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

名人推薦：從專業上來看，普特南是哈佛大學的社會科學家，但如果說他是歌頌市民社會的詩人或許更為恰當。普特南在這本書將個人的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探討一個很急迫的問題。凡是閱讀過這本書的人，絕對不會再滿足於所謂的機會均等。──狄帕雷（Jason DeParle），《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英國小說家狄更思透過自身的文學天賦，強迫同時代的人面對維多利亞時期折磨英格蘭窮人的貧窮和暴力，而普特南也在自己最新的著作中重複此項工作。「美國夢陷入危機」並不是社會科學的專業術語，而是一群美國年輕人深陷貧...

一九五〇年代，我的故鄉彷彿是美國夢的化身，小孩子不論出身背景為何，每個人都有相當不錯的機會。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的生活有如美國人的惡夢，畫面分成兩半，生命的軌跡將小鎮一分而二，社區裡弱勢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眼中的未來。柯林頓港的故事搖身一變，化為全美各地常見的悲劇。上述改變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去，而我們又要如何著手改變社會的不幸？這就是本書要處理的主題。

從現有最詳盡的經濟史及社會史材料來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以及柯林頓港）社會經濟阻礙最小的時刻是一九五〇年代：經濟與教育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與學校的階級隔離不大，階級不是通婚與社交生活的阻礙，市民參與以及社會凝聚力也非常之高，中下階層的小孩在社會經濟階梯上爬升的機會源源不絕。

柯林頓港不過是個小鎮，種族並不是非常多元，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當地完全就是美國的縮影，不論在人口特色、經濟結構、教育程度、社會情況甚至是政治板塊皆是如此（渥太華郡是美國指標州裡的指標郡，也就是說當地的選舉結果在歷史上一直都非常貼近全國大選的結果，而柯林頓港就是郡公所的所在地）。我中學同學的生命經歷，證明了機會之門對唐恩（Don）與麗碧（Libby）兩個貧窮的白人小孩敞開，甚至是對傑西（Jesse）與雪莉兒（Cheryl）兩個貧窮的黑人小孩也是一樣，他們靠著個人天賦與努力獲得往上爬的機會，跟我們班上有錢人家的小孩法蘭克（Frank）並無太大不同。

沒有一個城鎮足以代表整個美國，而一九五〇年代的柯林頓港也絕非天堂。這座小鎮和當時美國其他地方一樣，少數族群面臨嚴重的歧視，女性也常常被擠到邊緣，正如本章後文所述。假如沒有重大變革，我們當中鮮少有人（連我也不要）願意回到那個年代的柯林頓港，但是社會階級在當時並不是限制機會的主要因素。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到二十一世紀的柯林頓港，有錢人家與貧窮人家的小孩面對的機會截然不同，就像我們本章會談到的雀兒喜（Chelsea）與大衛（David）。柯林頓港現在有著明顯的階級分化，根據學校工作人員的說法，在中學停車場內，一邊停的是有錢人家小孩開的BMW敞篷車，另一邊停的則是無家可歸同學的破爛舊車，他們每晚都把車開走，以車為家。當地的變化造成愈來愈多的小孩，不分種族與性別，全被阻擋在美國夢的承諾之外。柯林頓港不論在景氣、家庭結構、教養方式，或在學校與社區，都有很大的變化。令人驚訝的是，這也是美國大多數地方的情況。如果要探索美國是否機會均等，一九五九年的柯林頓港是個不錯的起點，因為這個小鎮提醒我們，美國夢已經離我們如此遙遠。

‧‧‧

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清晨拂曉時天氣炙熱，陽光普照，但到了傍晚就吹起徐徐涼風，位於小鎮中心的柯林頓港中學（Port Clinton High School），一百五十名畢業生擠在臺階上，手上握著剛出爐的畢業證書，臉上流露出參加畢業典禮的興奮之情，他們尚未準備揮別童年，也還沒想過離開這個宜人、純樸友善、座落在伊利湖畔、人口六千五百人（大部分是白人）的小鎮，但每個人對未來卻都信心滿滿。一如既往，畢業典禮是整個社區的盛事，總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人參與。不論家裡有沒有人畢業，整個城鎮的人都將這些畢業生視為「我們的孩子」。

唐恩（Don）

唐恩來自白人勞工階級家庭，講話輕聲細語，班上的同學沒有人想得到身為學校明星四分衛的他，講起話來竟是這付模樣。唐恩的父親只讀到八年級，為了養活一家人，他同時做了兩份差事，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先在柯林頓港製造公司（Port Clinton Manufacturing）的工廠生產線上幹活，下班後再走一小段路到當地的罐頭工廠做第二份工作，從下午三點半一路忙到晚上十一點。唐恩的媽媽讀到十一年級，唐恩說她一輩子都「窩在廚房裡」，忙著替家人張羅三餐。每天晚上，媽媽都跟唐恩三兄弟一起用餐。媽媽會把家裡剩下的東西全部拿來炒馬鈴薯，所以幾個兄弟已經很習慣吃大雜燴（hash）。爸爸深夜下班回到家，三兄弟通常已經上床睡覺。

他們住在鎮上比較貧窮的一區，一直到唐恩離家上大學，家裡都還買不起車子或電視，而當時美國八〇％的家庭已經有車，九〇％的家庭也有了電視。他們每週搭鄰居的便車上教堂，沒有太多閒錢旅遊度假。不過，唐恩父母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們覺得家裡經濟狀況還算穩定，而父親也不曾失業。唐恩回想起過去：「我並不知道自己很窮，直到上大學修了經濟學導論，才發現自己的家境算是『清寒』。」

儘管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但唐恩的父母還是鼓勵他去上大學，而他也跟我們班上許多工人階級的小孩一樣，在柯林頓港中學就讀時就選擇了大學先修班。母親強迫唐恩學了六年鋼琴，但他鍾情的其實是運動。唐恩是籃球與美式足球兩棲，每場比賽父親都會請假去現場加油。唐恩並不是特別在意當地的階級差異，他說：「我住在本鎮的東邊，而有錢人都住在本鎮的西邊，不過在運動場上大家平起平坐。」

雖然唐恩的中學好友沒有任何一人上大學，但是他自己在學校的表現還算不錯，畢業成績排在班上的前四分之一。唐恩提到自己的父母對大學「一無所知」，但幸運的是他在教會有許多好朋友。他說：「鎮上有位牧師很關心我，還把我推薦給我最後就讀的那所大學。」不僅如此，這位牧師還協助唐恩弄清楚怎麼拿到學費補助，並且帶著他走過整個申請程序。

從柯林頓港中學畢業後，唐恩先是前往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會大學就讀（在那裡他也是打美式足球），之後進入神學院。他說就讀神學院期間，自己一度懷疑是否有辦法「熬過一切」當上牧師，於是他回家跟爸媽說打算放棄不讀了。回到家鄉時，他路過一間撞球場，決定進去打聲招呼，這家店的老闆是父親的故友，老闆一見到他，就對旁邊的人介紹說這一位是「未來的牧師」，現場有個客人請唐恩替他禱告，唐恩認為這是個徵兆，自己應該繼續走這條路。

大學畢業不久，唐恩娶了在高中教書的君恩（June），婚後兩人生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後來成為高中的圖書館員。唐恩當了很久的牧師，職涯相當成功，直到最近才退休。目前他仍在當地的教會幫忙，並且長年擔任中學美式足球隊的教練。如今回顧，他說上帝賜給他一個不錯的人生。從一個貧窮但家人關係緊密的勞工階級家庭，一路走上與個人聰明才智與球場膽識匹配的成功職涯。但正如後文所說，唐恩翻身向上流動的故事，在我們班上並非特例。

法蘭克（Frank）

法蘭克來自柯林頓港少數的有錢人家。十九世紀末，法蘭克的外公開始投入捕魚事業，而在法蘭克出生之前，家族事業已經跨足不動產與其他本地生意。法蘭克的母親於一九三〇年代從大學畢業，之後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在芝加哥讀書時，她遇到法蘭克的父親，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牧師之子，兩人很快就步入禮堂。在法蘭克成長過程中，父親掌管家族事業，包括捕魚事業、購物中心、農場、餐飲等等，而母親則忙於慈善工作。

柯林頓港的菁英長期以柯林頓港遊艇俱樂部（Port Clinton Yacht Club）為中心。法蘭克成長過程中，祖父、父親與叔叔都曾擔任過俱樂部的「船隊長」（Commodore），而母親與姨母則是被選為「同船隊長」（Shipmate Captain），這都代表本地最頂尖的社會地位。簡而言之，法蘭克的雙親是我們一九五九年這一屆，最有錢、教育程度最高、也最具社會聲望的父母。

但是，法蘭克的家庭比起那些居於社經地位底部的家庭，兩者的社會差距還是小於現今美國（即使是柯林頓港）普遍的情況。法蘭克的家距離唐恩家只有四條街，他回想起自己的鄰居「混居著各種人」，卡車司機、商店老闆、連鎖超市A&P的收銀員、本地大公司的職員、消防隊隊長、加油站老闆、生態保育巡守員。「我們在院子裡一起打棒球，在街角一起踢鋁罐」他說，「大家相處融洽」。

儘管法蘭克的家裡很有錢，但從他十五歲開始，每年暑假都在家裡的餐廳幫忙，跟高中同學一起刮油漆，做點清潔打雜的工作。法蘭克的家人在當地相當低調，「如果你在柯林頓港的朋友們只買得起可口可樂，你就只能點可樂」祖父不斷提醒法蘭克的叔叔。「如果我們住在克里夫蘭（Cleveland）或紐約，你可以點自己想吃的東西，但你住的地方是柯林頓港，所以你只能點這裡的孩子買得起的東西。」

中學時，法蘭克與同學互動起來毫無隔閡，事實上他相當精明，因此許多同學都未察覺到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只不過從許多跡象還是可以看出差別。他是班上第一個帶牙套的小孩，小學時他冬天會跟家人到他們在佛羅里達的別墅避寒，在那裡上學。法蘭克的祖父是學校的董事。他的父母親曾經邀請一位老師到家裡吃晚餐，之後法蘭克有點責怪媽媽：「你們為什麼要讓我在全班同學面前擡不起頭來？」這顯示父母親試著影響他在學校的成績可能會讓法蘭克成為同學口中的笑柄，他對父母說：「別開玩笑了，天啊，每個小孩都知道老師肯定不會犯錯。」

法蘭克對功課有點漫不經心，但這不表示父母親不重視他的課業。「打從一出生到讀完大學，我的生命都被安排得好好的」他說，「我知道自己會上大學，而且一定要畢業。」在父母的資助下，他進入俄亥俄州一所小型學院就讀，在新聞系拿到學位。大學畢業之後，法蘭克到海軍服役了七年，駕駛海軍運輸機飛行世界各地。他回想起這段經歷說：「我愛死這份工作了！」

海軍退役之後，法蘭克擔任《哥倫布快報》（Columbus Dispatch）的編輯，前後大概做了二十五年，直到一些人事安排的紛爭才遭到解聘。之後，他回到柯林頓港，處於半退休狀態，在家族事業當中幫一些忙，包括魚類加工、碼頭租賃還有古董店等。在經濟狀況不佳的幾年，他靠著祖父在他出生時就設立的信託基金度過難關。「這筆錢雖然不多，但卻讓我不用擔心餓肚子」他說。法蘭克的家產讓他撐過生命中的幾次重擊，但還不算是個跳板，讓他可以超越那些來自普通家庭的同學（例如唐恩）。

一九五〇年代柯林頓港的階級差異

一九五〇年代的柯林頓港並非毫無階級差異，但從法蘭克與唐恩的故事看來，這些差異並不明顯。藍領與白領的小孩家庭背景類似，而且大家在學校、鄰里間、童軍團與教會都很自然地混在一起。階級的反差在今日對經濟穩定、家庭結構、教養方式、學校教育與鄰里關係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在後頭會看到，即使是柯林頓港也是如此），但在當時的作用卻是微乎其微。事實上，在柯林頓港中學一九五九年這一屆，每個人不論背景為何，都跟父母住在一塊，住的也都是父母親的房子，而每個人都叫得出鄰居的名字。

我們的父母幾乎都大同小異，母親是家庭主婦，而父親則負責工作養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算特別好。事實上，有大學學歷的父母親不到二十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中學都沒畢業（當時大部分的人普遍只有中學以下的學歷）。但是，鎮上幾乎每個人都從戰後的經濟繁榮中獲益，也沒幾戶人家飽受貧窮之苦。鎮上少數幾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如法蘭克），還想盡辦法掩飾自己有錢的事實。

有些人的父親在鎮上汽車工廠的生產線幹活，或者是在附近的石灰岩礦場、陸軍軍營或小家庭農場上工作。其他人，例如我父親，則是做點小生意，賺錢或賠錢取決於景氣的好壞。當時是一個充分就業又有強勢工會的時代，我們之中只有少數幾個家庭有人失業或所得不穩定。大部分的同學，不論其社會出身背景為何，都活躍於運動、音樂、戲劇與其他課外活動等領域。每個禮拜五晚上的美式足球賽，也吸引鎮上許多人前來加油觀戰。

隔了半個世紀再來看，我的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已退休）往上流動的情況令人難忘。有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學歷都比父母還要好，而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都爬得更高。事實上，有些家裡沒那麼有錢的小孩表現得比那些出身優渥、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小孩還好。以當代的標準來看，本班同學在教育程度往上爬升的絕對程度相當驚人，這也反映出二十世紀美國中學與大學教育的革命。那些中學未畢業父母的小孩，有一半在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大學，其中有不少人是家裡第一個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是家裡第一個拿到大學學歷的人，在一個世代之間的跳躍極為明顯。更令人驚訝的是，本班有兩名黑人學生雖然要對抗種族偏見（之後我們會介紹），而且他們的父母連小學都還沒畢業，但他們還是取得了碩士學位。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柯林頓港，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各種膚色的小孩來說，不論是黑或白，都不像二十一世紀這樣障礙重重，令人難以跨越。簡單比較就會發現，一九五九年那屆學生的下一代，平均學歷並無法超越他們的父母。原先搭載一九五九級往上走的電梯，換成我們的小孩踏上去的時候，突然間就停電了。

我們一九五九年這一屆的高度絕對流動（absolute mobility），也就是每個人一起向上流動，應該要伴隨著低度的相對流動（relative mobility），但實際上就連相對流動都很高。事實上，處於社會經濟階層底部的小孩向上流動的情況，幾乎跟有錢人家小孩的子女情況一樣。簡單來說，底層向上流動的很多，而上層往下流動的情況則相當罕見。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程度較差的父母，文化視野較窄，也比較不熟悉高等教育，有時候對小孩的教育就沒有太高的期待。但是，如果老師、社區裡的導師（如唐恩的牧師）或朋友鼓勵我們上大學，我們肯定會去念，而我們上的大學，事實上也不因每人家裡的經濟情況或住的地方而有差異。俄亥俄州公私立學校的低廉就學成本，其實是靠本地各式各樣的獎學金來補足，像是扶輪社（Rotary Club）、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青年女性俱樂部（Junior Women' Club）等等。柯林頓港中學一九五九年這一屆後來取得大學學位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家族裡第一個念大學的人，甚至有三分之一是家族裡第一個中學畢業的小孩。誠如一九六〇年代柯林頓港所開放的機會，一項小小的變革，讓貧窮、有才華的小孩獲得更好的諮詢，似乎就能掌握關鍵，促成真正的機會均等，但就像我們所見，社會的歷史即將走上相反的道路。

一九六〇年代，來自中下階級的小孩，如果中學畢業之後未馬上進大學，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小孩之後會找到升學的管道，進入社區學院這種不會明顯歧視貧窮小孩的學校就讀，此類大器晚成的實際影響，會進一步減弱家庭背景與最高教育程度之間的因果連結。

針對本班同學所做的調查結果，讓我們更加確認一九五〇年代的柯林頓港是一個向上流動特別突出的地區。因為現在深深影響社經地位的因素（例如經濟不穩定、家庭不穩定、鄰近地區的窮困、財務與組織上的阻礙），在當時似乎都無關緊要，世代之間的傳遞過程比較弱，因此流動較高。一九五九年這一屆的同學一再使用相同的字眼描述我們年輕時代的物質條件：「我們是窮，但我們卻完全不知道。」然而，事實上因為我們有全鎮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其實我們很富有，但我們卻渾然不覺。

一九五〇年代，我的故鄉彷彿是美國夢的化身，小孩子不論出身背景為何，每個人都有相當不錯的機會。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的生活有如美國人的惡夢，畫面分成兩半，生命的軌跡將小鎮一分而二，社區裡弱勢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眼中的未來。柯林頓港的故事搖身一變，化為全美各地常見的悲劇。上述改變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去，而我們又要如何著手改變社會的不幸？這就是本書要處理的主題。

從現有最詳盡的經濟史及社會史材料來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以及柯林頓港）社會經濟阻礙最小的時刻是一...

一、美國夢：神話與現實
二、家庭
三、教養
四、學校
五、社區
六、怎麼辦？
七、我們孩子的故事

一、美國夢：神話與現實
二、家庭
三、教養
四、學校
五、社區
六、怎麼辦？
七、我們孩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