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流雲：中國文化名人瑣記

巴金：從故居所想到的

一

那日，有機會參觀巴金故居紀念館，看了他曾經生活半個世紀的一間間舊房、日常用品、曾經閱讀過的書，他幾十年生活、寫作之場景，難以計數的文物、圖片、資料等等，似還原著一個真實巴金的氣場和氛圍。當參觀完，靜靜走出故居，令我默然又想起，早在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巴老已離我們而遠去―不盡之思似波濤，在心底起伏不息。所謂睹物思人，時間雖過去了八年，可凡熱愛他的人，總留下些許悲痛。巫甯坤先生曾說「死亡絕對不會戰勝」。那麼，參觀了巴金留下的一切，如今，他「生在大化中」，猶宇宙間一粒微塵，彷彿還在我們的身邊。

回家晚了，燈下讀巴老的文集，這位語言真樸、心胸坦誠，從「五四」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晚年所寫的隨筆散文，更是寓意深邃，選材精警。他的〈懷念振鐸〉一文，字裡行間透出真摯之情，讀畢此文，不禁掩卷沉思、歎息不已，起身憑欄，遙望夜色，心頭即升起一種憂鬱沉重之感。

這篇〈懷念振鐸〉，講述了巴金和冰心在莫斯科訪問，突然得知鄭振鐸在蘇聯遇難，這對他打擊很大：「我只記得冰心說了一句『我想他最後在想什麼。』而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在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後在想什麼？」

一九五八年，鄭振鐸在蘇聯遇難後，巴金始終在想一個問題：冰心「為什麼那麼敏感，她首先想到的是這麼一個問題？」現在看來，冰心的敏感，確是一個先見。而這樣的事，這樣的問號，總在巴金心間沉甸甸地掛著，時光流逝，一晃四十多年過去。

不管這個謎底是什麼？巴老到了一九八九年這個大轉折的年代，在他的生命還剩下不多的時間裡，他還在繼續思考這個積年已久的問題。他終於忍耐不住了，又用他顫抖的手拿起筆，欲把這個問題向世人寫出自己的所思所憂。但是，就這樣寫寫停停，停停寫寫，寫了漫長的十年，卻始終還沒有寫完。僅寫了四千多字，留下的還是篇未完稿。

我想，在巴老心中想著鄭振鐸的時候，他心中一定還會湧上除振鐸外的許許多多悽楚的往事，還有類似的那些人那些事，總猶如一粒粒鉛屑那樣，密密麻麻充塞在歷史的隙縫中，同時也在他心底沉澱著，且都是巴金親身所經歷的。

二

當年，他和鄭振鐸最後分別的情景是：「那個中午，他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頭腦都有些發熱，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即兩三個月後，在共產主義社會再見！）他忽然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他很少講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我經常感受到他那種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精神。」

鄭振鐸先生為什麼以前「很少講這一類的話」，而「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呢？其實，巴金有所不知，處於當時的形勢下，鄭能講些什麼呢？自一九五一年全國開展「三反」，雖然鄭振鐸一直埋首於故紙堆中，但頻繁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當時他雖身為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長，但只有俯首聽命之義務，無一點實際權力。這有王世襄親歷的兩件事可作佐證。據邵燕祥先生說，「王世襄是忠厚長者，絕口不言人非，但說到前輩學長時，對傅斯年、鄭振鐸略有微詞」。而對鄭的微詞，主要有兩事。一是一九五○年代，鄭振鐸時任故宮博物院的上級國家文物局局長，他下達王世襄一項任務（王時任陳列科長），必於三天內在太和殿布置出一個「偉大祖國文物展」，且須把故宮精品陳列出來。王世襄認為三天實在太急了，因太和殿正在舉行「抗美援朝展」，光撤前展最少得一天，為此，弄得不好哪一件人間稀寶會遭殃，那「簡直是在開玩笑」！多年後王世襄還為此事心中發慌，雙腿發軟。王認為當時身為局長的鄭振鐸，完全是行長官意志。殊不知鄭只是聽命而已。（《今晚報》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另一件事是「三反」運動時，王世襄不幸遭冤「盜寶案」，被羈一年多後，開除公職。當時，王向故宮的上級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反映實情，但鄭未能施以援手。

對於這些當年不解的問題，若從歷史角度看，也許就不難理解。因為，連鄭振鐸自己也「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反右運動後，緊接著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鄭振鐸身處「假、大、空」時代，無法擺脫當年的荒謬。

今日，只要一翻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撲面而來的記載是：「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的豐產紀錄。」還有比這更高的調子，如當年《廣西日報》記載：「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天下第一田，欲達到畝產二十五萬斤指標。」當年大喊大叫的是：「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工人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這類口號是當時大唱特唱的調子，任誰能說個「否」字？

身處這樣的年代，一些正直的知識者還能談些什麼呢？除了沉默外，鄭振鐸向巴金談得最多的，當然只能：「要為億萬人民而獻身的精神」了！好在鄭振鐸於一九五八年，那樣的年代，卻突然因公逝世了。

三

想起這往事，就令人心痛。但讓他更心酸的是「好人沒好報！」。

巴金曾道：「……後來聽見一位朋友說，本來要批判他，文章已經印好，又給抽掉了。這句話使我很不舒服。」的確，那炮彈早已經準備好了，然而卻沒有活靶子，因為作為被批判的活靶子鄭振鐸，突遭空中遇難死了。巴金知道，連鄭振鐸這樣對中國文化有過大貢獻的人，也要受到批判，而且連批判文章也印好了，只待哪天需要，即可炮製出籠，心中無不荒涼。

其實，在北京的文化界，鄭振鐸早已內定為一個批判的重點人物。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全國開展「插紅旗、拔白旗」運動，鄭振鐸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六月二日，《文匯報》點名批評他「厚古薄今」。緊接著，《光明日報》也陸續發表批鄭文章。八月下旬，文學研究所決定所內群眾批判鄭振鐸。到了九月，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研究會發表批鄭文章，公開點名「鄭振鐸是中國文學史研究者中的一面大白旗」。九月下旬，文化部領導層內部對他進行批判幫助。那時，他不斷地作檢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極左路線使文壇荊棘叢生，人事更為錯綜。鄭振鐸所撰著作被肢解、被批判，甚至外聯到胡適。他的保護傳統文化遺產之說，成為「厚古薄今」的罪狀。更有趨炎附勢者，又落井下石，心術不正者更是上綱上線，不置他於死地不善罷甘休。

鄭振鐸，治學嚴謹，為人清高但寬鬆厚道，一生嚮往光明。隨著對他的批判不斷升級，反復的折騰，甚或整人，他彷偟了。鄭振鐸一反平日習慣，忽然提「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了。九月下旬的日記，他又憤怨地寫道：「下決心不再買書。」一位視書如命的學者，卻要與書決絕，足見他已到了怎樣一種絕望的境地。

十月十七日，鄭振鐸終於有了率團出國訪問的機會，批判會暫停，但批判文章繼續出籠。天有不測風雲，飛機在蘇聯上空失事，一代英才就此隕落。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所以，當巴金參加鄭振鐸追悼會後至鄭家時，曾回憶說：「在陰暗的屋子裡，面對用手絹掩了眼睛、小聲哭泣的鄭大嫂，我的每句話都顯得很笨拙，而且在剌痛自己的心。」

反右的日子，巴金看到別人遭到批判時，特別是如振鐸這樣的人也不放過，在這熱熱鬧鬧的大躍進時代，他只感到很孤獨、非常寂寞。他只「匆匆地逃出來，我拉著曹禺的手要奔往『共產主義』，我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這便是巴金當時所懷有的一顆疑惑而惶恐不安之心。巴金體會了當時的政治運動給他一些好友帶來的無限痛苦，再加上鄭振鐸之死亡，使他的心靈受到深深的震動，並對「共產主義」有了些許的迷茫。「我發現自己講慣了的豪言壯語全是空話。」

可是，那時是靠豪言壯語過日子的，如失去了它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時，為應付報社，巴金寫了哀悼文章，但再多讀幾遍時，就覺得很內疚，好像侮辱了朋友。因為，鄭振鐸的一生，從不為自己而生活。

四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巴金親眼看到在敵偽時期，鄭振鐸住過的小屋，為了搶救寶貴的圖書，寧願自己過艱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險，為我們的中華民族，保存了多少文化財富。鄭振鐸在國難深重民不聊生的時期，不惜重金搜救很多寶貴文物典籍，並全部於解放後捐贈了國家。他一生為保存祖國的文化，要付出了多麼大的勞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巴金，他作為文博事業上的一個外行，曾說，他願以公民的身分，向鄭振鐸表示感謝。可巴金說：「但是……在鄭振鐸死亡前，卻很少有人向他感謝。連外行也知道感謝，而且只是以他一個小小的公民的身分去感謝……這不是極大的一個悲哀嗎？」

鄭振鐸的突然遇難，應了普希金的「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那句有名的詩。但巴金日後所經歷的殘酷現實，使他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自己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一種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狀，反而以醜為美。再發展下去，便是殘害人類的十年，將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觸了種種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這是將人變為芻狗的年代。由於巴金自己切身的體驗與經歷，於是，他雖哀傷鄭振鐸的不幸而亡，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感於他的老朋友―「振鐸有幸」了。死本是人之最大的不幸，可是在那乾坤顛倒的年代，甚至在求死而不得的年代，鄭振鐸之生命能及早凋謝，在巴金看來反而成為有幸了。巴金的這一想法，如在一個正常社會，那是不可思議的。可在當年，鄭振鐸如不遇難，「都說他即使活到了『文革』，也過不了那一關」。這確是大實話。在那風雨如磐的「文革」年代，並非危言聳聽，一如老舍、傅雷、陳夢家……都過不了那一關。

在這方面，巴金倒很坦率，他說：「我反復思索，為什麼我過得了關而他過不了？我終於想出來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燒掉從各方面來的明槍暗箭』。」

根據巴金自身體驗的幾十年經驗：處在這樣的年代凡能低頭彎腰，能承認那一切胡話，只有毫不留情的批判自己，只有這樣才能順利過關，反之就難於生存了。巴金還總結出一條很重要的生存經歷：「根據這幾十年的經驗，我能忍才能過那一個一個的難關。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恥大辱，我一直認為，活著是重要的，活著才能保護自己，伸張正義。而不少在『運動』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謂『自絕於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說話的機會，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為活下去，才積累了經驗，才有機會寫出它們；但我明白了一點：倘使人人都保持獨立思考，不唯唯諾諾，說真話，信真理，那一切醜惡、虛假的東西一定會減少很多。活命哲學和姑息養奸不能說沒有聯繫。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

五

巴金的這兩段有關活命的話，使我想起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所引的話：「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詳，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如若照蘇轍的話，他也認為：「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詳為殃故也。」

其實這不難設想：只要處在仍是封建式的一言制狀態下，不論是如巴金式的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還是不能忍辱地死亡了的人們，在那樣的時代，往往總是「正言若反」的。巴金活得長壽，有幸作了歷史的見證人。

當人心中除了猜疑恐懼便容不下別的事物。封建的歷史往往如此。

鄭振鐸沒有遇到「文革」，巴金等到並參加了「文革」。但巴金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的老友振鐸，以及其他許多同命運的人。我們再來看巴老在一九九九年初，是用什麼樣的心情懷念他的老友的：

「……幾十年的光陰沒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結帳的時候，要撒手也辦不到。悔恨就像一鍋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給放在鍋裡煎熬。我對自己說：『這該是我的最後的機會了。』我感覺到記憶擺脫了我的控制，像騎馬向前奔逃，不久就將留給我一片模糊……」這是巴金在生命最後所做，並在想著的一件件事。

那麼，以此，他的好友鄭振鐸最後在想什麼呢？我想，鄭振鐸六十歲遇難，一介書生，意氣風發，一生遭了那麼多批判，遇難時最後在想什麼，其實巴金行文已道破了許多，一如朱維錚先生所說的，欲「破那謎底，其實也不難」。但我想，那謎還是懸著，隨時間之推移，便會自解。

在這裡，還得借用詩人艾青的一句話作結：「為什麼我的眼睛裡常含淚水，因為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

巴金：從故居所想到的

一

那日，有機會參觀巴金故居紀念館，看了他曾經生活半個世紀的一間間舊房、日常用品、曾經閱讀過的書，他幾十年生活、寫作之場景，難以計數的文物、圖片、資料等等，似還原著一個真實巴金的氣場和氛圍。當參觀完，靜靜走出故居，令我默然又想起，早在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巴老已離我們而遠去―不盡之思似波濤，在心底起伏不息。所謂睹物思人，時間雖過去了八年，可凡熱愛他的人，總留下些許悲痛。巫甯坤先生曾說「死亡絕對不會戰勝」。那麼，參觀了巴金留下的一切，如今，他「生在大化中」，猶宇宙間一粒微塵，彷...

序／章開沅

王世襄：斯人已去成絕響
木心：一個回歸中國文化的智者
來新夏：花落春仍在
黃裳：一段永念的往事
陳夢家：與趙蘿蕤的一段姻緣
巴金：從故居所想到的
朱維錚：百年思索
陸心源：皕宋樓的藏書
吳藕汀：最後的詞人與文人畫家
梁宗岱：完成感恩的《晚禱》
關露：千古情人我獨癡
魯迅：一九三二年的事
陸文夫：一個作家與美食家的片談
陳樂民：千古文章未盡才―讀《在中西之間―自述與回憶》
舒蕪：卻想當年似隔生
鄭超麟：中國最後一個托派
何滿子：從《五雜侃》說起
沈家本：清末一位法律改革家
徐遲：詞客哀時未返家
讀徐遲抗戰時期的詩──徐遲九十六周年誕辰紀念
附錄　憶徐遲（章開沅）
　　　枯葉蝶（懷徐遲）
　　　徐遲談話錄（李牧）
南懷瑾：只合穿雲放眼看
章克標：一個曾惹怒魯迅的人
鄧雲鄉：布被秋霄夢覺
謝蔚明：一位報人與文匯月刊
芮沭：北大的法學家
胡河清：除卻巫山不是雲
周越然：近代一位藏書家
吳凱聲：一位民國大律師
盧芹齋：世界頂級古董商
俞平伯：從《明定陵行》說起
金隄：與《尤利西斯》結緣的人

序／章開沅

王世襄：斯人已去成絕響
木心：一個回歸中國文化的智者
來新夏：花落春仍在
黃裳：一段永念的往事
陳夢家：與趙蘿蕤的一段姻緣
巴金：從故居所想到的
朱維錚：百年思索
陸心源：皕宋樓的藏書
吳藕汀：最後的詞人與文人畫家
梁宗岱：完成感恩的《晚禱》
關露：千古情人我獨癡
魯迅：一九三二年的事
陸文夫：一個作家與美食家的片談
陳樂民：千古文章未盡才―讀《在中西之間―自述與回憶》
舒蕪：卻想當年似隔生
鄭超麟：中國最後一個托派
何滿子：從《五雜侃》說起
沈家本：清末一位法律改革家
徐遲：詞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