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封存青春，永不歸去
E.B.懷特和約瑟夫•布羅茨基是我特別喜愛的兩位美國隨筆作家。
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常年為《紐約客》撰稿，幾乎創造了風靡一時的「懷特體」；後者生於鐵幕下的列寧格勒（今聖彼德堡），曾被當作「社會寄生蟲」流放西伯利亞，後來遭驅逐而在美國大學安度晚年。懷特和布羅茨基分別說過一段讓傾慕他們的寫作者非常沮喪的話。
在自己的隨筆集《從街角數起的第二棵樹》裡，懷特哀歎說：「我想對寫作者而言，從來沒有哪個時代比當今的更為殘酷——他們所寫的幾乎還沒離開打字機，時代就讓其變得過時。」
而布羅茨基則是在著名的《小於一》中寫道：「我對我的生活的記憶，少之又少，能記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現在回憶起來使我感興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數應歸功於產生它們的時刻。如果不是這樣，則它們無疑都已被別人更好地表達過了。」
這兩位天才級的文體作家，其實道出了所有寫作者內心的兩個必有的恐懼：散漫的文字比時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經歷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覺地拾人牙慧。
這也是我這麼多年來一直拒絕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為一位財經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應該遠遠地大於優雅的懷特和飽受厄運的布羅茨基。我寫專欄的歷史始於遙遠的一九九四年，篇什數目應超五百，但我並不覺得這些散佈於各家報紙雜誌的專欄文章，值得用書籍的形式留存下來。它們是那麼的瑣碎，那麼的應景，那麼的猶豫，就好比一位職業棋手平日打譜的棋局，真真不足為外人觀。而今天，當這本書最終呈現出來的時候，只能表明我已經承認衰老，我開始顧鏡自憐，開始回望來路，開始用過來人的口吻試圖對青年人說一些註定會被漠視的鬼話。
所以，這一本集子的出版，對我而言是一件特別私人的事情。
在選編本書的那幾個春夜，我好像一位舊地重遊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儘量壓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躡手躡腳，隨時準備逃離。本書中的若干篇章，最舊的創作於15年前，那時的我，在文字江湖裡籍籍無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黃，橫行霸道。
漸至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軀幹上的肌肉，服貼、鬆軟而暗生褶皺。
當我把這些漂浮在歲月之河的文字打撈上來的時候，更像是在進行一次告別的儀式：我將封存青春，永不歸去。
我們這一代，多少屬於天生地養的一代。我們從貧瘠的物質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長成的那些日子裡，父輩奔波於生計，國家則忙於經濟的復甦和意識形態的角鬥，他們都顧不上好好看管我們。我們在學校裡胡亂地讀書，吃進無數的垃圾，卻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尋覓瘋長的野草。步入社會之後，既有的秩序瀕於崩潰，「效率」替代所有的法則至高無上，而我們所儲備的知識根本不足以應對很多突發的事件，甚至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所匆忙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在量化、冷酷的現實面前完全不堪一擊。
在這一本集子中，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讀出我所描述的景象，很多篇章中表現出來的自責與詞不達意，是被擊潰前的哀鳴，而另外一些篇章裡的激越和溫情，則是逃進書齋後的喘息與抵抗。
從二○一四年五月開始，我開設「吳曉波頻道」，恢復了每周兩篇專欄的寫作節奏，這使得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的一些文章在社交朋友圈裡流傳得很廣，本書中有將近一半左右的內容寫於過去的這一年間。這一次的結集，繼往於青蔥，止步於當下，也算是一次長途旅程的即景記錄。
如果說這些文字還值得閱讀，僅僅在於布羅茨基所提供過的那個理由——「其重要性大多數應歸功於產生它們的時刻」。畢竟，這是一個我們參與創造的時代，它一點也不完美，甚而不值得留戀，但是，它真的到來過，而且轟隆隆地裹挾一切，不容任何一個年輕人脫身旁觀。
「我們都是精神上的移民。」這是我的職業偶像沃爾特•李普曼講過的一句話。
也許這是每一個國家的觀察者所難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為美國人瞭望世事，鐵口判斷，但在內心，卻始終難以揮散自少年求學時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是為序。
吳曉波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於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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