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野性思維的十字路口
李維史陀首度訪日的第一場演講假東京的朝日廳舉行，在座大約有七百個忠實聽眾。大家對這位「結構主義」大師滿懷期待，但到頭來卻發現自己的趕時髦心態膚淺而不可取。這當然不是因為演講內容不夠水準，真正讓聽眾（包括我本人）愣住的，是李維史陀提了一個我們從未想過也沒有料到他會談的問題：人類學家的道德責任。演講中，他痛斥人類學家一直在全球各地推動一種知識恐怖主義，一直打著維護「部落權利」和「文化尊嚴」的幌子以遂一己的學術野心。李維史陀認為，在這種恐怖主義肆虐的過程中，人類學已深受斲傷，也因為這樣，任何人類學家都有責任竭盡所能去贖罪，想辦法幫助傳統社會重建自主性。任何人類學家都應該感到某種「虧欠」，並以此做為他們學術實踐的精神∕道德基礎。另外，人類學家的全部著作也必須做為另類的人文主義的未來資糧，必須超越西方文明的爭勝心態和自毀性格所製造的死胡同。這是他的結語。我記得，在那一刻，在這場九十分鐘演講的最後，全場一片鴉雀無聲，人人都陷入深深的反省和嚴厲的自我批判。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事，站在講臺上的是西方哲學和人類學的一位巨人。事前，我們都以為他會暢談由他一手打造的「結構主義」的最前沿發展。距此僅僅幾年前，他的學術豐碑（四大冊的《神話學》）才剛剛出齊，而對大部分讀者而言，這套著作深奧難懂，近乎天書。換言之，在廣大讀者心中，李維史陀一直是個傳奇性人物，充滿神祕感。有鑑於此，那次演講真正讓人震撼之處，是它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這個人極其淵博，但又充滿熱情和道德關懷，句句都是發抒自「人性」的最核心（「人性」是李維史陀終其一生都不倦思索的課題）。所以，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高度感性且富於想像力，既是理論家又是詩人，相信文字的力量不只來自邏輯嚴謹性，還是來自詩性創意和倫理關懷。這就是一九七七年發生在思想西半球另一端的事情：我們發現了李維史陀是個剛猛的道德哲學家和富於想像力的詩人。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有著同一種啟明效果，能把一個被迷霧繚繞的人物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在「人類學」實驗室裡工作的倫理詩人。作者威肯鮮明地勾勒出一個二十世紀思想巨人的多方多面，把他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這書也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以鳥瞰的角度和整合的方式把李維史陀一百零一歲的人生盡收眼底。書中，威肯追述了李維史陀善感的早年歲月、他在巴西雨林考察的經過、他在波希米亞都市紐約的流寓歲月，以及他回到巴黎後跟存在主義者與其他結構主義者的交鋒。跳脫各種意識形態與學院成見，這部傳記直截了當、立論公允、包羅詳盡而又注意細節，讓讀者可以把李維史陀重組為一個質地飽滿的三度空間人物。
李維史陀思想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勞作（labor）的「詩學」──不管這勞作是真實意義還是神話意義的。毫無疑問，他的其中一個主要學術關懷是人類思維的「修補術」（bricolage），而這種思維方式充分體現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話。換言之，人類心靈有著一種詩性勞作（poetic labor）的傾向，會對意義做出野性的、結構化的加工。然而，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勞作」領域讓晚年的李維史陀深感興味：傳統日本匠人的世界。在一九七七至八八年五次訪問日本期間，李維史陀從北至南廣泛遊歷了日本列島，甚至造訪過關西和九州的小村子和沖繩的偏遠小島，主要目的是拜會一些能工巧匠：織布工、染色師傅、製陶匠、鐵匠、金匠、漆器匠、細木匠、釀清酒師、和果子師傅、木偶戲表演師和傳統樂器樂師。這些會晤帶給他極深刻的印象，讓他深信日本和東方看待「勞作」的態度非常不同於一般。西方人把勞作看成是人對惰性物料的任意形塑，但日本人卻把勞作看成是人與自然親密關係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他在身後才出版的一部日本文化論叢裡說過：「日本人的藝術長才表現在把詩意（poetic value）加入日常勞作。」「詩意」一詞毫無疑問是源自古希臘的poiesis概念，而poiesis意指「藝術地製作、創造」。做為一個詩人，李維史陀對日用尋常的手工藝勞作充滿崇敬──這一點，威肯在本書裡有詳盡的見證。
李維史陀的思想家身影極其偉岸，然而，他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卻總是調子平靜、態度謙遜並帶著平靜的悲觀情緒。他的聲音總是伴隨著另一種謙虛的聲音，又特別是伴隨著野性思維的神話詩律（mythological prosody）。他在《神話學》系列裡從不用權威十足的「我」來自稱，又讓自己像個隱士似的，結廬在美洲印第安人集體智慧的對位運思（contrapuntal reasoning）裡（威肯在「神話的星雲」一章有漂亮闡述）。在《憂鬱的熱帶》，李維史陀曾以冷對千夫指的姿態強調，他擁有的是一種新石器時代的智力（a Neolithic kind of intelligence）：「就像土著所放的一把森林野火那樣，它有時會讓一片未被探索過的地方大放光明。它也許會在那兒加以施肥，再採摘若干穀物，然後，它會繼續邁進，把焦黑一片的土地留在後頭。」就像他指出過的，人類學的實踐是由土地與人類的相互回饋與相互剝削這兩重關係所牽引。他的勞作風格和思考風格就像是新石器時代的粗放農業，不會絕對講究效率或講究理性，而是以漫遊、放獷和即興為特色：一種爐火純青的「修補術」。因為夠謙虛，所以李維史陀可以讓自己被人類的肆恣天性引領，而這種天性是西方科學和技術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失落的。
必須指出的是，《憂鬱的熱帶》的最後一章記述了李維史陀在印度次大陸所得到的最深沉哲學冥思。在新大陸密集研究過仍然保存著野性思維的巴西印第安人之後，他又去了（或說是不自覺地回到）充滿異國風情的舊大陸邊陲。不管是站在犍陀羅（Gandhara）古文明的遺址前面時，還是在吉大港山區（Chittagong hill）一座墨人（mogh）的村子駐足沉思之時，他都設法總結自己思想追尋之旅的意義，把他的認識論之旅的起點和終點連結起來。在南美洲的雨林裡，他觀察過一個最小型社會的意義產生過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塔克希拉（Taxila）的佛教遺跡見證到一個自視為消失中符號系統的文明是如何徹底破滅。所以，如果說西印度（美洲印第安社會）曾讓他看過意義誕生的一刻，那東印度（印度次大陸）就讓他深信意義的終歸消亡和自我否認。就這樣，人類原生思維（primordial thinking）裡的「空無」（饒有深意的，這個字是《神話學》系列全文的最後一個字）便終於與文化滅絕帶來的真空會遇了。正是這種返本歸元，這種從線性時間觀念的覺醒，讓李維史陀最終可以擺脫西方文明的糾葛──這文明一事無成，只知拚命追逐權力和隨之而來的惰性，最終只能面對自己的自毀。
他對日本和東方那種全貌性∕泛靈性（holistic/animistic）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持續感到興趣，而這種興趣應該會在不久的未來受到認真重視。在李維史陀看來，對於解決人類在現代世界所面臨的災難性問題，日本和東方提供了一條無可取代的線索。世界已經忘了自己原有的均衡，正在被自己那種機械化複製的惰性力量逐漸摧毀。在晚年，李維史陀非常關注現在世界的種種問題，包括了文化多樣性、性、科技、全球經濟和「他者」等各種問題。一九八六年，他以「人類學家與現代世界難題面對面」為題，在日本進行了三場連貫性的講演，表達了他對西方文化已經無以為繼的深信不疑。其實，早在《憂鬱的熱帶》中，李維史陀便已預言過這些問題的出現：「從人類開始呼吸開始進食的時候起，期間經過火的發現和使用，一直到目前的原子和熱核裝置被發明出來為止，除了從事生殖活動的時候以外，人類所做的一切，不就只是毫不在意地破壞數以億萬計的結構體，把它們支解分裂到無法重新整合的地步嗎？」這個解體過程產生了無限多的「熵」（entropy，一譯「能趨疲」），讓世界不斷趨近完全惰性不動的地步。出之以一種苦澀的幽默感，李維史陀建議把「人類學」（Anthropology）改稱「熵學」（entropology），但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超克現代文明的死胡同。
透過閱讀李維史陀且真誠地回應他的整個人生和思想，我們將會去到一條新的認知地平線，在該處，東方、西方和原住民的知識會交會在一起，以一種未知的語言對話。在這個歷史脫臼又重新接合的所在，「自然」和「文化」的觀念將會向我們顯示一個全新的星座，其所反映的是「五官的賦格曲」或「平均律天文學」（這兩個都是《神話學》的章名），是人類最深邃的音樂性∕神話性智力，是由李維史陀的「詩性創制」（poiesis）工藝所創造。在這個「野性」知識的輻輳之處，我們將會與一個無與倫比的詩人（他靜靜坐在偉大觀念的實驗室裡）分享到一種創意驚人的人類願景。
今福龍太╱東京外國語大學人類學及倫理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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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