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的經濟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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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Winsemius教授

（澳洲Monash大學榮譽教授）

法學與經濟學共通？

早在1998年，我就與著名法律經濟學家熊秉元教授結識，而且過從甚密。當年，我與夫人在臺大經濟系訪問教學。我參加了熊教授的研討會，而且作了很直接的評論。熊教授的研究生為他辯護，而熊教授認為我的評論正確。之後，他接二連三地請我吃午餐、晚餐、甚至早餐。可見得熊秉元是有雅量，能夠接受評論的學者。

2001年，香港信報社長林山木先生，宴請到香港城市大學訪問的熊秉元教授，邱翔鐘先生和我是陪客──信報和明報同為香港公信力最高的報刊，邱翔鐘是當時信報總編輯，林山木更是「香江第一健筆」。我也聽過有「香港三支筆」一說，指的是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寫科幻小說的倪匡，和寫評論的林行止（林山木的筆名）。

我先問熊秉元，如果一座鐘的長短針都一直指著12點（零時零分），是否可以說：此鐘秉元。熊教授說可以，因而對聯是：

熊林邱黃，山木有光，翔鐘秉元；

馬關李白，漢卿居易，鴻章致遠。

上聯是我們四人的姓名，而又有一般性的意義；例如，第一句是說：樹林中藏有熊的土山是黃色的。下聯也有一般性的意義，如第一句是說：在有馬匹的關上，李子是白色的。而且，依據上聯的姓與名的次序，嵌入了馬致遠（對熊秉元）、關漢卿（對林山木）、李鴻章（對邱翔鐘）、白居易（對黃有光）的姓名。馬對熊，白對黃，等等，可算工整。

熊秉元戲稱我為「大俠」。我說，「如果我是大俠，那你就是巨俠！」十多年後的現在，我們電郵來往，彼此寄發文章與相互評論等，還是以「大俠」與「巨俠」相稱。熊秉元能在小事中存論大道理，有兩篇文章被選為臺灣中學生的課文。至少在這些方面，我肯定比不上他；稱他為巨俠，並非全是客氣。

法律經濟學，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豐碩成果。而《法學的經濟思惟》闡釋經濟學在生活上的應用，特別注重經濟學和法學之間的關聯。熊秉元認為，這是由於法學與經濟學之間，研究主題與分析方法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可以從其中的一個大斑來窺全豹。「法律經濟學第一發言人」Posner認為：法律的制定與案件的裁決，應該依據財富極大化的原則。對於有平等觀念的人，這好像是過分著重效率而忽視平等。我於1975年左右證明，（在個別措施上）應該採用「一元等於一元」的效率掛帥原則；在這之前，我也曾極力反對財富極大化的原則。

我於1974年到Monash大學任副教授，聘請我的Parish教授告訴我：一元就是一元。我向來有左傾的思想，極力反對，試圖證明：富人的一元不等於窮人的一元。然而，證來證去，得出：在個別措施上，應該採用「一元等於一元」的效率掛帥原則！此文寫於1975年左右，但由於觀點很右，

比右傾的經濟學者還右，所以很難發表；經過多次退稿，到1984年才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但我在1979年的《福祉經濟學》書中就有一些論述。

在個別問題上，以效率掛帥，而平等的目標，則是由整體的政策來達致。所謂以效率掛帥，並不是不考慮公平，而是對公平的考慮，必須以不違反效率為原則。如果一項措施能提高效益，但會對某些人造成損失，以效率掛帥的原則並不排斥對這些人補償；而是不允許為了公平或其他原因，不採取能提高效益的措施。即使由於補償的困難，使這項措施會對某些人造成損失，也不可以用平等上的顧慮來反對這措施。

提高效率而增加了不平等，社會福祉未必會增加。通過增加總體政策的強度（增加對富人的稅與對窮人的補貼等），這個問題可以解決。不過，這會打擊誘因，而造成效率上的損失。為了減少這損失，多數經濟學者反對增加平等政策的幅度，而容忍、支援、甚或鼓吹在個別問題上的平等措施；例如，在成本效益分析上，以收入加權，把富人的一元算成五毛，把窮人的一元算成二元。雖然有效率上的損失，卻因為在平等上的考慮而被接受。

人們決定是否多工作、多掙錢，是根據多掙得錢的總購買力。因此，平等政策對誘因的打擊，是根據所有平等政策的總和而定。把平等政策分散到多方面，只要是對平等的達致是一樣的，對誘因的打擊也一樣，並不能減低。相反地，在個別措施上的平等政策，除了對誘因的打擊外，還會在不同物品之間造成扭曲。因此，會在效率上造成更大的損失。對平等的追求，應該由總體的平等政策來達致。在個別措施上，應該以效率掛帥，這就是我「一元就是一元」的主要論點。（詳見我的《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經濟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

那些造成總體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因素，大都也會在個別措施上起作用。因此，如果因為總體平等政策的不完善，而想通過個別措施來促進平等，除了會大量犧牲效率外，也未必真能達到平等的目的。例如，如果某些掌握權力的人，能夠避免受總體平等政策的影響，他們也能利用權力來避免受個別措施的影響。因此，在個別措施上以效率掛帥的原則，是支持Posner的財富極大化原則。法學與經濟學的共通性，這應該是一個重大的層面。

在本書第一篇第一章，熊秉元提出關於倫常的五個問題，在第二篇又提出法學與經濟學之間的十個問題。愛因斯坦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加重要。解決問題可能只是技術上的處理而已，而提出一個問題卻需要新思惟，而且標誌科學的真正進步。

十個問題中的問題六，是關於生命的價值。我也曾經在與Parish教授爭論後，論證出原來想不到的結論：即使給定已知的終生收入，而且可以自由借貸，一個人生命的金錢價值，可能隨年齡增加而大量增加十多倍，愈老愈值錢！本書探討很多重要而有趣的問題，有理論探討，也有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我讀了本書的章章，覺得獲益匪淺。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如果用心細讀，也會有很大的收穫。

不過，對本書的論述，我也有一些不理解或不同意的地方。例如，「市民社會（第六倫）的概念，和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支撐的社會，是直接而明顯的抵觸」（頁10）。我認為由五倫支撐的社會，也能夠發展出市民社會。我也認為，倫常關係雖然包含競租，但超越競租。我看不出，為何莫斯科關門的店鋪，是「可貴的資源已經消失」（頁93）。我也看不出，莫斯科關門的店鋪，與印第安保留地有何不同，為何後者是「有效率的情形，沒有出現」。莫斯科的店鋪還在，只要突破「逆式公地」問題，隨時可以開店，也是有效率的情況，還沒有出現。熊秉元說鄧小平確定走資本主義的大方向，我認為應該稱為「市場經濟」，而不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但惠及資本家，也惠及全社會絕大多數人民；叫做資本主義，可能有很大的誤導性。

我雖然不完全同意本書的論述，卻確認本書的貢獻，這更加肯定本書的學術地位。我向讀者強力推薦本書！

2013年1月6日於南洋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