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太平天國研究的中西鴻溝
史蒂芬．普拉特的《太平天國之秋》，值得中國學者借鑒者有二大端：思想靈活，文筆優美。
目前共同主宰著中國史學界者，有兩種指導思想：實證史觀的研究方法及學院派的文風。持實證史觀者認為：治史必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沒有證據不說話」。發展到極端就變成沒思想的純考證，以至思想僵化到連最明顯的道理也不敢說，甚至反對別人說出來。學院派的文風不苟言笑，行文嚴謹。發展到極端，作品就變成乾巴巴的，讀來枯燥得讓人要哭。兩者加在一起，就把作品與廣大讀者遠遠隔離開來，害得它可望而不可及，犧牲了文以載道的功能，只留待小圈子的文人自遣無聊而已。
太平天國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蔣中正時代的史學名家簡又文先生，畢生從事太平天國研究，其一套三冊的洋洋巨著《太平天國全史》，及同樣是一套三冊的《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皆其代表作，並分別蒙胡適、董作賓等先生題詞，以壯聲威。他集大成而用英語寫成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更由著名的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簡又文先生感動之餘，把其畢生蒐集到的太平天國史料、文物等，捐獻給耶魯大學珍藏。此外，郭廷以先生編著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同樣是研究太平天國不容或缺的典籍。
毛澤東執掌政權以後，頃全國之力替中國近代史各大事件編輯了大型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首先推出的正是《太平天國》，一九五二年面世，共八冊；二○○四年再推出續編，共十冊。考證方面，有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料辨偽考》（一九五五年）、《太平天國史事考》（一九五五年）《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一九五六年）、《太平天國史記載訂謬集》（一九五五年）、《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一九五八年）、《太平天國史叢考甲集》》（一九八一年重印）等。專著方面，有酈純的《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上下編共五冊（一九八二年），郭毅生的《太平天國經濟制度》（一九八四年），茅家琦的《太平天國對外關係》（一九八四年），王慶成的《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一九八五年）等。當然，還有位於太平天國發源地廣西的人民出版社，奮力組織全國專家撰寫的一套大型寫作計畫：《太平天國叢書》，書名分別為太平天國的《地主階級》（一九九一年），《地理誌》（一九九一年）、《經濟史》（一九九一年）、《開國史》（一九九二年）、《與列強》（一九九二年）、《避諱》（一九九三年）、《軍事史》（一九九四年）、《經籍志》（一九九三年）、《綜論》（一九九三年）、《政權建設》（一九九五年）、《刑法、曆法》（一九九三年）等。位於前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的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也不甘後人，獨力編輯了一套兩巨冊的《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一九七九年）。北京中華書局更慨然負責出版《太平天國學刊》，便利廣大專家投稿 。筆者手頭就有五輯，平均每輯五百頁……有關太平天國各式各樣的書籍，堪稱汗牛充棟。
耶魯大學以研究中國近代史著名的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先生， 近水樓臺，率先充分利用了簡又文先生所捐獻給該校的史料、文物。進而深入檔案鑽研，又通讀大量的現成著作；更親自到金田等地做實地調查。最後用其生花妙筆，以英語寫就其不朽名著《上帝的中國兒子》。
史蒂芬．普拉特師承史景遷先生的優秀史學傳統。加上唸大學本科時主修英語，又於畢業後曾因緣際會，到過平定太平天國的名將曾國藩的老鄉湖南待了兩年。故能駕輕就熟，像乃師一樣，既採取動人的文學風格，用生動翔實的手法，把枯燥乏味的史料用怡人的語言奉獻給讀者；又由於做過實地調查，因此故事由他娓娓道來，倍感親切。當然，要成為歷史名著，光靠優美的文筆、檔案鑽研與實地調查，仍然是不足的。關鍵是，還必須有豐富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正如牛津大學前欽定皇家近代史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修 ． 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所說：沒有想像力的人不配治史 。為什麼？
曾深受西方學術影響的陳寅恪先生，把歷史想像的治史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說：「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
普拉特運用這種歷史想像，從美國歷史的角度宏觀地察看太平天國及當時的世界局勢，成果非同凡響。他寫道：「一八六一年美國內戰的爆發，迫使英國有所行動，從而使美國內戰從旁影響了中國內戰的結局。中國與美國是當時英國最大的兩個經濟市場，為瞭解英國在這兩場戰爭中的角色，我們得記住，英國面臨了同時失去這兩大市場的風險。英國得想辦法恢復其中一個的秩序，……英國本可能介入美國以重啟棉花貿易，但卻選擇投入中國的內戰。事後英國首相會把介入中國一事，當作英國為何得以在不干預美國內戰下仍能熬過經濟崩潰的原因。或者換句話說，英國靠著對中國內戰放棄中立，才得以對美國內戰保持中立。」 到目前為止，兩岸三地還沒有一位學者能寫出這樣的洞識。
筆者得衛城出版邀請，從「國際關係的格局觀照英國當時角色」。 故不揣冒昧，藉先後研究並寫成拙著《兩廣總督葉名琛》、《中英關係，一八三九－一八六○》、《鴆夢》、《三十歲前的孫中山》所得， 擴大普拉特的宏觀角度來審視此問題。準此，當時的美國，國力遠遠不是今天之雄霸全球。當時雄霸全球者，乃日不落的大英帝國。而支撐著這超級大帝國的支柱，正是其全球性的貿易網。這貿易網當中重要的一環，也正是普拉特所說的美國棉花，它替英國工業革命之中流砥柱－－棉紡業，提供了原料。雖然當時英國已經在印度開拓了殖民地，而印度又盛產棉花。可惜印棉纖維太短，只宜手紡而不能機紡，一機紡棉紗就斷。結果，英國必須高價向其前殖民地之美國購買全世界纖維最長的優質棉花。
英國人憑什麼取得大量的美國棉花？憑一紙匯票。
美國人把售賣棉花而得來的英國匯票，兌換後到中國去購買茶葉，並開出自己的匯票付款。中國人把售賣茶葉後取得的美商匯票，兌換後用來購買英商的鴉片。英商把售賣鴉片所得，向華商購買茶葉運回英國售賣，所值遠遠超過本來用以購買美國棉花所開出的匯票。於是英商把所得的多餘白銀從中國運走，造成中國白銀嚴重短缺。當時中國老百姓繳稅必須用白銀，但日常使用的卻是銅幣。繳稅時用銅幣換白銀，但由於白銀外流而奇缺，一年遞一年必須用愈來愈多的銅幣才能購得足夠的白銀繳稅！無疑賦稅倍增！民不聊生。而且，白銀嚴重短缺又導致通貨膨脹，民眾受不了，直接引起太平天國的爆發。
重要的是，英國人不用花一毛錢，就從美國取得其工業革命最需要的原材料－－上好的美國棉花。因為，英國售賣給中國的鴉片，在其印度殖民地用各種威逼利誘的手段榨取農民的勞動力，故成本幾乎等於零。筆者做過比較，種植和製造鴉片的成本，比把海水引進低窪地帶曬乾成鹽的成本還要低！
英商把中國茶葉運回英國售賣，結果徹底改變了英國上下人等的飲喝習慣：他們深深地愛上了熱茶，以其具有取暖及調劑精神等功能也。中國茶成了英國人日常生活必需品，至今如此。準此，英國政府向茶葉徵收一○○％的進口稅。每年所得，幾乎足以支付那強大的、替英國打天下守天下的皇家艦隊（Royal Navy）的開支。所以，對英國政府來說，維護中國茶葉出口供應穩定，對英國無比重要。若中國由於內亂而減少甚至停止出口茶葉，一直不斷運轉的英國全球經濟網當中最重要的英、美、中（包括印度）這個經濟圈就會停頓下來，以至整個網也要塌下，大英帝國也會散架。例如，光是在英國本土，沒錢買美國棉花，工廠就倒閉，失業大軍會衝擊政府。沒錢對付海軍開支，軍艦就停駛，整個大英帝國就癱瘓，散兵游勇同樣會衝擊政府。所以對英國政府來說，中國比美國重要得多。至於干預美國內戰，會有甚麼好處？無論南北誰勝誰負，美國人還是要賣棉花的。這與干預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維持茶葉出口穩定，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太平天國早在一八五三年已經定都南京，而長江中下游正是盛產茶葉的地方。故太平天國早已干擾了茶葉的正常出口，英國為何遲到一八六○年才幫助清廷對付太平軍？因為英國的如意算盤是首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待等到一八六○年把清廷打敗，並在北京強迫其簽訂城下之盟後，才幫助清廷鎮壓太平軍。英國此舉是一矢雙鵰：既消滅太平軍這股長期干擾茶葉出口的勢力，又穩定清朝政權以便自己繼續發大財，可謂聰明絕頂。
而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事前通過談判來迫使清廷取消釐金的嘗試，徹底失敗了。事緣太平軍興，清廷早已國庫空虛，無力應付。曾國藩在湖南辦團練（後稱湘軍）對付太平軍，同時在湖南各地開設關卡抽釐，以支付軍費。結果李鴻章又依樣葫蘆在安徽設卡抽釐辦團練（後稱淮軍）。從此茶葉由出產地運到上海外銷，沿途被抽釐無數，茶葉成本大漲，直接影響其在英國的售價，嚴重傷害英國上下人等的生計！故那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是非打不可的。待英國打敗清軍，並強迫清廷容許英商在茶葉原產地採購後，於運往出口港時免被抽釐，就保護了英國人的生計，保障了英國的經濟！誰會想到，在中國並不如何驚天動地的釐金，在國際局勢中竟然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如此種種，均詳見拙著《鴆夢》。
筆者稱二次鴉片戰爭為準世界大戰，理由之一正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英、美、法、俄－－都牽涉進去了，並採取不同形式從中國掠奪了重大利益。唯一沒有染指的大國是奧匈帝國，因為它沒有海軍，又無法從陸路遠征。其實俄國的海軍也鞭長莫及，但它在中國東北的邊疆駐紮重兵，並趁英法聯軍占據北京時，揮兵進入中國東北並予以占據，做為榨取利益的重要籌碼。之不能稱之為世界大戰的理由之一，是世界大戰一般是由多國各自組成兩大陣營廝殺，但當時中國是孤零零地奮力抵抗外來侵略，以致單方面受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筆者之所以能夠從太平天國運動當中抽釐這微觀研究，發展到放眼世界，關鍵在於蒐集到大量堅實史料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歷史想像，把具體的微觀實例連繫到當時的世界大勢。反觀中國蔣中正時代，毛澤東時代，以及一直延續至今的實證觀歷史研究方法，由於堅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沒有證據不說話」，結果老是在史料上原地踏步，無法像《太平天國之秋》那樣，脫穎而出。
其實，太平天國運動本身，也是由英國之推動其全球經濟網所引起的。自從英國從中國進口大量茶葉，而熱茶又成為英國上下熱愛的飲品之後，英國就決意打破當時清朝政府把所有對外通商限制於廣州的政策。又由於當時英國的自由貿易思想盛行，並率先廢除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的專利，故隨而矢志摧毀清朝在廣州執行專利的行商制度。更重要的是，英國要強迫清朝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以便擴大鴉片在中國的銷售量，於是終於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南京條約》開闢了本來是一座小漁村的上海為通商港，從此在長江流域盛產的茶葉，可以順流而下，不費吹灰之力就運到上海出口。比起過去必須翻山越嶺地運到珠江流域的廣州出口，成本銳減何止千倍！英國人喜出望外，但由此卻替廣東造成了成千上萬的失業大軍－－那些肩挑背負茶葉翻山越嶺的運輸工人，又肩挑背負洋貨回長江流域的運輸工人，大部分失去生計；沿途的服務行業，紛紛倒閉。筆者曾多次親自翻越那分開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崇山峻嶺－－贛粵邊界的大庾嶺、湘粵邊界的金雞嶺。神遊冥想當時龐大的失業隊伍之苦況，深切體會到為何他們走投無路之餘，最後紛紛參加太平軍及廣東紅兵了！準此，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正是導致太平天國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曾國藩、李鴻章等，先後抽釐辦湘軍、淮軍以鎮壓太平軍，又正是導致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關鍵原因之一。三者之間的連鎖反應，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當然也與後來孫中山之決定投身革命，同樣有著直接的關係：孫中山從老家翠亨村以南的金檳榔山頂，以北的犁頭尖山山腰，就能清楚看到鴉片煙船雲集的金星門！太平天國老兵馮觀爽又經常向童年的孫中山說洪楊造反的故事。如此種種的內外互動的關係、一環接一環的連鎖反應，正是專治內政史諸如太平天國，或專治外交史諸如鴉片戰爭，或專治人物傳記諸如孫中山，而不及其餘者，對其研究專題的理解，就只可能是片面的。
《太平天國之秋》另一個不同於海峽兩岸學術界的視角，是其認為太平天國乃一場內戰，此說不同於臺灣的教科書稱為「太平天國之亂」，又說共產中國視之為革命或農民起義。容筆者對這三種視角略做分析比較。
先談臺灣教科書的「太平天國之亂」。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很長時間沒有從革命黨的心態轉換成執政黨的風格，以致其治下之史家仍然歌頌太平天國。國府遷臺已經超過一甲子了，國民黨也早已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臺灣史家治史之出發點也相應地改變了，再也不能讚揚造反的人了，否則是自尋煩惱。難怪臺灣的教科書冠以「太平天國之亂」。
次談普拉特自己所稱之「內戰」（civil war）。按國際法，若某國之內的某種勢力用武裝對抗政府，而其他國家公認其為交戰的一方（belligerent party），這樣的戰爭才能稱之為內戰。這就是為什麼，一八九五年孫中山領導乙未廣州起義前夕，委託香港《德臣西報》編輯黎德（Thomas H. Reid）起草宣言；並恭請其恩師、香港大律師何啟先生等修訂，以便屆時通告各國，要求他們承認起義軍為「民主國家交戰團體」，即belligerent party。這也是為什麼，武昌起義成功，孫中山等人立即努力爭取列強承認革命派為交戰的一方。太平軍雖然建都天京多年，但當時列強長期沒有承認其為交戰的一方，所以內戰之名不正，害得普拉特之言也不順了。但這只是小瑕疵，不影響其大作的優越性。又按照國際慣例，若造反成功，則稱之為革命（revolution）; 若失敗，則只能貶之為叛變（revolt）。這與中國之「成王敗寇」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國民黨史家簡又文先生堅稱太平天國是革命，耶魯大學出版社不同意，折衷辦法就協定英文書名採取革命運動（revolutionary movement）之詞。以此類推，共產黨的史家稱太平天國為革命，同樣不符合國際慣例。
三談中共史家稱之為革命或農民起義的根據。毛澤東以領導農民起義崛起，所以在他奪取中國政權之後，大陸掌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就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研究轟動近代中國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後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更強調不斷革命，企圖藉此永遠煥發國人的革命精神。就是說，雖然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六年共執政二十八個寒暑，他所領導的共產黨還沒有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諺云：「馬上得之，焉能馬上治之？」 結果毛澤東把中國經濟推向崩潰邊緣，而龐大的太平天國研究隊伍，也由於意識形態的局限，而無法寫出一本足以媲美《太平天國之秋》的書。
其實，年輕時代的毛澤東是非常仰慕那位曾經成功地鎮壓了太平軍之湖南老鄉曾國藩的。他曾寫道：「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只是由於毛澤東後來從事革命，才改變初衷，以致大約十年之後，他轉(車太)寫道：「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曾國藩是團練出身，團練即是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武力，他們見洪秀全領導一班農民革命，於他們不利，遂出死力來打倒他。故太平天國之事，不是滿漢的戰爭，實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鬥爭。」真是見仁見智！再到了後來毛澤東強調不斷革命的意識形態，宣傳部奉命行事，結果就出現上述大量有關太平天國的書籍。
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共產黨的行事方式慢慢地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也愈來愈討厭人民造反。這就難怪普拉特近期訪華時發覺，曾被數代中國人痛罵為漢奸的曾國藩, 竟然變成「今日中國境內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之一，在任何機場書店裡都陳列了數十本有關他生平與書信的書籍。拙著則是八十多年來試圖重現他生平的第一本英語作品。」
數代曾痛罵曾國藩為漢奸的中國人，當然包括蔣中正時代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們把太平天國之反清與孫中山中山先生之反清相提並論，並由此而一口咬定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來自洪楊。例如簡又文先生，就堅稱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是太平天國反清的延續，是自然而然的一脈相承，沒絲毫間斷。中共的史家更繪形繪聲地說，孫中山的故鄉翠亨村，有位曾經參加過太平軍的老人，名字叫馮觀爽。他經常坐在孫中山家前的大樹下乘涼，並因而常常對孫中山講述太平國的故事。又說孫中山非常愛聽馮觀爽所講的故事，而愈聽愈敬慕洪秀全， 結果自己也決定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如此這般，國共雙方的史家都把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那極其漫長、複雜、反覆的心理歷程，簡單化、絕對化了。小孩子聽了故事就造反？筆者充分肯定洪楊故事曾在孫中山的幼小心靈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蓋孫中山曾親身經歷過苛政猛於虎，故對於洪楊之奮起反抗，是由衷佩服的。但由此而說一個不到十歲的孩童就決心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既言之過早也言過其實。小孩子不會成長的嗎？思想不會成熟的嗎？思維不會愈來愈複雜嗎？成長以後他會懂得，造反是殺頭的事兒，是誅九族的事兒，可不是兒戲。在這個問題上，孫中山本人是怎樣說的？
宮崎：「先生，中國革命思想胚胎於何時？」
孫：「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長大後事，然革命之最初動機，則予在幼年時代與鄉關宿老談話時已起。宿老者誰？太平天國軍中殘敗之老英雄是也。」
竊以為孫中山所言不虛，並謹舉下列兩個實例以證明之。又藉此等實例，進一步闡明歷史想像，乃治史不容或缺之方法：
實例之一，是孫中山自言其一八七九年乘坐火輪船前往檀香山時，在該船上產生了強大的慕西學之心。竊以為西學泛指西方文化，但具體是哪國文化？德國？法國？俄國？英國？美國？筆者經過多年鑽研，終於證實了孫中山所乘坐的火輪船，乃英國人所製造並經營之船；船長、水手、設備等等，全部是英國的。孫中山所讚嘆的船粱，是英國人製造的。孫中山所驚嘆的、推動該船乘風破浪前進的機器，是英國人發明的。孫中山所驚駭的海葬水手禮儀，同樣是英國文化的一部分。該船的每一寸甲板，每一口釘，都是英國人的工藝。於是筆者進一步收窄孫中山所言西學之範圍，證明具體所指乃英學。孫中山所仰慕的，正是當時雄霸全球、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文化，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當然更不是澳門大學霍啟昌教授所堅稱的、當時已日暮西山的澳葡文化。孫中山熱切盼望中國強大起來，不再受列強等諸如英國之欺負，就必須從事改變中國的工作。如此這般，筆者把孫中山這次旅行小節及其由此而爆發的思想感情，運用歷史想像，馬上就能感覺到它是誘發孫中山革命思想的一個強大因素。
實例之二，是筆者發現，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間，孫中山在香港中央書院讀書期間，大考時有下列這麼一道漢譯英的考試題目：「水為朝夕烹飪之需必求清潔方合飲食之宜鄉村近山之地水多不潔飲之轍易生病此其故亦緣中國以近山附郭之區為墳墓所在掩埋淺薄猝遇暴雨沖刷綦多積屍穢水不免混注於溪澗之中人所食之癘疾遂起。」這個發現，非同小可。筆者連忙再次趕往翠亨村實地調查，考察孫中山童年汲水回家飲用的山水井。結果發覺該井就在金檳榔山的山腳，且赫然看到山上有多穴墳墓。後來楊鶴齡去世，竟然也葬在這山水井之上的金檳榔山山腰。當孫中山讀到上述引文，突然想起他多年以來從金檳榔山山腳的水井中挑回家飲用的山水，原來滲有死屍水！心裡會怎麼想？接下來會產生怎麼樣的情緒？他憤怒地對翠亨村的同鄉說：「天子替你們在這翠亨村幹了甚麼事呢？沒有！」怎可以把翠亨村的汙水怪罪於遠在北京的皇帝？因為孫中山在香港所喝的乾淨水來自水塘，而水塘是以英女王的名義修建的。此王與彼皇相比較，猶如天淵之別！把這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細節，甫一運用歷史想像，馬上能感覺到它誘發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巨大威力，不待太平老兵藉洪楊說教也。
諸如此類的實例，在孫中山前半生近乎三十年的光景慢慢堆積如山－－別忘記，孫中山發動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廣州起義時，已經快三十歲了，三十而立！而且，在這近乎三十個寒暑當中，他有非比尋常的親身經歷：翠亨村、檀香山、翠亨村、香港、廣州、香港、澳門、石歧、廣州、檀香山、香港、廣州等地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價值觀的生活。他的革命意嚮，幾經波折，既複雜又反覆。他也曾竭力呼籲和平改革，並專程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結果失敗。哪怕孫中山因此而義無反顧地立志革命，並採取實際行動，專程赴檀香山動員他的老同學等共同組織興中會。但是，若當時清軍不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兵敗如山倒，國家可能毀於旦夕；而是倒過來打得日本打敗，讓中國人吐氣揚眉，孫中山的革命意志可能馬上就軟下來，他的同儕會更是如此。
筆者列舉上述兩個有關孫中山的實例，目的除了提出在堅實豐厚的證據基礎上做歷史想像是治史的合理方法以外，還在於藉它們來強調普拉特的《太平天國之秋》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洪仁玕的新政研究。革命所為何事？孫中山不顧個人安危，義無反顧地從事革命，最終目標是促使中國現代化，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並使中國強大起來，再不受列強欺負。洪仁玕的新政，也是朝著這個目標邁進。
先談孫中山。他在夏威夷受過三年英國基督教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所辦意奧蘭尼（Iolani）學校的正規教育（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半年美國基督教綱紀慎會（Congregational Church)所辦歐胡（Oahu）書院的正規教育（一八八三上半年），再在香港接受了半年英國基督教聖公會所辦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的正規教育。在理論上對基督教心悅誠服之餘，才於一八八四年接受了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牧師之施洗，成為基督徒。讓他心悅誠服的理論基礎，是他發覺基督教的教義與時俱進，不斷自我更新來滿足人類對現代化如饑似渴的要求。反觀中國的儒家佛家和道家，把中國綑綁了兩千多年，令中國一直裹足不前。若中國人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現代文化，用什麼做為根基才會受到世人尊敬？ 他愈來愈覺得基督教那種忘我奉獻的精神可取，不是取其純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取其實用價值以促使中國現代化。
由此轉入普拉特筆下的洪仁玕。一八五二年洪仁玕到香港，認識瑞典籍傳教士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韓山文回憶他們第一次見面時, 讓他感到最奇怪者，乃洪仁玕似乎已經非常熟識上帝和耶穌。但聽洪仁玕娓娓道來，卻一頭霧水：什麼異夢和戰鬥，軍隊與禮拜會，清朝特務追捕，易名到處躲藏等等。無他，洪仁玕是洪秀全一八四三年創立的拜上帝會最先的信徒之一（另一人為馮雲山）。同樣的，洪仁玕也覺得與韓山文無法溝通，不吭一聲就離去。
翌年韓山文到廣東傳教，洪仁玕再度找上門來。但此次兩人卻結成密友: 「一個是三十四歲的傳教士，一個是三十一歲的難民。一八五三年九月洪仁玕終於在韓山文主持下受洗入教，然後隨韓山文回香港。韓山文細心教導洪仁玕認識路德宗教義，打算把他培養成外國傳教士的助手，最終則希望他把他們的基督教派帶到南京的太平天國。」但洪仁玕心在天京，故一八五四年即趕往上海，欲赴天京，未果。在上海期間，他住在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墨海書館。該館是一八四三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艾約瑟（Joseph Edkins ）等在上海創建的書館，乃上海最早的一家現代出版社，培養了一批通曉西學的學者如王韜、李善蘭等。他們和艾約瑟、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等撰寫、翻譯了許多介紹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墨海書館設有宿舍，洪仁玕投宿該館時，麥都思和王韜都住在那裡。洪仁玕與他們共處了半年之後，又回到香港，成為倫敦傳道會傳道人，並繼續學習西方事物。
一八五八年六月，洪仁玕從香港出發，採陸路經廣東、江西、安徽，於次年四月，輾轉到達天京。洪秀全見面後得知洪仁玕曾學習西方文化，大喜，封為軍師、干王，讓他總理天國政事。洪仁玕即根據他在香港及上海多年所見所學的西方知識，提出《資政新篇》，做為太平天國長遠發展的綱領。例如，在經濟上要學習西方：興商業，辦銀行，建設鐵路、開礦、辦郵政；而且還提出要有保護人身的司法制度、辦報紙傳遞訊息、監督政府等等。外交上，放棄萬方來朝的幻想，向西方開放，雙方平等對待。
洪仁玕《資政新篇》有些改革，在比日後清廷的洋務運動及維新運動更為全面及徹底。但當時太平天國處於長期戰爭狀態，故一直未獲實行，也一直遭到偏重革命心態的中國史家冷落。現在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早已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但兩岸史家似乎仍然未追上時代，反而被普拉特《太平天國之秋》迎頭趕上。孫中山的《實業計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所提出的改革與各項重大建設，當然比《資政新篇》更為先進，更為豐富，更切實際、更有長遠眼光。但由於當時中國局勢長期動盪不安，也無法付諸實踐，卻由當今的中國政府逐步推行。例如，改革開放，引進外資與技術，建設全國的鐵路網，皆孫中山夢寐以求的理想。此外，從華北之開拓渤海經濟區、開發大西北；到華中的建築長江大壩；再到華南的海南島建省等等，無處不見到孫中山及其《實業計劃》的影子。其實，從《資政新篇》到《實業計劃》到當今中國政府的新政，自有其虛心學習西方強項的一脈相承。
若本導讀能引起中國史學界同仁討論，於願足矣。總之，衛城出版史蒂芬．普拉特的《太平天國之秋》，便利中國學者借鑒其靈活的思想、優美的文筆，造福學林之處，功德無量。
黃宇和 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暨人文科學院院士、
雪梨大學近代史講座教授
前言
天子
一八五三年某個初春早上，北京正西北邊，太陽靜靜升到圓明園上方。這時當家的皇帝是咸豐，清朝第七個皇帝。圓明園占地遼闊，花木扶疏，由八百畝園林和精心建造的殿宇亭閣組成，成為中國世界中的世界。咸豐帝，一如其歷代先皇，鮮少需要出到圓明園之外。圓明園裡有木造的馳道、湖與戲樓。帝國內最壯麗的風景，化為小巧的假山假水，精巧重現於圓明園裡，供皇帝欣賞。二十一歲的咸豐登基才三年，但他就出生於圓明園，他這輩子唯一確知的事，就是準備成為天子，治理中國。
咸豐是滿人，不是漢人。他的先祖原居於長城以北，以游牧狩獵為生。更早的中國王朝建造長城，以將他這樣的民族拒於門外（漢人稱他們是蠻夷）。但一六四四年明朝遭滿人消滅後，他的家族統治中國至今已兩百多年，他們的統治手法頗為寬容，扮演中國傳統文化的管家，讓肩負實際管理與行政工作的漢族文人不致生出異心。一如過去的中國王朝，他們以科舉取士，吸收忠貞漢人替他們治理帝國。而這時，經過好幾代之後，已少有人質疑滿人統治是否天命所歸，滿人皇帝是否是上天選派來統治中國的人。
咸豐過著只他一人獨有的生活－－全天下只有皇帝能穿黃色衣服，只有皇帝能用朱砂墨，只有皇帝能以朕自稱。從某個角度來看，帝國內更廣大地區的滿人也過著特權生活。他們是人數甚少的菁英（征服中國時滿人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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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