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們為了生存而不懈奮鬥，不是為了鏡頭與筆墨而生活。
1984年10月16日，搬進「八尺門」月租600元，不到三坪的房間，開始蹲點式的報告工作，1985年５月３日，工作告一段落搬回台北，著手沖洗照片，整理、編輯與寫作。
1985年11月，「2%的希望與奮鬥一一八尺門阿美族生活報告」發表於「人間」雜誌創刊號。
1991年「八尺門」聚落在基隆市政府整治計劃與居民進行相關權益協商，尚未取得共識期間發生一場無名大火，焚毀多戶住房後全面剷除，不留絲毫痕跡。
1996年，重回「八尺門」，基隆市政府已在原址改建為190戶五層樓房，其中110戶為原「八尺門」阿美族住戶，改名為「海濱國宅」。依據1985年蹲點工作留下的生活筆記，與重新整理、挑選、編輯的照片，集結成「八尺門手札」專書由台原出版社出版。
2011年7月13日，「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阿美族青年董安妮來電：「去年策劃的『八尺門原住民生活攝影展』因基隆市政府年度預算調配困難，現在剛獲得批准通過，計劃總算可以實現。」董安妮是阿美族移居基隆的第二代，現職「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會館就座落在原「八尺門」聚落外沿，走路進村大約五、六分鐘。董安妮多年前讀到1996年出版的「八尺門手札」，有感於八尺門報告，紀錄了阿美族移民社群的生活史實，若能讓這些影像紀錄，回到現在已經面目全非渺無痕跡的八尺門，應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同年三月間，老朋友鍾喬、范振國、楊渡相聚敘舊時，提起經過上世紀八○年代的原住民運動到現在，原住民的現實處境並沒有根本的改變。當年對台灣「原住民運動」曾經有過影響的「八尺門」報告也早已絕版，如果能想辦法重新出版，應有一定意義。影像重回八尺門與八尺門報告再出版面世，這兩件事竟在報告發表27年後因緣際會走到一起。這想必是件有意思的事情，然而，這個「意思」的內涵會是什麼？還很模糊，一時間想不清楚，是不是能想得清楚也沒有太大把握。
2010年董安妮第一次聯絡我的時候，問她這個影展打算展過一次就算，還是要永久保存？展過就算的話，可採用電腦輸出的技術，成本較低。如要永久保存，就得採取典藏級專業黑白照片沖放，成本要高出許多倍。董安妮的計畫要永久典藏，昂貴的費用由計劃案通過的經費支出，我則承諾照片版權的無償使用。挑選照片、專業沖放尺寸、技術監督等事務，就成了我當然的責任。
在挑選與沖放反復思考的過程裡，再次閱讀這些照片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從這些物質化空間的影像複製和再現的紀錄，細讀出過去被遺漏的歷史含意。具體的說；一張阿春當年在海上作業，被繩索絞斷左手中指，就近緊急獲准進入福建省漁港，就醫後返台回家。母親請來幾位教友，在家裡為阿春祈求天主保佑而禱告的照片裡。時隔27年，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阿春父母早年胼手胝足搭建起來的家屋，每一片牆面、每一寸天花板、每一次搬動、每一次鋸切、每一根釘、一個家庭照集合相框、一個個小擺設、乃至每一次揮動鐵槌的氣力，都是第一代移民求生存的有生力量，化作物質庇護的家屋。
人們在這個「家」的空間養兒育女，擁有與自身的勞動密不可分的精神價值。這與現代化公司營造，私有財產金錢交易的五樓「國宅」之間，存在著截然迥異的精神內涵。通過這一番重新的閱讀，讓我有如身歷其境回到當年阿春告訴我，讓我始終不能忘懷的八尺門建村的歷史性行動。
故鄉來的阿美族人，多半因為家庭人口增加，土地生產難以維生，當地也找不到什麼工作，於是紛紛離家到西海岸來謀生。到基隆來打漁也是你傳我我傳你，陸續地愈來愈多。在基隆打漁出港進港總不能跑回台東去住，於是就跟著最早的人的腳步，來到八尺門這個不屬於私人也沒什麼人要來的地方。本來這裡只有幾戶貧窮的漢族人零星地在山腳下住著，來的人多了就沿著山腳向北邊靠海的地方發展。人更多了，就開始朝兩小山山坳的兩側向上找地方，所以我家就在這半山腰上。
我家搭屋之前，基隆的警察已經因為這裡人愈來愈多而開始取締。所以鄉親們在墾地之前，聚在一起商量。為了對抗警方，決定許多人一起動手，不但工作速度快，而且人多勢眾，或許比較有利。結果，警方加強了人力還是進行了取締。有一次大約有七、八十個人因違法開墾而被捕，其中還有媽媽帶著吃奶的小孩，通通抓到警局裡去。警局一下子到處擠滿了人，等待問案調查。七、八十個人擠成一團，大人叫娃娃吵，時間長了大人要吃飯，小孩要吃奶，弄得警方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將族人草草釋放。
當然，族人們又約好了下一波繼續墾地的行動。這一回警方學乖了改變了策略，一到現場先命令大家不准動不准跑，族人統統傻在那裡，警察一件一件把所有的工具統統沒收，然後把族人驅散。取締的風頭過後，族人又再買來工具，約好下一次行動，並且在村外靠馬路的地方留了把風的人。警察聞風而來匆匆趕到墾地現場，只見族人一個個一堆堆站在那裡，草是剛砍的，土是剛挖的，但是每人都兩手空空，不見一樣工具。他們雖然生氣，也只好無可奈何地撤走。
就這樣經過三番五次的拉鋸戰之後，用地開墾出來，警察也不可能破壞這些地。族人各家慢慢地經過一段時間，將蓋屋子的各種亂七八糟材料都準備好之後，如法泡製地邀來散居各地的親友，同心協力在最快最短的時間裡搭蓋房子。等到警方聞風趕來，只見一戶戶的住屋昂然地挺立。警方調整了取締的計劃成熟後，花費更大的氣力，把我們的房子一間間強制拆除了。但是他們卻帶不走房子的材料，隔不了幾天，所有的家屋再度復原，警察又來拆光。
族人最後想出一個辦法：把屋子基本的結構、窗、門等重要部分，編好相關的號碼，用油漆寫在材料上面。一旦風聞拆除的日子，大家在人來之前，先把屋子拆出一個半垮的樣子，警察來了，到處看看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得拍下照片，做為已執行過拆除工作的證據，回去交差。八尺門這個村子，就這樣每戶至少被拆過三次，最多有拆過八次的情況下，警方終於放棄了與族人們頑強的求生意志和力量對抗的念頭。村子就這樣以違法的情況掙扎著生存過來，直到今天仍然是違建。但是慢慢地也請准了地址、門牌和戶口，水和電也可以接來這裡了。
阿春平淡地述說這段往事，沒有怨尤也沒有勝利的沾沾自喜。而我卻從現在的角度，看見阿美族人奮鬥求生的歷史縱深，並因其壯麗不屈的生命力而震動不已。
前些年在學校開報導攝影課，向學生介紹並討論西方報導攝影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關係。被譽為美國報導攝影先驅的LewisHane，曾專注拍攝二十世紀初，自歐洲到「機會的大陸」美國謀求生路的新移民。同時還拍攝受到嚴重剝削與摧殘的童工，進而推動美國國會保護童工的立法。LewisHane在一項拍攝工業城匹茲堡的工作中詢問新移民勞動者：「你們在美國生活如何？」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活在美國，我們活在美國的下面。」
二戰後中國內戰中的台灣，在美國霸權支配的冷戰構造下，扶殖反共軍事戒嚴政體將台灣編進東亞第一島鏈，充當反共、反新中國戰略前哨。通過「美援」的支配、控制，奉行資本主義體系依附型經濟發展策略。上世紀六○年代中期後，入台外資投注的新興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產業，一面結合國民黨政權政策性榨取農業剩餘的官、商資本，一面榨取廣大農村剩餘勞動力。台灣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依附型分工模式佈署下，對外加工出口貿易與內部需求的市場化建構逐步完備。新興產業用工需求龐大的引力，致使傳統產業勞動力需求出現缺口。
在這一股現代化商品經濟生產與消費的市場大潮下，原住民族人民在台灣區域性發展滯後的原居住地生計維艱，工資勞動需求加大，開始朝向擁有工薪勞動機會的台灣西部產業帶流動。戰後，原住民族已遭到嚴重破壞而式微的傳統生產方式與共勞互助的生產關係，在勞動商品化的生產體制下，被僱傭勞動工資計價全盤否定。原住民族移工成為不擁有生產資料的無產者，被新興產業資本原始積累的強大趨勢無情的推進缺工的傳統產業，流向夕陽煤礦地底、近遠洋漁業船艙、建築工地腳手架、以及慘無人道的「販賣人口」雛妓私娼寮。
當年決定住進八尺門一探究竟的時機，正處於依附型發展的中心國主宰，指使台灣統治當局為傳聲筒，大肆渲染亞洲四小龍台灣經濟奇蹟的時刻。鋪天蓋地的宣傳，片面地製造台灣民眾生活富裕社會繁榮，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氛圍。對於依附型發展理論，提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因依附型發展導致發展停滯的理論爭論，以及依附型發展對第三世界環境、資源與廣大勞動人民的掠奪、毀棄和奴役，斥為無稽視若無睹。「台灣錢淹腳目」而八尺門阿美族移民卻不折不扣地「活在台灣的下面」。輾轉於重重剝削、惡性循環的債務、船難死傷、勞動傷害、無工會、無勞保、黑道勢力、酒精、家庭暴力、兇殺、鬥毆、子女受教權失序斷裂，堪稱暗無天日的生存搏鬥。
在八尺門居住期間，雖然因為年齡的差距，很少與孩童交談。但因為與成年人的交往，體驗到成年人為生存而搏鬥，保護自己家小的困頓與艱辛。總讓我每次注目一張張孩子稚幼天真的童顏時，雖不能讀出孩子未來的命運，卻明白無誤的讀到他們應有的平等權利。正因為如此，1985年4月26日，離開八尺門之前幾天，在札記裡紀錄了當時的心境。
今早騎機車往基隆站時，近海港邊的市街，到處穿梭著許多學生模樣的外籍青年。碼頭區靜泊著一艘造型新穎光鮮亮眼的輪船，船體漆著Universe字樣，正是各聲響亮的大學船。各國籍的學生們穿著輕便的夏裝，洋溢著青春的朝氣。好奇的遊覽行止，掩不住一股在富裕環境中成長的自信，與蠢蠢然意欲探索世界的勃勃生氣。這不僅與老大的基隆市容，形成強烈的對比，也揭穿了我內心的寂寞蒼涼。此刻坐在小屋裡，八尺門破落的掙扎與Universe大學船交疊的景象，總也揮之不去。
事隔11年後1996年，阿春已婚，兩個孩子三、四歲模樣，就像當年村子裡未就學的孩童一樣天真漫瀾。2011年再見到阿春時，他已經54歲，老大21歲，老二20歲，都已成年。正是1985年，被陳映真和王信選作「人間」雜誌創刊號封面人物高昌隆同齡的青年。從阿春口中得知，青年高昌隆是阿春的一個姪兒，1964年生，拍下那張照片時正好20歲，高昌隆於2005年過世，時年41歲。
據說：高昌隆被發現陳屍於基隆附近山區的一處斷崖下，檢察官驗屍時，兩手還緊抓著幾束雜草，估計墜崖身亡的可能性較高，至於為何進入山區？是否有他人同行？現場沒發現任何可疑的兇器，也沒有狩獵或採集的必要器具。是意外失足墜崖？亦或外力致使墜崖？外力迫使墜崖的行凶動機是什麼？許多疑團都沒有聽到調查結果，只留下一個泛泛的非正常死亡的終結。面對當年曾經引起各式各樣浪漫想像的封面人物高昌隆，雖然當時他已是個洋溢著青春氣息的20歲青年，但也還跟孩子一樣沒有人能讀出他的未來。
41歲正值英年卻結束生命於非正常死亡，雖沒有足夠的事証來解讀這命運的因果，但人們在求生的過程裡，沒有人能免於外在環境的各種條件和勢力的籠罩和束縛，個人回應外在挑戰的內在力量趨疲、趨弱甚至崩潰，終將個人推向失敗與毀滅也是生存搏鬥的鐵律。不論如何，高昌隆的死亡，總是讓當年的青春想像與對未來的浪漫憧憬砰然碎裂。
人們為了生存而不懈奮鬥，不是為了鏡頭與筆墨而生活。因此，以紀錄的方法探究人們求生的現實與精神，就必須把握人與現實搏鬥折而不撓的精神力量，以及在搏鬥中，挫敗倒下的意義。阿春國小三年級到基隆八尺門，16歲跟隨父親上船。第一次出海，親身體驗小漁船在驚濤如山的浪尖，瞬間陷落骸浪的谷底時的驚惶和恐懼。從船員到大副到船長的海上勞動生涯，在台灣鎖島戒嚴時期，到過大陸福建、山東，朝鮮半島以北，南至巴士海峽，更遠渡重洋到非洲大陸，並在南非港岸滯留期間擁有一段戀情，後因離開管制區買條褲子被捕遣返台灣，留下一個沒見過面的孩子，至今失去聯繫成為遙遠無解的懸念。
說不盡的悲歡離合、患難真情，孕育了台灣當代原住民族生產者，在資本的壓迫和盤剝下身体力行的日常化抵抗，跨國勞動、跨文化交往的勞動者世界觀。這與作為第三世界台灣依附型發展的上層建築，建立在下層剝削所得的政客、官員、資本家、學者、觀光客，熱衷於低著奴才的頭前往第一世界朝聖，回過頭來又沾沾自喜的往第三世界獵奇的消費者世界觀，存在著截然對立的矛盾，也存在第三世界反壓迫主体重建的思想資源，發人深省。
2011年重逢的短暫日子裡，向阿春查問許多照片中人的姓名和現況，許多訊息都已模糊、斷裂，掩埋在瞬息萬變的現實泥沙之下。八尺門報告首發至今已經過了27年，才第一次從阿春和其它村民的交談裡聽到，在阿美族移民的母語意識裡，基隆八尺門一直以來都是阿美族移民原居住地台東縣「奇浩」，八尺門移居地是人們百折不撓屢建屢拆、屨拆屢建的精神故鄉「奇浩」。
第一代移民當年有能力購買二十餘坪住房的人，也隨著像阿春的兒子一樣長大成人，原有的居住空間已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在基隆八斗子外圍地屬台鐵的小山坡上出現了新一代「奇浩」。不論在海上、陸上、在八尺門、在八斗子、在汐止花東新村、在新店小碧潭、在溪州、在樹林三鷹橋下、在福建漁港、在山東、在朝鮮半島、在凶險的巴士海峽、在重洋外的非洲大陸，在被台灣鎖島查封的真實版世界地圖裡，「奇浩」：早已是原住民族阿美族人生與現實世界的歷史航標，也是被美國帝國主義冷戰附庸所閹割的當代無主體台灣意識喪失的主體性資源。
面對當年的紀錄，驚覺紀錄的有限和現實多變的複雜性。紀錄與敘事的把握，只是紛亂、蕪雜、龐大、從不停止變動的現實難以捉摸的一個單薄、脆弱的努力。被紀錄方法的侷限隔离，斷裂在敘事之外的世界，總存在著更大更深知所不及的真實。阿春的母親，與我相識以來很少主動說些什麼，問起當年「奇浩」建村，蓋了拆，拆了蓋，蓋了又拆，拆了再蓋的往事，她只淡淡的吐出一句話：「那個時候很累。」父母一代的奮鬥已成過去，阿春的奮鬥代表父母一代的未來，還有正在成為阿春的未來的下一代奮鬥。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物化沉積，更是現在與未來前仆後繼的有生力量的創造。
本書以1996年出版的「八尺門手札」為基底，附上2011年與阿春短暫重逢的有限紀錄。或許有助於進入較長的時間跨度與空間質變的視野，回顧和思索被壓迫與被損害者，在勞動創造價值的日常化實踐中，所體現的貢獻、犧牲、抵抗和追求平等解放的凜然大義。影像紀實的現實主義取向，具備將瞬間消失的物質現實視覺化、空間化、經驗化的穿透性連結力量。文字敘事的特質在於將現實脈絡化、歷史化、概念化、思想化。這兩股求實、求真、求知的力量相互作用相輔相成，使得過去、現在、未來從狹隘的線性時光隧道三段式分离斷裂中解放，成為動盪不羈變化莫測的時間與空間一體的歷史海洋。
1984年八尺門「奇浩」昔日的空間和人事，都已風起雲捲消失在現實的地平線下。紀錄的方法固然存在許多侷限，卻也是人類歷史語言發展過程中，賴以觀察、記事、思考、評論、辯證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新版或可當作見證二十世紀起始至今不斷的，基隆八尺門「奇浩」阿美族原住民族勞動者有生力量的精神傳記。
2013、2、05
2013、2、18
2013、2、21
2013、2、2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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