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其生而不可得?：台灣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

出版序：當槍聲響起3
出版序：三、五分鐘之外…5
推薦序： 活有餘辜7
推薦序：殺人者死，能否帶來公平正義？10
序言：沒有任何「該死」的人14

第一部：變成殺人犯之前的他與她17
1-1隨機殺死一個男孩之前－十三歲焊接童工被遺棄的世界17
1-2那是我親愛的父親－「弒父」死刑犯自白26
1-3消失的「殺人犯」—縱火獨居老人的無緣社會38
1-4「家」在哪裡？－新住民在台殺夫案48
1-5她曾經把一切奉獻給孩子七年－單親媽媽殺子案57
1-6當時，能有更好的選擇嗎？66

第二部：真的只能「殺人」嗎？76
2-1為什麼殺人犯沒被判死刑？－法官眼中的「求其生而不可得」76
2-2比死刑更久遠的折磨－真實的「免錢牢飯」滋味86
2-3他們在殺人的前一刻「爆掉」－律師眼中的「惡人」92
2-4精神疾病真是「免死金牌」？－一個法官眼中的社會悲歌100
2-5隱形的「被害人」－我的媽媽是個「殺人犯」110
2-6是誰殺了我阿嬤－受害人尋求「真相」之路118
2-7「壞人」真的無法「變好」嗎？126

尾聲：希望這是最後一個「個案故事」135


 

推薦序

活有餘辜
馮喬蘭（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到目前為止，我對本書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莫過於翁國彥律師在法庭上被當事人丟寶特瓶。想起來，我就忍不住為了荒謬而失笑。

　　試想那場景，辯護律師為當事人交保事宜向法官提起當事人「病況」，妄聽妄想，思覺失調，需要其他考量，不能依一般「正常」狀況說他惡性。而當事人聽著聽著，明明律師要幫我，怎麼又說我生病，為什麼要讓法官認為「我有病」。有病！多難聽啊。一火大，就拿起水瓶丟要幫忙自己的人。這一丟，正好又證明自己的病況，律師還不宜直接說：「法官，您瞧，這不就是當事人的病況展現嗎？」只能有禮貌地，閃著水瓶地，繼續向法官說明。

　　寫到此，且讓我先向書裡的律師、法官們致敬。在法庭上，訴求對人的理解，當然要致敬。

　　回到那場景。如果我說，丟水瓶，是當事人求真求善，想要當好人的具體表現。你應該不至於想丟我水瓶吧。難道不是？因為如果不是追求尊嚴，想要被認定是「正常」人、「好」人，又何必生這氣。在他的軌道裡，沒有什麼為了「討好」或「求生」就得假裝什麼模樣的這種算計，他覺得自己沒病就是沒病，不管是不是因為要求交保。律師很清楚，也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事人有其無辜之處。而這也許就是那問出「被告都說自己沒病了，你為什麼要說他有病？」的法官，還沒有了解的地方。

　　在法庭上訴求對人的理解，基本上是在彌補教育體制本來該有的努力。我們是國民教育在學率達九十八、九十九％的國家，本來教育體制應該是要理解人進而發展人的地方，但卻成了競爭篩選的地方，如果你沒辦到，就是你有某個問題，而這當然不是理解，這只是評判。沒考好，是你不用功，是你貪玩，是你沒複習。遲到，就是你懶惰、沒規矩、不在乎學習。是評定，而不是試圖去理解。這麼高的在學率，就表示有這麼多人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長大成為習於評定或被評定，卻不知如何理解，甚至誤以為「理解就是放過錯誤」的大人。

　　社會上許多議題的推動，體制的改革，當然也都有彌補教育體制的作用，但在法庭上，令人特別有感。如果在法庭上，對於殺了父親，宣稱沒有悔意，在警察訊問「你拿菜刀砍殺之男人為何人？」時回答「是我親愛的父親」的這樣一個罪犯，以審判為由，試著拉開理解的空間，是不是更有機會讓我們知道，如何在進到法庭前，也能好好運用理解的機會。審判之所以為審判，總要先審之，而不是直接跳到判。所以這個審也不會只是審法律規定，而是審「人」，要推究、要深析，要理解，才好審度判決。

　　正義的追求，最好是以理解為基底，而不是評定而已。

　　但看到書中許多案例，還是有很多不理解之處，想追問吧。

　　想問：陳昱安的自殺行為跟他殺死父親，是否有同構之處？是否都來自於做不到、被否定與自我否定的痛苦？而即使可以說是同構，那又代表什麼？為什麼說：是我親愛的父親？這是嘲諷還是悲傷？處在什麼狀態？那縱火的翁仁賢知道王寶蒞律師會買書，於是指定他；知道王律師要非常上訴不讓他死刑，於是解除委任他。這翁仁賢看似自我中心的極致表現，背後代表什麼價值觀？他所以為的自主選擇，是否為真？對家人過世沒有悔意，對看護受害唯一道歉，這些反應跟他企求死刑，有何關聯？書籍是一種連結，死刑是一種斷裂，這看似都是翁仁賢要的。而連結與斷裂在翁仁賢生命歷程中究竟如何作用影響，終究至此？再說殺童求死的曾文欽。人們想必想追問，為什麼不敢殺死自己，敢去殺童求死？然而追問當時的曾文欽，他是否也籠罩在情緒症狀的風暴裡，根本無法盤算，而在求活時，求了死？

　　在這書裡，企圖提供部分理解，但最重要的是，這本書也讓我們想要繼續提問。保持提問，才能保持理解。我們在一個追求答案的環境長大，被動地應考，於是遺忘了提問才是思考的起點，是理解的起點，是我們主體性的起點。

　　在這書裡，也有許多提問。其中有一個，深印我腦中，不停迴響，不停追問「該如何去評斷一個人的『惡性』」。可惡、很可惡、非常可惡，要基於什麼情境、脈絡、動機、價值來判定？一個殺了自己小孩的媽媽，是母性還是惡性？惡行是個人行為還是環境操弄？最芭樂就是那句「我們與惡的距離」了，但這也是個重要追問，甚或提醒，在我們去評斷他人的惡性時。

　　我寧可我們保持提問，而能在生命面前，懂得謙卑，以免活有餘辜。

推薦序

殺人者死，能否帶來公平正義？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務部犯罪受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督導、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民間委員）

　　我們至今無法真正明白人為何殺人。在個人或集體層次，殺戮從來沒有從號稱擁有數千年文明的人類社會消失。究竟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何等程度的瘋狂，人格的扭曲、變態、崩毀，才會讓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步上殺戮之途？那是人類理性邏輯思考可以抵達的地方嗎？而面對殺了人的人，集體社會應該如何處置，才是符合公平正義，並能使社會更加安全的做法？

　　他們的確做了恐怖至極的事。殘暴的殺人手法，讓人覺得泯滅天良，毫無人性。但在旁觀者的殺戮衝動被挑起，亟欲以殺止殺地報復之前，我們是否願意花些時間了解加害者的人性是如何被泯滅的？同時陪伴悲慟中的受害家屬探查，療癒止傷的可能路徑在哪？將加害人處以極刑，是否能夠平息受害家屬失去親人的無盡創痛？

　　本書作者嘗試在一次次核彈等級的人性爆炸發生後，帶我們重返這些「爆掉」了的人們的生命經驗現場，幫助讀者看見，在成為殺人犯之前，他們其實是底層，孤寂，受辱，絕望的痛苦靈魂。

　　何以死路竟成唯一「出路」？

　　A男，十三歲被迫輟學，做粗工扛家計，工傷耗損了身體，無經濟後盾，情感依附岌岌可危。陷入精神疾苦，一心求死，卻連自殺都失敗，最後生出以殺人作為終極自殺手段的荒謬念頭，進而著手實行。

　　B男，童年一路受挫成失意中年，成為家人口中的問題人物，不經意的貶抑、譏諷，點滴積累成狂暴怒火，一把燒死無法令他感受到愛和尊重的全家老小。疑有精神障礙，一心求死。

　　C男，一無所有，流落街頭的老人，不知何以誤會了「恩人」答應要給他工作和住所，期待破滅後，憤而燒死了給他最後一絲希望感的「恩人」一家。

　　D女，十五歲來台灣工作，受不了台灣家庭把看護工當成奴工，遂成逃跑外勞。透過婚仲與台男結婚，不懂處理華人家庭衝突，遭丈夫家暴，被親兒歧視，妄想症發作，錯把殺死丈夫兒子當成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無處是家，獄中只想自殺。

　　E女，原是極愛孩子的模範單親媽媽，長年獨自照顧一雙幼兒，不堪失去自由、經濟困厄的折磨，亦擺脫不了憂鬱症及酒癮的糾纏，內外交迫下，以為唯一的解法是殺死小孩再自殺。小孩死了，命被醫師救回，被一審法官判處死刑，最終無期徒刑定讞。

　　F男，外省原住民混血兒，自幼在家中受虐，在學校被霸凌，功課好但礙於家境無法升學。欠缺社會經驗，遭同學以工作為名騙誘、脅迫，狹持，陷入當代人口販運深淵。一次衝突後，累積的悲憤在酒精助長下衝破理智防線，未經思考便殺人、棄屍、縱火、逃逸。清醒後，無盡懊悔，但一切已無法挽回。

　　理解不是為了脫罪，而是為了避免複製不義

　　這些殺人者，究竟是情有可原，還是死有餘辜？反覆疊加的生命逆境，被凌虐至狂亂失序，可以構成殺人的理由嗎？他們究竟是需要被懲處，被醫治，被毀滅，還是被幫助？我們該如何錘煉出足以捍衛人權基本價值的道德量尺，打造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司法體制，以集體的力量修復殺人案件發生前業已破碎，事後更加崩毀的人際關係和生活世界？

　　這本書沒有提出一勞永逸的建議，幸好。因為快速有效的解法並不存在。台灣不論在威權統治時期或民主化後，凡執政者、執法者欲速斬速決，以求自保或平息眾怒時，極易誤入有罪推定歧途，促使冤獄發生，令人枉死。暴力往往發生在一瞬間，正義卻需要緩慢謹慎才可能實現。

　　作者訪問了幾位堅守專業倫理和人權精神的律師和法官，他們拒絕屈服於鄉民正義速審速決的壓力，花時間進入殺人者的生命，釐清犯案脈絡，爬梳讓他們一步步走向絕境的歷程，審慎評估他們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到什麼程度？哪些是國家應當扛起、卻未承擔的責任？公民社會的集體責任又在哪裡？我們的社會若是繼續高舉經濟競爭力，維繫社會不平等和各種歧視，拒絕向輟學少年、外籍奴工、家暴受害者、孤苦無依者、重度精神病患、長期受欺凌壓迫者，提供必要且及時的援助，未嘗不是無意中參與了一個殺人犯的製造過程。

　　修復式正義：終止殺戮暴力的循環

　　倘若社會大部分成員相信「殺人者死」應被奉為司法最高指導原則，認為殺人行徑等同於喪心病狂，而社會必須取其性命才得以保障安全，那麼於白色恐怖時期違犯軍審法、直接介入審判，輕易地奪去上千人性命的蔣介石，以及當時任特務機關首腦，致使無數家庭家破人亡的蔣經國，是否都應被視為殺人魔王，被眾人唾棄？然而，君不見他們兩位至今仍被許多國人奉為勤政愛民的英明領袖，而被社會大眾指為殺人魔者，盡是失魂落魄的底層生靈？難道借執法者、執刑者之手遂行系統性迫害，因位高權重僅需下令、不勞親手血刃的殺戮，比較文明高尚？這是否意味著「殺人者死」的信念遇到有權者便會轉彎，進一步被強者作為壓制與排除弱者的工具？

　　當年威權統治者的濫捕濫殺，是出自國共激烈內戰對敵人勢不兩立的仇恨，是唯恐統治正當性堪慮的政權被顛覆的憂懼與被迫害妄想。這樣與現實脫節的深層恐懼、焦躁，其實跟本書中述及的殺人者們的心境十分類似，只是後者在生命中面臨的磨難、孤絕與險惡，甚至較前者來得更為真實。同樣地，每當重大刑案發生，鄉民們喊打喊殺時，不過是企圖鎮住自身的驚惶，希望可以從他人代為執行的殺戮幻想中，獲取短暫的掌控感、蒼白的秩序感和虛渺的安全感。只是，受到威脅而生的焦慮感，對於安全感的強烈渴求，是否足以證成殺人的正當理由？或許，個別加害者、威權統治者、網路鄉民三者殺人衝動間的距離，比我們原本想像的更為接近。我們在殺人犯身上看見的恨與復仇的強烈渴望，並沒有在一般人的意識深處消失，「我們」跟「他們」的差別，很可能只是我們的人生機緣，給予了我們可以將那殺人衝動成功地壓制下來的條件和養分。

　　我親愛的台灣社會，在某些議題上十分進步，但在廢死方面的思維則近乎前現代國家。每回有重大刑事案件發生，必要爆發間歇性集體思覺失調狀態。心中只有點閱流量、罔顧新聞倫理的媒體大肆渲染輪播，製造恐慌、焦慮，為已激憤的群情澆油添火。急著斬妖除惡、四處找代罪羔羊的網民，總不會錯過湧進廢死聯盟粉專狂罵，彷彿人是根本還沒有成功的廢死殺的，或是他們指使的。都忘了台灣的死刑還好端端的，而且每當選情低迷就可能被執政黨拿來當成護國神器揮舞。只要判決不符期待，謾罵怒火便轉而燒向法官、政府官員，抱怨政府拒絕滿足借體制殺人的報復衝動，卻渾然不知，這失控恐慌導致的思考不能，及其伴隨的報復殺戮衝動，不一定能平復受害者的創痛，卻足以說服有精神困擾且一心求死的人，殺人是借集體之力通往成功自戕的保證。

　　反對死刑，完全不等於支持殺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反對殺人，反對不經思考，用復仇暴力衝動的瘋狂邏輯處理重要生命議題，才需要支持廢死。何況，歷史經驗與各國重要學術研究都說明了，企圖以暴制暴，妄想以殺止殺，只會增強暴力殺戮的循環。斬除惡人無法讓我們高枕無憂。死刑的執行，只是讓社會集體一起完成一次殺戮衝動循環，但這個決定極可能遮蔽了亟待解決的複雜社會心理問題。希望本書的出版和閱讀，能召喚更多社會成員一起加入必要的深度思考旅程，好避免復仇怒火將社會關係燒成一片焦土，且讓理解和連結逐步緩解恐懼和傷痕，更從傷口中長出彼此支持與滋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