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陳壽「不忘舊國」探析】
第一節 魏晉史籍概況與陳壽的「文質辨洽」
一、陳壽《三國志》的權威地位
仕宦西晉(二六五-三一六)王朝的蜀漢(二二一-二六三)舊臣陳壽(二三三-二九七),其著作《三國志》甫一問世(約二八五-二八九)就得到人們的讚揚。唐初史臣於《晉書.陳壽傳》即記載兩位史家的行與言,呈現出當代相當崇高的評價: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又有《晉諸公別傳》:「(陳壽)除中書箸作佐郎,撰《三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作卽壞己書。」 唐初史臣記載得較完整:首先是交代「時人」對陳壽「善敘事」與具有「良史之才」之肯定;其次則交代北人夏侯湛(二四三-二九一)非常欽佩《三國志》一書的成就,甚至不惜因而毀壞己作《魏書》,表示無法再超越該書,《晉諸公別傳》更言及當時不僅夏侯湛一人如此;最後再安排進當代「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的晉史重鎮張華(二三二-三○○)願意託付《晉書》一事 ,道出陳壽的卓越史才。時人既然已經如此重視之,也難怪西晉王朝在陳壽死後還派人登門抄錄其史籍了 。
往後東晉時期還有許多研究《三國志》的著作陸續出爐,例如徐眾《三國志
評》 、王濤《三國志序評》 、何琦《三國評論》 等,《三國志》的傳播顯係相當廣佈。當時從北方南渡的史家孫盛(三○七-三七八) ,曾嘗試考核《三國志》的記載,還指出陳壽《三志》敘述的相互矛盾之處,《異同評》:「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孫)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虞喜(二八一-三五六)《志林》有「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 一言。王隱(二八四?-三五四?)《晉書》亦有〈陳壽傳〉,理應閱讀過《三國志》。至於依據《三國志》撰寫過〈三國名臣頌〉的袁宏(三二八-三七六),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南齊(四七九-五○二)、蕭梁(五○二-五五七)之際的劉勰,在琳瑯滿目的三國史著作中,亦是最最青睞《三國志》,給予該書睥睨其他史籍的崇高地位,《文心雕龍.史傳篇》:
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
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
妄譽也。
《陽秋》係指視曹魏(二二○-二二五)為正統的孫盛《魏氏陽秋》(《魏氏春秋》),其餘即是在前一章第一節已經略為提及的魚豢《魏略》,張勃撰寫有偏袒孫吳(二二九-二八○)傾向的《吳錄》 ,以及反映三國統一後江東民情的虞溥《江表傳》 。從書名已不難判斷四本著作聚焦的內容。剛好前面兩本著作係從曹魏政權的立場書寫三國史,後者係偏向從孫吳政權的立場解讀三國史。至於「之屬」、「之類」等字眼,誠如汪榮祖研判:「(劉)彥和舉此四者,以概其餘。」 劉勰指稱的「激抗難徵」、「疎闊寡要」者,很可能就是指《三國志》以外的大部份三國歷史著作。
二、魏晉時人的偏黨意識
從後世視陳壽《三國志》為四史之一,將之與司馬遷《史記》、班固(三二-九二)《漢書》、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後漢書》等頂尖史家、史籍相提並論,劉勰十分推崇《三國志》一書絕非過譽之辭。尤其是魏晉時期,史家在有意無意間過份從自我立場敘述歷史的情況非常普遍,陳壽能盡量避免身陷這一潮流風氣,甚至取得「文質辨洽」的美譽實屬不易。
從史家平日的生活實況,不難發現各地人物在交流時往往有敵意存焉。例如江東世族陸機(二六一-三○三)在北上後,就遭到北人於大庭廣眾中無禮詢問的待遇,《晉書.陸機傳》:
范陽盧志於衆中問(陸)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珽。」志默然。旣起,(陸)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
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
優劣。
這故事可視作當時南北人士互相敵視的案例,與說明「亡國之餘」入北後於殊邦異域的艱困處境 。即使地域範圍是在「郡」的層級,也是常常見到不同地域的士人間有相互較勁的意識。例如襄陽土豪習鑿齒 (?-三八四?)與他人的言語交鋒,《世說新語.排調》第四一條:「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劉孝標(四六二-五二一)注:「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 這次相互調侃的對話,反映出當時確實有從地域本位進行爭論的風氣。該行為於魏晉時期頗為普遍,《世說新語.言語篇》第七二條:「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結局究竟是誰勝誰負、誰真誰偽,甚至於讓人有「無可無不可」之感。
人們難免從各自的地域本位(sectionalism)出發以詮釋各種信息,進而對自己
地域較熟悉的一切保有情感,對於殊邦異域則較抱持著疏離、甚至懷有敵意的偏見。任軍峰:
無論是就理性還是情感而言,人們總是對自己所生存的地域空間產生某種歸屬感,對該地域內社群的生活方式、制度型態、價值觀念形成直接的生存體驗以及心理上的親近感和舒適感,而對「遙遠的他鄉」則懷有某種本能的疏離感甚至潛意識中的敵意。
史家往往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於史籍著作表露出自己的地域本位,亦即「地域意識」 造成了史籍的偏黨現象 。習鑿齒推崇襄陽的心態,其實亦反映在其編年體通史《漢晉春秋》 ,陸機於史論〈辨亡論〉一文也是「黨吳」情況非常明顯 。除了「地域意識」,還需要注意的就是時常與「地域意識」重疊的政治意識型態 ,以及家族等等因素,信然皆左右著史家筆下的史籍面貌。
陳壽最能平心靜氣地敘述歷史,撰寫出《三國志》這部鴻著;然而史家畢竟
是有限的個體,難免還是有留下「故國之思」的痕跡。最顯著的案例 ,例如陳壽對劉備的帝王異相、出生本末即保留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
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
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
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
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
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
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
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
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
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
但是對於曹魏、孫吳官方史籍《魏書》、《吳書》記載之帝王的異相與出生本末,可謂大幅刪除。例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魏官方之《魏書》,詳載曹魏帝王家族之「出生本末」:
(曹操)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王沈《魏書》,敘述魏文帝曹丕(一八七-二二六,二二○-二二六在位)之「至貴」、「非人臣」其實是天意:
(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陳壽則將兩條史料幾乎盡皆刪除,僅留下: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
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
末。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再例如孫吳官方之《吳書》載孫堅(一五五-一九一)出生本末,敘述頗為詳細生動:
(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
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
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
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陳壽也僅言:「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這些案例與〈先主傳〉詳載劉備的異相與出生本末相比,差別十分顯著。尤其是陳壽將「此樹非凡」一事納入傳中,應是認為劉備之崛起早就有預示了;未免予人附會之感,而違反了理性思考的原則。史家予奪之間、取與不取之間,應有其隱微之用心。此案例不可小覷,其涉及到政權合法性的敏感問題,一來一往之間,顯然陳壽隱約還是有替蜀漢發聲。
人性問題實在是無可避免,誠如唐代(六一八-九○七)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史通.外篇.雜說》: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
縱使意欲心如平鏡,史家著述時難免還是有偏黨的意識發用。或者非關要言卻依然保存於史籍,或者特別重視較親密的人、事、物,實乃人之常情、無可避免。只是說,相信優秀的史家還是能使其著述盡量客觀,降低私心的干擾或影響。
而且史家有時還受到政治處境左右,使其著作或多或少需與現實妥協。西晉、
曹魏乃是「和平地」禪讓,諸多西晉大臣之父祖,連同晉武帝司馬炎(二三六-二九○,二六六-二九○在位),奠定基業的司馬懿(一七九-二五一)、司馬師(二○八-二五五)、司馬昭(二一一-二六五)父子都曾經是魏臣。誠如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錢大昕(一七四四-一八一三)所云:「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久矣。」 陳壽採取三書並行的方式,較平等地書寫曹魏、孫吳、蜀漢政權歷史,當時而言已屬相當難得的創舉;但還是需要考量自身政治處境,而將曹魏帝王列諸本紀,也難免在敘述三國歷史圖像時又有偏向曹魏的情況。司馬氏授意撰寫的王沈《魏書》,更是在敘述曹魏帝王的出生時進行造神運動,前引的曹丕有「非人臣之氣」正是顯例。該段記載的用意,誠如張榮明:「歷代帝王誕生的相關歷史記憶,與其說反映了歷史真實,毋寧說反映了傳統政治文化中尋求政治合理性的真實。」 從司馬氏替曹魏政權尋求政治正當性、合理性的舉動,代表著西晉北人對於三國正統之歸屬根深蒂固的認定。陳壽還是需要將本紀的位置保留給曹魏政權,方能避免與西晉王朝的史觀產生莫大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