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病友同存的浪漫醫學
──胡海國教授（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社區精神醫學雖然不是精神醫學之主流，但社區精神醫學卻是精神科病友復元（recovery）的真正主軸。傳統上，台灣社會所謂的醫學或醫療，是令人印象深刻之醫院或診所的熱鬧人潮，令人窒息的擁擠急診室以及急著想住院的病房設施。社區精神醫療是相對於醫院精神醫療的另一種專業服務型態。這種深入社區、深入家庭，在病友生活的環境中，施展精神科專業技術的服務型態，表面上看來，好似有本書作者吳佳璇醫師所謂的浪漫情懷，我倒以為是真正觸及病友真實心境世界的浪漫醫學。
它除了要有高超的實證醫學基礎外，更要有一股與「病友同存」的人文關懷。吳醫師這本《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浪人醫師飛向醫療現場的生命故事》，以綠島、蘭嶼的深入居家精神醫療、令人困惑的司法精神鑑定，以及少小因病離鄉，年長情怯，興奮返鄉之感人情事，標示了「病友與醫師」在鄉野間結盟的人文場景。
本書除了真實展露精神醫學融合人文與專業科技的特質外，也鮮明地呈現社區裡有利精神病友復原的豐富社會資源，包含富有執行力的社區護理師、熱心的社會人士、民間組織成員及關心的左鄰右舍……等，我認為佳璇的這本力作，除了她那美妙的文采外，亦是佳璇寫作生涯中，更上層樓地開創了嶄新的手法與視野。這本新書更顯現佳璇寫作時「臨場實景」之深刻要求。我特別佩服她用心求真、用情求實之投注，使本書不只提供豐富的社區精神醫學素材，開展專業社區精神醫學的視野，並能開拓提升讀者的胸懷，使讀者能培養寬廣的心胸，去體認社會小角落的人性光輝。
我有機會先閱讀本書初稿，很樂意為本書作序，並特別推薦本書不只是精神醫學領域的參考書，也是一般民眾的良好讀物。本書的出版，我特別恭喜吳佳璇醫師，因為它展露了吳佳璇醫師寫作生涯的新里程碑。
◎底層者能說話嗎？
－－陳嘉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師）
| 溝通的實際可能是「不得不被溝通」，而聞名的香水臭脾氣往往把應該了解的不搞成誤解就顯示不出它的「學術獨創」。 ──舞鶴，〈山永遠是山嗎：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思索阿邦．卡露斯》（2002） |
書寫邊緣人物的最大困難，在於保持「如實面對」而「地位平等」的筆調，以再現底層人民的聲音。不管是學術論文乃至於敘述散文，如何中肯冷靜、不任意褒貶地說明這些人物的遭遇與行為，卻又要確保讀者不至於強化對邊緣者的刻板印象，一直是作者需要奮力維持平衡的重要問題。佳璇與我認識多年，我深知她寫事描物深入淺出的功力，但是在這次她書寫離島與偏遠醫療所見所聞的過程中，我也難得地看見她沉吟推敲的猶豫之處。畢竟這些被書寫的對象，都是再邊緣、再底層不過的人了——不管是地理上（後山或離島）、環境上（禁閉監獄、病房，或是核廢料儲放槽的隔壁）、社會處境上（勞力與地位的多重剝削），有時候不免會讓人擔心起理論家史匹瓦克（Gayatri Spivak）有名的提問：「底層者能說話嗎？」
相較於社會學家貝克（Howard Becker）堅定的「與挫敗者（underdog）同在」的道德立場，史匹瓦克或許對於這種為邊緣發聲的終極可能仍感猶豫，但是這份躊躇並不表示邊緣人物的書寫缺乏正當性。對那些被主流社會狠狠推一把就搖搖擺擺在懸崖邊緣的人們來說，每次出現在公眾之前都是個創傷經驗。就像是在影集中滄桑憔悴的主角正要開口訴說自己多年被壓迫的苦悶時，看電視的大眾卻遽然按下了靜音鍵。不論是來了台北九天就犯下殺人案的死刑犯湯英伸，或是站在天橋上抱著女兒作勢跳下的「不能沒有你」男子，我們的社會是這樣剝削了他們的勞力，凍結了他們的聲音，還消遣著他們的憤怒與暴力。
苦難的詩學需要文字的出口，不然就只能轉化成暴力來宣洩。曖昧的是，當湯英伸或者「不能沒有你」的暴力式行動被法律拘束制裁的時候，文字化的苦難往往表示受苦者已經失去了反抗體制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下，佳璇筆下的邊緣人，都是某種意義下被馴化的品種——長期住院的慢性病患、監獄內外的受刑人、逐漸凋零的老榮民、離島上監控管理下的精神失常者。他們或許沒有一般生物受逼迫就憤怒反咬的原始衝動，也或許在長期的忽略與隔絕下早已失去了攻擊的勇氣，然而被馴化的人並不見得有比較溫馴的苦痛，甚至這個被噤聲的狀態，更反映出這些人無以言喻的悲哀。我待過十數年的精神醫療界，深知拯救這些社會底層的喑啞無聲，才是真正醫者難以擺脫的、薛西佛斯（Sysiphus）式的使命。
在佳璇相當自制而不過度渲染的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人身上烙印的社會苦難。在那些超越個人而只能廣義地歸之於所謂「時代悲劇」的、無終結可能的懸置狀況中，這些邊緣人物的存有感只能浮現在一些似明似暗的邊緣間隙之中，日日夜夜朝著想望的故鄉溯溪而上。佳璇必然是意識到這種回歸桃源美鄉之渴望的微妙之處，所以她書寫到返鄉病人董承武在返回花蓮前激躁不安，徹夜唱歌，直到在頹圮的金門老家當中合掌敬禮，才能重獲安寧；或者是住進慢性病房的離島病人達旺，儘管不肯配合檢查，卻願接受腦波以照出「腦中的飛魚」。
說到這種腦海裡面的影像，讓我聯想到幾年前跟隨佳璇去綠島家訪精神病人的往事。我們騎著機車，海風與陽光盈滿胸懷，循著公路邊的小巷，來到了某個病人的磚造家中。佳璇與公衛護士親切地跟病人話家常，確認目前的精神症狀與生活條件，並提醒按時服藥和規律訪視的必要性。病人因為慢性化的精神症狀，大多時間木然寡言，活動也顯得慢條斯理、缺乏活力，整個人萎坐在牆角陰影裡面的小椅子，有一搭沒一搭地回話。我忍不住看著更遠處的床邊，有一隻死了的蟑螂，已經仰躺在地上不知道多久，褐黑色的身軀在灰白的地面上更顯得對比分明。不知為何，離開那病患家中許久之後，我仍久久不能言語。死蟑螂的影像在我腦海裡面一直縈繞不去。
或許，我一直希望那蟑螂能夠活魂回來。
◎行行日已遠
──吳佳璇
也許唯一有資格目睹這類真慘實痛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舒緩這痛苦的人──像是拍照所在地的戰地醫院的外科醫師──或那些可以從中學習的人。──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2010）
2008年，年屆不惑的我做了一個令多數人不解的決定：離開台北，改以台東榮民醫院為基地，承接台東縣境內司法精神鑑定，四家監獄精神醫療業務，以及榮民之家與國高中校園輔導等工作。
我和醫院只簽了六個月的合約，好友兼直屬老闆知遠還口頭說但書：「不必拘泥於時間。」換言之，無論實質或心態，我都是過客──一個懷抱著文學夢當起「浪人醫師」的過客。
「文化衝擊」一視同仁，並不會放過像我這樣的過客，但被醫療專業不斷強化的謹慎性格卻告訴我，涉及邊陲人事物的東台灣行腳，不該輕率形諸文字。只能將那股想說與人聽的衝動，在陪伴母親做化療的空檔，或同行好友聚會的場合，與剛動過胰臟癌手術的母親等身邊親近之人分享。
半年後，我決定繼續台東／台北、看病／陪病，隔週「交互蹲跳」的生活。不久，因台東縣政府衛生局請求支援，醫院加派一項新任務，我開始與各鄉鎮衛生所護士合作，機動訪視病情不穩或未妥善治療的精神病患，並評估不便送醫的「疑似」個案。隔年，綠島、蘭嶼兩地先後「升級」為定期訪視，納入健保局為改善山地離島醫療已行之有年的IDS計畫。
我因全縣趴趴走的任務，來到一個又一個病人與家屬生活的「現場」，經歷行醫十三年不曾有過的震動，竟一時不知如何言說。
時間拉回1999年9月23日清晨。我依電視臺跑馬燈招募志願赴災區醫護人員指示，前往松山軍用機場報到。幾經周折，數百名本質近似「烏合之眾」的熱血醫護，終於全數搭上兩架C130運輸機；經清泉崗基地換乘直升機、軍用卡車，以及民間協力提供的各類運輸工具分赴災區。
見山河變色、家園殘破，一路無語，滿腔熱血卻無法平息。我在夜間抓起筆，飛快記下日間見聞，一個個令人心動又心痛的故事，陸續見諸報端。隔年，這些災難復原初期與後續親身參與的文字記錄，集結成《九二一之後》（2000），我也以一位年輕精神科醫師的九二一經驗，忝就「醫師作家」之列。
付梓前，因驚覺身兼醫者的焦慮，我在後記絮絮叨叨。一會兒提醒讀者留意，這個菜鳥主治醫師的所作所為，不足以代表災後一年心理重建工作的全貌；一會兒又懺悔自己因握有精神科醫師專業權秉，盜取了心靈奧祕；最狼狽的是，既如此為難終究出版又為哪番，通篇沒給個交代！
十二年後，且讓我以美國文壇最重要的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2004）書中引述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話語回答。吳爾芙以為，觀看震撼力強大的照片（文字），「不可能不把富有善心的人團結起來」。
我確曾如此期許自己的文章（難怪沒膽寫出來）。
2010年初夏，東部行腳第三年。我決定收錄八篇以台東綠島為醫療現場的文字到《浪人醫生日記》，一本集結四十篇雜文，寫作時間橫跨二十年的小輯子。
心裡的石頭都搬開了？
誠實地搖搖頭。我刻意以清淡、幽默的筆觸，以及盡可能不挑動階級、城鄉、甚至族群敏感神經的策略說出這些故事，以回應眾好友出書期待（與自己說故事願望）。
避重就輕。因為無法平衡醫學專業與私人情感，以至於我回答不了：為何監獄與精神病房之間彷彿有扇旋轉門，犯人／病人轉來轉去？為何擁有無敵海景的美麗漁村一片破敗蕭索，屋腳還擺滿空酒瓶？為何僻靜山村農舍旁，會有間外觀如倉庫的小屋鎖著一個赤身裸體的年輕男子，據說其語言能力因如獸般囚禁十數載而喪失……
面對這些苦難，即使心生同情，是否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質疑，依舊消費了他人的痛苦？ 為了避免揭露太多內心糾葛，我不怎麼高明地偽裝成歷史學家，以「內行局外人」（inside outsider）的觀點，說這些見過的人與事。
《浪人醫生日記》的新書發表會後，好友兼老闆知遠又與我聊起，玉里榮民醫院內一群長年住院的金門病友的返鄉故事。
「金門人怎麼會流落到玉里？」
「（病人）多半是在戒嚴時期輾轉送來。那時金門沒有阿瑾，我也還沒到玉里。」知遠與金門第一位精神科醫師吳阿瑾年齡相仿，入行於「精神衛生法」頒布（1991）前。
當下，我心底同時浮現十幾年前，台灣，不，當時還稱作「『中華』精神醫學會」會員大會上的一段插曲。
我不但聽說過他，還親眼目睹上世紀末，他在會議尾聲的臨時動議起身疾呼：「重視離島精神醫療。」
聲音如此微弱，行徑近乎「突兀」，無視當年激辯是否更名／正名為「台灣精神醫學會」的政治氛圍。初入「太廟」的我不禁偷偷打聽：「這個人是誰？」
「吳阿瑾。」回答的學長補了一句：「金門唯一的精神科醫師。」
「聽說金門的精神醫療，是吳醫師一步一腳印發展起來。」我拉回現實。
「話是不錯，有日間病房和急性病房做後盾，金門確實漸漸『做』起來。不過，總有（病）人回不去了！」知遠提醒。
不同於換過心、肝、腎，或是兩天洗一次腎（血液透析）等病友團體大陣仗出遊，以宣示生活主控權（mastering of life）仍操之在我；這一群「少小離家老大回」的精神病友跨海找回的，應是橫被疾病撕裂的生命軌跡與親情。知遠說，回過家的病友身上，都能感受到「終於完成」的放下。
「這樣的故事應該被人說出來。」我提出請求。
2011年，為了再現病友們離鄉、返鄉始末，我在金門、玉里兩地來來回回。
心繫金門故事的我依舊定期前往蘭嶼、綠島。除了天威難測，我越來越能優遊於離島工作，體會兩地的不同風情（與不便）。
「為何捨近求遠，不把蘭嶼和綠島的故事寫出來？」某日，飛往蘭嶼的飛機因機械因素半途折回，我在台東機場認命地等候，吳阿瑾醫師當年疾呼「重視離島精神醫療」的身影竟不期然浮現。
該從什麼樣的角度、採取何種策略去述說這群相對於台灣本島、漢人、以及正常人而言，被「三重邊緣化」的人們周遭發生的故事？我想起蔡友月博士，她為了回答近年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源由，以及他們如何詮釋與對待被精神醫學診斷為「不正常的人」，曾進行過扎根式民族誌研究。她以為，達悟族部落「精神健康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需要抗拒現代精神醫學，而在於如何從蘭嶼當地的社會、文化以及歷史脈絡，來恰當定位現代精神醫學的角色與作用，並進行適當的修正」。
或因友月與我都曾受教於哈佛大學Byron Good教授──一位長年於不同地區致力精神疾病研究的人類學家，也都相信並期待現代精神醫學與社會科學應該彼此對話，進而共同合作，對受苦者發揮有益的作用。我決心克服過去怕破壞隱私，怕島嶼邊緣的失落、焦慮、憂鬱與妄想等痛苦，被輕率歸因於個人、家庭，甚或某些社群的道德（moral）脆弱等顧慮，從一個離島精神醫療提供者（provider）的觀點，見證「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這塊惡地結出的苦果，以及現代醫學走出巍然的機構，進入使用者（user）生活現場的左支右絀。
於是，我又花了一年的時間，一邊整理金門故事，一邊搜索記憶，重組蘭嶼、綠島與台東部分病友的故事，同長住玉里的金門病友們，一起組成《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浪人醫師飛向醫療現場的生命故事》眾生相。
付梓前夕，我戒慎恐懼，期盼自己，還有讀者因閱讀這本「再現」他人受苦而起的同情共感，不會如桑塔格所言，只是「一份不穩定的感情」，將因不形諸行動而凋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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