膠人」這些年輕人唱出了這種絕望與迷惑，他們用特立獨行來保持內心的溫暖與希望。

哈維爾相信，這一審判將會製造一個惡劣的先例：執政者可以肆無忌憚的羈押任何有獨立思考能力乃至私下表達獨立見解的人，是對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干涉，而且以打擊刑事犯罪的名義欺騙大眾。這一行動也揭示了極權主義的本質：讓生命變得單一，割除任何與眾不同、難以歸類的人與事物。

幾個月前，我在哈維爾的回憶錄裡讀到這個片段。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的遭遇，讓我再度想起它。極權主義政權，不管它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是二十一世紀，不論它在莫斯科、布拉格還是北京，都深受智力平庸所困。它用「刑事犯罪」來指控搖滾青年，用「經濟犯罪」把藝術家推上法庭，它們都發起聲勢浩大的中傷活動，用自己也不相信的道德標準來指責他們。

「宇宙塑膠人」引發了哈維爾的強烈不安，艾未未的案件則在中國社會激起了特別的反響，比劉曉波的判刑與獲獎更為廣泛與深遠。五十三歲的艾未未不是青春的「宇宙塑膠人」，他對政治、社會都有著更明確和深入的想法，他也對自身的行為有著清晰的認識。但對於公眾、尤其是那些青年追隨者來說，他仍是一名標新立異的藝術家，他的言行與作品，與其說是政治反抗，不如說是對人的基本價值——自由、尊嚴、正義——的重申。他又是如此富有趣味和嘲諷精神，抗爭變成了一種率性、即興的遊戲，它與人們習慣認定的「政治行為」相去甚遠，他的方式還如此成功，整個世界都對他讚譽有加。他代表著一種嶄新的反抗，一種別具魅力的生活方式。

人們的生活方式再度成為了戰場，成為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空間。極權主義的特徵是無處不在的控制，它不僅要控制你的肉體，還要進入你的靈魂，不僅要讓你在公共場合循規蹈矩，還要窺探與影響你的私人生活。過去三十年的中國，逐漸告別了無孔不入的極權時代，進入了後極權的時代，它給予個人一部分空間，再沒有一個青年會因為穿牛仔褲、留長髮被學校開除，「生活作風不好」不再是宣判的措詞。但是，政權卻從未真正放棄控制的慾望與能力。每當它感到危機、或是實力膨脹時，它就會重新試圖控制你的精神世界與私人生活。極權政權是官僚系統的極致，任何多樣性與個體性都令它惶恐不安，它需要不斷製造新的敵人，才能維繫自身。它總是用咄咄逼人的姿態，來掩飾內部的混亂與脆弱。

在過去的兩年中，人們明確的感受到控制的增強，它不僅是針對傳統的政治異議份子，也是針對日常生活的。從日漸興起的唱紅歌，到Google退出中國，從「反三俗」的運動到大學裡的會商制度，艾未未的案件是這一輪控制的高潮，也是二十年來最嚴重的一輪。

「宇宙塑膠人」的案件，最終促成了〈七七憲章〉運動的到來。這一行動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政治行動，它不追求權力爭奪，而是重申良知與道義，呼籲人們「生活在真實裡」，倘若每個人都生活在真實裡，說出自己內心所想，建立在謊言上的政權則隨即瓦解。很多因素促成了東歐的劇變，或許戈巴契夫的克制精神最為關鍵，但也沒人能忽略「活在真實裡」的倡議的重要作用。而艾未未的遭遇會變成另一次政治覺醒嗎？不同階層的人，重要的知識分子還是時髦的青年人，意識到如果不抗爭， 即使眼前這可憐的自由也要被剝奪嗎？這一切，我們都還不清楚。

艾未未談《一個孤僻的人》

《陽光衛視》「零點院線」採訪時間：2010年12月

問：您拍這個片子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怎麼想到去做這樣一個片子？

艾未未：楊佳案的最早報導是2008年7月3號的《新京報》。7月1號楊佳在上海襲警，3號在報紙上報導。早晨我看報，就是說一個北京青年，好像說是單親家庭，無業，在上海襲警，據他鄰居說呢，他是一個比較孤僻的人。我馬上就有幾個疑問，一個北京的青年，80年生的，到上海去旅遊，騎著自行車，怎麼可能在半年多以後去襲警？當時我博客寫得很勤，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一個孤僻的人》。

中國的司法也好，公共媒體也好，通常是從來都說不清楚的。因為大家只是接受一個結果，沒有去接觸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另外，媒體的腔調我也不喜歡。說到一個人就說是無業什麼的，我覺得這個跟有業無業毫無關係，和孤僻不孤僻也沒有關係，我覺得這是讓人很不舒服的說法。所以我文章裡就寫，一個孤僻的人，他可以一輩子孤僻下去，因為他不願意跟他人有關係，但他也可以為這個社會做出一些貢獻的。

之後的整個發展過程，包括偵查階段、一審、二審，到最後高院覆核死刑，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歷。這痛苦主要是，通過這個簡單的案子看出了中國的司法系統、上海的司法系統是如此的黑暗和腐敗，完全沒有公義、公正和正義可談。整個過程都是在掩蓋和歪曲，對基本事實的遮擋，對對司法系統、司法理念的傷害。你會發現，所有的人都捲進去了，無論是律師，還是警察，無論是檢察官，還是法院，都成為沒有道義、沒有社會倫理、巨大的黑暗體系的一部分。這挺讓人吃驚的。

我做了大量的評論，寫了將近六十多篇關於楊佳案的文章，從社會倫理、道義的角度談這案子。還有一個劉曉原律師，從法律的角度談，主要是由我們來推動，使這案件成為2008年最受全國媒體注目的一個案件。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做事的原則是比較清晰的。我們把整個案子當中，誰什麼時候出現，說了什麼，哪怕一句話，一個標點符號，我們都完全整理了出來。無論什麼案件，這樣的整理在中國都是從來沒有過的。因為中國人不僅是一個健忘的民族，同樣也是一個嘻嘻哈哈，做事很不認真的民族。不管多嚴重的事情，都很難查到究竟是怎麼回事，一切都是傳說，甚至加進了很多幻想。就是南京大屠殺，中國人一直說被殺了十幾萬到二十萬，現在說三十萬，一個很大的整數，然後已經查到的、刻到碑上的是一千多人。殺了三十萬人，你能找到的人不過萬，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恥辱。中國如果有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話，那表達的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內容，並不只是侵略者的殘忍，更多的是中國這個民族的恥辱。

同樣，楊佳這個事件，我也意識到，很快它就像樹上的某一片葉子，根本不知道被吹到哪兒去了。所以我們希望做一些記錄，完整的記下這個案子。我們很早就開始拍，就是我剛開始寫這個文章的時候，因為馬上就要一審，一審來得很快，當時正是奧運，一切都變得風聲鶴唳。我們到上海去拍的時候，顯然上海很緊張。一審實際上是一個秘密審訊，基本的證人、審訊的程序都不對，包括他的律師謝有明是上海市閘北區政府的一個法律顧問。顯然都是黑箱操作，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

楊佳父親委託的律師，連去看守所見楊佳都不允許。去看守所見人是必須的，任何人只要受委託都可以到看守所見人的。但看守所連楊佳的家長也不允許去見，同時他的母親王靜梅消失了。北京警方矢口否認，說完全不知道這個人，走丟了。上海當然也說你應該問北京警方。所有人都在猜疑，在這麼一個要案中，他唯一的親人他的母親知道一些案情，但她消失了。這一切簡直變成了一個懸疑片。

所以我們就開始拍，但非常困難，因為能接觸的原始資料很少。我們很快去了楊佳家裡，家是鎖著的，他的母親已經被消失了。很久以後，楊佳案二審結束以後，我們才知道他母親被關在了公安部下屬的一個精神病院裡，名字已經被改掉，叫劉亞玲。我覺得這整個事情對普通人來說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說這個國家能夠扭曲現實、扭曲證據，將重要證人關在一個精神病院裡，服藥，強行給她改了名字，在這個世界上等於是沒有她這個人了。

說老實話，我們是所謂的生長在新社會，生長在共產黨紅旗下的人，儘管我們知道出現過很多很多冤案、假案、錯案，但是還沒想到一個系統會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們覺得，可能這些冤案、假案、錯案都是出於某種愚昧。但是一個系統施展它智慧的時候，它可能變得更為可怕，就是說它竟然能夠做得這麼嚴謹。

我們從楊佳家裡的門上，看到了熊律師的事務所留了一個條，說他來過，我們順著這個軌跡找到了熊律師事務所，所以他是《一個孤僻的人》裡面第一個談這個案情的。他是第一時間到上海，被拒絕的一個律師。之後又有其他律師希望介入，都是北京的律師，大家對上海這種操作方式完全的不信任。因為是在上海犯的案，又直接對抗的是公安，應該到另一個區域來審判，至少要回避，他們都不這樣做，就不能讓人對這案子的前景有任何好的期盼。

為什麼會引起這樣的關注呢？第一人們認為，一個人能殺六個公安，傷了其他五人，這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第二，上海對整體的報導捂得很實（編注：即控制媒體不可報導），所以這個事情從最開始就讓人們產生了懸念。事實證明，它確實比想像的還要複雜很多。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再往下走。我們拍一審，二審，然後對所有的相關人作採訪，我們做了很大的努力，能做到的都做到了，這個努力我覺得比較痛苦。

比如說一審律師謝有明，這是個品質極壞的人，他會在我們採訪他的時候喚來上海警方，從便衣到特警，把我們的人抓起來審訊，把所有拍的東西都刪除。他是一個極為恐懼的人，但他很有權力，他可以對警察說，你們出去，這事你們管不了，叫你們頭來。他們頭就會屁顛屁顛的過來。由此，你可以看到中國的律師、上海的律師跟上海警方是一種什麼關係。

當然，後來二審他們換了翟建，好像是上海所謂的什麼東方十大律師之類的，實際上是一個更為狡詐的政府的合作者。我都是公開這樣說的，他們有本事就來起訴我。在楊佳案上，他起到了一個更壞的作用。第一，他是政府委派的，毫無疑問這是違反程序的。第二，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他騙取了楊佳很多信任，在整個辯護程序上做了很多手腳。重要的證人他都不要求出庭，包括沒有讓這個警察出庭，他也不問楊佳的母親去了哪裡，在最重要的證人沒有出現的情況下，就給楊佳判了死刑。包括楊佳的精神病問題，沒有經過一個有資質的機構來評定，就非常草率的做出了決定。這些都是極大地違反了程序的。

楊佳案最終對我個人有很大的影響，我畢竟是非常投入地捲入了一起案件。這個案件實際上從最開始就是沒有轉圜餘地的，因為中國人通常說殺人償命，你殺了這麼多無辜的人，通常我們稱警察在這案件裡是無辜的，那當然他是必死無疑的。我的所有努力，也只是我個人的掙扎，在整個問題上並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但同時我又希望展現出這個事件的動機、起因，為什麼他會去殺這些人，是什麼導致這個人必死？整個案件，包括它最終的結果，也可能有多種可能性，但是由於這個司法系統（而喪失了這個可能）。我覺得這個司法系統根本就不是糟糕了，而是它本身就是首惡，它不是去化解中國每天發生的案件，使社會公義得到呈現，而是製造了更多的不正義和不公平。

問：當時很多媒體都說楊佳是一個孤僻的歹徒，您覺得他是孤僻的人嗎？他是歹徒嗎？

艾未未：楊佳，從我對他的瞭解，他喜歡博客，喜歡美女，喜歡爬山，喜歡和他喜歡的人交往，這不是一個孤僻的人，這是一個有選擇的人。一個單親家庭，一個普通的孩子，他能有多少機會成為一個很熱鬧的人呢？這是不可能的。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本分，很陽光，積極向上的人。即使他是一個孤僻的人，這樣孤僻的人可太多了。

至於楊佳是不是歹徒，比如白岩松或者是其他人都談到他是歹徒。什麼叫歹徒？在一個犯罪嫌疑人被定案之前是不能稱之為歹徒的，不管他殺了誰。

問：楊佳這事情，目前國內只有您詳細地拍過一個紀錄片，您去拍這個事情，您覺得您孤僻嗎？

艾未未：我覺得我是比楊佳還要孤僻的一個人，儘管我好像很熱鬧，但實際上我經常會走在一條完全沒有人的路上，四顧茫然。你會覺得，你雖然有可能身在人群當中，但卻是非常孤僻的。

問：如果您按這個路走下去，他們要是再稱你為歹徒怎麼辦？

艾未未：實際上，我倒是不介意被稱之為歹徒。我覺得每個人都會對事情有他的定義吧，這個定義實際上主要是定義了定義者本身，（定義了）他們自己的一個思考的狀態。

問：在片子中能看出來好多困難，很多正面的衝突，像您這個隊伍這麼不受歡迎，還厚著臉皮去做這個事情，是什麼原因？

艾未未：我們做的很多事情，是希望能夠為那些不可能為自己說話的人，呈現出另一種可能性。實際上，我們並不只為楊佳說話，同時非常想為那些死去的公安，包括他們的家屬說話。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做了很多努力，沒有任何人願意說任何一句話。你既然是一個受害者，承受了這麼大的痛苦，難道你就不願意為您死去的親人說一句話嗎？沒有人願意。你想，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社會，個人都會因為某種原因，而放棄對真實的情感和真相的表露，這個社會太恐怖了。我只是很掙扎的希望，不要成為這個恐怖的社會現象的一部分。我們沒做什麼特殊的事，我們只想說，這個事我不是這樣認為的，我們試圖把自己的看法告訴別人，整個事件就是這樣。

問：一個很普通的人在公安局裡能夠連續刺殺九個公安，您覺得這事情正常嗎？

艾未未：說老實話，我覺得這個國家沒有還原事件的能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具體發生了什麼，都是讓人們不清晰的。事件的主體常常都會被遮擋掉了。比如說四川5•12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學生，怎麼死的，建築情況到底是怎樣的，沒有人很清晰地知道。只有我們做了公民調查，找到了這五千多個孩子才知道。如果我們不做，這事就和中國其它事件一樣，像垃圾一樣被倒進垃圾堆裡，永遠不可能再出現在人們眼前。但這些垃圾是會發酵的，它毒害著每一個人的靈魂。因為在追求真實以及是否具有辨識能力這個問題上，每個人都出現了障礙，這確實會毒害了這個民族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問：從一個公民的角度理解，您感覺法律的意義是什麼？

艾未未：法律是一個社會的尺度，這尺度是我們平常說的公平、公正或者正義的一個衡量標準。法律定義了這個社會的基本特徵，當這個社會的執法者，即司法系統不斷地更改這個衡量標準，不斷地遮擋這個標準，在每一個事件上都爆出與事實完全不同結果的時候，實際上這個法律是癱瘓的。結果是使整個社會不相信法律的權威，他們必須靠另外的方式來使這個社會運轉，這個方式我們通常稱之為腐敗，因為它完全是依仗著權力改變事實、黑箱操作。當法律缺失的時候，自然就只能用野蠻的生存法則了，就是強者生存，對吧？那麼誰最能夠利用資源呢，當然是國家權力機構了。

問：楊佳為了一個小小的警察盤查，去捅死警察，您感到是心眼小，還是別的原因？

艾未未：我覺得不能這麼簡單地說。他不是心眼小不小的問題，或者說其他人心眼太大了，太胸懷宇宙，我覺得不是這麼一件事。一個人他的價值是他的生命，當他願意付出生命做一件事的時候，他心胸是很大的，不是心眼很小。因為這是他所有的價值，他能給予的就是他的生命。那麼他給予這個生命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得很簡單，但沒有比他說得更清楚的了。他說，有一些恥辱如果要背在身上一輩子，那麼我寧願去犯罪。他是為了捍衛生命的尊嚴而去犯罪的，他對這個法律已經不放在眼裡了。

法律是人制定的，倫理和恥辱感遠遠高於法律。法律是階段性和區域性的，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法律，比如說伊斯蘭教，偷情的女人得用石頭砸死或者割掉鼻子，對他們來說這是應該的，是法律層面上的一個公正。但是在道義方面我們會譴責說，這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傷害。我覺得楊佳呢，他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就是說凡事應該有一個說法，如果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只能給你一個說法。這是一個不給人說法的一個國家，已經很多年了。

不光是楊佳，後來5•12地震調查我跟成都警察的衝突，警方都是沒有說法的。他們都說，你有什麼證據呢？這是你的幻想，誰打過你啊？這不是和楊佳案一模一樣的嗎？當每一個中國的案子都是這樣處理的時候，這個政權本身就是狹隘的，它是一個小心眼，它不能夠把人的尊嚴和道義放在一個最高的位置上。它在傷害著每一個人的利益，來維持它的一個簡單的統治。

楊佳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在他的有限的資源下。他當然是被幾個人打了，這些人打他就像每天打其他人一樣，不認為是個什麼事，因為他們打的每一個人都忍受了屈辱，都不會像楊佳那樣在之後的半年內不斷的申訴。楊佳在警察局裡就給督察打了電話，可以看到他非常有理性，非常想付諸法律，他也打電話告訴了他母親。他是一個很有法律意識的青年，但這個社會是無法承受任何一個有法律意識的人的質問的。大多數人稀裡糊塗，更多數人是忍辱負重，沒有幾個人說我願意把這個事搞清楚。我覺得他是一個極少有的、頭腦清晰的、願意承擔責任然後又能夠付諸行動的人，所以你要說這樣的人是一個小心眼，是我不同意的。我覺得大多數人倒是小心眼，為了暫時的快樂和安全，可以放棄公義，可以放棄一些原則，這才叫小心眼，對不對？

但是楊佳，我覺得他是一個俠士。就是說他盡了他所有的努力，否則上海公安不會兩次派人到北京來跟他協調的。沒打過他，公安怎麼會兩次派人來協調？還要給他錢補償？談錢又談不攏，因為楊佳說我要的不是錢，我要的是對這個打人警察的處置。他是非常清晰的，他不可被收買。上海警方呢，甚至告訴他，你要再這樣下去，我們找一個罪名就能把你拘起來。這激怒了楊佳，他已經走投無路了，他想像的公義已經不存在了。他面臨一個選擇，是不是要把這個東西咽下去？他覺得這是個很髒的東西，他不願意咽下去，在大多數人都可以狼吞虎嚥的把這個髒東西吃下去的時候，他說我不吃這口。

問：您覺得在現在社會，怎麼樣才算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樣才是一個爺們應該做的事？

艾未未：中國也沒什麼爺們吧。我覺得正常的人應該維護人的正常品質，誠實，有信仰，然後能夠付諸於行動，做出努力。

問：您覺得公民的安全感來自於什麼地方？

艾未未：在一個法制不健全的社會，公民的安全感來自於一種屈辱，就是中國人說的「忍」，這個字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我們喪失一些快樂，或者我們的快樂和他人是不能共用的，我們的痛苦和他人也是不能共用的。這樣的社會必然成為一盤散沙，因為它沒有公共的領域，沒有公共的價值。

問：這片子拍出來之後，寄給他們當地公安局看了沒有？

艾未未：我倒沒有願望去伺候公安局。我們寄出過十萬份片子，公安系統是一定看過的。這些片子都是爭鋒相對的，直接點著公安和司法系統的，沒有人像我這樣直接點名的，不管是北京公安、上海公安、律師，還是什麼，我們都是直接點名的，我是願意跟任何人對質的，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負責的。如果他們能夠抓到把柄，他們不會放過我們的。

問：他們看完片子之後？

艾未未：公安方面給我的回饋是說，有的人看了多遍，說你的片子非常公正，你是試圖將事實展示出來，將多方面的意見展示出來，只是很多方面是沒有這種可能的。還有，我認識的人曾經把《老媽蹄花》遞給公安部長孟建柱，說這是關於我們基層民警的故事，他拿了片子，說我回去一定看。

問：他看完之後？

艾未未：他當然不會跟我說了。他沒有跟你說嗎？

問：沒有，他都不理我。您感覺楊佳的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艾未未：我不太願意評價他們了，我對他們的評價都不是太好。但是他們又是普通中國人的一個真實狀態。當你看到這種所謂的中國人的骨肉親情，當父母親看到自己的孩子將被殺害，或者是被無辜殺害之後的反應的時候，說老實話，會很無奈，很悲哀，對人性會很絕望。我們通常說的人性，絕不比獸性要高多少。

問：據您瞭解，楊佳是公民嗎？

艾未未：我覺得在這個社會，很難說誰是公民，因為我們並不是一個公民化的社會，這是一個極權社會。極權社會中有公民嗎？所謂公民這個概念，必須是他施展了他的智慧和能力，在公共社會中能夠發生某種作用的情況下，才能賦予的一個名稱。在極權社會裡能被稱之為公民的，我覺得沒有。每個人的可能性都已經被剝奪了。

問：拍的時候最大困難是什麼？

艾未未：我們所有的紀錄片遇到的困難都一樣，是只有單方面的敘事。我們只能接觸到受害者，不可能接觸到施害者和權力方，他們是絕不會出來說話的。作為紀錄片這是最遺憾的一點了。按道理，作為公民社會，每個人都可能出來說話，無論是部隊、法官、還是警察，還是警察的家屬，還是其他。像我們採訪到了翟建，他的談話在這個片子當中非常重要，我覺得他開放的態度還是不錯的，他還是有他作為律師的素養，能夠接受我們的採訪，儘管是很困難的。

那麼像謝有明這樣的人，他能夠多次動用公安系統來阻擋他（在鏡頭裡）出現，最後，還是被我們以偷拍的方式記錄了他的面孔。我當時說，這個片子如果沒有謝有明的面孔，就絕對不會把它製作出來。因為我們要讓所有人看到他是誰，這個把楊佳推向災難的人，把一個普通的北京年輕人推向死亡的人，他是誰。

問：片子中提到終審的時候，咱們沒能夠進去聽一下？

艾未未：我們拍楊佳的審判，都是早晨五點鐘在法庭那兒開始等票。我們的另一個拍攝組埋伏在上海監獄旁邊等押他的車出來的時候，拍一個鏡頭，那一個鏡頭非常困難。我們要拍謝有明的話，會在那兒呆很多天，就是想拍到他的一個鏡頭。同時我們拍了第一個把楊佳送進去的那個警察，我們在他執勤的路口等了很多天，因為不知道他哪天會出勤。

問：最後拍到了？

艾未未：對，拍到了，我們只需要這些人到場，他們是不可能說什麼的。在掩蓋事實方面，這個國家的人都訓練有素，幾乎不可能獲得任何有意義的材料。但是你能看到他們的嘴臉，可以看到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基本上可以判斷他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問：法院審楊佳的時候，觀眾的反應跟您的反應有什麼不同？

艾未未：我覺得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品質還是比較高的，你可以看到法院旁邊聚集了很多人，他們的議論在片子裡都得到了很充分的表達。我覺得這很重要，這是在一個案件審理的過程中，一些跟案件無關的人做出的非常直觀的判斷。

問：這個片子之後，有人威脅過您嗎？他可能說這個片子您不能出？

艾未未：我覺得沒有人有這個勇氣吧，聽說過小偷威脅主人的事嗎？他們做了一件很陰暗的事，是非常不願意出現的，沒有一個人願意這樣。他們的威脅體現在，後來把我在上海的工作室拆掉了，那是他們的威脅。他們只是做一些非常見不得人的事，他們敢說拆我的工作室是因為楊佳嗎？但是很明顯，拆我工作室就是因為楊佳，這是讓我非常高興的事。我是損失了一個工作室，但是可以看到我對他們作用有多大，就是說，讓他們做出這種荒誕舉動的事，居然是因為這個紀錄片。

問：楊佳被執法之後，為什麼他的家屬不願意再接受採訪呢？她之前一直挺支持拍攝的。

艾未未：我最近還在想這個事，但連我都不願意再提它了，因為當這個結果出現的時候，你覺得太無力了。比如說我在四川被打的事，當所有人都告訴你，你沒有被打的時候，你都會快要相信自己沒有被打過了。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個事件，你會被關進精神病院，會被改了名字，所有人都會告訴你，你應該吃藥，這個現實就是這一種真實，沒有第二種真實，這時你會被改變，很多被關進去的人都會被改變。把人關進去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它能改變你，不要不相信。所以我奇怪為什麼像曼德拉這些人被關了這麼多年以後，都沒有被改變，那要多人性的監獄才行啊，是不是？在中國的監獄，幾天你就會改變。

問：片子快結束的時候，可以看到楊佳母親都不願意提這事了，你們還一直去堅持採訪她？

艾未未：如果楊佳的母親沒有最終出來說話，這個事情是不完整的，因為她是和楊佳最近的一個人。但之前把她剪進片子裡又是不可能的，因為直到楊佳死的時候她才出現，而且她出現的時候，都不知道她兒子會死。她被急急忙忙換了一身衣服，到上海的提籃橋監獄見她兒子的時候，並不知道這是最後一面。司法上允許家屬和受刑者見最後一面，但沒有人告訴她真相，只是說讓她見一下兒子，她還勸兒子說，你要好好配合，把這個事情經過完整誠實的講出來。她回到北京才知道兒子被處置了，這是非常恐怖的。

問：到最後，你們採訪楊佳母親是在什麼時候？

艾未未：說老實話，我們採訪楊佳母親是很晚了，這也是片子延遲的最重要一個原因。楊佳已經死去很久，她無數次的答應我們可以採訪，無數次的我們走到她樓下的時候，她又反悔了，說不能了。我都已經非常絕望了，因為對於紀錄片來說，越早採訪就越有意義。我覺得這個事情，好像傷口是開放性的，一直在流血，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接近它，那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但是我當時的決定很簡單，如果沒有採訪她，我們就不做這個紀錄片了。因為我還是比較講究這種完整性的，我只是說，我們要麼採訪到她，要麼放棄所有以前的採訪。

問：您的片子我基本都看過，好多都沒有結果，您片子為什麼總找不到一個結果？

艾未未：很簡單，這結果在未來的某一天都會出現，所以它都是懸疑片。

用藝術抵抗政治巨石 一九五七年，中國詩人艾青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叫「未未」，意思是現實太殘酷了，叫他去愛未來。 今天，艾未未是中國當前最具國際知名度的藝術家之一，也是身影最巨大的政治批判者。 一九七八年，艾未未去念北京電影學院，和陳凱歌、張藝謀等人是同學。後來轉而搞藝術，參與地下藝術展覽。一九八一年去紐約唸書、搞藝術、打工、浪蕩，直到一九九三年回到中國。 他說，當時選擇做藝術，是對政治體制的逃避，因為「政治是一塊巨大的、残酷的、從大山上滾下來的石頭，我們只是希望躲得越遠越好。」 沒想...

第一部分
誰怕艾未未：一個藝術家的美學政治之路

前言
A 誰是艾未未？一個藝術家的誕生 (1957-)
1. 用藝術抵抗政治巨石
2. 他是一條愛自拍的卡夫卡巨蟲
3. 首都公民
4. 宇宙塑膠人與艾未未

B 誰愛艾未未？一個行為藝術家的社會雕塑 ( 1978- )
5. 之所以成為這樣的艾未未
6.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
7. 我就是要報他一飯之恩
8. 我與老艾二三事
9. 艾未未入獄的八十一天
10.分享痛感

C 誰推艾未未？一個新媒體藝術家的公民製作 ( 2004-)
11. 公民影像的衝鋒姿態
12. 「和諧號」影像－《老媽蹄花》
13. 現身與退場－艾未未影像的「證據感」
14. 被艾未未推向真實的我們
15. Cos星際大戰天行者
16. 半個柏林人

D 誰怕艾未未？一個普通藝術家的政治行動 (2008-)
17. 艾未未與藝術的第四種含意
18. 抗議者的想像力
19. 內在的恐懼
20. 被行為藝術的政府
跋文


第二部份
影行者的到來：我與艾未未記錄片小組

目錄
前言
一：艾未未談《童話》
二：艾未未談《一個孤僻的人》
三：艾未未談《花臉巴兒》
四：艾未未談《老媽蹄花》
五：艾未未談《花好月圓》

第一部分
誰怕艾未未：一個藝術家的美學政治之路

前言
A 誰是艾未未？一個藝術家的誕生 (1957-)
1. 用藝術抵抗政治巨石
2. 他是一條愛自拍的卡夫卡巨蟲
3. 首都公民
4. 宇宙塑膠人與艾未未

B 誰愛艾未未？一個行為藝術家的社會雕塑 ( 1978- )
5. 之所以成為這樣的艾未未
6.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