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

推薦序／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　　楊翠
1.「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
2.「區域研究」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
3.一九五○年代臺港南來作家的流亡書寫：以柏楊與趙滋藩為中心
4.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
5.「流亡」在上海：重讀梁京（張愛玲）的《十八春》與〈小艾〉
6.「流亡」在香港：重讀張愛玲《秧歌》與《赤地之戀》
7.冷戰迷霧中的「鄉土」：論舒巷城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地誌書寫
8.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環臺遊記《新果自然來》與一九七○年代臺港文藝思潮的對話
後記／每天在書桌上插一枝玫瑰：記陳建忠文集編後　　吳桂枝
後記／用知識改變世界的超新星　　楊傑銘
 

推薦序

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

楊翠

　　初識建忠，大約二○○一年前後，在大肚山紅土坡，那時他剛翻過三十歲，是臺灣文學研究界最耀眼的新星。

　　這以後，我與建忠結成莫逆之交。相識近二十年，我見證了建忠的「認真較勁」，他總是堅守理念，維持昂揚動能，不曾因為臺灣文學體制化過程中，現實的熾熱或虛弱，而有所變質。

　　射手座的建忠，面對公眾、言說論理時，言辭精準，邏輯清晰，口才便給，還兼清俊帥氣，靜宜第一屆臺文系學生戲稱他是靜宜臺文的「人間四月天」；然而，真實的建忠，其實非常內斂、緊張，總是與自己較勁，在某些事情上，甚至可以用「嚴肅」來形容，他的生命體質與生活節奏，恆常如箭在弦，充滿緊繃感。

　　這樣的建忠，成為我常掛在口中的「臺灣文學研究界最知交的男性友人」，有些開玩笑，更多是事實。也許是人生信念、學術理念、現實關懷、臺灣意識都極為貼近吧，更也許是彼此都辨識出一種相似的生命情調，我們在明朗陽光的外表底下，都埋藏著深斂、緊張、緊繃、無法真正釋放、一再跟自己拔河的生命底蘊。每每在學術研討會場合相遇，我們總是互虧互嗆，相互調侃，這時候的建忠，看來輕鬆許多，而我相信，這些歡言笑語，其實是一場互動式臨床諮商，我們藉此彼此療癒，分頭持續前行。

　　建忠出身中文系所，卻從事臺灣文學研究，他可以說是臺灣文學研究體制化從新生、開展、高峰、詭譎，這一路風景的行動者與見證者。

　　青年建忠，以小說家宋澤萊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他曾對宋澤萊進行深入的田野訪談，觸及宋澤萊精神圖像中最深刻幽微的區塊：父親形象與父子關係。宋澤萊曾對我說，因為陳建忠太厲害，害他自然而然說出長年守藏、不願揭露的父親記憶，最初他有些後悔，後來卻感謝建忠為他打開這條通路，讓他與父親重新相遇相認。其實建忠不是什麼舌燦蓮花的訪談高手，他就是很認真地做了功課，很真誠溫柔地探觸到作家埋藏的敏感角落。

　　碩士之後的建忠，有如裝置了噴射引擎，快速而密集地交出豐富亮麗的成績單。博士論文《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在龐巨的前行研究者林瑞明的基礎上，關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經驗、現代性思辨、本土意識之間，如何多軌交織出他們特有的思想圖景。

　　幾乎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建忠的學術關懷，就非常明確地朝向「臺灣文學史」、「臺灣精神史」兩軌交織的方向。建忠超過二十年的研究路程，研究動能豐沛，研究主題發散，研究成果浩瀚，然而，他的核心關懷卻是一貫的，立身「臺灣主體」的說話位置，扣緊「臺灣文學史」、「臺灣精神史」，鋪展一張豐富多元的對話線圖。

　　二○○四年出版的《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精準地以「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的複雜交陳、拉扯、疊覆、相生，論述日治時期臺灣作家筆下的精神景觀。二○○七年出版的《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延伸時間線，探析戰後初期各種思想光譜與權力場域的交鋒，包括統／獨、左／右、中國／臺灣，還有曾經深植的日本文化，即將置入的美國文化，它們如何相互推擠，彼此置換，共織出戰後臺灣人精神史的複雜紋理，同時反思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的既定構圖，重新以臺灣主體的視角，拼寫戰後臺灣文學史的新頁。

　　二○一○年以後，建忠以此核心關懷，將研究重心推向另一個區塊，即戰後一九五○到七○年代的臺灣文藝體制與文學生產，亦即本書的核心課題。以我個人的看法，建忠這一系列的研究，是目前為止臺灣文學研究界關於這個議題的論述中，最有見地與貢獻者之一。

　　關於這段時期的臺灣文學，早期的研究定見，圍繞在美蘇冷戰、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再因不同的知識社群與意識型態位置，朝向幾個不同面向：其一是國民黨右翼的觀點，強調反共懷鄉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其二是左統的文學論述，朝向雙重批判：「雙戰結構」中，國府對左翼文學的壓制，以及向西化與美帝的傾斜；其三，臺灣主體論述者也進行雙重批判：反思國家文藝體制壓制本土發聲，也批判現代主義主流美學典律，以逃避助長威權。近期的研究，雖然光譜差異仍大，但隱然產生一種「類共識」，將現代主義思潮與美學典律視為「進步的」，認為它是與國家文藝體制是錯開的，乃至是「反叛的」力量。

　　總之，關於這段時期的既有文學史論述，大抵是國府右翼收編了「反共敘事」，現代派收編了「進步」和「自由」敘事，左統收編了「左派敘事」。然而，陳建忠的一系列研究，不僅突破這種各擁版圖的框框，更拉到一個全新高度，他提出「雙體制論」，關注的不僅是作家、作品，更是文藝體制與文學生產的共構關係，更透過比較研究的策略，從臺／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路徑，從世界史的視角，敞開更廣闊的「閱看臺灣」視野。

　　建忠的研究目的，絕非意圖「參與重寫臺灣文學史」、爭取自己在臺灣文學史論述中的話語權這麼簡單，他最主要的目標，是藉此透析臺灣精神史的某個斷面。我認為，建忠這一系列研究的貢獻主要在兩個層面；首先，他建構出這段時期臺灣文學生產的「雙體制論」，具體論證文學如何受到各種外在的、不同場域的權力政治的規範；其次，他藉此從「精神史」的角度，深探臺灣作家作品中的深刻紋理。

　　建忠的「雙體制論」，一是國府所主導的「國家文藝體制」，一是美國通過美援所建構的「美援文藝體制」。他銳利地指出，國家文藝體制在反共敘事中追求「中國性」的文學生產，以及美援文藝體制在美學敘事中追求「現代性」的文學生產，這兩軌體制，看似分殊平行，實則交織互用，一剛性一軟性，以體制的力量，建構出兩種主流文學典律，共同成為此際的主導文化，主導文學生產。

　　他透過「雙體制論」意圖揭露，代表「進步」觀念、「與政治無涉」的現代主義美典，其實也是這些權力政治的產物：冷戰圍堵、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跨國公司、依賴經濟……。他所要強調的，首先是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的緊密關係；其次，他認為，僅討論戒嚴時期的「國家文藝體制」，無法重現當時文化／文學生態的真貌，必須同時觀察「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的交織脈絡；其三，前述兩種體制都不乏論述者，但談論方式大抵是將「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建構為平行關係，甚至認為後者隱藏著對抗前者的「潛文本」，而建忠的觀點則恰恰相反。

　　最後這點，正是建忠這一系列研究的關鍵貢獻，他也以此延伸出對「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讀與再釋。本書中關於「美新處」（USIS）、吳魯芹、夏濟安與夏志清等人的相關研究，都在探析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典律，如何「被建構」成為最高美學品味，他指出其背後湧動著各種權力，絕非「美學自主」可以簡單詮釋。

　　建忠犀利揭露，這個美學典律，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自主、自律，它不只是整個複雜文藝體制下的妥協結果，還是相互為用的；剛性體制以獨裁力量進行操控，軟性體制則以自由主義的敘事，變妝成「進步」、「反叛」的主流美典，掩蓋了權力操控的實質。他更指出，將現代主義思潮線性地解釋為「進步的」，甚至說它以「去政治化」來達成對國家主義與反共美學的批判，是簡化歷史，抽離脈絡的論述，事實上是：「受限於『戒嚴』與「親／知美」，現代派的反叛不及於現實上任何霸權性質的現代性體制的反叛。」

　　本書中幾篇關於張愛玲的重讀，也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建忠銳利地指陳現代主義文學美典不能直接等同於自由、進步與反叛，因為它外不觸及現實議題，內未深入體制操控下的精神紋理；然而，對於張愛玲，他卻採取更溫柔、更貼近人性的閱讀策略。
　　
　　建忠閱讀張愛玲，不是附庸於「張學」、「張派」的粉絲化見識，而是以「流亡文學」的視角重讀，他讀出張愛玲更真實、更真誠的心靈圖像，那是光影交織的，是鬼影幢幢的，是體制的壓迫、時代的銘刻，以及主體的流亡。建忠讀出張愛玲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中，表面看似附從隨流，卻總是暴露出一塊政治不正確的漏洞，使她失去安置自身的位址，主體只能持續流亡。

　　對「雙體制」及主流美典的犀利，對張愛玲做為流亡主體的溫柔，以及對舒巷城、也斯的在地情懷的肯認，都足見建忠的清醒、溫暖與堅定。

　　對體制銳利，對人性溫柔，這就是我所認識的陳建忠。他是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清楚辨識巨人的方位，而我相信他的長矛，即使在深沉的靜默中，仍然蓄積著能量，等待重新點燃的那一日。


後記一

每天在書桌上插一枝玫瑰：記陳建忠文集編後

吳桂枝

　　建忠與我其實是清大文學所同學，分屬中文組和外文組，所裡師長原本的理想是文學研究應不分中外，鼓勵兩組學生能夠跨組修課與交流。但實際的情況是，碩博士班研究生的確有跨組修課的情況，甚至有中文組博士班（外文組沒有博士班）學長修的全是外文組的課，然而對英文系出身的我及其他外文組同學而言，選課時實在沒辦法捨棄外文組的「符號學」、「精神分析」或「殖民論述」去選中文組的「民間文學」或「臺灣文學史」，於是建忠與我在學術上沒有交集，一直到一場賴和的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四年秋天，清華大學中文系舉辦一場以賴和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這是在臺灣第一場以賴和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賴和。在會議的書展會場，我買到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然後跟愛買書的建忠聊起來，從只是點頭打招呼變熟稔。建忠在碩士班階段，每天從清大人社院步行下山，到當時校外唯一花店（花店所在的眷村已拆），每天買一枝玫瑰，插在我研究室桌上的花瓶，每天近午夜，透過建忠，我知道了楊逵、李喬、葉石濤、鍾理和、鍾肇政、宋澤萊……還有許多臺灣前輩作家，除了得到玫瑰，我也有特權使用他的書庫，我問某某作家必讀哪些？他就會搬出一疊夾了書評剪報的原著（通常是初版）給我說：「這些先看，看完我還有。」

　　一開始彼此有爭執的時候，建忠發語詞是：你們外文系總是如何，我們中文系一向如何……一天一枝玫瑰加上臺灣作家群的作用，我們逐漸不只在學術上交流，也決定一起走人生的路。後來我開始攻讀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也選臺灣文學為副修領域，臺灣文學變成我們真正交換意見的所在。

　　二○一一年，建忠在清華大學臺文所主辦了「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會後有位跟我們都熟的老師跟我說：「大會主題有你的影子。」的確，這場研討會是建忠主辦的會議中，我們一起討論最多，一起全程參與的會議之一。

　　自此，建忠從碩士論文的宋澤萊、第一篇研討會論文寫巫永福到博士論文的賴和，還有十多年來在學院裡開的戰前戰後臺灣文學史專論課程，可以看出他關注的視野從作家論到兩岸、香港、馬華、東亞到區域與比較研究。這兩本文集把建忠長期不斷地默默積累、他所關心、繫念的臺灣文學研究成果集結成書，收錄了他原本規畫出版的大部分論文，建忠行事謹慎，每篇論文都是在國內外研討會或期刊發表過，才會出現在他的出版計畫中。在一千多個日子之後，我們解鎖他的筆電，甚至經過重新打字、排版，希望如此更貼近建忠的出版計畫。

　　這兩本書能順利問世，首先感謝文化部，還有吳晟老師、陳萬益老師、林瑞明老師、許俊雅老師、封德屏社長、撰寫推薦序的楊翠、廖振富老師與受我們拜託過的每位推薦人，請諒解我無法一一點名，在此一併致謝。還要特別感謝賴和基金會，特別是賴悅顏董事長賢伉儷，寫《賴和傳》是建忠一直想做的事，當年他拿到博士學位不久，賴董就給了建忠珍貴的信任。最後要謝謝編輯團隊裡的傑銘、怡寧、惠豐、芳序、玉萍和其他工作人員，謝謝你們幫建忠完成他一直想做的事。建忠暫時離開他最愛的文學花園，我心裡有他每天給我的一枝玫瑰，會懷抱著希望等待。

後記二

用知識改變世界的超新星

楊傑銘

　　臺灣文學研究在一九九〇年代有著重要的突破，來自學界與民間兩股力量的聚集，造就了臺灣文學體制化的浪潮。從清華大學、成功大學、臺灣大學、靜宜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淡江大學、真理大學，多所學校勢力的串連，大量人文社會學科青年投入臺灣文學內容的研究與建制，將積累在臺灣土地的能量，往大學學界的殿堂邁進。

　　而陳建忠的大學、研究所的學習歷程，正好接軌著臺灣文學體制化，民間勢力雲湧的年代，成為解嚴後臺灣文學新浪潮下，培育出來的臺灣文學研究者。從碩士論文《宋澤萊小說研究（一九七二─一九八七）》（一九九七）到博士論文《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二〇〇一），陳建忠透過學術論文溯源探詢臺灣文學的本土思想根源與演繹，似乎也昭示著他未來的研究，其目的是為臺灣的作家建構起橫跨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政府專政的精神史圖象。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民主終於又往前邁了一大步。那時的陳建忠年紀僅三十初，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到沙鹿靜宜大學講學。靜宜大學是臺灣文學研究的重鎮，許多臺灣文學研究學者都在此駐足過，而這裡也成為他學術研究的第一站。

　　陳建忠在此時期主要將研究視域放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臺灣在這一段橫跨五十年的歲月裡，經歷了兩次的政權變動，而臺灣作家的作品擺盪在其中的現代性、殖民性與本土性，複雜而幽微的身分認同轉折，都在他富含溫度的筆觸中，說出大時代下人的徬徨與抉擇。《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二〇〇四）、《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二〇〇七）的出版，奠定了陳建忠在臺灣文學研究的位置。

　　也約莫在二〇〇五年左右，臺灣文學研究隨著體制的趨於完備，研究的成熟與勃發，讓文學研究進入到兩岸、東亞、臺港等不同區域框架的討論範疇。陳建忠也於二〇〇四年申請「文建會培土計畫：鼓勵新進作家創作（文學評論類）」，以計畫「糾纏的鏡像：兩岸文學比較研究論集」擴大了研究的視域。

　　當然，陳建忠對於兩岸文學的比較研究，早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期就有所涉獵，當時他以〈啟蒙知識分子的歷史道路：從「知識分子」的形象塑造論魯迅與賴和的思想特質〉一文，比較臺、中兩岸新文學之父的思想，此篇論文獲得一九九九年大專學生文學獎現代評論的正獎。當時陳建忠早已看到，兩岸的知識分子在冷戰時代的脈絡中，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卻有相似卻又截然不同之處。二〇一〇年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所主辦的「跨國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研討會」，也是在此脈絡下開展出來的。

　　也就是說，從陳建忠的研究軌跡我們可以發現，他認為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與臺灣的分治其本身的對話關係，所反映的是冷戰體制下臺、港、中三地文化圈的流動與共振。這成了陳建忠這十年來最重要的研究區塊，並於其中主要關注：冷戰氛圍下臺灣文學的發展，以及臺灣歷史記憶的書寫。而目前針對這兩部分的研究也累積了數十篇的研究論文，並與中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多國的學者，有著深度的討論與對話。

　　本次出版陳建忠的《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記憶流域：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兩本論文集，就是集結此時期最重要的十九篇論文。期待透過此次的出版，為臺灣文學在冷戰時期的東亞傳播與流動，提供更多可以討論與交流的面向。同時也為陳建忠個人的學術研究，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做為這兩本論文集的編輯，在後記的最後我要感謝文化部的經費補助，讓這兩本論文集得以問世；感謝陳萬益、林瑞明、許俊雅、廖振富、楊翠、封德屏等顧問的指導；感謝編輯團隊張怡寧、彭玉萍、林皓淳、張淑閔、申惠豐諸多夥伴的投入協力；感謝霧室設計的黃瑞怡、彭禹瑞的大力幫忙。當然最要感謝陳建忠的家屬全力支持，以及陳建忠在文學、人生路上的好朋友、學生們。

　　面對未來，我們永遠都在等待夜空裡最明亮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