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為性格特出的細菌獵人造像
這本歷史小說的主角是微生物學家葉森醫師（Alexandre Yersin, 1863─1943）。臺灣絕大多數人並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情況不應該如此：葉森發現了鼠疫的細菌，這種細菌後來還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八九四年他於香港做出此一重大發現，其銅像還穩穩地立在香港醫學博物館前。大多數歷史學者認為，造成歐洲重大災難、後世稱為黑死病的瘟疫（plague），就是今天的鼠疫。瘟疫在公元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年間首度降臨歐洲，據估計造成歐洲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在那個沒有詳細人口統計的時代，很難精確估算死亡人數）。之後，瘟疫一直侵擾歐洲，每隔數十年就侵害英國與義大利，而在法國則一直沒有完全消失。瘟疫的死亡率高、致死速度快，讓人為之色變，也因此在歐洲的文學、藝術、宗教與民俗中留下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記。*
葉森發現如此重大疾病的病因，而且還研發預防與治療的抗毒血清，照理說應該成為家喻戶曉的醫學史名人，怎會聲名如此不響亮？這也許和他特殊的個性與事業生涯有關。葉森出身瑞士沃洲（Vaud Canton）的法語裔族群，先後在瑞士洛桑、德國馬堡（1884）以及巴黎（1885─86）習醫。在偉大的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95）得力助手愛米爾．胡（Émile Roux, 1853─1933）的引介下，葉森於一八八七年加入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並且於一八八九年奉派前往柏林修習巴斯德學派的主要對手、德國細菌學大師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的課程，返國後他歸化法國國籍，和胡一起研究傷寒桿菌。接著葉森做了一個出人意表的決定：他離開巴斯德研究院，前往印度支那，在那邊擔任船醫（1891─93），並且往中南半島內地探險，探索大叻附近的高原。但他沒有離開法國醫學建制太久，一八九二年他加入了官方的法國殖民醫療勤務。一八九四年鼠疫在香港爆發，若非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當局派葉森前往調查研究，他也沒有機會達成其偉大的科學發現。†
葉森如此多采多姿的一生，確實是小說的好題材。除了早年的探險調查之外，葉森的鼠疫研究構成本書重要部分，這點並不令人意外。以瘟疫為主題的小說，其用意通常不只在於描寫疫病的生物學性質或其可怕之處。正如醫學史學者羅森保（Charles Rosenberg）所說：「嚴重的疫病帶給人群極大的緊張與壓力，常會讓社會中原本隱藏在平和表面下的矛盾爆發成公開的衝突。」例如，歐洲中世紀瘟疫來臨時，部分歐洲人將疫情歸咎於異教異族的猶太人，在不少地方出現攻擊、殺害猶太人、侵奪其財產的暴力事件。歷史上類似的大小事例可說層出不窮。事實上，在疾病發生時，家庭關係、個人的人際關係與心境都會受到劇烈衝擊。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1922─2010），其小說《盲目》以及後來改編而成的電影《盲流感》，就處理這樣的題材。
然而，描寫對抗瘟疫的醫師，尤其將之塑造成孤獨而有真知灼見的英雄，也有其風險。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落入偶像崇拜乃至民族英雄塑造的窠臼。例如，遲子健以滿洲鼠疫為主題的小說《白雪烏鴉》，對白有趣有力，情節轉折常出人意外。書中多數人物的刻畫鮮明而不落俗套，唯一明顯的例外是故事進行到一半才出場的主角伍連德，他因為成功對抗這場鼠疫而留名中國醫學史。雖然作者在後記說他不想把伍寫成英雄，但他還是這麼做了。例如書中描寫他和俄國醫院院長見面時：「伍連德握住他手的那一瞬，從他手的力度上，判斷出這是個富有主見，不乏驕傲之氣的人。」這種對於醫師洞察力的描述，只能說是落入描寫醫師的文學俗套。其原型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偵探福爾摩斯這個角色，福爾摩斯是由具有醫學學位的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所創造。柯南．道爾的靈感之一，是在愛丁堡習醫時的老師貝爾（Joseph Bell, 1837─1911），他是一位以敏銳診斷能力著稱的醫師。至於描寫不太會講中文的伍氏如何熱愛中國文化，乃至在前往滿洲之前，就想詢問韓國志士安重根究竟在車站哪根柱子前開槍射殺伊藤博文，以便前往憑弔一番；在面對法國天主教會牧師抗拒檢疫時不畏外國強權的堅決；打算沒有朝廷允可也要拚著被殺頭的風險焚屍消毒……。所有這些，不只把伍連德寫成了民族英雄，幾乎也把他寫成「醫學雷鋒」。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對葉森的描述有何特色呢？第一個可以注意到的是，作者對葉森獨特的性格著墨甚多。這點不令人意外，畢竟一位科學事業剛起步、前程遠景一片大好的年輕人，會放棄母國科學中心的機會，前往遠方異國擔任地位和研究機會都遠遠不如的船醫，似乎證明葉森確實是個性格奇特與想法古怪的人物。這本小說也一再描繪這點，甚至還以刻意反駁而欲蓋彌彰的方式數度提到關於葉森性生活的流言蜚語。此外也不厭其煩地描繪葉森一生多次投身表面看來似乎瑣碎、脫離常軌乃至有些荒誕的活動，如探險、民族誌研究、移植橡膠樹與金雞納樹到越南、養蘭養雞（包括將瑞士與越南的雞種混交）、天象觀察等等。
離群索居不在乎俗世價值的孤獨天才，為了追求自我實現乃至一時的靈感與意念，絲毫不顧凡俗的現實考量⋯⋯如此描繪科學家其實是西方傳記書寫與文學創作常見的慣例，科學家常被形容為不計名利、不在乎日常生活小節，尤其是不在乎飲食衣著，在研究工作中經常忘了吃飯更衣等。牛頓把懷錶當雞蛋煮的軼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而西方人像繪畫傳統中的科學家與（精於診斷的）醫師的畫像，個個都是仙風道骨。‡即便在現實生活中，偉大的科學家很少不計名利，也不一定都是瘦子。葉森固然性格特殊，也走了一條較為曲折的事業之路，但他本人不見得如書末文字所形容那樣「排斥社會的羈絆，過著隱居的生活，他是一隻熊，一個野蠻人，一位前所有未有的天才，一名才華洋溢的怪人」。畢竟後來當上法國總統的越南總督杜梅（Paul Doumer, 1857─1932），不太可能會找隻熊來創辦河內的法國醫學校，並在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年間任命其擔任校長；一個野蠻人也不會從一九○四年起就擔任芽莊的巴斯德研究院院長，並且在一九三四年起擔任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學委員會委員與榮譽院長。
十九世紀以來殖民醫師從事旅行探險，進行人類學研究，其實相當常見；將動植物移植到不同地域加以培育，更是殖民科學研究的大宗。探討在不同氣候風土下如何養殖動植物，以及探討白種人如何適應熱帶氣候的衛生起居之道，其實都是廣義的「風土馴化」（acclimatization）研究。§身為印度支那法國殖民醫師的葉森會從事這類活動，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科霍學派與巴斯德學派（本書稱為「巴斯德幫」）的抗衡較勁，這段醫學史中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學術競賽，是本書另一條敘述軸線。這場恩怨始於兩位創派祖師爺在科學上的競爭，而法德之間的戰爭又讓這場學術較勁染上國族主義的對立色彩：巴斯德在普法戰爭之後，甚至將德國大學頒給他的榮譽學位退回。雖然巴斯德成名較早、在疫苗研發上的貢獻也較高，但眾所矚目尋找霍亂病因的這場比賽，科霍學派卻占了上風。源自印度的霍亂在十九世紀因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戰爭而對外傳播，於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二年間首度抵達巴黎、倫敦、紐約等歐美重要城市；加上工業革命後歐洲都市化出現許多衛生不良的貧民社區，造成大量罹病與死亡。霍亂致死率高、傳播方式成謎，引起歐洲社會相當大的恐慌，被視為是新的瘟疫，也是醫學研究的一大挑戰。一八八三年埃及亞歷山大港發生霍亂，巴斯德與科霍都派出團隊前往調查研究，結果巴斯德的團隊成員不幸罹病死亡，而科霍則隨後轉往印度持續研究，並成功發現霍亂弧菌。本書對此著墨不多，只有在書末稍微提及，但書名中的霍亂顯然指涉到這段歷史。葉森與科霍的弟子北里柴三郎（1853─1931）在香港研究鼠疫，被視為兩個學派競爭的延續；葉森成功發現鼠疫桿菌，並且得到國際學界承認而在一九五四年用葉森的名字將此菌命名為Yersinia pestis，則被認為是由巴斯德學派扳回一城。
比較可惜的是，本書作者對這段歷史的描述仍不免受到法國中心觀點的影響。北里柴三郎被形容得像是個傲慢、無禮又無能的人物。其實北里是一位成就很高的細菌學家，之前就已成功純化培養出破傷風菌，並研發出其抗毒血清。北里比葉森稍早幾天宣布發現鼠疫桿菌，兩人的觀察描述大同小異。北里敗在其報告某些不一致之處，其中致命傷是他無法確定所觀察的細菌是格蘭氏陽性或陰性，葉森的報告則明確指出是格蘭氏陰性（Gram-negative）。此外，小說一再提到葉森的白喉研究，但發現白喉毒素的科學家卻是科霍的弟子羅福樂（Friedrich Loeffler, 1852─1915），而北里柴三郎更對白喉抗毒血清的研發有所貢獻。
當然，小說不是歷史或傳記，翔實描述這些史實也不是這本書的旨趣。這本小說由葉森的許多片段剪影構成，豐富地穿插他每個生命階段同時之政治、文化與文學的事件和人物，試圖呈現世紀末到二次大戰這段舊歐洲消逝、新歐洲痛苦誕生的極端年代，在此背景前塑造葉森獨特的形象。本書寫作緻密、引用典故甚多，敘事時空跳躍，然而讀者若能細細爬梳品味，自能感受到其中涉及豐富歷史文化所帶來的閱讀趣味。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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