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刺蝟和蛋
「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蝟則知道一件大事。」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刺蝟和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引用這句古希臘的詩句,借此來把寫作者分為兩種類型:「刺蝟型」與「狐狸型」。
「刺蝟型」的寫作者,往往目光專注,從一業而終之,長於精深的思索,從而提出原創性的觀點,勾連創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譜系。「狐狸型」的寫作者,往往愛好寬泛,興之所至,筆力所及,留下一連串可以追蹤他思想歷程的足跡,卻每每眼光獨到盡得風流。
「刺蝟」註定是少的,雖在冥冥之中改變了世界,身前身後,也總要承受知音難求、寂寞如許的宿命。「狐狸」註定更受注目和歡迎,也把「刺蝟」艱深的智慧灑向了更多的人,功德無量,卻難免流於散漫,失之厚重。
不論成為「刺蝟」,還是成為「狐狸」,畢竟都需要恆久的修煉。
寫這本東西的我,尚未夠得上資格談論「是刺蝟」還是「是狐狸」。黃渤在電影裡罵得好:「九十後也那麼慫。」到底也不敢自我估量一番,是想成為「狐狸」呢,還是想成為「刺蝟」。
唯一可以自我安慰或者說是自我欺騙的是:我只有二十歲,我還年輕。蛋在孵化之前,沒有人知道裡面或許壓縮塞下了一隻恐龍,還是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所以來日方長。
正如這些年中,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以蛋的姿態並列在紅旗下,蜷縮在圓殼中,舒適自得,理直氣壯。
蛋都是橢圓的,就像我們的面目,相近且模糊,帶着同一種的滿足的微笑。我們都是春天的花朵,生長在春天裡,相似和模糊,誰說不是幸福的象徵呢?
幸福者都是怠惰的。破殼而出,太費氣力,也並不能達到世俗意義上的live better。況且,殼是束縛,也是保護。
坦誠地說,直到現在,我仍在我的殼中。或許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幾個刹那,我曾以為它出現了裂痕,但終究在這與生俱來的殼中,不自知地畫地為牢,受其操控。「人生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先賢說道。
正如用你所反對的話語體系本身,去攻擊建造在這其上的一切事物,或許是天真,卻難逃愚蠢,掉進了陷阱之中。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時代病,激情萬丈如尼采,大聲宣佈說:「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這句話在不久前流傳一時,但當你在自己身上完全克服了這個時代的時候,你就已經完全殺死了你自己。
而「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偽命題。「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黃子平先生說,歷史並不重複,但總會押韻。
試圖逃離,總歸是無效的。但並不意味着轉而全心全意地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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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之前的世界也並不太好,也總有人抵抗着時代洪流選擇「減熵」 ,也總有人向着山窮水盡柳暗花明處去,他們曾經存在的事實,讓心中的希望不至於幻滅。
現在的世界也並不太壞。在彼此無限接近的灰濛濛的殼之下,總有一些內裡的閃亮,是遮不住的。正如有些鳥,是難以被籠子關住的。
於是在這些文字中,我努力把這些閃亮記錄下來。與其說是我發現了他們,不如說在一片灰暗中,我受到了他們的感召,驅動我把他們載以紙筆。至於這一切對於他人有無意義,其時的我並不在意。
減熵:王小波在《我為甚麼寫作》中介紹,熱力學中有「熵增原理」,指一個孤立系統總是自發地趨向於熵增;引伸到社會學可以理解為:順潮流而動是「熵增」,反其道而行之則是「減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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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越來越多的人,生而在水泥森林構築成的城市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無限接近相似的成長經歷,和統統由幾點一線構成的生活。地域的差異無限縮小,正如那些如同一個模子倒出來的無數個或大或小的城市,現世生活如些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乾癟。而「電視人」不再成為新生事物,大部分人如蜘蛛一樣掛在同一張叫Internet的網上,我們最值得嚴肅討論的生活環境,是曾經最為虛幻,現在卻最為堅實飽滿的「全媒介環境」。
很天真的想法是,作為或許在「全媒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通過自己的書寫,為這個時代,留下些許記憶的註腳。
這些文字的大半部分,試圖按照傳播學的體例排列,從大眾傳播、人際傳播、自我傳播,再到群體傳播,滑稽大過於莊重,雖然本心確實是要依靠其構建起這部書稿的體系,但顯然有些看得出的吃力。大眾文化作為所要說明的「全媒介環境」的生態構成,是一直不變的切入點,我所關心更多卻只是文化現象,一方面是水準所限難以深入;另一方面,比起文本真正所要表達的「內容」來說,陰差陽錯的「現象」,或許是我更感興趣的。
假若理直氣壯一點,把這視為我「發現」的過程的話,在這些文字中我所做的,或許不過是「東張西望,一無所長」,如萬能青年旅店在《十萬嬉皮》中所唱的那樣。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或許儘量做到了不虛構現實,也不敵視遠方,也就是說,儘量真誠。
Malingcat老師評論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定義的今日的「公共知識分子」,說道:「這些人常常非常真誠、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之時,越是真誠,或許越是愚蠢。我所說的每一句,或許也都是錯誤的,而仍有所期望的是,當有人因為一個感興趣的點,偶然翻到這些文字的時候,能在其中發現另一些他本來陌生(甚至抵觸),卻其實能夠從中發現趣味,甚至挖掘出更深意義的點,那麼在這個看似多元實則單向度的、只會越發激化刻板印象和偏見的世界裡,我便做了一點點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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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還是要談談寫完這些文字之後的事。
書寫的過程,歸根到底,不過仍是抵達自己的過程,這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的「發現」的過程,也是如此。
「認識你自己罷」,然而我仍未打定主意、下定決心,是要用餘生努力成為一隻「狐狸」呢,還是一隻「刺蝟」。
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收益,或許同樣是由一些本就感興趣的點,在梳理寫作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另一些未曾涉足過的點,越發覺得,想要在有生之年,落於紙筆的東西,越來越多,這於我來說,彌足珍貴。
我逐漸由只對歌詞或詞人的喜愛,到不得不開始正視唱片工業的存在。也正如在《紅磡:九四,○四》中初步寫到的,我最希望的是,在我對流行音樂和文化、社會、政治有更全面的認識之後,或許能夠如張鐵志老師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一樣,能夠對尚被文化譜系忽略的二十一世紀的搖滾或是民謠,以及兩岸三地華語音樂之間的相互影響,有所書寫。
「我願意成為一種聲音,對於那些失去聲音的人。」瑪麗‧艾倫‧馬克(Mary Ellen Mark)曾說。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裡,我所希望只是,在所有順風而呼的聲音之外,能作為另一種細微的聲音,雖然註定會淹沒在聲浪裡,但這是我唯一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