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讀大陸小說,總是不斷會有毛澤東一九五四年那首與曹操的霸業對話的〈浣溪紗.北戴河〉裡頭的「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歷史滄桑,物換星移的感覺。
從毛澤東寫那首詞時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前景下,意氣風發地出現的「紅旗譜」式的新生人物、新生事物,一路讀來,經過天翻地覆的文革後文學,到世紀之交八○後作家筆下,那與中國崛起,與規劃中的新一輪中國夢有著巨大反差的「小時代」之類的書寫,以及它周邊洶湧的底層的聲音。不斷轉換的人間,越來越讓我招架乏力,無所適從,甚至有文學史的無路可通的沮喪和沉重。
這文學史的無路可通的感覺,有時成了我閱讀的殘酷經驗和收穫。比方不久前來過台灣參加人間出版社座談的石一楓,在他那篇〈世間已無陳金芳〉,看到愛好音樂、「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的小說主角陳金芳,千辛萬苦從社會底層爬出,千方百計打入北京文化社交圈,穿小禮服聽音樂會,看畫展,做藝術品生意,甚至請來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到家裡開演奏會。讀著讀著,耳邊就響起T. S.艾略特音調鏗鏘的詩句:”In the room the women come and go/Talking of Michelangelo.”(客廳裡女士們來回地走/談論著米開朗基羅)。想起一九六○年代台灣現代主義風潮下,想當然爾地跟著複誦這帶著嘲弄意味的中產階級浮世繪,沒料到半個世紀之後,在據說有八億中產階級人口的中國大地成真,滋味著實不好受。
現在面對哲貴這本名為《某某人》的小說集,讀了裡頭直接了當地以住酒店的人、空心人、責任人、賣酒人、討債人身分出場的小說,直接浮現腦海,直接觸動心底的依舊是艾略特〈空心人〉的精神荒原世界。文學史好像又給了社會主義中國一個惡意的玩笑。不過不同於那些色調浮豔,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仿冒品的「小時代」情境,哲貴筆下這群生活在溫州經貿區,大都由國營機構或學院教師轉行為小企業主的人物,他們的出入高檔會所、喝洋酒、打高爾夫、講究歐洲品味、妻兒移民海外,或勤勤懇懇地做眼鏡框生意,到大排檔推銷紅酒等等行徑,已經是商品經濟規定和官商利益輸送制約下的日常化、天然化了的生活習性,意識上自然排除陳金芳式的「活得有點兒人樣」的根本欲望,也不會有她不會彈琴卻買了鋼琴的文化苦惱。他們只像艾略特詩中,生命癱瘓的「不是迷失的/狂亂的鬼魂,而只是些/空心人/稻草人」。
作為一個讀者,面對哲貴近乎零度寫作狀態呈現出來的這生產自中國經濟特區邊緣,影影綽綽,意義模糊的可以是任何人也可能查無其人的「某某人」群像,或許只能祈願艾略特〈空心人〉的預言不致成真,只能祈願這換了人間的無路可通的文學世界,在新一輪的中國夢之前,它的結束方式不致於是艾略特鐵口直斷的:「並非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
施淑(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