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
沒有和自然無關的歷史∕吳明益
多數人對達爾文的印象就是那部大氣魄，改變了生物研究歷史的《物種源始》，或是《小獵犬號航海記》，但事實上，達爾文曾在發表《物種源始》之前，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藤壺」（一種長在海邊與海上堅硬物體表面的蔓足目動物）。更有意思的是，在死前一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研究蚯蚓的書。事實上，達爾文並不是在年老時才對蚯蚓有興趣的，他關注這種生活在土壤與腐植層裡的生物，超過四十年。
以生物學的角度來說，全球蚯蚓可能有四千多種，臺灣的蚯蚓也有三十幾種，達爾文曾計算一畝地的蚯蚓數量，有超過五萬隻的蚯蚓（這數據現在來看當然不準確），這千千萬萬隻的蚯蚓不斷攝食、鑽土、排遺……，達爾文深信，蚯蚓是一種會改變世界的偉大生物。
如果你翻開《一四九三》，你會恍然大悟，常見的陸正蚓與紅正蚓竟然是一四九二年才來到美洲的。而英格蘭的殖民者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才是真正讓蚯蚓對美洲地貌產生劇變的人。當時從英格蘭到維吉尼亞運送菸葉的船隻，往往會將準備裝載菸葉的空桶放滿泥土以壓艙，等到裝菸葉時就直接把土倒到新大陸的土地上，這些蠕蟲就如此獲得新土壤，從此牠們把美洲土地翻過無數次，造成了生態景觀的變化，而這生態景觀的變化又和人類的經濟活動有關：殖民者不斷砍伐森林種植菸草，換取利潤，同時也把美洲土壤的養分運到歐洲，換成貨幣。
這種以微物見繁世的迷人敘事，就是「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式的思維。也是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這位傑出的記者，撰寫《一四九三》這部引人入勝的環境史普及著作的方式。
從生態學者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開始，研究生態史的學者發現自然環境的先天條件深深影響了人類歷史，而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亦然。這樣的觀點在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獲得進一步發展，他發現一四九二年的哥倫布登陸新大陸，在日後促成了一次前所未見的，生物跨洲流動。玉米、馬鈴薯、辣椒、菸草、可可從此成為全球性的產物，而美洲也接受了未曾見過的生物與病菌。克羅斯比並且在《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一書，進一步寫到帝國如何在征服紐、澳時，也改變了它們的自然景觀。當波利尼西亞人居住紐西蘭時，多數地方還是覆蓋著森林的，且是在地理學上被稱為「岡瓦納大陸的泛古陸南半部」的植物相，許多當地生物賴以維生。但當開墾發生，這些生物很快隨之滅絕，連帶生態景觀也「歐洲化」了。
這系列的學術研究在戴蒙（Jared Diamond）那本著名且富爭議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之後成為一般民眾也會閱讀的顯學，我認為這意味著人們終於開始理解，所謂「歷史」不是只是談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這地球上，怎麼可能有任何文化跟生物與環境無關？
於是，環境史學家開始觀察過去人類歷史受到自然環境影響的程度，從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變異合構觀察人類歷史的轉變，思考人類文明繁盛與崩潰的模式，並且提供現今社會面對環境變異的對應之道。
曼恩從克羅斯比的著作得到啟發，在他那本知名的《一四九一》裡，寫的是哥倫布大交換以前的美洲環境。《一四九三》則寫之後的世界局勢如何因這次的大交換產生異變。就像所有的環境史家一樣，曼恩運用了歷史、生態學、人類學家的研究材料，編織出一本透過昆蟲、物產與農作物、病菌的複合作用下，歐洲興起，中國漸弱，非洲被徹底瓦解的環境史。由於曼恩的敘事語言生動，這部著作因此不生硬而充滿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提到中國的地方是這類書籍裡相對詳盡的（但問題仍多），曼恩甚至提到一九七九年從巴西引進臺灣，至今仍對這個島嶼的農損造成巨大傷害的福壽螺。
多數時候物種的移入、演化與影響在不知不覺中進行，這幾年臺灣各地流行桐花祭，事實上也可以看作一個環境史的事件。廣東油桐引入臺灣可視為是商人與民間經濟需求的副產品，不料經過一個世紀後它竟而轉變成「美學產品」，並且鼓舞民間跟政治人物栽種。雖然不易測知桐花的散布對原生植物或生物造成的排擠效應，但具強勢繁殖力的生物，改變臺灣的人文歷史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我在小規模耕作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以體力與非洲大蝸牛對抗（牠們甚至成為阿美族人新的「傳統食物」），而遍山遍野的蔓澤蘭，不知道讓政府投資了多少預算來移除？這都是這些生物進來之時，始料未及的事。
讓我們回到達爾文的蚯蚓和藤壺上吧。蚯蚓對人類農耕文化的影響甚深，這點似乎比較容易理解，那麼看似生物鏈結關係較遠的藤壺呢？根據這幾年的科學研究，由於藤壺常附著於船身，形成船隻行駛時的反向「拉力」，全球加起來每年都因藤壺而消耗了極大的汽油量。另一方面，也鮮少有人知道，我們日常使用的便利貼與部分黏著劑，正是從藤壺分泌出的黏著物質發展出來的，有什麼東西比能越過茫茫大海卻不掉落的藤壺來得黏力驚人？
這就是環境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示，這世間無一物獨立存在，這類精采又傷感的啟示在《一四九三》這部書裡，處處得見。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導讀二
哥倫布大交換與臺灣∕駱芬美
在學校的歷史課堂上，習慣性會分為「世界史」、「中國史」、「臺灣史」。其實不管在任何的時空之下，所有發生的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因此，應該以全球性的角度來思考與觀察，究竟《一四九三：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與臺灣有沒有關係？
臺灣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之所以成為日本、中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商人穿梭競逐之地，主要是他們都將臺灣做為「絲綢」與「白銀」交易的所在。當時，中國的絲綢是歐洲國家的致富關鍵，而中國在確立了銀本位的貨幣系統後，大量地需求白銀。
日本是中國最早、也最重要的白銀供應者。日本在十六世紀時擴大了白銀的產量，偏偏在一五七六這一年，明朝廷雖決定開放部分海禁，卻排除了對日本的貿易。渴求日本白銀的中國海商，因此開始與日本商人在明朝政令到不了的臺灣碰頭。
荷蘭人因著想加入「絲綢」與「白銀」的貿易，來到了東亞，原想落腳在靠近中國的澳門、澎湖都不可得，才有一六二四年不得不殖民臺灣的行動。
西班牙更是因為「白銀」才對臺灣感興趣。西班牙占領墨西哥、祕魯，擁有了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殖民菲律賓後，因帶來大量白銀，吸引中國商人前來以絲綢交換，於是大部分白銀最後都流入中國。原先，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曾建議其國王來收服臺灣，但未採取行動。直到荷蘭人在臺灣取得據點後，為恐馬尼拉與中國之間的白銀貿易被荷蘭人阻斷，遂於一六二六年在臺灣北部的雞籠（基隆）灣建立殖民據點。
就是這樣，「哥倫布大交換」下的「白銀」，將臺灣帶進了世界各地密切連繫的網路中。
荷蘭人來臺灣之後，除了原先規劃在臺灣做絲綢與白銀的轉口貿易之外，再來就是發現臺灣土地肥沃，應該可以開墾。特別是發現臺灣適合種植甘蔗，可做成砂糖外銷，但原住民只種植自家日常所需的量，沒興趣耕種經濟作物。當時有個爭論，就是究竟要輸出荷蘭農民到臺灣，還是引進中國移民？但是阿姆斯特丹與巴達維亞的荷蘭官員都反對自本國輸出移民，而是鼓勵中國移民來臺灣種甘蔗，另外包括稻米、大麥、薑、菸草、藍靛，還有許多作物都能在臺灣栽種。當時種植甘蔗給予免稅優惠（種水稻則收什一之稅），因此頗有進展，從此奠定甘蔗成為臺灣極重要經濟作物的基礎。
荷蘭人為了鼓勵中國移民來臺灣開墾，還提供不少優惠條件，例如無償提供土地和耕牛、免除賦稅、直接融資，甚至還有鎮服原住民、取締槍械等行動，打造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讓移民安心。統治後期，荷蘭人更鼓勵中國移民來臺灣經商。特別是像甘蔗等經濟作物，收成之後要靠商人進行交易，於是在今臺南赤崁地區也蓋起市街，安頓漢人商賈。
臺灣從此成為荷蘭統治下的漢人屯墾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收入一部分就是來自漢人移民繳交的稅款、關稅與執照費，以及鹿皮和砂糖等貿易收入。當時荷蘭官員直言：「中國人是福爾摩沙島上唯一能釀蜜的蜂種。」言下之意是只要做好管理，中國移民就會自動替荷蘭人賺錢。
相對於荷蘭人，西班牙人因為在馬尼拉與中國移民的相處衝突極大，還引發過多次的屠殺中國人事件，因而在臺灣時期，絕不引進中國移民。西班牙因不用中國移民，而只用原住民，但原住民的耕種技術不佳，在臺灣的據點無法自給自足，只能仰賴馬尼拉的供給。至於荷蘭人將臺灣營造成中國人的移墾地，最後卻也迎來了中國移民心目中的真正主子—鄭成功。
其實，鄭成功之所以能夠逼使荷蘭人從臺灣退出，先是因荷蘭人一直無法爭取到與中國直接通商，自始至終只能在臺灣仰賴中國商人供貨—從李旦、鄭芝龍，再到鄭成功。因而當鄭芝龍於一六四○年決定不再將絲織等物運來臺灣，而是直接進行對日貿易時，荷蘭人就差點垮掉。等到一六五五年，鄭成功因為他的商船在馬尼拉被西班牙人攻擊，遂要求臺灣的荷蘭長官頒布「扣留並懲罰前往馬尼拉的船隻」，竟然被拒絕。更讓鄭成功生氣的是，他認為在臺灣的漢人是他的「子民」，但隔年又得知臺灣有漢人商人私自到馬尼拉貿易，於是決定對臺灣發動禁運令。一年後，雖經談判重新開啟，但已經使得荷蘭在臺灣的經濟利益嚴重衰退。接著是一六五九年帶著臺灣地圖潛逃去向鄭成功投降的荷蘭通事何斌，說服並成為鄭成功攻入臺灣的引路人。
但最關鍵的因素，是鄭成功將荷蘭人圍困在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的九個月中，鄭成功大軍所依賴的軍糧，竟是他們從中國帶過來並自行種植的番薯—這是西班牙人由美洲帶到菲律賓馬尼拉，華人從馬尼拉偷偷夾帶回中國的。荷蘭人因受不了被長期圍困，因而有一小兵跑去投降鄭成功，透露進攻熱蘭遮城的最有利位置是烏特勒支堡，鄭成功軍隊順利攻下後，荷蘭人只好投降。如此看來，擊退荷蘭人的「祕密武器」，其實就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所發現的「番薯」。
再回到二十年前的一六四二年，西班牙在臺灣敗給荷蘭人，也是與番薯有關。原先西班牙人來臺灣時，就把番薯帶來，因而北部的原住民已經普遍種有番薯。但是因西班牙人與原住民關係很差，所以在西班牙人因馬尼拉方面供應不足，出現缺糧的危機中，無法得到原住民番薯等糧食的提供，遂在荷蘭人的武力優勢下，被趕出基隆。
「哥倫布大交換」下的「番薯」，決定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各勢力勝負的關鍵。從此番薯進入臺灣，甚至成了臺灣的代名詞。
而在歷史上，讓中國人，包括臺灣人深受其害的鴉片吸食，也是這波浪潮下所導致的。
鴉片雖然不是來自美洲，而是來自中東地區，唐朝中期已經傳入中國。但是原先吞食做為藥用的鴉片開始變得迷人，是因為遇見了菸斗。菸草來自北美，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後，隨著白銀船到了馬尼拉，再隨著中國商人傳入福建，然後就是全中國。
既有了菸斗，再將鴉片混入後，發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中國人更將鴉片的行銷觀念、工藝製作和享受情面發揮到極致，一種絕妙的吸食方法—躺在菸榻上，拿著菸槍、就著菸燈吞雲吐霧，賽似活神仙，傳遍神州大地。而後，荷蘭人為吸引福建南部漳、泉地區的居民來到臺灣，允許臺灣人吸食菸草、鴉片。一六八三年，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之後，隨著福建和廣東移民陸續來臺，吸食鴉片的習慣也跟著繁盛起來。
另有人說是十七世紀初，荷蘭的水手們開始將鴉片混著砒霜吸食，認為可預防瘧疾。而在荷蘭人統治下的臺灣，漢人移民因水土不服，容易感染臺灣風土病—瘧疾，就以鴉片防治瘧疾。這時的鴉片主要來自印尼，仍是吞食服用。之後，荷蘭人開始向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銷售鴉片，並帶進菸斗的吸食方式。臺灣人將鴉片混合著菸草吸食，進而影響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並且大為流行。
以上，我試著以臺灣歷史上的幾個發展的例子，來呼應《一四九三：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一書，並以臺灣史的角度來做一簡要的導讀。本書為十五世紀後的世界，勾勒出非常清楚的輪廓，是一本堪稱為經典的好書！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
（本文作者為《被誤解的臺灣史》作者、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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