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１
占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佔領華爾街運動正式啟動，抗議者高舉「我們是99%」的標語，批判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到年底為止，這場運動仍在持續進行當中，更擴散成為全球性的議題，在世界各地兩千七百多個城市都發起類似的佔領運動。美國抗議者選擇華爾街，因為那裡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也是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的震源地。由於高度投機的金融授信與不負責任的信用評等，許多人投資的基金慘遭清算，養老的退休金縮水，房屋被查封法拍。結果美國政府卻是拿公家的錢，去力挺銀行，而且財團高層肥貓的薪水與紅利分文未減。換言之，這是對於有錢人的「社會主義」，對於窮人的「資本主義」。金融財團的錯誤投資由
政府來負責善後，但是窮人卻被迫要去面對嚴苛的市場紀律。這種情況下，美國共和黨右派勢力仍舊積極捍衛有錢人的利益，他們反對任何徵稅的舉動，大聲斥責這是一種「階級戰爭」。就如同其他世界各地受苦難的民眾一樣，美國人民覺得他們受夠了，而這一場佔領運動即是這樣憤怒的具體表現。
積蓄已久的不滿是背後的動力，但是能夠使得這場運動獲得全球性的關注，卻是由於它所採取的形式，亦即是所謂「佔領」。通過各種社群網路媒體的動員，抗議者集聚在城市中的公共空間，他們埋鍋造飯，準備長期抗戰；即使被警察強力驅趕，仍再接再厲重新佔領現場。佔領者並不選派領導者，也不提出具體的訴求，更不期待要與政府當局對話；相對地，他們實踐參與式民主的理念，以共識決而不是多數決的方式來進行重大議題的討論。佔領者轉化了原先純粹為了資本積累的都市空間，將其改造成了一間民主的學校，認真地討論生態保護、人權、有機農業等多元議題。
從主流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抗議者顯然是太天真與太浪漫，彷彿以為遍地開花、打死不退的佔領行動可以改變全球資本主義。傳統的觀點認為，成功的社會運動一定要有強大的組織，由專業的領導者來進行資源匯集與策略規劃的工作。社會運動應該從腳下的現實出發，提出具體可行的訴求，爭取菁英的支持，進而將累積起來的社會力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佔領運動拒絕了這樣的工具論思維，他們反對區分運動的手段與目，因為他們堅信要改變資本主義，就不應該先複製資本主義的邏輯。佔領運動的目的即是為了佔領本身，他們所實踐即是一種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試圖在佔領行動中呈現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他們熱切地期待，在未來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下，人們將會尊重彼此的差異，並且相互扶持，就如同他們在紐約祖科提公園所搭建起的帳篷區一樣。
社會運動其實具有高度表演性格，行動者總是需要以戲劇化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團結、決心與集體意圖。從用社會學的話來說，社會運動即是運用了各式各樣的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例如集會、請願、遊行、圍堵、絕食等各種的「招式」，以爭取公眾的支持，並且向對手施壓。從歷史來看，劇碼的創新往往帶來新的抗爭風潮。舉例而言，一九三七年美國汽車工人的罷廠罷工（sit-down strike），揭起了一波產業工會運動的激進主義。同樣地，一九六零年美國民權運動者的靜坐（sit-in）亦即是，黑人抗議者佔據原先專屬於白人的空間裡，也成功地挑戰了種族隔離。然而，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對手也學會了如何化解其衝擊，或者由於抗議議題獲得有效的緩解，結果劇碼喪失動員的效果。從長期來看，整個社會運動的動態即是一種劇碼創新與劇碼適應的相互辯證過程。若干抗爭劇碼，例如集會與遊行，甚至已經進入高度的制度化與例行化的階段，我們已經很難期待，某項重大的社會變革會是透過這種管道來促成。
作為一種抗爭劇碼，佔領運動的好處在於低成本、操作簡單、容易模仿。在過去，社會主義者需要透過跨國組織（例如共產國際）所能達成的國際團結，在今日網路的年代下，已經輕而易舉地散佈至全球各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先前的反全球化運動中，抗議者也得要等到國際經濟組織（例如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的例行性會議，才能夠展現他們的訴求。佔領運動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全球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獲得前所未有的展現。
在筆者動筆之際，佔領運動仍就在持續進展當中，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它所帶來的影響為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只要資本主義仍舊維持目前的道路，只要新自由主義仍是被普遍信奉的治理準則，各種以市場化名義所導致的劫貧濟富與資源掠奪會層出不窮，也因此，抗爭運動肯定會不斷地浮現，也會有各種推陳出新的抗爭劇碼。
何明修—台大社會學系教授
推薦序２
「反抗」是一種「本能」
最近的幾場校園演講主題都和我的「反抗人生」有關，分享我在工運十幾年來的挑戰與成長。我習慣先丟出幾個命題讓學生討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自己會開始「反抗」，例如「為何看手相時男生看左手女生看右手？」、「居住的房子或耕種的農地被無理徵收？」、「被老闆積欠薪資？」、「住家附近蓋了變電所或核電廠？」、「政府取消基本工資」、「開放醫院可以發行股票？」、「全民健保民營化？」，以及「強國透過WTO對於弱國的資源進行掠奪？」等等。這些問題從個人生活習慣到公共政策領域，從個人經濟利益到國家整體資源分配，甚至於是全球性的議題，都有可能成為「反抗」的標的，也孕育了多元的反抗手段。
在現實的生活中，反抗亦無所不在！從小學的課本我們就已學會一根筷子折得斷、十根筷子折不斷，團結力量大的基本道理，因此，勞工透過組織工會，以集體力量在勞動關係中進行經濟鬥爭，爭取更合理的分配，包括爭取調薪、改善勞動條件、締結團體協約等，而這也是一般人對於勞工運動的基本理解。但勞工運動的反抗其實不只是在經濟利益的層次，尚包括政治及社會價值改造的層次。無論是在國內外，由於工會往往是一國當中最具規模的實力組織，因此在民主化過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更有工會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將勞工的利__益緊密鑲嵌在社會之中，追求的不只是個人利益的極大化，而是社會分配的公平性，因此，透過公平租稅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以求達到社會團結（Solidarity) 的效果。回到《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一書的脈絡，對於這個舉世關注的公民自主行動，作者豐富的文字記錄與對行動過程的描述，讓許多未能或未及參與的讀者，對於這種看似鬆散、亂無章法，以及沒有組織領導的反抗行動有更深入的瞭解，對於只有組織運動經驗的筆者而言，更是一大驚艷。因此，本文無法逐一地去分享從這書中所咀嚼到的養分，而是將書中所提的幾個故事及概念，和自身的反抗經驗對話，以期能回應未來公民多元反抗運動的需求。
本書的背景故事，是今年最為全球反抗者津津樂道的「佔領華爾街」事件。起因於富人透過金權政治的力量，毫無節制要求國家減稅以快速累積財富，而當生靈塗炭的金融海嘯爆發，又迫使國家投入大筆金權搶救貪婪的資本家，無視國家財政紀律的敗壞和底層人民生活的痛苦，自己繼續坐領高薪，如同從窮人的口袋中掏錢自肥。因此，公民自發性的發起占領象徵銅臭貪婪的「華爾街」，抗議百分之一的財團鉅富壟斷了政治決定，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國家舉債度日，讓百分之九十九底層社會人民受盡苦難。這是在象徵民主精神的國家——美國——發表的反抗行動，控訴著財團與政客操控的政治制度，惡化了社會分配的不均。
許多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和二零一零年底風起雲湧的阿拉伯之春，有著緊密的關係。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中旬，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成功地讓在位廿三年的總統班‧阿里政權倒台，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場因人民起義導致推翻獨裁政權的革命。這樣的氣氛鼓舞了鄰近的國家，緊接著阿爾及利亞、埃及、葉門、敘利亞、黎巴嫩、蘇丹、阿曼也出現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改革聲浪，最終導致盤踞已久的政治強人，包括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亞格達費等強人陸續垮台，甚至於對網路嚴格監控的中國，也引發了零星的火花。在這些獨裁的國家，人民透過網路科技號召的民主革命，敲響了貪污獨裁者的喪鐘。
從以上發生在兩個不同世界的反抗，無論是在獨裁專制的國家，亦或者是民主的社會，當政治決定的權力過於集中，貪婪似乎在所難免。前者，獨裁者及其爪牙會透過暴力的統治，極盡所能的掠奪資源；至於後者，因政治制度的偏差導致政治決定往往與金權掛勾，進而出現和前者同樣資源壟斷的結果。許多國家意識到這個嚴重後果，除了政治民主制度的改革之外，無不將民主的理念深化到生活、生產等層面，例如歐洲國家行之有年的「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等制度等。因此，除了反抗不正義的結構之外，人民如何透過政治參與，尤其是選舉制度的改革奪回政治決定權，將是下一個階段各國公民團體的重要議程。
然而，這本書中提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尊重「民主程序」及「非暴力抗爭」的原則，亦和筆者的反抗經驗產生相當共鳴。作為一個組織工作者（organizer)，在組織的過程中難免遭遇某些挑戰，尤其在凝聚共識的過程中，民主時常被認為沒有效率及浪費時間，有時被組織者或群眾甚至期待獨裁但卻有效率的決定。但透過民主程序的共識決，卻是消弭內部紛爭的最好方式，特別是像占領華爾街這種非組織系統性動員的大型集會。過去筆者無論是協助組織工會，亦或是協助勞資爭議抗爭，都特別強調共識決對於組織運作的重要性，避免動用表決而分裂。二零零三年十月，筆者前往孟買出席社會主義國際青年組織的大型集會，也嘗試透過共識決的民主程序，針對復雜的反藥品專利壟斷議題達成共識，挑戰大型藥廠透過專利權不當牟利的行為。
正如同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女士所言：「暴力不是問題的癥結，仇恨才是」。作為一個非暴力運動的信仰者，縱使受到緬甸獨裁軍政府無理軟禁，她總是從容堅持這個信仰來安撫支持者情緒，並追求和平改革契機。而非暴力抗爭一直都是勞工運動的一種策略，因此在過去舉辦的大大小小集會遊行，通常都會宣示非暴力守則，要求群眾以尊重、接納，面對不同的聲音，承諾不以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語言、肢體方式傷害對方，以追求社會更加和諧與進步。
回到台灣的現實脈絡，占領華爾街事件所欲挑戰的政商貪婪結構，同樣也是許多台灣公民團體對抗的目標。礙於篇幅，我們可以從近二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財團化」過程來加以觀察，尤其是透過對台灣租稅正義及財政紀律崩解的脈絡化瞭解，台灣雖歷經了政黨輪替，雖然兩黨在政治、統獨的議題上有所不同，但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上卻有志一同地採取「新自由主義」核心模式，即毫無節制的減稅，並相信養雞終究會生蛋，窮人也會雨露均霑的受益。但事實上，最終的結果不僅造成國家的財政惡化、債台高築，更擴大了貧富差距。少數人透過金權政治壟斷政治決定的權力，不斷侵蝕大多數人的利益，長此以往，大規模的占領反抗行動出現在台灣將指日可待。
讓反抗變成一種本能，台灣準備好了嗎？希望這本書提供給台灣社會更多的想像和啟發，為下一波的公民反抗行動作好準備。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導讀
佔領華爾街運動是Mission Impossible
美國形成之初，在殖民地時代，歐洲的大小強權在這個新大陸爭逐，英、法、西、荷等國各有地盤。其中，荷蘭是來得較晚的一個，一六二零年代中期，荷蘭總督梅呂特（Peter Minuit）以當時幣值廿四元的賤價，自印地安阿貢坤族（Algonquin）部落買下曼哈頓島。後來的總督史徒耶維桑特（Peter Stuyvesant）在這裡以木建壘，供荷蘭移民居住。沿著堡壘為一哩長的道路，由於道路沿著木牆，因而稱為「牆路」（Wall Street），這就是今天，「華爾街」的起源。
在這個街路上，最初是債票的非正式交易地點，一七九二年五月，美國獨立革命之後，若干證券交易商遂在曼哈頓島南部一棵篠懸木大樹下集會，那裡就是後來的華爾街六十八號。那個篠懸木協議確定了華爾街作為金融及公司票券交易場所的地位，而後隨著美國國勢的上升，而成為美國及世界的金融中心。
華爾街形成後，由於美歐政治的不同，它的金融表現也不同，歐洲的金融中心如倫敦、巴黎、安特衛普等，會受到較謹慎的調控，而美國則較放任，十九世紀美國的「強盜公侯」（Robber Baron）崛起，他們就是一群生意人，透過金融的操作而成為富可敵國的超級巨富。一九一七至一九年間，美國為了一次大戰的需要而發行二一五億免稅的自由公債，二一五億美元是當時的天文數字，它造成錢潮的泛濫和人心的貪婪逐利。正是那樣的背景才造成股市的狂飆及世界聞名的老鼠會式的「龐式騙局」（Ponzi Scheme），也因為如此，一九二零年九月十六日才產生首起華爾街恐怖炸彈攻擊事件。那天中午的午餐時間，候在華爾街廿三號摩根銀行總部窗前的一輛馬車突然大爆炸，當場炸死超過卅人，傷數百人，損失達當時幣值兩百萬美元。依據目擊者口述，那場大爆炸響聲如雷，響聲過後兩秒，華爾街的玻璃全都粉碎飛濺。幸運的是當時摩根銀行的老闆小Ｊ . Ｐ . 摩根正出國赴歐訪問，他遂逃過此劫。這起炸藥攻擊事件後來並未破案，警方猜測它可能是義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或共產分子所為。
一九二零年代，那時的反對運動正處於「老反對運動階段」，指反對者都有很強的意識型態、很嚴密的地下私密組織，從事這種型態運動和革命或準革命無異。參與者也都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這乃是那次大爆炸成謎的原因。因為那次大爆炸什麼也沒有改變，隨著後來美國的發展，華爾街的影響日增，特別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放任經濟當道，金融市場的萬能有效成了一種流行的價值，於是金融市場快速擴張，系統化的貪婪遂告盛行，終於在二零零八年由次貸風暴引發金融海嘯，影響到全球經濟的穩定。以前人們即認為華爾街是貪婪的象徵，但仍認可貪婪有帶動進步的功能，一九九六年哈里斯民調顯示：「有六成一的人認為華爾街貪婪而自私，但有七成一的人仍認為它對美國還是好的」。一九八七年的賣座電影「華爾街」裡那個反英雄蓋可都如此為華爾街的貪婪文化辯護：──「貪婪，缺少更好的形容詞來說它，其實是好事。貪婪是好的，貪婪有用。貪婪釐清並抓住了進化精神的本質，貪婪有很多形式，人們貪婪生活、貪婪金錢、貪婪愛情、貪婪知識，它標示了人類向上提升的動力。」
這種說法是在玩貪婪這個字的語言遊戲，這種語言遊戲在經過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以及二零一一年的全球動盪後，應當已無人還會相信。世人已日益了解到，華爾街的金融邏輯是在放任金融上層的少數，假借了市場之名在玩著向未來借貸的遊戲，當他們玩出了問題，政府就以紓困為名用財政去彌補破洞，華爾街已成了少數人在操弄的穩賺不賠的賭場資本遊戲；而美元供給的大量增加，實質上等於是在對全球做著通貨膨漲輸出，少數富人的富者愈富，多數窮人的貧者愈貧，甚至全球都為之動盪。就以二零一一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為例，它就是美國輸出通貨膨漲所致。阿拉伯國家糧食價格大漲，民不聊生，因而惹出動亂。據統計，佔美國人口百分之一的少數富人，他們的年所得高至一千四百萬美元，而其中最富的四百人，他們每年的平均收入更高至三億四千萬美元，而他們所繳的所得稅卻低於一般的中產階級，而全美的官方失業率卻高達百分之八點六，如果放寬失業及半失業的標準，其比率當高至百分之十五。一個社會已演變到如此的不公平，怎麼止得住人們不滿的聲浪。於是就有了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開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這場沒有設定停止期限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表面看是以華爾街為目標，事實上華爾街是個符號，它真正要表達的是對美國聯準會、內政部、華爾街這三者所形成的美國財經政策及狀況的不滿。
這場運動在九月十七日正式展開，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是從二零一零年底到二零一一年的秋季，從歐洲的西班牙、希臘及愛爾蘭，到阿拉伯世界，為了經濟問題而引發的行動主義，早已經全球展開，二零一一年夏天，美國紐約若干有國際管道的行動主義者也做過示威活動，並在紐約的Beaver 街十六號定期集會，決定採取大型活動以表達不滿。而就在這樣的時刻，加拿大群眾運動策略雜誌《廣告破壞者》（Adbusters）的發行人拉森就在那時提出佔領華爾街之議並以九月十七日為行動日。於是各種因素湊合，佔領華爾街運動遂告展開。
佔領華爾街運動最初的理想集會地點，是位在華爾街北面前摩根大通雀斯總部的雀斯曼哈頓廣場，但運動前一晚，紐約警方即將該廣場重重封鎖，於是活動遂只得在先前擬定的曼哈頓八個地點中重新選擇，最後遂選擇了靠近華爾街的祖科提公園。
由佔領華爾街運動主要參與者們的敘述，這個運動打從一開始就堅持它是一起和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只有和平非暴力，這個運動的道德力量才可以展開，運動的訴求才不會被模糊化。除了和平非暴力的基調外，這個運動還決定以一種參與式民主共識決的方式作為這個運動的運作方式，在人類群眾運動史上，這是個重要的操練，這個運動的靈活彈性因此得以保持。西方社會自從資產階級的武力或暴力革命後，革命的話語權即被資產階級所壟斷，任何群聚運動只要一出現武力或暴力，它的正當性立場就會被抹除。群眾運動遂只能在和平非暴力的狹窄空間運作，例如十年前西雅圖的世貿抗議運動和義大利熱那亞的反高峰會運動，由於激進的歐洲無政府主義青年捲入，發生在街上追逐對打的情況，整個運動及其訴求全被抹黑。這也是近年來歐洲行動主義的基調已變為和平非暴力的主因，道德已成了群眾最後的資產。就以這次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例，十月十五日是它擴及全球運動的日子，有八十二國、九百五十一個城市響應，但是因義大利出現了暴力衝突，它就上了媒體頭條。當今群眾性不滿運動的艱難程度已可想而知。
加拿大行動主義理論家，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拉森在他的著作《文化堵車》中指出，美國脫離英國的控制乃是美國的第一次革命，但美國第一次革命的果實卻只被少數富人所享用，現在已到了美國第二次革命的時候。他的雄心壯志誠然可貴，而由佔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的記錄，他們在參與運動得到心靈的歸屬，也更加堅定了意志，這點也使人感動。
只是人們也知道佔領華爾街運動和當年的反對越戰等單一議題或像民權運動等議題單純的運動不同。議題單一及單純的運動，它如果堅持，容易達成目標，但像佔領華爾街運動，它的議題太過複雜，它涉及財政與金融，也涉及租稅與所得政策，有些涉及立法的還必須動員到政黨及國會。當今美國之所以沉痾日深，關鍵原因乃是在財經上民主、共和兩黨其實是大同小異，兩黨趨同。這也意謂著若要改變美國，一定要改變美國的政治，而美國的政治早已成了一個超穩定結構，要改變美國的政治極為艱難。由此也可看出佔領華爾街運動只是個開始，還有許多艱難的路要走。如何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變成可能，正考驗著這場運動！
南方朔—時事評論家
前言
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貝瑞特─柯歐拉爾出版社總裁史提夫．皮爾桑提（Steve Piersanti）寄給我一封令人興奮難耐的電子郵件，意在詢問《YES!》雜誌是否有興趣出版一本關於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即時」專書。
《YES!》雜誌自一九九六年創辦以來，便致力找尋受財團支配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我們曾報導各界人士對創造食物正義、健保改革、建立地方經濟以及解決氣候危機所作的努力，董事長（同時也我的先生）大衛．寇爾坦（David Korten）總能見微知著，啟發各界轉變現今嚴峻的經濟情勢，但好的時機點才能促成必要的改變，同時金字塔頂端１%的富人於各界強大而綿密的利益糾葛，總無法讓需要的變革付諸實行。
當一群行動人士在距離華爾街幾個街區之遙的公園紮營抗議時，立即引發我們的關注。《YES!》雜誌編輯布魯克．賈維斯及克莉絲塔．希爾斯羅爾（Christa Hillstrom）開始上傳有關佔領活動的報導，史提夫評論認為我們的文章是他見過最具深知灼見的報導。
我們立即採納史提夫的建議，著手以最快速度出書。大部分媒體對佔領活動的報導令人困惑或是付之闕如，我們相信藉由本書可讓愈來愈多對佔領活動有興趣的人士了解它所代表的意義及重要性。貝瑞特─柯歐拉爾出版社曾出版許多同類型的書籍，其員工亦有同感。 《YES!》雜誌總編輯莎拉．馮．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很快網羅以下文章，目的在於：（一）呈現參與
活動者及外部觀察者的心聲，（二）特別關注若干變革得以將社會財富回歸給99
%，以及（三）充分展現社會運動引發的變革能量。在確認方針後，馬拉松式的製作流程就此展開。
我們決議報導角度以99%大多數人的心聲切入。員工積極參與及觀察佔領西雅圖運動；蘇珊．葛林森（Susan Gleason）及莎拉．柯爾克（Sara Kirk）將《YES!》雜誌「全新生活」專刊送交佔領團體；莎拉．馮．吉爾德接受ＰＢＳ新聞時刻（PBS NewsHour）的專訪；員工熱烈響應捐贈版稅給佔領運動；貝瑞特─柯歐拉爾出版社發送五百本免費書籍予各個佔領地。
在此由衷感謝作者及攝影師迅速回覆本書邀稿，《YES!》雜誌的凱莉．謝（Kelly Shea）在翠西．鄧恩（TracyDunn）的協助之下設計本書；於祖科提公園實際參與活動的詹姆士．特馬克（James Trimarco）提供許多珍貴的稿件；潔西卡．林德戴蒙（Jessica Lind-Diamond）、克莉絲塔．希爾頓（Christa Hillstrom）、 德瑞克．哈西克（Derek Hoshiko）、芮貝卡．納米蒂（Rebecca Nyamidie）、艾拉．哈賓（Ayla Harbin）、 伊德．拉維塔斯（Idil Levitas）、 珍妮佛．凱（Jennifer Kaye）、凱特．麥勒高斯基（Kate Malongowski）、梅林妲．夢露（MelindaMonroe）、康妮沃爾頓（Connie Walton）、 茱莉．卡塔娜（Julie Katana）及杜．琵貝編輯內容及確保正確性；薩曼莎．舒勒（Samantha Schuller）負責最後校對；雪倫．布斯（Sharon Booth）製作行銷樣書；即便多了本書的編輯任務，《YES!》雜誌編輯團隊杜．琵貝、瑪德琳．奧斯特蘭德（Madeline Ostrander）、瓦萊麗．史嘉雷（ValerieSchloredt）及翠西．鄧恩仍如期完成十五週年特刊；在《YES!》雜誌的工作人員及實習生羅德．阿拉卡基（RodArakaki）、奧黛莉．華生（Audrey Watson）、葛蕾琴．沃爾芙（Gretchen Wolf）、靜．方（Jing Fong）、麥克．溫特（Michael Winter）、寶拉．墨菲（Paula Murphy）、布里齊特．麥卡錫（Bridget McCarthy）及尼爾．克瑞斯威爾（Neil Cresswell）的努力下，我們得維持原有的工作進度。
貝瑞特─柯歐拉爾出版社總裁史提夫．皮爾桑提具備高瞻遠矚的領導方針及洋溢持續不懈的熱情，他的員工亦是夢寐以求的合作夥伴。邁克．克勞利（Mike Crowley）、黛安娜．派拉那（Dianne Platner）、瑞克．威爾遜（Rick Wilson）、濟芬．斯伐蘇伯馬尼亞（Jeevan Sivasubramaniam）、克里斯汀．弗朗茲（Kristen Frantz）、凱蒂．希恩（Katie Sheehan）、辛西亞．夏儂（Cynthia Shannon）、瑪莉娜．庫克（Marina Cook）、柔伊．麥基（Zoe Mackey）、考特尼．熊斐德（Courtney Schonfeld）、大衛．馬歇爾（David Marshall）、邦尼．卡夫曼（Bonnie
Kaufman）、喬安娜．馮戴爾（Johanna Vondeling）以及其他出版社員工支援設計及製作事宜，協助準備和發送行銷物，以及透過各種管道安排通路。
在此由衷感謝千千萬萬致力於將我們的社會轉化為有利於99%的人士，能與這樣極致的團隊合作，時時準備將各種可能性的正面見解及能量傳遞給社會各界，本人感到至為喜樂。
芬妮．寇爾坦(Fran Korten) — 《YES!》雜誌發行人
班布里奇島，華盛頓州（Bainbridge Island, Washington）
二零一一年年十月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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