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兩岸分治已經超過六十年，在臺灣（包括澎湖金馬等外島，書中簡稱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或者說是在蔣介石領導下，由國民黨主政的政府，為了方便行文，書中簡稱國府）為何在各方判定最遲到一九五○年底左右就會「百年」的情況下，不僅存活了下來，甚至到如今還可以慶祝「建國百年」？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術界都認定韓戰的爆發，加上中共的介入，讓美國出手「拯救」了臺灣，國府乃得以死裡逃生，之後持續發展出在島上紮根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力量。儘管如今「正式」邦交國有限，但臺灣在國際經濟以及其他層面上與各國的互動，甚至比國府遷臺之初，或之後的冷戰高峰期，更加積極、影響力也更大；而與國府「斷交」已超過三十年的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卻越來越有「官方」性質。如果說臺灣的存在，突破了近代以來全球熟悉的國家定義與國際互動的共識，創造了既非獨立，又非不獨立的「民主政治實體」的特例，進而修改了近代以來認定的「國家」概念，應該也不為過。這樣的特例，若非國府當年存活下來、臺灣未被中共接管，是不可能產生的。
由於對國府生存的原因已經有簡單的「共識」，因此各國研究者儘管對於當前美國的兩岸政策，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與未來等問題，有頗多的推究與評論，但是對於國府當年存活的原因，或者臺灣為何未被「赤化」∕「解放」，卻缺乏深切與全面探討的興趣。本書是由筆者的博士論文翻譯、改寫而來，之所以想要改寫二十多年前的舊作，是因為筆者認為美國因為韓戰而決定救臺灣（或國府）的論斷，未免過於簡單，趁建國百年之機，將舊作整理出版，希望能幫助臺灣人民更深入瞭解中華民國之所以存活至今的一個關鍵元素。此外，筆者也認為釐清華府在此期間對臺灣與國府的想法、評價或政策轉折，可以進一步瞭解美國的決策模式，對於美國介入兩岸互動以及今後發展的評估，應該有所幫助。筆者當初之所以投入美國對臺政策的研究，就是因為不理解為何臺灣人民一向認定的「忠實盟友」美國，會一夜之間決定「拋棄」朋友、承認「敵人」；完成論文後，確實解了自己的「惑」，卻一直未將成果完整出版。
近年來，兩岸問題成為臺灣政壇與媒體固定炒作的議題，但各方對於問題起源的來龍去脈，卻都是依其政治理念各執一詞，並未深入理解問題的起源與發展，甚至有扭曲史實以宣傳政治理念的現象。做為歷史研究者，筆者認為自己有幫助臺灣人民理解問題根源的社會責任。當然，一本小書不可能完全揭示臺灣∕國府之所以生存下來的緣由，或者為兩岸問題的起源甚或解決方式提供完整的資訊，但當年「號稱」拯救了臺灣的美國，至今仍是影響兩岸互動最大的國家，本書或許多少有助於理解美國決策的基本關懷與思維模式，也可以做為臺灣存活大拼圖解釋中的一小片。這一小片若能對兩岸分治異途發展過程的各個層面有較深切的說明，或許在思考臺灣（或者兩岸關係）的未來之際，可以幫助我們用理解而非指責的態度來思考問題。畢竟，認為應該不顧一切動用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人應是少數，多數人還是希望透過理解與協商，化解歧異，和平共存。
本書的主體改寫自筆者的博士論文，當年論文完成時，美方的決策檔案幾乎已全部開放（至於政策實際執行過程的檔案則還在陸續開放中），故較不會因為新檔案的開放，而需要大幅修改對美國決策過程思維的解讀。本書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添加了一章，將原先討論杜魯門時期的對臺政策，擴大成整個韓戰時期的政策分析，並重新書寫前言與結論，但各章內容改動的幅度並不大。其實在論文完成後，兩岸相關資料都有相當大幅度的開放，照理應該對三方在韓戰期間的互動做較「完整」的分析，以呈現歷史「真相」。歷史真相是否可能完整呈現是另外的議題，筆者之所以認為單獨探討美方決策的研究還有參考價值，是因為從研究經驗中清楚感受到：各方決策者都是透過自己的觀點來解讀局勢的變化以及他方的意圖與行動，以為因應決策的依據。亦即美方所認為並具以反應的中共與國府的意圖，其實只是從其觀點所做的解讀，不見得是兩岸「真正的」（或至少是呈現在可見文件中的）意圖。反映美方對局勢發展與中、臺等各方意圖的判讀，以及據此判讀擬定對策的資料，都在美方的檔案之中。再者，相較於兩岸的相關資料，美方檔案的保存與開放仍是最全面的。由於到目前為止，美國在國際間仍是與兩岸互動關係最密切的國家，依據這些資料來觀察過去美國政策規畫與決策者的思維，對於未來決策的參考還是有相當的價值。當然，兩岸與美國的三方互動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只是非本書的重點，特此說明。但筆者實深深希望關於三方互動的研究也能盡快出現，以幫助臺灣人民更深入瞭解自己的過去，以期更能智慧地展望自己的未來。
最後，有幾點需要說明。首先，書中美方人士與機構的譯名是以中央社的譯名為主，因為那是當時臺灣較通用的名稱，書後也附上譯名與英文原名對照表，以便讀者參考。其次，由於本書使用的是美國的檔案，因此書中舉出的時間，除了重大事件會因臺灣的習慣而修改，大抵都是用檔案上面記載的時間。較明顯的例子是北韓發動進攻為當地時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並於早上十一點廣播宣戰，此時華府為日光節約時間二十四日晚上九點，與亞洲日期差一日，書中用六月二十五日，是臺灣慣稱的韓戰爆發日期。第三，因為主要使用材料為美國檔案，討論的也是美國政策規畫與決策的想法，故書中所提的政府單位，如國防部、國務院、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政策規畫司等都是指美國單位；若是提及臺灣或其他國家的單位，會特別註明，例如國府國防部。最後，本書注釋較多，是因為除了文件出處外，筆者將非敘述主線的小論述或名詞概念說明，都以注釋方式處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韓戰期間，國府和臺灣（地理名稱）在美國政策規畫者（主要指各部會負責分析局勢，並擬出建議政策與行動者）與決策者（高層官員，尤其指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等國家安全會議中，有關外交決策的主要官員）的心目中，是有區別的；他們想要阻止臺灣在韓戰期間落入中共手中，但並不打算援助蔣介石政府。直到杜魯門下臺前，兩者的概念才逐漸合一，亦即美國不再設想在臺灣建立一個非蔣領導的政府，而援助臺灣也就等於援助國府。
本書得以完成，該感謝的人極多，除了博士論文研究與寫作期間幫助我的美國師友與各圖書檔案館的相關工作人員，還要感謝協助翻譯論文主體的林添貴先生，特別是他大方同意筆者隨意修改譯文。另外也感謝幫忙閱讀書稿的好友曾麗娟，以及其他不斷鼓勵筆者的中研院同事們。而本書得以面世最大的功臣是催生與編輯本書的莊瑞琳小姐，如果沒有瑞琳的催促與信心，這本書只會繼續以博士論文的形式，埋藏在美國博士論文的資料庫中。本書初稿是筆者多年前的作品，如今看來當然有生澀不足之處，不揣淺陋出版，只希望多少能幫助臺灣人民理解一點自己的過去；若能進一步引起探索國府與臺灣生存根由的興趣，將感到十分欣慰。
卷末語
冷戰開始後，沒有人預料到結果會是長時間的和平。在狹義冷戰（美蘇對立）結束二十年後的今日，冷戰所造成的分裂國家問題，也竟然尚未完全解決—目前兩韓衝突可能一觸即發，臺灣海峽則被視為「危險的海峽」。不過兩韓、兩岸與國際間都沒有急著要解決分裂問題，不是不想解決，而是破壞現狀的代價太高。這與冷戰之前國際衝突往往以戰爭俐落地「解決」有所不同，但採用「模糊」政策，不求解決難解但非急迫的問題，顯然已成為處理國際衝突可以接受的模式，這應該算是韓戰的影響之一。而韓戰期間美國對臺政策，則是兩岸問題「不求立即解決」的根源。
雖然歷史無法逆轉，但可以想像如果美國堅持對臺灣袖手旁觀，兩岸問題應該早已「解決」了。韓戰提供美國介入的機會，華府的政策讓國府成為「代表中國」的政府，卻不許國府自由反攻大陸，以成為「真正」的中國政府。美國當時只打算暫時凍結臺灣問題，經過一九五○年代兩次臺海危機的衝擊後，長久維持「臺海現狀」的政策才逐漸確立，唯對臺灣的法律地位持續採取模糊立場，也未刻意要製造「兩個中國」。臺灣在華府決策者的心目中，成為「非中國」，但也非「非中國」的特殊地區。到二十世紀末，兩岸發展成「一中各自表述」的「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韓戰前後美國考慮過的臺灣獨立、交給中共或維持現狀的選擇，則仍舊是臺灣島上意見分歧的辯論議題。模糊的法律地位與兩岸關係，讓很多主張以某種方式來「解決」問題的理想主義者頗難接受，但多半的政策只怕都缺乏旁觀者所期望的決斷與清晰，決策者的選擇常是最高理想與現實考量之間的模糊。臺灣問題的發展與持續，最初絕非美中臺三方領導的理想選擇，但歷史發展很少是由單一力量或因素所掌控，而是各種因素互動的結果。
中華民國政府生存下來，但從通行的國際法概念來看，卻不擁有對臺灣的主權；臺灣未被赤化，卻在時勢的變遷下，國家認同逐漸分歧，造成如今的對立（或漠視）的狀態。無論對國府存活與臺灣未被中共統治的結果，是讚賞或批判，美國在韓戰期間的對臺政策，無疑是造成此結果的重要原因，而華府保留彈性的模糊政策，影響臺灣人民的命運超過一甲子，讓臺灣有機會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但卻對國家認同未有共識，造成小島內的分裂現象，也很難以簡單的是非對錯來評價。
筆者透過研究瞭解到，美國這個國府宣傳中的「忠誠盟友」，之所以可以斷然「拋棄」中華民國的原因，是因為其決策的主導力量絕非其「盟友」的「傳統友誼」或者利益，也不是冷戰語彙中所描述的反奴役、爭自由的「道德理想」，而是自身的利益計算與決策者的執著偏見。這樣的決策模式，雖然讓人覺得遺憾，卻完全可以理解，也不必苛責。另一方面，華府與國府領導人彼此厭惡，互不信任，華府在提供美援時，施予者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常讓國府頗難忍受，但國府為了爭取最大的生存機會，並未對華府惡言相向或以牙還牙。最明顯的例子是對《白皮書》的回應。儘管蔣介石私下認為《白皮書》的發表，「對於我國內政治影響之惡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國，制我死命之毒計為更惡」，但卻未公開反應此強烈的情緒；國府外交部的正式回應相當溫和，除了指出對某些問題的「意見與論據」有「嚴重異議」，將於「適當時期」再詳切聲明外，還稱許《白皮書》改變以往觀點，承認中共為真正馬克思主義信徒、蘇聯違反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等。為了爭取美援，蔣介石不得不「茹苦飲痛」，這樣務實的態度也確實為雙方未來的交往保留了空間。不僅如此，國府甚至還在臺灣內部大力宣傳美國領導自由世界反共、堅定支持國府，也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配合美國的要求，以增加自己生存的可能與達成理想的機會。因此，臺灣在冷戰期間接受美援的國家中，反美情緒可以算是最低的。這樣的結果，又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歷史教訓？
相對於宏觀的歷史論述，筆者希望本書的微觀研究，多少可以填補擷取簡單論斷，卻創造了大迷思的缺憾，更希望書內的訊息，有助於增進臺灣人民對目前兩岸現狀根源的瞭解，減少因為分歧的歷史解釋而造成的衝突對立。如前南韓總統盧武鉉所說，「真正的和解，無論國內或國際，只有透過歷史事實才有可能。」和解只能透過對過去徹底的瞭解—臺灣內部如是，兩岸關係也如是。美國歷史學家巴森（Jacques Barzun）說：「我立意追求史家超然的立場與悲憫的心情，因此單是應付自身為主的觀念，就忙得不可開交了。因為正如蘭克所言，從神的眼裡看來，每個時代都站得住腳，因此在人眼中，至少也配得同情才是。」筆者也以為，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在批判前人的作為，最好能增進瞭解，除了減少不必要的衝突與痛苦外，在堅持自己的理想之餘，也不妨包容他人的理想。對過去的深入瞭解與彼此的包容，臺灣人民才有攜手前進的可能。
張淑雅二○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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