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缺口中寫詩
日本作家廚川白村說過：「文學是苦悶的象徵。」我認同此種說法，因大部分時間，我所寫出的作品都是因為各種傷心而成，無論是對於生死之間的憂傷，又或者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傷害無有盡頭的哀傷，還是看見各種我們所珍視的事物被他人所踐踏、糟踐時所產生的隱隱然地鬱結，我的作品裡面大量處理了此種情緒，我所憂患、悲傷的是「我」與「人」之間的共同傷心。也許這些傷心並沒有辦法與所有人調齊頻率，但我仍是很在意於此——人與我之間的共同傷心，以及我們該如何處理這種逐漸瀰漫、佔據我們生活的情感。
文學作品有無數種可能，書寫者在生活中擷取自己想要的片段來延展，有人想做的是為社會不公義的事發聲，有些人將自己對於社會可能的想像都埋藏在作品之中，有些人做的則是細微地描寫命運的絕望、人性的悲傷。我想做的則是從自身情感的縫隙刺入、鑽探，並且尋找關於「痛感」的來源，也許那是一個沉默的缺口，又或許是一個被人所懼怕的隱喻。我相信人是有共同感受存在的，在一個大時代的環境脈絡下，也許我們的生活不盡相同，也或許感受悲傷與快樂的方式與事物不同，但我相信無論是何種傷心，都是有其共通性存在的。我想做的是一個緩慢的獵者，將那些冒出頭的傷痛一一獵捕。將這些片段的疼痛獵捕到之後，我才能將其書寫，並且達到最終的目的——療癒。
這些片段是有根源可循的，萬事萬物都不可能略過其過程直接長成現在的模樣，建築需要基底、作品需要建構，傷心一定也有其根源，可能來自於幼時一件對他人來說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心中抽芽、生長，直至纏繞人生。書寫是我的武器，文字是我的工具，我透過書寫建構的同時也在追朔情緒的根柢，世界上有太多關於悲傷、關於沉默的細節，我們該如何記述，如何去確認這些種種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類似傷心。
某方面來說，我覺得自己在做的是一個關於悲傷與沉默的圖鑑。將那些情緒處理好之後，我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我能做的並不多，只有從自身出發才能夠向外推展到他人，而我也只有處理完自身的情緒，才能夠抽取出那個抽象的經驗，並通過書寫將他具象化，達到療癒自己也治癒他人的效果。在同時，我也不能忘記自己所有一切書寫，都隱隱地指向自己，照亮自身的缺口的同時，也照亮他人的缺口。只有這樣，我所有的文字才能夠達到我所希冀的效果。
——自癒，並且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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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書寫終是一種「暴露」，那我究竟想暴露出自身的哪一面給觀者閱讀？以前我偶爾這樣詢問自己，並且隱隱羨慕那些熟練、絢麗，甚至稱得上是華麗的文字，作者運用自己熟練的文字技巧，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我希望自己成為那樣的人，後來才發現我們似乎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在意文字的美麗與形象，但並不一定要他們美麗；我在意文字與符號建構的城市之中的功能性，而略輕於華美與亮麗的氣息。文字對我來說是一種手段，像是藥物一般，只是治療的手段，而最後達到的效果才是目的。
然而我仍是選擇書寫。自己過去的書寫像是想將自己所擁有的傷痛一次挖空，然後急急地填塞，塞什麼都好，令自己有一種虛假的充實感。那些文字聚合隱隱指向的是太多且太沉重的生與死的辯證。我在那樣的生之中與自身的死亡抗衡，像是在大海中漂浮的受難者，不停掙扎，文字像是我抓到的浮木，希冀他帶著我飄向安全的岸，但一切來去都是不可抗力。直到我意識到這件事情已經是開始寫詩後的好一段時間之後了。其實這一切都是為了治療，然而我分不清楚我正在做的事情是手段還是目的，於是我陷入迷惘之中，過去我靠本能寫詩，這些本能所創造出的世界，有人能夠捕捉到，但一切隱隱指向悲涼、虛無，最後只剩下空洞的世界——那是我自己。
過去我很害怕閱讀他人的作品，以為那會令自己受到他人的影響，似乎創作者都擁有類似的恐懼——被人談論時被稱為複製其他人的文字、經驗，甚至是被人視作其分身，那像是被人忽略了自身的主體，他人用他者的經驗來談論一個他者，覺得這樣可以更為精確地定位，或者窺探這個創作者，用能見到的文字、符號，逐漸地將創作者剝光，令其喪失防備。上研究所後由於老師們的指導，我開始閱讀其他人的作品，或者是西方詩人如威廉．巴特勒．葉慈（1865．6—1939．1）、巴勃羅．聶魯達（1904．7－1973．9）、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1898．6－1936．8），又或者是用中文寫作的詩人楊牧、葉維廉、王良和等的作品，我慢慢地了解到文字跟語言對詩人來說是工具，工具一定有長得相像的，那某一程度上代表了兩個寫作者之間的知識體系的靠近、文化脈絡上的詞彙庫相近，像是兩個同樣身材的人穿著相似的衣服，遠遠看像是同樣的人，但是靠近看，兩人的生命情境、注重的文化內涵，甚至是靈魂的核心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的作品，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寫？
我可以寫出漂亮的文字，充滿隱喻，用陌生化來處理我的作品，留下足夠多的意義間隙，讓他長得像一首一般定義下的好詩那樣，有足夠的節制、足夠的意象，甚至是足夠的美學標準。但那樣就足夠了嗎？在就學的過程中，我寫作的速度不斷放慢，在書寫間我一直思考這件事情，只要寫出來就足夠了嗎？我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書寫？我不斷問自己這件事情，我究竟希望我的書寫通向何處？
法蘭茲．卡夫卡（1883．7－1924．6）的作品《變形記》裡，主角一覺醒來變成一隻蟲子，並在作品中揭示了其時代中人與人內心中的異質，包括內心的隔閡、無情，以及親子間的衝突。結尾隱隱地表現出他自卑的情緒，以及自身對家人（或者他人）的無關緊要，這一切都在隱喻著自身的內心的陰影部分逐漸脹大，成為疾病。文學書寫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他人的疼痛這件事情，而蘇珊．桑塔格（1993．1－2014．12）在其著作《疾病的隱喻》裡寫：「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各種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的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寫作此文，是為了揭示這些隱喻，並藉此擺脫這些隱喻。」 在《疾病的隱喻》中蘇珊．桑塔格談論了許多疾病被人理解為心理的障礙，然而這些疾病都在時代的進步中逐漸被確診、被定形。而不管在彼時還是此時，「疾病不僅是受難的史詩，而且也是某種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機，這一點，得到了感傷文學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浪漫文學及醫生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 這些直面疾病帶來的疼痛的疾病書寫，不僅超越他人所給予其的「隱喻」，更超越自身所含帶病痛隱喻所給予其的命運。
在印刻最近出版的大陸詩人余秀華（1976．3－）的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 裡，作者簡介裡有一段他的話：「我希望我寫出的詩歌只是余秀華的，而不是腦癱者余秀華，或者農民余秀華的。」翻閱起他的詩集，會發現裡面的文字都直面人生，並不特別描寫自身的病狀，也不特別書寫關於農民的生活，然而一切都隱隱指向他自身的疾病與內心的疼痛，像這樣子直面於眾，不保留一點與讀者之間的閃躲空間的文字，的確能將文字的力道十分用力地敲擊在讀者的內心。這些文字在讀者閱讀時重重地在其內心刻劃下痕跡，並且產生沉重的同情，或者是敬佩其韌性。
那我的文字究竟能帶給他人什麼，是一陣子看似相同的痛感，令他們感受到這世界上的確是有些人的疼痛與他們相似，之後除了思考上的、關於自身的存在與消失的辯證（並且是極為私我的思考）之外，我並沒有留下什麼給其他人。入學後有一段時間，將近半年的時間我將寫作停了下來，觀察自己過去的作品，並且觀看他人的作品，察覺到過去的自己的文字大多都停留在自己的身上，每一把利刃都指向自己，但是也僅僅只有如此；觀看其他詩人的作品，像前面所提到的威廉．巴特勒．葉慈、巴勃羅．聶魯達、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等人，就能發現他們的詩並不僅僅只指向自己，也嘗試將自己文字的觸角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這些種種令我開始思考，也許自己的的文字可以往外延伸，在我自我療癒的過程中，也能夠幫助他人療癒。
詩人陳義芝於《2014臺灣詩》的序，詩心是素養——一個詩選主編的觀省手記一文中道：「個人的記載、囉嗦的吐屬，要如何鍛鍊成詩？主題意義相近，為什麼有的具風神情韻，有的卻索然無味？露一手機巧、玩一點遊戲，是藝術表現的過程還是終極目的？」那我的詩究竟是想表現自己的機巧，還是想要實驗性的遊戲書寫，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過程，還是終極目的？對我來說文字、詩是一個工具，我用此工具達成我關懷人、事、物的目的。但對我來說，藝術是為人而存在的，如果我所希望達成的藝術效果，裡面捨去了對他者的關懷、對外界的碰觸，那我所構築出的藝術世界，最後只是一座脆弱的沙堡，追朔到最後，是沒有「人」在那邊的。
我並不是想揚棄其他類型的詩，這個時代大家都說要包容多元，尊重多元，但是在談論中卻會隱隱貶抑其他的價值觀點，我覺得這很艱難，在書寫的過程裡我盡量避免這件事情，但有時候仍不免踩到界線。我覺得每一種詩都只是寫作者選擇要如何面對世界、詮釋世界的態度。上研究所後我最大的轉變就是關注到自己寫作這一部分的面向。我現在的作品與過去的作品也有所差別，語言上我捨棄掉過於沉重的一部分，對象上也從自己推展到他人，然而關於思想上的核心，仍是深植在我作品之中，我所有的作品都不是獨立出現的，而是經過不斷地發展、變種，甚至是接枝，而後長成現在的模樣。
於是，即使自身的一切有再多不堪也只能寫了。即使有再多糾結也只能寫了。即使有再多的沉默也要寫。即使有再多的傷心也要寫。即使有再多的傷害也必須要寫。唯有繼續寫下去、不停地寫下去，我才能夠透過我的作品去連結更多人，給予更多擁有類似傷害、相似傷心的人力量與安慰；唯有繼續寫下去，我才能夠點起一盞又一盞的燈火，照亮自身的缺口，同時也照亮他人的傷心。文字並不僅僅是許多人詬病的、走向虛無的一種菁英的遊戲，而是真有其力量存在，是人內心與內心的交流。即使閱讀有其門檻，但在這個時代、這個狀況下我也只能做到這些微薄的事情了。
推薦序
服下詩，還痛嗎？
還痛嗎？
記得兩年前，你來到縱谷裡，專題討論時總是嘴角漾著笑，頭低低的，拿著一落鋼筆，不停在紙上寫著與劃著，是個心裡有著傷痛的孩子嗎？選擇寫詩，是決定和世界保持一段距離嗎？我猜想是的。
讀了你大學時期修辭精美，思想流動的作品，我還能帶給你什麼？我陷入一種迷惑。如果你把所有的情感埋藏在文明的隱喻之後，繁複的象徵妥切地把原初的喜悅與哀愁通通疊藏起來，詩人要帶給世界的除了美好或惆悵，還有什麼？
先不要長篇累牘地辯論，我們一起花一年的時間，閱讀一些經典的詩，那些以疼痛開始，以惶惑、悲憫或超越告終的作品。首先我想起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1898-1936），一個能夠鎔鑄民謠到詩行中，把憤怒藉由文字傳播久遠的詩人。不知道你讀過這個故事嗎？在1936年元旦時，洛爾伽收到一張從鄉村寄來的賀年卡，上面寫道：「作為真正的人民詩人，你，比他人更善於將所有痛苦，將人們承受的巨大悲劇及生活中的不義，一一注入你那深刻與美好的戲劇中。」來自庶民的肯定，這絕對是比任何文學獎更好的肯定吧。
我們一起讀洛爾伽，一起思索楊牧的〈禁忌的遊戲〉系列，如何在充滿禁忌的年代，把台灣的苦楝種在安達盧西亞的平野上，見證著獨裁者謀殺詩人，抒發著台灣詩人心中憤怒與企求改革的心志。而我擔心你未必有興趣，承接前一代人曾經有的絕望、憂慮與煩悶，或許就從一個吉普賽小男孩身上，看看詩人的觀察力與憐憫。〈啞孩子〉中，洛爾伽寫出一個無法說話的孩子，他的語言與話語落在蟋蟀之王的手裡，總在一滴水裡尋找自己的聲音，詩人說：
我喜歡他的聲音並非為了說話
我用它打造一枚戒指
以便將我的沉默
戴在他小小的指頭。
孩子在一滴水裡
尋覓自己的聲音。
（那被俘的聲音，在遠方
身穿蟋蟀的衣裳。）
那個瘖啞的孩子是時代恐懼的象徵吧？可是我卻想像在你少年時，早熟而憂鬱，胖胖的身軀背著顯得略小的書包，頭低低地踩著鳳凰木樹葉羽毛般落下的影子，沿著學校圍牆去上學，總是要忍受一群調皮的同學用譏諷的笑聲攻擊你：「大塊呆，豆乾來炒韭菜，燒燒一碗來呀，冷冷阮不愛！哈哈，冷冷阮不愛，來呀……來呀……」你頭更低著，咬著嘴唇，忍著眼淚，沈默著。那是「霸凌」兩個字還沒有浮上人們嘴邊的年代，沒有老師知道你痛到骨髓裡的苦，那些惡俗的孩子也不知道你之所以不說話，是因為你的話語寄存在一個遙遠的國度，在那裡，你將會以詩來鎮痛。
還記得我選了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請你讀，認真的你蒐集了聶魯達的生平與代表作品，熱情地在好幾個夜裡，和我們分享。在眾多耽美的詩行中，聶魯達得知好友洛爾伽遇難時的悼亡詩最讓我們激動：
假如我能在一間孤寂的房裡因恐懼而哭泣，
假如我能挖出自己的眼珠並且吞進肚子裡，
我會為你那服喪的橙樹般的聲音大聲哭泣，
我會為你吶喊而寫出的詩歌挖眼並吞進肚裡。
我沒有見過如此呼痛的方式，你知道嗎？洛爾伽訪問阿根廷時與聶魯達會面過，聶魯達當時是智利派駐布宜諾賽勒斯的領事，兩人一見如故，來自鄉村的生活氣息，廣博的閱讀與壯遊經驗，使兩人惺惺相惜。洛爾伽欣賞聶魯達的詩，既好奇他的新作題材，當聶魯達朗誦時，洛爾伽又以雙手捂住耳朵，搖頭叫喊：「停！停下來！夠了，別再多念了——你會影響我！」兩個文學巨匠的情誼之深難以量測，而創作者的孤寂，也往往在短暫的相逢與撞擊下，會轉為喜悅與激情吧！
還記得在民謠與抒情之外，我們還跨足到更追求內心與文明荒蕪的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我們都困頓於詩人刻意安置的艱難的意象。我直至2015年讀了克勞福德（Robert Crawford）出版的《青年艾略特》（Young Eliot：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書中青年詩人並不是「人生勝利組」，他面對情場失意的挫敗，在學校更是善於惡作劇的搗蛋鬼，他不斷掙扎著應對種種窘迫與痛苦，及至成名後，詩人拒絕任何人為他作傳，銷毀與第一任妻子往來的信件，以致於他年少輕狂的失意，以及備受挫傷的內心世界，在在都是世人所無從知悉的。克勞福德解開了艾略特詩藝的秘密：「他將痛楚至極的種種恥辱，轉化成永恆的詩篇，也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慈悲待他，給予那些恥辱默默無聞的命運。」原來詩不僅僅頌讚美好，更是一帖藥方，讓我們在庸俗的人世間，面對文明複雜與多變的病症，以更具有包容性、暗示性、隱喻性的詩篇，療癒病症。
正在我們窩居在縱谷裡閱讀與書寫時，台灣的街頭湧現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你的臉書上也不斷貼出時事的評論，你開始感受到更多人的苦痛，也以機智、嘲諷甚至搞笑的方式，回應日漸膚淺的時代。這時候出現兩個你，開放各種日常生活與感受，分享線上遊戲的心得，與家人拌嘴的絮語，用語淺白、如矛與如槍的你；以詩和閱讀，探討疾病的隱喻，計畫以寓言展現當代人面對生理與心理疾病的困頓與瘋狂。就在這個時刻，小說家張翎來到了縱谷擔任駐校作家，有場演講，她的主題是「亂世中的隱忍與力量」，作為一個聽力治療師的小說家，病患的疼痛與失去語言能力的病態，成為她寫作的動力，和我們經常浮動情緒在現實瞬間生滅的社會爭議不同，她總能跨越多個苦難的時代，無論是《金山》、《餘震》或是《陣痛》，總能將寫出讓悲劇擊倒到塵土裡的女性，不就此認輸，她們以無比忍耐與韌性，展現出生命的力量。張翎提醒了詩人，感受歲月伏流中隱隱作痛的傷痕，來自戰火、災變、流離乃至傳統的連番撕裂與切割，如何止痛療傷，跳脫你習於自剖的風格，關注他人與世界，就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就在一個學年的閱讀課程要結束前，你挑了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既往返於他深刻的抒情，連篇的神話象徵，更著迷於他以民族精神為詩魂的執著，他誓將「愛爾蘭的冤錯化為甜美」，更有以詩篇為時代診療的大志向。在紛亂的台灣，葉慈的〈二度降臨〉彷彿暮鼓晨鐘，在崩落的時刻，世界再也沒有理性、中心、信念與秩序。葉慈如先知般說：「想當然是某種啟示即將到來了 想當然二度降臨，即將到來。」（楊牧譯）葉慈打動了你，我知道。
於是，你決定要放開手寫土地上人們共通的痛，寫他人的痛，也寫自身的痛。
於是，你要寫出肌膚上「汗黏瘡痏痛」的感受，要哀嘆讀書人「眼痛滅燈猶闇坐」的孤寂，更要寫出「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的無助。
於是，你寫出一本詩集名曰：《鎮痛》。
服下詩後，還痛嗎？
須文蔚（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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