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浪的調色盤

　　卡巴浪是個天才的畫家，他能用「心」在調色盤糅合出各種最美好的色彩，而畫出人物的神韻。同時，他也是水車村西拉雅人的頭目，與妹妹阿妮咪雅兩人都非常仁慈、寬和，用同情心去包容、關懷、照顧各個不同族群的人；相對的，他們也接受了西方及漢人的文化，而實際使用在日常生活，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甚且，卡巴浪與奴比安族黑白混血的公主依蒂娜、阿妮咪雅與荷蘭醫生貝爾，他們跨越族群的愛情、婚姻，不正是「族群調色盤」所糅合出最美好的色彩嗎？　　

　　因此，在這部小說中，「調色盤」與「混血兒」是很主要的符碼，隱喻著作者吳豐秋所始終抱持的浪漫、理想情懷：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營造一個永恆的「鄉」。

本書特色

　　要看魏德聖的台灣三部曲，一定要先看最具有人文與族群關懷寫作的吳豐秋所寫的＜卡巴浪的調色盤＞──如何探觸台灣的族群與歷史。

作者簡介

吳豐秋

　　一九四二年底生於花蓮﹔十二歲開始發表詩作和散文。畢業於大同工學院電機系。離鄉後即參與台灣民主運動，歷二十年未能返台。現旅加拿大，經營自動控制生產事業。在台灣各報發表過〈海妻〉〈秋天的惆悵〉〈蒲公英〉〈壓歲錢〉〈茶客〉〈平安符〉〈運轉手〉及〈作堆〉等短篇小說。第一篇長篇小說《後山日先照》即引起熱烈迴響及討論，並改拍成連續劇，在公視創下高收視率，另著有長篇小說（漏網族）。
 
　　島嶼台灣的歷史與未來，是長年參與海外民主運動而曾二十年有鄉歸不得的吳豐秋心心念念的生命主題，而跨越族群的心靈之愛，則是他書寫的動脈。

　　吳豐秋始終抱持著浪漫、理想情懷，從事他以歷史為背景的台灣族群小說寫作，因此總是能引起文學界與讀者的強大共鳴。

序文

族群的調色盤　顏崑陽

　　《卡巴浪的調色盤》是吳豐秋在台灣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後山日先照》，第二部是《漏網族》。這二部小說分別於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由躍昇文化公司出版。《後山日先照》更於二○○二年，被改編成連續劇，由李岳峰導演，在公視播出，造成轟動。旅居海外的吳豐秋也因此被許多台灣的讀者、觀眾所熟知。

　　《卡巴浪的調色盤》是一部充滿浪漫、理想色彩的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雖有其想像、虛構的情節，卻也必須取材自某些歷史事蹟。這部小說所取材的歷史事蹟是十七世紀荷蘭、明鄭之際，台南赤崁附近水車村西拉雅人與荷蘭人、漢人交往、衝突、融合，最終卻被迫遷移的過程。

　　西拉雅是最早與荷蘭人、漢人接觸的平埔族原住民。台灣四百年史就從他們與荷蘭人、漢人的生存競爭開始。因此，他們夾在荷蘭人、漢人強勢墾殖之間，受害也最深；不但被迫從台南、高雄、屏東一帶，往南投埔里，甚至翻越中央山脈，向台東、花蓮遷移。到了現在，更由於文化、語言消失，政府竟然不承認他們的原住民身分。

　　吳豐秋之所以選擇西拉雅人的生存經驗做為歷史素材，可能和他出身花蓮有些關係吧！狹義的西拉雅人指的是居住在台南地區蕭壟、麻豆、目加溜灣、新港的四大社群；廣義的西拉雅人則另外包括了高雄大武壟、屏東馬卡道二個社群。他們遷移到後山，其中來自大武壟及馬卡道社群的西拉雅人，就定居在花蓮縣富里鄉的東里村一帶，建立大庄部落。吳豐秋在小說的「結語」就敘述到：「如今仍有數千西拉雅人後裔，生活在南自大庄（今花蓮東里），北迄馬太鞍（今花蓮光復）的狹長地區。」不錯，如今還居住在富里一帶的西拉雅人，大約有四千人。

　　從西拉雅人好幾次的遷移史來看，最大規模的遷移並非發生在十七世紀荷蘭與明鄭爭戰之際，而是在十九世紀的清代道光年間。這時候，西拉雅人也才翻越中央山脈，遠徙花東。從小說的「結語」來看，吳豐秋很清楚西拉雅的遷移史；然而，他會選擇十七世紀荷蘭與明鄭爭戰之際，描寫水車村西拉雅人的生存經驗與遷徙過程，應該有他想要表現的主題；他所關懷的焦點，並非西拉雅人的整個遷移史，而是以西拉雅人做為「族群調色盤」，所形成以「愛」為動力的族群融合。那麼，荷蘭與明鄭爭戰時期，正是多種族群交會，為了墾殖而產生彼此的衝突；這樣的情境最適合表現族群融合了。

　　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這似乎是吳豐秋始終秉持的浪漫、理想情懷，也是從《後山日先照》貫穿到《卡巴浪調色盤》的主旋律。我為《後山日先照》寫序，就已提出「愛─不分族群的歸鄉」這個詮釋觀點。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評論─〈跨越族群的圍籬〉，做為解讀《後山日先照》的視窗。這個觀點、這個視窗，如今移來詮釋《卡巴浪的調色盤》，竟然也還適用。在〈跨越族群的圍籬〉中，我這麼說：

　　這樣大流落的時代，不分族群的亂離，他們如何可能「歸鄉」呢？怎樣的一個「鄉」，才能讓他們真正地安頓下來？這個「鄉」，就是不分族群的「愛」。

　　唯有依藉真實的族群之愛，才能根本地去救贖這時代的亂離。

　　十幾年過去了，吳豐秋的情懷一點兒都沒變，依然相信人性的善良、依然相信只有「愛」才是人類永恆的「鄉」。當那些強勢者的心眼中，唯有權力欲望，或者當族群之間橫亙著意識形態的籓籬時，弱勢者就只能吞忍著流落、飄泊的悲情；但是，在流落、飄泊的歷程中，他們終將以超越政權、族群的「愛」，獲得心靈的平安快樂。

　　在《卡巴浪的調色盤》中，水車村善良的西拉雅人之所以必須遷移，離開他們的家園，顯受到那些嗜食權力、剝奪財貨的荷蘭人與漢人所逼迫。不管是來自西方的殖民主──荷蘭人，或來自大陸的殖民主──漢人，尤其是明鄭王朝的官員們。對「原住民」的西拉雅人而言，他們都是挾帶武力的入侵者。早在卡巴浪的祖父達倫莫耶時代，西拉雅人就眼睜睜看著，大員（台南安平）外海突然停靠了十三艘荷蘭船艦，幾百名荷蘭士兵、水手和測量員把大□、農耕工具和測量儀器搬上赤坎海邊，然後搭起帳篷住了下來。這些紅毛番完全不把赤坎十五個村落的西拉雅人放在眼裡。強徵勞役及糧食，就不斷在荷蘭人的槍口下發生。至於漢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不但一大群一大群長驅直入到內地，佔領最肥美的土地，大肆墾殖；甚且，明鄭王朝的官員更強橫地直接向水車村的西拉雅人徵收糧食。面對這樣的處境，卡巴浪就只能帶領他的族人，吞忍著流落、飄泊的悲情，遷移到一個沒有強取豪奪而允許他們過著寧靜生活地方。

　　在權力欲望無限擴張與意識形態堅固阻隔之下，人類便罹患了「愛的匱乏症」，相互攻伐，彼此壓迫。對照這種惡境，水車村的西拉雅人，以青年頭人卡巴浪和妹妹阿妮咪雅為主，就表現了那種超越政權、族群籓籬的「愛」。水車村就像一個「族群調色盤」，將西拉雅人、荷蘭人、漢人、埃及與蘇丹之間的奴比安人、菲律賓的畢薩亞人，甚至黑白混血兒，各種不同膚色的種族，都在「卡巴浪的調色盤」上，用「愛」融合成最美好的色彩。

　　卡巴浪是個天才的畫家，他能用「心」在調色盤糅合出各種最美好的色彩，而畫出人物的神韻。同時，他也是水車村西拉雅人的頭目，與妹妹阿妮咪雅兩人都非常仁慈、寬和，用同情心去包容、關懷、照顧各個不同族群的人；相對的，他們也接受了西方及漢人的文化，而實際使用在日常生活，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甚且，卡巴浪與奴比安族黑白混血的公主依蒂娜、阿妮咪雅與荷蘭醫生貝爾，他們跨越族群的愛情、婚姻，不正是「族群調色盤」所糅合出最美好的色彩嗎？

　　因此，在這部小說中，「調色盤」與「混血兒」是很主要的符碼，隱喻著吳豐秋所始終抱持的浪漫、理想情懷：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營造一個永恆的「鄉」。

　　吳豐秋之所以始終堅持這樣的情懷，應該和他個人的際遇與時代處境有著緊密的關聯。他在花蓮度過少年歲月，到台北讀完大學之後不久，便開始長期飄泊海外的生涯。戒嚴時期，他參與台灣民主運動，因而將近二十年間，被禁止返台。當他個人正被濃烈的「飄泊感」與「鄉愁」煎熬著；遙遠的鄉關，台灣社會也因為政客的操弄，而陷入權力鬥爭與族群對立的亂局中。

　　「浪漫」是出於爭脫現實世界種種理性或權威之枷鎖的感性衝動；「理想」則是不完美的現實世界所折射出來的完美圖像。從吳豐秋的個人際遇與時代處境，我們便不難了解，為什麼他會始終抱持著「愛─不分族群的歸鄉」，那樣浪漫、理想的情懷。很多人相信，文學有一種功能，那就是在悲苦的現實世界中，用語言意象為人們構造一個幸福、快樂的理想境地。因此，文學能給人帶來希望。吳豐秋的小說，實踐的就是這樣的文學觀吧！

　　因此，我可以說，吳豐秋是因為關懷人間之愛而寫小說，不是因為追求小說藝術而寫小說。他只是很素樸、很真誠地用「說故事」的形式，表達他始終堅持的那份情懷。在《後山日先照》裡，看不到繁複、奧妙的語言形式技巧；十多年後，這部《卡巴浪的調色盤》亦復如此。然而，吳豐秋的小說之所以感動我，不是由於專業性的語言技巧，而是那份流動在字裡行間的真誠情懷。

　　然而，我在讀完這部充滿浪漫、理想色彩的歷史小說之後，還是無法規避台灣當前現實社會惡質化的政治權力鬥爭，以及在國家認同的統獨論述中，被操弄的族群意識形態。理想與現實總是隔著天塹一般的距離；我在想像，卡巴浪帶領著西拉雅人以及融合在調色盤上的另類族人，從水車村遷移出去，最終真能找到一個沒有爭奪、沒有剝削的樂土嗎？

　　此刻，一種生命存在的蒼涼感，無可遏抑地從我內心底層湧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